不同水平二语学习者跨文化道歉策略定量研究

周家文

（华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一、引言

道歉（apology）是一种“解决受害者面子需要、修补冒犯者不当行为并藉此维持双方交际平衡的言语行为”［1］，属于表达性的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2］。它旨在引出受害者的原谅及为其提供支持［3］。道歉行为在挽回受害者的面子同时威胁了冒犯者的面子，因为道歉时冒犯者往往主动降低自己的社会权力或地位以向对方道歉［4］。

刘思和刘润清［5］调查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常常混淆英语道歉语I am sorry 和Excuse me 的使用，并指出这是因为汉语的语用迁移在受试的中介语系统中发生了影响。他们同时提出，英汉两种道歉语间的对等翻译（I am sorry 对应“对不起”，Excuse me 对应“请原谅”）不但引起了汉语道歉语的语用负迁移，还反映了中英文化观念和行为准则上的差异。

然而该调查并未通过访谈受试以验证其假设。此外，在汉语表达中，Excuse me 不一定都被翻译成“请原谅”，且“请原谅”在汉语口语中很少被使用，其出现频率远不及“对不起”那么高。而在该项调查中，受试只有两种汉语道歉语的选项，分别是“请原谅”和“对不起”。根据汉语口语的使用习惯，可以推测大部分的受试会倾向于选择“对不起”而非“请原谅”。而这种选择偏向极可能是由母语的口语使用习惯引起的。

因此，本文试图探究不同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汉英道歉策略及其道歉语（如I’m sorry/Excuse me）的使用情况。

二、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重点在于对比分析不同文化中多种多样的语言活动。Goffman［6］指出，I’m sorry 和Excuse me在英语会话中都发挥修补功能，是说话者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道歉所使用的话语。根据Saussure的言语行为理论，I’m sorry 和Excuse me 都实现了道歉行为，但它们在不同语境中却有着不同的语用影响［7］。其中涉及“礼貌”这一相对概念。“礼貌”与否取决于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面子威胁程度”。

Brown 和Levinson［8］指出，“面子威胁程度”由三种独立变量的累计效果计算得出：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D）、他们之间的相对权力大小（P）和在该特定文化环境中他们各自的绝对地位。“面子威胁论”由此能够为比较不同文化间的礼貌差异提供理论框架。因此，礼貌策略的选择包含以下变量：交际双方的相对地位（RS）、社会地位（D）以及权力等级（R）。如，在与社会距离较远或权力高于自己的另一方谈话时，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使用Excuse me 作为句子开头；若是社会距离较近或权力平衡时，则更倾向于使用I’m sorry。

Kasper 和Schmidt［9］指出，学界关于中介语语用能力习得顺序的研究不足，且已有研究大部分聚焦于高水平的成年学习者、只关注一语或二语的其中一个方面。因此，中介语语用能力习得顺序的研究仍有待开展［10］。Chang［11］调查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试的英语道歉策略资源库，Jebahi［4］利用DCT（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方法调查了突尼斯大学生道歉策略的使用情况，与之相似的还有Al-Zumor［12］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确为实证性地量化研究二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多元的方法，但所涉及的道歉情景数量较少（8-10个），而且只研究一语或二语中的一个方面或只涉及大学生群体，也没有融入被试性别、社会权力高低、“面子威胁”程度等因素。因而本文尝试以道歉策略为例，综合有关因素对比调查不同水平的跨文化双语者其双语语用能力发展异同。

三、调查方法

（一）研究问题

1.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英汉道歉策略的发展过程是否一致？

2.母语对英语学习者道歉策略的习得是否有迁移影响？

3.社会/权力距离和对错误程度感知的差异对学习者道歉策略的使用是否有影响？

（二）方法及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用DCT式的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英汉问卷皆包含13种需要道歉的情境及其微背景，被试按照自己的语用习惯在所给空白处写上自己的答语。调查对象是广州市初一、高一和大一的学生，年龄在13 岁到20岁之间，母语皆为粤语，学习英语的年限为4到11年，每个年级随机选取30人作为被试。所得数据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整理和比较。在进行正式试验前，笔者选取了30名英语专业的研究生进行预实验，并结合集得数据和意见修改问卷。

笔者随后对集得数据进行编码，辨识并分类被试答语中的道歉策略。Fraser［13］（1981）、Olshtain and Cohen［14］（1983）、Trosborg［15］（1987-1995）等学者已总结出不同道歉策略的编码程式。本研究采用Chang［11］（2010）基于Cohen 和Olshtain［14］（1989，1983）的修改版本（详见表1）。

表1 道歉策略的编码程式

表2 本调查DCT式问卷中的道歉情境和参与人物

（三）结果

根据Rose［15］（2000）和Chang［11］（2010）年的研究，本文将道歉策略主要分为两大类：道歉语（IFID）和解释语。以下是对被试答语编码分类后的统计结果示例。

表3 初一年级在13种情景中使用IFID数量的百分比

表4 不同组别13种情景下道歉策略使用情况（百分比）：以解释原因为例（未分英/汉）

表5 不同组别对13种情景中社会权力（以被试为比较基准）和错误程度评分的平均值

由表3—表5 可知，被试在英语情景中所使用的IFID 绝大多数是sorry 类的道歉语（82%，67%，66%），如sorry，I′m sorry（to..）；Excuse me 类没有出现。而其他的英语答语为Yes/No/OK/apologize，不属于IFID范畴，故不作讨论。而被试在汉语情景中所使用的IFID则包括“对不起”“抱歉”“不好意思”，以及其他非IFID的答语。不同年级所偏好使用的汉语IFID 也不一样：初一和高一被试偏好使用“对不起”（41%，18%），大一被试更喜欢使用“不好意思”和“对不起”（19%，19%）。总体而言，初一被试在英汉情景中所使用的道歉语数量和种类都较另外两个年级多。

在道歉策略（解释语）的使用上，三个年级的被试都倾向于使用解释原因（16%，13%，12%）和描述事实（7%，6%，5%）策略。其中，高一被试在自责（0.15%）、承认做错（0.85）、提出补偿（2.85%）和最小化损失（0.85%）这4个策略上的使用比例都比另外2个年级明显低。而大一被试使用幽默策略的比例（4.29%）比另外2个年级明显要高。初一被试使用提出补偿策略的比例（7.62%）也比另外2个年级明显高。

被试对听话者与自身的社会权力差距和在目标情景中的错误程度评分呈显著的弱负相关（r=-0.497，p＜0.05），即在目标情景中，若听话者的社会权力比被试的越大，被试判断自身错误程度越小。

统计结果表明（见表2），不同年级的被试在不同的情景中其道歉策略使用的倾向和发展趋势并无显著差异。横向比较在同一情景中，分别用英语和汉语所作的道歉语和附加语的种类和数量也无显著差别。在情景7 和12 中（分别是“弄坏书皮”和“摔坏父母手机”），英语初一和汉语大一/汉语高一和英语大一的解释原因策略使用频率反差较大。在“弄坏书皮”情景中，英语卷的初一被试更倾向于在道歉语后解释犯错原因，而汉语卷的大一被试则更倾向于不解释。在“摔坏父母手机”情景中，汉语卷的高一被试更倾向于解释犯错原因，而英语卷的大一被试更倾向于不解释。另外，在描述事实策略的使用上，各年级被试的使用率趋势较为相近，但相对而言英语卷的大一被试更少使用此策略。在提出补偿策略的使用上，各年级被试的使用趋势较为相近，但在情景1中，汉语卷的大一被试较少使用该策略；且该策略的使用也并未根据年龄或个人资产状况的提升而产生规律性变化。在承认做错策略的使用上，汉语类被试的使用率较高，英语类被试的使用率较低，且高一被试在英语类和汉语类情景中对该策略的使用都少于其他被试。逃避责任策略的使用情况最为多变，被试间对该策略的选择个体差异较大，没有较明显的趋势共性。

四、讨论

（一）以粤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英汉道歉策略的发展过程

由数据统计可以看出，被试在13种不同类型的英语情景中所使用的道歉语（IFID）绝大多数是sorry 类，Excuse me/ Please forgive me 类的没有出现。可见，以粤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运用英语道歉时往往使用最为简单直接的IFID（I′m sorry），并没有考虑或区分使用Excuse me/Please forgive me 等更为严肃正式的道歉语。此发现与刘思（2005）的结论有出入。而在汉语情景中，被试所使用的道歉语则包括“对不起”“抱歉”“不好意思”，“请原谅”这一类道歉语没有出现。此发现亦间接佐证了笔者开篇的观点：因“请原谅”并非汉语母语者常用的道歉语，故会对刘思（2005）调查结果的适用性产生影响。在本调查中，“对不起”是三组被试都最为常用的汉语道歉语；大一被试还另倾向使用“不好意思”此类道歉语。总体而言，初一被试在英汉情景中所使用的道歉语数量和种类都较另外两个年级多。可见，以粤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二语道歉语的使用并非翻译对等，而是语感驱动的：在英语中倾向使用简单直接的（I′m）sorry，在母语中则是根据语境和语感，没有明显倾向。

（二）母语对英语学习者道歉策略发展的影响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被试都有在道歉语后添加附加语，以此构成其完整的道歉策略。在道歉策略的使用上，三个年级的被试都倾向于使用解释原因（16%，13%，12%）和描述事实（7%，6%，5%）策略。而在其他策略的使用上，三组被试在13种不同的英汉情景中都有不同的侧重，并没有明显的随年龄或语言变化的规律性。

但三组被试在特定情境中对道歉策略的使用有所区分。如在“与父母见面迟到”“弄坏从图书馆借的书的书皮”“爽约和忘记付的士钱”场景中，三组被试都在道歉语后高频使用解释原因这一道歉策略，而幽默、逃避责任等其他的道歉策略则较少被使用。而在情景“弄丢哥哥的书/密友的包裹”这类情景中，三组被试则都倾向使用描述事实和提出补偿，而非辩解、解释原因等策略。在“说老师/同学坏话”场景中，三组被试都倾向于道歉之后马上辩解，称自己“说的是另外一人，其实您讲得很棒”等。在“错打小孩”场景中，三组被试都倾向于直接反问“是谁干的”，而不会采用解释原因、承认做错等道歉策略。可见，被试对道歉策略的选择，是由具体场景及其对该情景的错误程度所决定，与被试的心理现实性、认知能力有关，而与其母语和英语的语言知识、口语水平相关度不大。母语对英语学习者道歉策略发展的影响仅体现在母语思维方面，可能会使得一部分被试将其道歉附加语直接翻译成英语，而非功能上的对等。

在英语类和汉语类问卷中，被试都集中使用解释原因和描述事实两种策略，其他策略较少用及；附加语较短，倾向于使用归约性表达——来自课本上的简短句子；部分被试会直接翻译母语为英语句子。可见，在本调查中的英语学习者的道歉策略的使用是以母语思维和所用语言的语感为驱动，个体差异较为明显，随年龄或二语水平而发展的规律性不大。

（三）社会权力/距离及对错误程度判断的差异对学习者道歉策略使用的影响

被试对听话者与自身的社会权力差距和在目标情景中的错误程度评分呈显著负相关，即在目标情景中，听话者的社会权力比被试越大，被试判断自身错误程度越小。其中，社会权力和错误程度反差较大的情景都是长辈为受损方/听话人。此时年龄和二语水平都较低的初一和高一被试主要使用描述事实和解释原因策略，而心智更为成熟、二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大一被试则多使用逃避责任、解释原因、提出补偿或承认做错4 种不同的道歉策略。可见与被试而言，对社会权力距离和错误程度的判断主要看：若对方是自己亲近的长辈，则社会权力距离较远、自己错误程度较小；若听话人是平辈、陌生人长辈、小辈则，则社会权力距离不远，但自己错误程度较大。而其对被试道歉策略使用的影响是由说话者自身的心理现实性和二语水平共同决定的。一般来说，心智越成熟、二语水平越高，所用的道歉策略种类和数量也越多。

五、结语

每种文化都有独特的礼貌策略，全盘照搬某一文化的礼貌策略可能会致使来自另一文化的听话人的误读，从而导致交际和语用失败。因此，英语二语学习者很有必要发现并理解英语礼貌策略的交际内涵、语用应用及其与汉语礼貌策略的差异。通过DCT式问卷调查，本文发现以粤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二语道歉语的使用并非翻译对等，而是由语感驱动：在英语中倾向使用简单直接的（I′m）sorry，在母语中则是根据语境和语感选择道歉语，没有明显倾向。此外，二语学习者其道歉策略的使用以母语思维和所用语言的语感为驱动，个体差异较为明显，随年龄或二语水平而发展的规律性不大。社会权力距离和对错误程度的判断对学习者道歉策略使用的影响由说话者自身的心理现实性和二语水平共同决定。一般来说，心智越成熟、二语水平越高，所用的道歉策略种类和数量也越多。

［1］Holmes J.Sex differences and apologies：one aspec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J］.Applied Linguistics，1989（2）：194-213.

［2］Trosborg A.I nterlanguage Pragmatics：Requests，Complaints，and Apologies［M］.Mouton de Gruyter，Berlin，1995.

［3］Olshtain E.Apologies across languages［J］.In：Blum-Kulka，S.，House，J.，Kasper，G.（Eds.），Cross-cultural Pragmatics：Requests and Apologies.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Norwood，1989，pp.248-273.

［4］Jebahi K.Tunisian university students’choice of apology strategies in a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J］.Journal of Pragmatics，2011（43）.

［5］刘思，刘润清.对“道歉语”的语用定量研究［J］.外国语，2005（5）：17-23.

［6］Goffman E.Relations in Public［M］.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1.

［7］何自然.语用学讲稿［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2-98.

［8］Brown P.and Levinson S.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Politeness Phenomena in E.Goody（ed.）Questions and Politeness：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M］.CUP，Cambridge，1978.

［9］Kasper G，Schmidt R.Developmental issues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96（18）.

［10］Kasper G，Rose K.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J］.Language Learning，2002（52）.

［11］Y-F Chang.‘I no say you say is boring’：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L2 apology［J］.Language Science，2010（32）.

［12］Abdul Wahed Qasem Ghaleb Al-Zumor.Apologies in Arabic and English：An inter-language and cross-cultural study［J］.Journal of King Saud University—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2011（13）.

［13］Bruce Fraser.Insulting Problems in a Second Language［J］.TESOL Quarterly，1981（4）：435-441.

［14］Olshtain，E.，Cohen，A.Apology：a speech-act set［J］.In：Wolfson，N.，Judd，E.（Eds.），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Newbury House，Rowley，Mass，1983.

［15］Rose K.An exploratory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0（22），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