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董鼎山忆兄弟之间

花城出版社新出了《董鼎山口述历史》。我捧读再三，诸多往事，清晰如初。

“口述历史”这些年在中国渐成潮流，方兴未艾。这一领域的开创者，非唐德刚先生莫属。他关于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口述历史，都被视为经典之作。1918年，在我就读复旦大学时，从美国归国的唐德刚曾来我们学校讲述自己的写作经验。那时我还无缘读到其整理的口述历史著作，不过，他提及的人物与历史，他的采访经验，都让我茅塞顿开。我第一次知道走进历史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著作陆续引进出版，《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户，让我们可以走进历史深处。

唐德刚2009年去世时，董鼎山寄来了一份复印件，是他写的《我的朋友唐德刚》，并在复印件上写道：“李辉老弟：此文写于1989年，30年了，朋友提醒才知，原来刊在国内何一刊物，已忘了，后来收在《留美五十年》文集中。巧妙的是标题与近来一短文相同。”虽董鼎山记忆有误，距他写信应是20年了，但读此文，方知他与唐德刚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纽约就是好朋友。一次他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咖啡馆谈话，唐德刚建议董鼎山，既然如此爱书，何不攻读哥大图书馆硕士学位？曾在上海《辛报》《申报》当过记者的董鼎山，因唐德刚的一席话，人生走向从此改变。

董鼎山在上世纪50年代通过唐德刚认识了胡适，也与文艺社团“白马社”的一些社员成了朋友。在他印象中，胡适虽已退休，精神却犹如少年，喜欢与青年人为伍。他们曾合作创办《海外论坛》，胡适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曹雪芹小像的考证》。后来，董鼎山寄来1册《海外论坛》和4册《自由中国》，其中《自由中国》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从政治与军事因素看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展开民主政治讨论的风气》《论赫鲁雪夫其人及其为政》《谈杜勒斯》。这些文章不知是否收录到他的文集中，但这些经历，使董鼎山具有了不同视野，从而在多年后，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书中天下。

董鼎山1922年生于上海，胞弟董乐山是著名翻译家，曾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西行漫记》。兄弟二人，均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7年，董鼎山离开上海，时隔31年才第一次重返中国。逗留北京时，董乐山带了几位好朋友与哥哥见面，其中就有散文家、翻译家冯亦代。当时冯亦代正在参与创办《读书》杂志，于是当场约请董鼎山开设一个介绍美国文化与出版的专栏。董鼎山说自己多年不用中文写作，担心写不好。冯亦代说，我们会修改文字，但文章内容不会修改。董鼎山同意了。自此，董鼎山与中国读者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

在《读书》上，我们这一代读者渐次拜读了董鼎山介绍美国文化的文章。在我们眼中，他的文章是一座珍贵的文化桥梁，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文学风景。1984年，他把发表在《读书》和香港《大公报》副刊上的文章，结集为《天下真小》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在后记中，第一句话就是：“这本集子能问世，首先得感谢老友冯亦代。”

《天下真小》这个书名源自董鼎山1979年在人民日报“战地”副刊（现为“大地”）发表的文章《天下真小》。他写道，美国人通常谈话时有一句口语“It's a small world”，即中国所说的“天下真小”。这篇文章很妙，叙述他在美国几个场合与不同的美国朋友聊天时，竟然谈到的朋友各自都认识。

天下真小，董鼎山搭建的这座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却很大。他的文章传递了大量欧美文学界、出版界的信息，两种文化背景使他的作品既有东方的细致缜密，又有西方的浪漫气息。此后他又出版了《诊断美国》《纽约客书林漫步》等书，成为中美文学交流的杰出使者。

我第一次见到董鼎山，是在1997年秋天。我开车去酒店接他，送他先去看望冯亦代、黄宗英夫妇，再送他到弟弟董乐山家中。

就是这一次，他们兄弟之间爆发了冲突。

这年4月，董鼎山在香港发表一篇书评，评论美国专家写的一本关于中国和美国是否会发生战争的书。董鼎山认为，中美虽然在意识形态和许多事务上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根据國家关系的发展和中国自身利益来看，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核战争。董乐山却不赞同，认为董鼎山在美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应该如此说话。董鼎山后来告诉我，他到北京与弟弟见面，弟弟大声斥责他，吃饭后两个人冷冷地告别——这成了兄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董乐山对董鼎山的态度都很冷淡，颇不耐烦。有时董鼎山从美国打电话问候弟弟的病情，得到的回应也很冷淡。他想从美国回来看弟弟，弟弟也说不需要。兄弟之间，从此失去和解与重逢的机会。

在董乐山去世10周年前夕，董鼎山完成了一篇长达10页的《兄弟之间》。第二天，他就把稿子用快递寄给了我，并在信中说：

李辉老弟：

奉上《兄弟之间》纪念文，我自己读了也觉得写得过分，无意间我在想着乐山那天对我的申斥。

不发表也无妨，给您留纪念吧。

祝新年快乐。

鼎山

12/10/08

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兄弟二人的一生交往、深厚情谊和最后的矛盾冲突。董鼎山的遗憾和不解，尽在其中。他写道，自己和弟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弟弟的情绪他能理解，但令他难过和难以接受的是，彼此观点的不同却影响了他们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在《董鼎山口述历史》一书中，如今细细阅读，仍令人无限感慨。

就在两兄弟发生矛盾之际，因为一本书的翻译，我无意之中成了他们隔空万里进行沟通的桥梁。

1997年，我前去探望患了癌症的董乐山。他递给我一本董鼎山寄来的《China Hands（走进中国）》，并建议我翻译。我欣然同意。董乐山又给了我董鼎山在纽约的地址，要我通过董鼎山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后来，董鼎山帮助我与作者彼得·兰德建立联系，使我的翻译如期进行。翻译过程中，我又受央视纪录片频道制片人陈晓卿所托，为纪录片《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风云》撰稿，并去美国搜集相关影像资料，拍摄《走进中国》作者的访谈。

于是，我有了2001年夏天的美国之行。到纽约后，我前去看望董鼎山。他告诉我，当时他和董乐山都认为这本书有翻译价值。我很欣慰，翻译这本书成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最后关联。

那天，董鼎山兴致颇高，一定要请我到外面吃饭。吃饭时，他谈到董乐山在美国时和他一同愉快地旅行，谈到兄弟重返上海的快乐时光，谈到最后一次见面的爆发与内心凄凉……

我喜欢逛旧书店。饭后，董鼎山带着我走进一条街道，指着一幢房子说，这是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故居，而路过故居后，再走一段，就是纽约最大的旧书店。我在那里买到了十几本与中国相关的书，包括《时代》创办人鲁斯的传记《鲁斯和他的帝国》。没想到，3年后，我真的在《收获》杂志上开始了《封面中国》的写作，这一写，竟有12年。

在写作《封面中国》的过程中，遇到无法理解的上海地名、商店名称的翻译和内战期间的史实，我总会写信请教董鼎山，他总是一一回答。当时董鼎山已经80多岁了，但记忆仍很清晰。我一直感慨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没有董鼎山、董乐山兄弟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走进中国》的翻译，更不可能完成《封面中国》的写作。

2015年1月12日，董鼎山写来一信：

李老弟：多谢谢您与宗英的照片。她看来很健康，令我高兴。我自己已行动困难，日靠老妻，她已85，我每日只望能平安去世。望您们新年如意。 鼎山

与董鼎山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2015年11月24日。我从上海归来，去信告诉他又见到了他的老朋友黄宗英，并且计划出版《黄宗英文集》一事。董鼎山当即回复：

辉，经常挂念您，妻去世后，更是孤寂，近来身体不佳。宗英也90岁吗？鼎

此后不到一个月，董鼎山于12月19日去世。他一直念叨的“死亡”真的来了。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与妻子，与弟弟董乐山重逢去了。惟愿他们兄弟之间，在天堂重归于好，情谊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