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油滑”看《故事新编》的体裁

方 舟

(扬州市新华中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故事新编》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油滑”是一个有争议的焦点;另一方面，对《故事新编》文本体裁的认定存在一些分歧。在对以上两方面问题加以重视的基础上，不能忽视这两个问题间存在的联系而孤立地看待它们，“油滑”问题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促进体裁问题的解决。

一、《故事新编》的两种“油滑”

“油滑”一说最早是由鲁迅自己提出的。《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谈及《补天》里“古衣冠的小丈夫”时他说:“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与自己很不满。”［1］1在这里作者无疑是对这种“油滑”持否定态度的。但在序言的末尾处却又说到:“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1］3。鲁迅这样一个天才的作家，在认识到自己创作上的“毛病”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连续十三年如此却不改进?我们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鲁迅对于自己的“油滑”到底报着怎样的态度?鲁迅何以在《故事新编》中延续了“油滑”?

首要的任务是弄清楚“油滑”到底是指什么?有论者曾指出“油滑”是指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所使用的一种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的艺术手法。结论虽有一定道理，但显然不全面。《故事新编》序言提到:“古衣冠的小丈夫”这个形象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又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2］这里的油滑显然与认真相对，指的是写作态度，即把心中话语写入文本的过程中是否经过了周密的思考与精巧的构思。而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又说过“以后也想保持这种油腔滑调”，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应该如何理解?笔者认为，这种“油腔滑调”指的是经过鲁迅精心构思后，能够更加深刻地表现主题、更加有效地唤醒人民而又不破坏文章整体性和艺术性的“古今交融”。因此，《故事新编》的文本中便有了两种“油滑”。［3-5］

第一种“油滑”是针对创作态度而言的。虽然这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一类，但我们绝不能把它归因为写作上的怠慢，它是鲁迅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而要将之发诸笔端的表现，其中透露出鲁迅直率的性格和善恶分明的眼中揉不得一点沙的正义感。这一类“油滑”是杂文手法在鲁迅其他类型作品中的应用，具有极强的战斗性。例如《补天》中出现“古衣冠的小丈夫”针对的是对《蕙的风》提出批评的封建卫道者;《奔月》中使女口中出现“战士”、“艺术家”影射的是中伤鲁迅的高长虹;《非攻》结尾提到“募捐救国队”暗指的是30 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的欺骗、掠夺行径。以上各例往往针对当时不能为鲁迅所容忍的具体人或事，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既然通过对这些具体人、事的暴露和讽刺可以一吐鲁迅心中的块垒，那么为什么又会“对于自己很不满”呢?这正是“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写法固然可以令“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却破坏了文章的总体结构，削弱了文章的艺术性，甚至思想性，给人感觉是挂在文章主体之外的部分。《补天》的主题是歌颂劳动、创造，文中满怀激情地刻画了女娲的伟大形象，通篇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但是女娲腿间出现的“古衣冠的小丈夫”，不但把宏大的结构破坏了，与文章氛围极不相符，而且与前述主题缺少关联，可以看出是鲁迅即兴之发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奔月》中。鲁迅自己承认和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并引用高长虹攻击鲁迅的原话，令人感到生硬。《非攻》中的“募捐救国队”情节给了墨子一个难堪的下场，也只是为了影射国民党反动政府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的欺骗、掠夺行径，于树立墨子的形象并无益处。总而言之，以上种种“油滑”并未“化”入文本的主要情节中，如果删除也并不会对作品的理解产生多少影响。相反的是，如果加上去，即便是那个时代的人，要是对社会情况和文坛掌故没有相当的了解，也是难以读懂的。

第二种油滑并非说出现在古代环境下的所有现代内容都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性和艺术性，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有一部分现代内容明显经过了鲁迅的精心构思，它们真正地融入进了文本的情节之中，有益于表现文章的主题，是相对于前者而言的另一种“油滑”。如果说前一种“油滑”还仅仅是“古今杂糅”，是“顺手一枪”的散兵游勇还未能布成阵的话，那么这一种则真正地达到了“融古铸今”和“古今交融”的标准，是有组织、识大局的战士，是鲁迅认真思索的结晶。《理水》中出现的文化山、幼稚园、奇肱国等事物与大员考察、接风洗尘、英语对话等情节极具现代性;《采薇》中应情节需要出现了介于古今之间的人物小丙君与小穷奇君;《出关》中的以关尹喜为首的众人也同样是如此。以上这些内容虽不是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起到渲染环境气氛的作用，从中明显可以看出是经过鲁迅精心构思的。相比于前一种“油滑”在文本中体现出来的突兀，这一种“油滑”则很好的“融”进了文本里，丝毫不存在不谐调的感觉。读者读过这样的段落往往会置身于一种氛围，产生一种似古非古、似今非今之感。

二、“油滑”之成因与评价

综观两种“油滑”，它们各有各的成因。第一种“油滑”的产生，部分是由于鲁迅当时只是把首篇《补天》当做练笔之作，试图尝试新的写法，而并未像写其他现实主义作品那样有着诸多条条框框，这也同时成为两种“油滑”得以产生的契机。同时，这是由鲁迅的性情所决定的。鲁迅向来具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疾恶如仇的真性情，对于自己所不满的事或人常常迫不及待地提出批评或予以反驳，鲁迅以论战性著称的杂文就是很好的例证。此类“油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杂文手法的移植。

第二种“油滑”的产生原因有三点。首先，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稍加观察可以发现，存在第二种“油滑”的作品，创作时间都集中于三十年代中期，这绝不是偶然的。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国民党政府加强了独裁统治以及对进步作家的政治迫害，与左联保持密切关系的鲁迅的人生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开地发表意见不可能，也是不明智的，于是鲁迅便想到了以“融古铸今”的“故事新编”形式来反映社会，从而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耳目，针砭现实。其次，要考虑到鲁迅自身的原因。鲁迅作为一个不断追求创新的伟大作家，《呐喊》和《彷徨》中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新的创造。但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鲁迅的晚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且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而忙于生计，用于创作的时间骤减，不具备良好的写作条件，再考虑到他之前写出的作品在当时已达到一个极高的水准，在此基础上创新难上加难。于是鲁迅别开生面地以古人古事为切入口，精心构思出一篇篇“古今交融”的佳作，在另一个层面上实现了创新。最后，从文本内部来看，这种经过鲁迅精心构思的“油滑”也的确能增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们不但再现了三十年代社会的黑暗，揭露了上层人物的丑恶，展现了下层人民的困苦，更是让国人认识到了千百年来的顽疾，从而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同时这些“油滑”在作品中营造了一种“似古非今”的奇幻氛围，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感受。

确立了上述对两种“油滑”的认识，对“油滑”的评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以往的论者对于“油滑”的评价可分为正反两大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油滑”正是《故事新编》的过人之处，将今人今事混合于古人古事之中，是鲁迅增强战斗性的构思。第二类观点认为不必为贤者讳，这些“油滑”之处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着缺陷。对于第一种“油滑”，它的优点在于战斗性与时效性强，它的存在给予具体目标以迅速打击，这与鲁迅杂文的特点相似。现实斗争的紧迫性容不得鲁迅作过多的艺术构思，使得材料以一种较为原始的面貌呈现在作品之中，因而缺陷也随之暴露出来了，它的存在不可避免的破坏了艺术的完整，甚至情节的完整。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来取材是无可厚非的，关键还在于应该通过文中的场面和情节自然的流露，而不应该以破坏文章的整体性作为代价。对于第二种“油滑”，它的优点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鲁迅通过它更好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人事，唤醒人民，增强了文章的思想性;另一方面，第二种“油滑”营造了一种“亦古亦今”的氛围，给我们带来一种独特的奇幻审美享受，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性。

通过以上对两种“油滑”的分析，可以这样认定:区分两种“油滑”的标准就在于相关文字与文章主体是否相“融”，即考察相关文字是融进文本参与叙事，还是仅仅是游离于文章主体之外的插科打诨，是“融”于文章的整体氛围之中还是与之不和谐。

三、透过“油滑”看体裁

关于《故事新编》体裁定性方面的论争由来已久，众多论者各执己见。有的认为它是写“古人古事”的历史小说，有的认为它是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还有的认为它是“新的历史小说”，这些观点不是以偏盖全而过于片面，就是含糊其辞而未能说明体裁的本质。探究以上观点的缺陷，主要是由于以往的论者大多把八个单篇看作一个整体，事实上，八篇文章应该分开考虑、区别对待。

如果用以上“融”与不“融”的标准来考量作品的体裁，可以清楚地发现并不是每个单篇都做到了“古今交融”。不存在真正的“融古铸今”情况的那部分篇目，体裁相对容易判断，把它们归为历史小说是比较恰当的。这包括《补天》、《奔月》、《非攻》、《铸剑》四篇，可以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来考察。从情节结构上来看，在前三篇中都存在着居于主体的古代情节附带上个别现代片段的模式。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这些现代片段是游离于主体情节之外的，拿去并不影响对主体情节的理解，有时反而使情节显得更加流畅。二是这些现代片段有的对情节结构造成破坏、对文章氛围造成损伤、对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这些片段并不能算是文章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没有“融”入文章，类似于古典戏曲换场时的插科打诨。除此之外，可以从文章中的主体情节入手。如果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情节绝大多数有来历，即便有些内容经过了作者加工，也并不带给人们现代感。《补天》的主要情节来源于上古女娲的传说，写了“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抟黄土做人”;《奔月》的主体情节是根据后羿射日及嫦娥奔月两个传说敷衍而来;《非攻》中所讲的墨子止楚攻宋确有史实。正如上面的例子，各篇的主要情节都来源于历史(包括古书中的神话传说)，即便其中穿插着鲁迅的想象，也只是在历史情境下对原有情节的润色，并且没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至于《铸剑》，无须过多讨论，它完全符合历史小说的要求，其中穿插的想象也是鲁迅在历史情境下的合理发挥。至于之前有论者否认《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理由是其内容多与史实有出入，并且每一篇中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影子。这恰恰是所有历史小说的特征。如果把其中的“油滑”看做插科打诨的类同物而不予考虑，上述四篇在各方面无疑都符合标准。

下面再把目光投向存在着第二类“油滑”的作品中。这一类是经过鲁迅精心构思过的，能够更好揭露黑暗、唤醒人民的“古今交融”，是真正做到让古代场景和现代人事“融”到一起的鲁迅的体裁创新。这一类作品包括剩下的《理水》、《采薇》、《出关》三个单篇。如果说在前一种“油滑”中鲁迅还执着于古代语境下对现实中具体人事的针砭，那么在后一种“油滑”中鲁迅无疑已开始意图在古代场景中反映时代的面貌。《理水》中文化山、幼稚园、奇肱国等物像群，以及大员考察、接风洗尘、英语对话等动作组，为我们清晰呈现出三十年代国民党官僚与反动文人的无耻行径;而“汤汤洪水”中平民的艰难生活图景也必然使人联想到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于是有了《采薇》中不堪忍受而落草为寇的下层人民代表华山大王小穷奇君，以及在这种腐朽统治中如鱼得水的另类帮闲文人小丙君，伯夷和叔齐只有在遭遇到这两个极具现代性的人物之后才显出其消极避世的思想是何等的无用，给当时逃避现实的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出关》中“图书馆长”老子在关上作讲座，作者将此作为文章的主要情节向我们展示了三十年代文坛的“光怪陆离”，文人的“千奇百怪”，并对它们加以讽刺。在这三篇文章中，显然已经不能像之前那样把其中的现代情节当做插科打诨类的插笔，因为这些文字已经融入了文章的主体情节之中，它们已经作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如果去掉它们将直接造成情节的不完整，进而影响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给这三篇文章的体裁定性上有了难度。有论者认定这三篇文章也属于历史小说，这样的归类显然是不科学的。首先，历史小说虽然允许一定程度内的想象和虚构，夸张和集中，但前提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写，这三篇文章都未能做到这一点。鲁迅采用对于历史中正面形象加以否定的反弹手法，显然没有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写。其次，历史小说要求在大的史实方面不能杜撰、篡改、违背，这三篇小说显然不合要求。相比于之前四篇仅仅在原有的情节基础上加工润色不同，这三篇中有相当一部分重要情节是鲁迅的颇具现代性的自创。如《理水》中水利大员们以考察的名目游山玩水，收取百姓们的供品，文化山上学者们作诗考据题词等等;《出关》中“图书馆长”老子在关上的大厅里作学术报告;《采薇》中伯夷和叔齐在逃难中遇到小穷奇君和小丙君两个颇具现代特征的人物，上述情节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古代的环境之中，纯粹来自鲁迅的奇思妙想。综合以上这两点，把这三篇归类为历史小说显然是有问题。具体说是什么，不妨说是鲁迅自创的一种体裁，这种体裁以古今相“融”为特征，可以叫做“古今交融”体小说。

最后来谈一谈《故事新编》中的特殊之作《起死》。有两点值得思考。《起死》是不是历史剧?我认为不是。原因在于虽然此剧取了《庄子》中的一点儿因由，但综观全篇，情节几乎都出自鲁迅的天才想象，从中根本无法看到历史的面貌，且死人复生这种超现实的事件也是以往历史剧中所不可能出现的。《起死》是不是“古今交融”体戏剧?我认为也不是。“古今交融”体戏剧与小说一样，以古今相“融”为特征。《起死》的文本中唯一的现代性来源于巡士这个角色的设定，鲁迅将他处理成一个类似三十年代巡警的人物，吹警笛、带警棍。是否可以仅仅依据这些便认为他能代表“古今交融”中“今”的这一部分?我认为不能。原因在于此剧对于角色的塑造过于抽象，巡士是有符号化倾向的人物。综观整篇剧作也正是如此，给人感觉是在一个抽象的时空中展开剧情，鲁迅所关心的只是事件本身，而时间、地点无形中被弱化了。再加上死人复生的事本身所具备的荒诞性，使得古与今不再分明。笔者思考《起死》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一部寓言剧，因为寓言剧并不排斥童话神话等超现实的东西，并且具有对人的启迪鞭策功能，而这些与《起死》也是相符的。

“真理愈辨愈明。”在对于《故事新编》的“油滑”和体裁的辩论过程中，自身也就更加接近真实。鲁迅是一座高峰，平凡人也要敢于去攀登，只要抱着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定能把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

［1］ 鲁迅.故事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王哲.“油滑”问题与《故事新编》小说艺术的新探索［D］.郑州:河南大学，2013.

［3］ 王建雄.论《故事新编》的文体精神［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4］ 山东省鲁迅研究会.《故事新编》新探［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5］ 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