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崔格格,刘维奇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城乡经济、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刘彦随等,2016)[1]。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促进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城市显示出巨大的极化作用,吸引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出,转移至城市(何仁伟,2018)[2]。长期以来,“三农”发展基础薄弱,导致农业效率低下、农村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微薄,出现日益严重的“乡村病”。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最大的“拦路虎”。
“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反映了党中央对城乡关系在不同时代认识的深刻变化。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对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新描述和新定位,更是新的历史方位下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战略导向。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城乡不再是对立的,也不是“城市中心论”导向或“农村中心论”导向,而是城乡处于平等地位的整体考虑。多年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政策导致农村发展处于从属地位,生产要素从农村不断流出导致农村发展受阻,城乡关系处于畸形状态,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居民收入水平、居民身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双循环”发展的背景下,解读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刻意义,分析其发展机理,考虑其时空发展特征,探索其动力机制,对于新时代更好地把握城乡关系,补足“三农”发展短板,促进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乡融合是城市与乡村各种活动的集聚和分散以及城乡之间不断调整、城乡间生活方式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新时代赋予了城乡融合更深刻的内涵,理论界从城乡联系、城乡功能、制度优化、空间布局优化等视角对城乡融合进行了界定,但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随着城乡空间联系的增强,学者们认为,城乡融合区是城乡要素结合的过渡区域(Yan et al.,2018)[3],要素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的本质(刘春芳和张志英,2018)[4],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是城乡融合的基本条件,区域协调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标志(金成武,2019)[5]。城乡融合不是城乡的同质化、无差异化,城市与乡村只有互补、互促,实现有机统一和两个空间的平等发展,才是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最终目的与成果。
城乡融合的精准测度是清晰了解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石,目前的城乡融合测度主要是基于两种方法。(1)构建城乡融合多维评价体系。周佳宁等(2019)[6]构建了“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环境”多维指标框架,利用计量模型验证了城乡融合的空间集聚效应,即省域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呈现东部和东北部水平较高、中西部水平较低的状态,且俱乐部和内部分异同时存在。郭海红等(2020)[7]采取空间分析、泰尔指数等方法,通过划分城乡融合的前提、动力、结果,构建了评价体系,认为城乡融合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发达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整体高于欠发达地区,南北差距逐渐超越东西差距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态势。(2)城乡融合区测度。城乡融合区在地理位置上是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区、过渡带,具有人口密集、公共设施完备的城市特性以及三次产业并存的乡村特征,城乡融合区的关联度或发展水平可以代替区域城乡融合程度(刘玉和冯健,2017;吴燕和李红波,2020)[8,9]。
城乡融合的路径方向或政策制定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乡融合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周凯和宋兰旗(2014)[10]从体制机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制度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动力,只有改变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实现(陈钊和陆铭,2008)[11]。张建平(2020)[12]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出发,认为物质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差异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原因。要素市场化与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协调推进能够缩小城乡差距,新型城乡发展应重点考虑“城乡资源配置流动”等问题,关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要素对城乡相互作用的影响(Tacoli,1999;Yang,2020)[13,14]。Chan(1998)[15]从增强三农内生动力的角度出发,认为仅靠城市主导推动城乡融合是不够的,农村劳动生产率需要提高,以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在没有其他干预的条件下,借助外部资本注入,农业充分发挥自身发展潜力并带动农村的城镇化,通过产业融合拓展其多元化功能,这应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李文宇(2015)[16]基于空间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本地市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生活成本效应、拥挤成本效应、市场一体化效应共同作用于城乡关系发展,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依据密度、距离和分割三个特征进行空间转变(郭珍,2019)[1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1)国内外学者对城乡融合内涵的研究较多,而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未进行清晰界定,本文则在剖析深层次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机理;(2)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水平测度多停留在理论分析上,仅有的定量研究也多是分析某一年的静态水平,对空间异质性及时空动态变化规律考虑较少,本文则从多维视角出发,试图构建科学、合理、系统的城乡融合测度评价框架,对城乡融合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审视,以期把握发展的动态性,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提供基石;(3)以往对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的分析未能对外部推力与内源动力进行区分,本文则利用各年份面板数据对城乡融合的内外动力因素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城乡融合的动力机制及发展路径。
城乡关系一直是各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关系,也是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均关注城乡协调与均衡,如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提出的“城乡社会平等观”“和谐社会”等构想、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为代表的西方早期城市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的理论。20世纪中期,城乡理论研究取得较大的突破,如以刘易斯“二元结构”(Lewis,1954)[18]理论为基础形成的“乔根森模型”“托达罗模型”“城乡空间计划发展模型”等,此时的理论均带有“城市偏向”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者们更加重视乡村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以“乡村城市发展战略”为代表的理论,即这些理论呈现出“乡村偏向”的特点。可见,这个阶段的理论虽然摒弃了“城市偏向”,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理论出现较大的变革,提出“城乡联系”的理论框架,城乡关系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具有代表性的Desakota模型(McGee,1994)[19]、区域网络模型(Douglass,1988;Douglass;1998)[20,21]均强调城乡界限日渐模糊,城乡发展是相互依赖、互促互补的。
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是独具特色的,即城乡关系经历了僵化分离、曲折前进,并逐步迈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如图1所示。建国之初,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政府制定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政府资金大多用于城市建设、发展工业。为了满足资金需求,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进行农业剩余集中(张海鹏,2019)[22],并辅以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等(林毅夫,1994)[23],城乡二元体制随之建立,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在“以农助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僵化分离的城乡二元阶段,过度重视城市建设和重工业的发展,牺牲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劳动力受到严格管控,资金单向流动,资源配置失衡,导致“三农”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图1 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集贸市场的开放,促进了农村市场的发育,农村商品经济逐渐与市场经济接轨。伴随思想解放,基层群众开始进行尝试,实践领先于理论,如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探索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政策也予以肯定并将其普及全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自主性,农业产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大力发展改变了农村地区非农产业无足轻重的局面,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为工业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促进了农民的非农就业,增加了收入,培育了劳动力市场。农村地区生产力的释放使得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6∶1缩小至1984年的1.84∶1,城乡僵化进入了缓和阶段。此后,乡镇企业进入调整转型期,其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度减弱,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减少。随着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迅速发展,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流动无法避免,出现了“农民工大潮”的景观,城市改革步伐超越农村,城乡收入差距又呈现扩大的趋势。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作用下,要素受利益的驱动向城市、工业聚集,这进一步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使得城市发展明显快于农村,城乡再次出现分离,城乡关系进入曲折前进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2003年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产值3倍。针对城乡关系发展失衡的状况,党中央提出一系列理论对城乡实践进行指导。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消除体制束缚机制障碍。2007年中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为主题”,提出举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加大要素在市场指导下的流动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强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对城乡关系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以往改善城乡关系的着力点是对农村、农民、农业不断进行“输血”,没有从根源上实现“造血”,使得“三农”成为社会发展的短板。“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改变了将农村置于从属、被动地位的政策实施出发点,从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农村地位改善的重要性,将农村与城市置于同等的发展地位和治理层次,重新审视城乡关系,以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的自主性、内生性、主动性,推动城乡的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城乡融合发展首先强调的是“平等”,即将城乡置于同等地位;其次是“整体”,即将城乡纳入一个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再次是“价值”,即城乡融合发展是展现城乡各自的价值,互补互促;最后是“多维”,即城乡融合涉及要素、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本文认为,城乡融合过程是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互动过程,包括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产业的合理规划与互补、空间的合理规划与区域协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经济水平的稳步提高与城乡差距缩小、生态理念的全面贯彻等,以实现城与乡要素流通、相互促进、优劣互补、成果共享、共同繁荣,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图2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1.城乡融合的内在动力:要素自由流动。长期以来,无论是建国之初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发展战略以及促使生产要素单向流向城市和工业的统购统销、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制度安排,还是以市场为“无形的手”进行资源配置时,由于环境变化、产权模糊等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流向更能获利的城市和工业,农村土地产权残缺,工商资本难以进入乡村,这些都使得农村、农业发展缺乏资金、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等要素,其在发展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乡村出现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高耿子,2020)[24]。农村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优美生态环境等,而城市是先进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的聚集地,只有充分利用资源,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城市与乡村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缩小城乡差距。因此,促进要素自由、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的根本动力。
2.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产业合理布局。产业是经济载体(许彩玲和李建建,2019)[25],促进产业在城乡的合理布局,增强工农业发展的有机联系,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路径。2015年政府提出推动农村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挥现代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利用先进技术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延长产业链以增加农业附加值,生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农产品,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农村服务业等,以引领农村新业态,完善农村产业体系。通过发展农村新兴业态,盘活农村要素,消化本地剩余劳动力,减少流动人口向城市的过多涌入,缓解城市人口拥挤等问题。因此,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合理布局、协同发展,是城乡高效融合的重要途径。
3.城乡融合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城乡融合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高波和孔令池,2019)[26]。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0 000美元关卡,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2020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 189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 210元,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工农相互促进、城乡互补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带动了现代农业与农村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4.城乡融合的有力支撑: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公共服务设施融合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两个方面。基础设施作为要素投入,可以推动供水、供电、燃气、交通等基础设施在农村的普及化,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助推农村经济增长,增强农村竞争力,为城乡融合提供有力的支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保障等是最基本的权利,通过增加对农村地区教育、就业等的投入,可以满足农村人力资本供给,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社会保障、医疗、居住的均等化可以保证社会公平,一方面促进转移至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稳定流动人口,另一方面吸引更多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下乡创新创业,推动农村地区的产业转型。
5.城乡融合的最终目的:空间协同、生态优美。城乡融合不是要将农村与城市“标准化”或“一致化”,而是要发挥城乡各自的优势,成为互补、互促的统一体。城市作为资金、现代技术等要素的集聚中心,积极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农村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其作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集聚地,应利用“互联网+”延长产业链条,形成现代农业体系,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以期在空间上达到城乡协同的科学、合理布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也是对城乡融合提出的新要求。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只有实现城乡生态融合,高效、合理、适度地利用资源,保护好环境,才能实现持续且长久的发展。
根据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本文选取不同维度的指标,对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度。依据科学性、全面性、合理性以及数据可得性等原则,本文构建了包含要素、产业、空间、社会、经济、生态六个维度的测度指标体系,涵盖我国30个省、市、区2008—2019年的数据,具体的指标选取见表1。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地区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均是以2000年为基期,根据GDP指数、消费价格指数等计算得到实际数值,部分缺失值采用均值插值法进行填补。
表1 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及权重
(续表1)
在对城乡融合水平进行评价时,本文采用了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即将具有多个评价对象和维度的指标转变为无量纲的、相对的评价值,以实现对该对象的综合评价。该方法旨在解决不同维度指标的相关问题,反映被评价对象的总体趋势和熟练程度,从而进行公平比较,解决排序问题。计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权重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以层次分析法为主,其缺陷较为明显,即研究者的主观意志对研究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客观赋权法是以熵值法、因子分析法等为代表,其可以弥补层次分析法的缺陷。基于此,本文选择熵值法测算城乡融合程度,以使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更具客观性(冯珍和刘晓红,2020)[27]。
首先,本文构建原始数据矩阵,其是由m个地区、n项评价指标构成的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xij{}m*n。其中,x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且0≤i≤m,0≤j≤n。通过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得以实现。
其次,本文利用式(1)确定第j项指标的权重。
再次,本文根据指标权重计算各省各年份的城乡融合水平,各省市2008—2019年城乡融合的总体得分见表2。
表2 30个省(市)2008—2019年的城乡融合水平
(续表2)
1.城乡融合的时序演变分析。根据表2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从增量来看,2008—2019年我国各省市的城乡融合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整体的城乡融合平均水平从2008年的0.299增长至2019年的0.439,增长幅度达146.82%,年均增长速度为3.25%。横向来看,省域城乡融合水平的差距由0.369缩小至0.254,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成效,但整体的城乡融合水平仍然较低,分布在[0.139,0.600]范围内。
城乡融合的六个维度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不一。其中,要素融合和经济融合低于整体融合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发展存在户籍制度障碍、土地制度障碍,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离土离乡,进厂进城”的进城农民在二元体制下无法享受市民的待遇,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不能实现真正的“市民化”。2008、2019年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分别为3.31∶1、2.64∶1,2019年城乡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相差26 338.13元,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分别为3.60∶1、2.11∶1,2019年人均消费绝对值相差14 735.68元。城乡收入和消费的相对差距虽然呈现缩小的趋势,但绝对值依然较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经济融合水平的物质保障作用有限。2008年经济融合水平的最高值为北京市的0.495,最低值为贵州省的0.144,两者相差3.44倍。2019年江苏省的经济融合水平最高,达到0.555,与最低值青海省的0.174相差3.190倍,经济融合水平在各省域间相差悬殊,且差距缩小的趋势并不明显。城乡经济融合程度提升速度较快,由2008年的0.241提升至2019年的0.432,增长幅度远超过总体水平。
从图3来看,生态融合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的态势,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排污总量增加,环境质量总体恶化。通过沙尘暴治理、工业烟囱除尘、脱硫治理酸雨等(潘家华,2019)[28],我国的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粗放式经营仍使得农业成为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产业(王晓君等,2017)[29]。2010年《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农业污染源排放的氨氮等主要污染物已远超工业和生活源,成为我国的污染源之首。农村环境保护方面公共物品供给的极度匮乏更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使2008—2019年城乡生态融合的增长态势并不显著。
图3 各维度指标2008—2019年平均得分
从产业融合、空间融合、公共基础设施融合来看,其均超过总体得分。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农村的农业独大产业格局,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改善了工业在城乡间的空间分布格局,对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有力支撑。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产权改革、管理方式以及市场化、国际化的冲击与阻碍,其在城乡产业融合、空间融合方面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乡村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劣势,土地的资产属性缺失,无法吸引足够的资本和技术下乡,城乡融合无法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在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推进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仍低于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则在2019年与全国平均水平齐平。①纵向来看,东、中、西部地区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增长率逐年降低,增速减缓。中、西部地区衍生出的以郑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区为经济核心区,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差距由1.35、1.61缩小至1.16、1.28,东西不平衡状况有所缓解。东北地区在2014年之前超过全国水平,但其后城乡融合水平呈现负增长,整体呈现倒U形轨迹。2019年上海、江苏、广东占据城乡融合高水平发展的前三位,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其以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湾大湾区为抓手推进区域要素流动和产业集聚,加大对周边农村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推动了城乡融合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要素投入、产业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约束,城市与农村发展均缺乏内生动力,无法带动城乡的互促互融,导致南北差距显著。
2.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由地理学第一定律可知,事物之间存在相互关联,且距离较近的事物比距离远的事物相关性更强。由于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城乡区域之间也必然存在相关性(周佳宁等,2019)[6],因此,我们需要对城乡融合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包括全局相关性检验和局部相关性检验。
(1)全局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确定区域整体的空间特征,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I)统计量检验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相关性,指数越接近1,表明空间相关性越强(杨维等,2019)[30]。若以xi表示区域i的城乡融合水平:
其中,wij为空间权重。本文以省(市)域经济联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衡量城乡融合在空间维度上的相关性。区域间的互动关系普遍存在,表现为相互吸引的程度,其可以用经济引力来度量。引力模型是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模型之一,若以Eij,t、Eji,t分别代表t时期区域i对j以及j对i的经济联系:
其中,Git和Gjt表示城市i和j在t时期的GDP,Pit和Pjt表示城市i和j的总人口,dij代表两地间的地理距离。为了避免内生性,本文在空间分析中均以2007年的经济联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根据正态分布检验值,P<0.05时拒绝原假设,即空间对象不存在空间随机性,也就是在95%的概率下存在空间自相关。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2008—2019年的莫兰指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城乡融合在空间上存在正的自相关,经济相邻区域互相影响,城乡融合水平具有集聚效应。在经济联系空间矩阵下,莫兰指数的逐年递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联系密切区域对本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表3 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全局自相关检验
(2)局部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用来测度某一地点与周围区域的空间差异及显著性,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只能揭示地理现象的整体空间依赖性,不能实现局部空间差异的比较,因此,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确定局部差异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根据城乡融合测度结果,将30个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划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等水平、低水平四个等级,以分析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并借助莫兰散点图说明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相关性。
第一,我国30个省份的城乡融合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整体分布呈现阶梯型结构。由表2可知,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城乡融合平均水平得分最高的是长三角和广东地区,得分最低的是西部的云南、贵州等区域。我国的城乡融合呈现出多核心中心极化特征,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城乡融合水平在研究区间内处于第一梯度。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够利用地理区位优势等条件通过虹吸效应和规模效应聚集更多的人才、资金等要素以及管理、信息等优势资源。处于最低梯度的地区,如贵州、云南、青海、甘肃等,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确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方式,增强自身对资源的吸引力。
第二,30个省份的莫兰散点图表明,各省的城乡发展水平处于两个终端附近,即大多数省份位于第一、三象限,处于H-H、L-L区域。高城乡融合水平省份是相邻的(第一象限),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且从表4中可以看出,此区域内的省份变动不大,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在研究区间内一直处于H-H区域,其他个别省份如山东、福建、安徽在个别年份也进入高高聚集区。较低城乡融合水平省份是相邻的(第三象限),主要包括贵州、云南、广西等西部地区省份。除此之外,2015年之前东北地区的辽宁、黑龙江位于H-H区域,之后在2019年进入L-L区域,形成较大的反转。
图5 2008年(左)、2019年(右)城乡融合水平空间分布
表4 2008—2019年城乡融合发展H-H、L-L象限集中的省份
第三,动态来看,研究区间内城乡融合水平分布格局没有发生明显变动,整体呈现较稳定的分布态势。在相对稳定的分布态势下,城乡融合水平也会随着要素、经济、产业等变动发生局部变迁。具体来看,东北地区的辽宁和黑龙江在2013年分别处于第一梯度和第二梯度,而在2019年均落在第三和第四梯度,处于靠后的位置。与之相反,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等以及西部地区的陕西等均有不同层次的梯度提升。
1.模型构建。为了更好地分析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验证城乡融合水平的驱动因素,充分考虑城乡融合的空间效应,本文构建了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其中:i、j代表省份(i、j=1,2…,n),t代表年份;εi为省份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t为随机扰动项;Desai,t为因变量,表示第i个省市第t年的城乡融合水平;X代表解释变量,Xe,j,t、Xo,j,t分别为推动第i个省市第t年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和外生动力因素;γ、ρ分别代表空间溢出效应,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用空间经济联系矩阵、空间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来衡量。
2.变量选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破解城乡二元体制,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变迁,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为了分析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其分为内生和外生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1)内生影响因素包括产业结构(indi,t)、人力资本(hc)、技术水平(tech)、金融发展(fin)、经济水平(eco)。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三次产业关联、要素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的进程,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李妍,2021)[31],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Yi,m,t、Li,m,t分别表示i地区t时期m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Yi,t、Li,t分别表示i地区t时期的总产值和总就业人数。ind越小,说明区域的要素投入与产出越均衡,产业结构越合理;反之,ind越大,则说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新时代的城乡融合是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城乡融合,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以提供内生动力。一般而言,人力资本含量越高,越能促进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教育水平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容易推动人力资本的形成,本文采用每10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人数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提升不仅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化,提升三次产业融合水平,增强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本文采用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衡量技术水平。金融规模扩张能够促进金融资本流向农村和农民,为农业技术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提供物质基础,但金融资本分配不均也可能带来“个人寻租”,从而降低城乡融合水平。本文采用金融业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基石,是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本文选取经济密度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与行政区面积的比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人均生产总值,经济密度能够更好地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集中程度。
(2)外生影响因素包括政府行为(gov)、市场化程度(market)、区域联系(cont)、对外开放度(open)、市场需求(dem)、数字经济发展(dig)。政府在城乡融合进程中通过实施产业规划、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等影响城乡融合水平,地方政府财政分配可以体现政府的经济决策方向,本文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政府行为。市场在要素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要素就越会根据其收益率进行流动。本文参考王小鲁构建的市场化指数,并使用2016年前三年的数据代替本年度的市场化程度。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相邻的空间单位具有相互作用和影响,随着地区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关联由双向、线性向全域、多维转化,各省市在经济系统中不仅是独立的个体,其城乡融合发展更会受到其他省市的影响。本文利用引力模型构建区域经济联系网络,并将其纳入城乡融合因素分析模型中。对外开放水平是促进区域城乡发展的重要变量,本文以当年汇率对实际外资利用额进行处理,并将其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代理变量。生活质量的改善会引致消费需求的变化,市场需求会引导城乡生产方式的变迁,改变城乡融合方式。本文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市场需求的衡量指标,度量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促进经济集聚(曹玉平,2020)[32],通过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弥补信息不对称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程名望等,2019)[33],从而影响城乡融合的进程。本文采用互联网普及率衡量数字经济。
本文的各省地理面积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实际外资利用额根据当年汇率转换为人民币,互联网普及率用各省上网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值确定。为了消除量纲,本文对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经济密度、市场需求的替代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由于金融发展、政府规模、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边际贡献过小,其数值被缩小100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模型的基本检验。根据表3的结果,省域城乡融合水平在研究期内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存在空间自相关现象,故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采用包含空间因素的空间模型。稳健LM-sar和LM-sar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选择空间模型具有合理性。根据空间误差、空间滞后及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将R2和Log-L进行比较,发现空间杜宾模型为最优。三个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对城乡融合的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LR和Wald检验可以判断是否能将空间杜宾模型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表6的结果显示,选取空间杜宾模型是恰当的。Hausman检验结果则表明,选取固定效应是更为合理的。据此,本文将对时空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表6 模型的基本检验
2.基准模型结果分析。从经济联系空间权重矩阵的回归结果来看,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经济联系密切的区域城乡融合水平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内生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金融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融合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每提升1%,将会推动城乡融合水平提升0.051、0.014 5个单位。金融产业发展对城乡融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金融资本较多集中于城市以及第二、三产业,金融要素错配及城乡间流动受阻拉大了城乡间、工农间的差距。此外,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对城乡融合的估计结果不完全显著。在外生影响因素中,市场化程度、市场需求、对外开放程度均能显著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政府规模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具有抑制作用,即政府干预会使城乡关系失衡,难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城乡互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带动现代农业和农村第二、三产业共同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通过对基准模型进行效应分解,本文发现,内生影响因素中的人力资本、对外开放不仅能够促进本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其经济联系密切区域缩小城乡差距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作为要素参与生产,能够带动普通劳动力的流动,如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对人力资本的吸引会辐射河北、安徽等省份,促进其城乡融合水平的提高。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及本地市场需求则会显著抑制经济密切联系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技术水平的提升会通过知识溢出促进本地农业技术变革和农业非农化发展,提高生产率,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促进要素流向收益率更高的区域,从而推动本地的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技术条件改善和市场需求增加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流入本地,发挥本地的市场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对其他区域的城乡发展形成阻碍。市场需求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且大于其对本地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总效应为负则表明当前的市场需求规模和结构未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的居民消费率为55%,低于同时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25%左右。另外,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商品多样化、优质化的要求更高,而传统商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无法提升消费水平,难以对城乡融合起到促进作用。
表7 基准模型结果
1.更换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取常用的二进制邻接矩阵和空间地理距离矩阵,对前文构建的省域经济联系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分析。邻接矩阵(W2)是基于观测对象是否相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相邻的城市为1,反之为0,即有:
距离较近的区域之间事物的相关性更强,本文遵循“远小近大”的原则构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3),距离越近,权重就越大,反之则权重越小。
本文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矩阵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再次进行分析,发现内生性因素中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金融发展均对城乡融合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与基准模型结果保持一致。在邻接矩阵和反距离矩阵下,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数与城乡融合水平呈现反向关联,表明产业结构越合理,越能促进城乡融合水平的提高。但这与经济联系矩阵间接效应结果有所出入,其原因可能是产业结构对其他区域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仅存在于与其相邻或一定地理距离范围内的区域,而与之经济关联较强区域较少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经济密度间接效应的符号是相反的,这可能是因为地区经济联系紧密区域的互通、互联能够对双方形成促进作用,而地理邻近或处于一定地理范围内会形成经济“虹吸效应”,这会对不发达地区产生经济抑制,从而阻碍城乡融合发展。在外生性因素中,政府行为、市场化程度、市场需求、对外开放度的符号及稳健性均与基准模型一致。
表8 稳健性检验
2.内生性问题。为了消除同期变量因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对研究结论产生偏误,本文进一步将除经济联系外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王嵩等,2020)[34],模型效应分解结果见表9。可以看出,各变量的系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小,但符号和显著性与基本模型保持一致,从而验证了前文的分析结论。
表9 变量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
本文在分析了城乡融合的内涵及发展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框架,利用30个省市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研究了我国城乡融合的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并得出三个重要结论。
1.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新突破。城乡融合改变了以往农村发展的“弱势地位”,即不是以“输血”的方式促进其发展,而是将农村与城市置于同等地位,通过融合发展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性、主动性,提高其自身“造血”能力。2008—2019年,我国的城乡融合程度在不断提高。分维度来看,要素融合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整体较低,但增长速度较快;经济融合对整体融合的物质保障作用不足;空间融合和产业融合虽然整体水平较高,但在研究期间有回落的趋势;生态融合水平在研究期内无明显的增长趋势,对城乡整体融合的贡献较小。
2.我国城乡融合水平的时空变化呈现较稳定的态势,但局部变化还是较为明显的。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排名逐渐退后,而西部和中部地区个别省市的排名逐步提高。从空间动态演化来看,我国城乡融合水平呈现阶梯状分布,东、中、西部地区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城乡融合水平具有较高的空间正相关性,城乡融合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
3.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内生性因素的促进作用更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不仅能够促进本地的城乡融合水平,而且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本地市场需求的作用则相反,其会显著抑制经济联系密切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但其未能发挥溢出效应。
首先,各级政府应正确认识乡村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推动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应成为着力点,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政府通过顶层设计,积极探索乡村建设用地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实施方案,在保持土地资源社会属性的基础上,实现其经济属性,盘活要素,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应强化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主体责任,为城乡“畅通”提供物质保障,利用多元渠道为高质量劳动力、资金、现代技术等要素进入并留在农村提供条件。同时,政府与市场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必须理顺,政府过度干预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必须得到纠正。
其次,产业融合应发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作用,推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生产出更高质量、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农副产品。同时,农村应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农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相互渗透,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为农民创造本地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更加协调,杜绝传统以放弃生态环境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行为,解决经济发展与高耗能、高污染的矛盾,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在推动城市现代文明向乡村辐射的同时,乡村应保留独特的生态价值和优秀传统文化,避免出现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城乡“不分彼此”“城乡同一”,以乡村独特的价值推动其发展,释放乡村发展的潜力。
再次,各区域应加强合作,发挥区域协同作用。由于城乡发展存在集聚效应,各地在推动本地区的融合发展时应考虑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强区域间的空间联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东部省份的城乡融合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城乡间的要素流动、产业互动、公共服务设施等融合均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地区应加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更高水平的融合。中部地区整体的城乡融合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应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更大范围内普及公共服务,促进要素流动。西部省份和东北地区省份的城乡融合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地区应重点优化产业布局,增强产业互动对城乡融合的带动作用,并通过政策倾斜,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好地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最后,在“双循环”的发展战略下,我国应利用数字技术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从而扩大内需,释放经济内生动力。同时,我国应加强企业的对外联系,引导企业全方位、多领域开放,内循环与外循环双轨齐驱,共同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从研究对象来看,本文虽囊括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但对较小区域层面的针对性不强,忽略了市级及县域维度的分析。今后应尝试针对更微观的区域进行分析,提出更精准的对策建议。从实证方法来看,本文使用的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可能忽略了动态变化,未来的研究应从动态视角出发,考察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
注释: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