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经验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

郭丽燕，庄惠明

（1.福建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350012；2.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360021；3.福建商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福建 福州350012）

一、引言

随着“走出去”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速，尤其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 430.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均稳居全球第三，投资覆盖1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3万家，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1万家。①从区域分布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占总额的91.7%。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面临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家间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制度多元化以及复杂性特点突出，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阻碍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效合作和共同发展。那么，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和实际效果如何？长期来看，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投资选择？尤其在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实现与沿线国家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因此应明确制度距离的投资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企业规避制度投资风险，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我国“一带一路”投资布局。

制度及制度距离是影响一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就制度与OFDI的区位选择及区位分布进行了大量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梳理发现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研究探讨了东道国制度水平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Gani（2007）[1]和Asiedu（2006）[2]基于发达国家企业OFDI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正式制度水平越高，母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也越高。Javorcik（2004）[3]以东欧、前苏联等转型国家的跨国投资为样本，研究发现产权保护阻碍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外国投资者投资。关于我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水平关系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如Buckley等（2007）[4]的研究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偏好于制度环境差的国家，而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5]、刘敏等（2016）[6]的研究则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偏好于制度水平较高的东道国。不难发现，第一类研究是从东道国的单边制度角度进行的研究，而第二类研究则是从双边制度因素出发进行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上，Habib和Zurawick（2002）[7]的制度接近论认为，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越近，越有利于母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在实证研究上，Buchanan等（2012）[8]、Jude和Levieuge（2017）[9]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OFDI更倾向于那些制度质量高且与自身制度距离小的国家或地区，而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的OFDI由于受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的影响，所以不尽相同。基于我国OFDI事实，潘镇等（2008）[10]、阎大颖（2011）[11]和邓明（2012）[12]的研究发现，制度距离阻碍了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该研究结果支持制度接近论。刘晓凤等（2017）[13]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的研究亦表明，制度距离会显著阻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5]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研究对象，得到了相反结果，认为中国与东道国制度间的绝对差异越大，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越大。不难发现，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制度水平及我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关系的研究结果存在争议。第三类研究则考虑了制度相似的“第三国”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Blonigen等（2007）[14]的研究指出：当母国在东道国建厂成本较低但母国与东道国贸易成本很高时，为争夺市场，母国所进行的OFDI不存在第三国效应；当母国的OFDI是为了服务本国市场时，即母国能够获取东道国较低的要素成本，并将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回母国，在母国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第三国要素成本一旦比东道国低或者相差无几，那么，母国在第三国的OFDI与母国在东道国的OFDI就会存在替代效应，即存在第三国效应。Nwaogu和Ryan（2014）[15]的研究指出，若母国在东道国进行OFDI的目的是为了将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则此时母国的OFDI存在第三国效应。Davies和Guillin（2015）[16]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美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结果发现第三国市场对东道国OFDI具有互补效应。邓明（2012）[12]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会“溢出”到制度相似的邻近国家，从而影响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但在“溢出”路径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差异。薛求知和帅佳旖（2019）[17]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来自“第三国”的间接经验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可通过向其他在东道国的中国企业学习来提高区位吸引力，但在该过程中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存。

综上，现有从制度角度研究母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文献考量了制度水平、制度距离及制度相似“第三国”的影响，这些研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径选择及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现有相关文献存在的不足有：一是讨论制度相似“第三国”效应的研究偏少，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样本框架下进行讨论的更少；二是少有研究关注到当母国进入东道国后直接经验积累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更好地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本文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制度距离、直接经验以及制度相似“第三国”的间接经验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从理论上厘清了制度距离、“经验效应”影响我国OFDI的内在机制；其二，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例，运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设计制度距离空间权重，实证检验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制度距离和“经验效应”的影响。本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制度距离和经验效应对母国投资的影响属于不同的理论范围：前者属于经济理论，认为制度距离是母国对东道国投资的成本构成之一，或是影响投资成本的重要因素；后者属于组织理论，认为投资经验的积累和学习对母国的海外投资作用重大。两者在不同路径上对母国OFDI的区位分布产生影响。

1.制度是人类互动的规则（North，1990）[18]，界定了社会主体行为的合法性，约束、规范和调控着社会的经济活动，决定了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潘镇等，2008；刘娟，2019）[10,19]。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一国的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促进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从投资角度看，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一方面是一种隐性成本，距离越远，母国为熟悉东道国的市场环境、搜索当地的市场和人际行为信息、洽谈、签署合同等所需花费的额外成本越大，而这些额外成本会增大母国的投资成本，降低母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阎大颖，2011）[11]。另一方面，制度距离会增加母国对东道国投资的风险。实际上，母公司与跨国子公司间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虽然母公司与子公司有着内部管理的一致性，但为了在东道国更有效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跨国子公司必须依照东道国的制度规则运营生产，因而制度差距较大的母子公司间在管理上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DiMaggio and Powell，1983；Nohria and Ghoshal，1994）[20,21]，从而增加母国投资的风险。考虑到投资成本和风险，母国更倾向于在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开展投资活动。基于上述分析，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制度距离会负向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此，借鉴马述忠和刘梦恒（2016）[22]的研究，建立如下基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OFDIit为衡量母国对东道国i直接投资的指标，t为年份；IDit为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xit为其他影响母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因素；εit为随机误差项。

2.组织理论认为，行为主体试图保持与过去实践的一致性，会开展基于惯例、依赖历史、以目标为导向的组织学习，从而提高行为成功的概率（Cyert and March，1963）[23]。因此，母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经验效应”可认为是一种组织理论行为，这种经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经验，二是间接经验（薛求知和帅佳旖，2019）[17]。其中，直接经验体现在母国对某一东道国投资的垂直关联上，间接经验则体现在母国与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水平相关（空间相关）上。

直接经验上，相较于进入一个新的东道国投资，在已有东道国投资可以减少投资的额外成本及投资风险。一方面，母国对东道国前期的成功投资使母国对东道国市场环境已较为熟知，投资经验的导向性和方向性较强（Davidson，1980）[24]，能减少母国投资的偏误或试错成本；另一方面，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经验能降低制度距离造成的项目推进困难、营销困难等消极投资经营的影响。具体来看，首先，随着母国在东道国拥有的企业及其他分支机构的增多，母国对东道国的商业体系、市场制度及管理实践等知识的学习会逐步深入（Levitt and March，1988）[25]，通过“干中学”，母国可在东道国建立符合东道国制度规则的经营模式，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一同构建营销网络，在应对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障碍的同时（Kogut and Zander，1993；Lu et al.，2014）[26,27]减小交易成本，降低因不确定性造成的投资风险，从而减少“外来者”劣势（Boisot and Meyer，2008）[28]。其次，随着母国与东道国投资经验的增加，母国内部与东道国内部子系统间资源、信息的传递更为快速，各系统间配合的默契程度也随之增加，时间成本降低，从而提高投资经营效率（薛求知和帅佳旖，2019）[17]。据此，本文认为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直接经验有利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进一步投资，其中直接经验往往是母国对在东道国已有投资经历的总结。为验证该理论，可在模型（1）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即：

间接经验表现为，在母国对某一东道国的投资中，借鉴在其他东道国的投资经验来减少投资障碍，是对第三国直接投资经验的学习和模仿。与此相类似的是，自Anderson等（2003）[29]在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中提出邻近效应概念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邻近效应和第三国效应。谢杰和刘任余（2011）[30]探究了我国OFDI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我国OFDI存在明显的第三国效应。马述忠和刘梦恒（2016）[22]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表现为挤出效应。但不同的是，这种第三国效应并不是一种间接经验效应，而是来自周边国家的市场效应，间接经验效应更多体现为母国在对东道国的投资中模仿和借鉴制度环境相类似东道国的成功投资方式或投资模式。成功的投资经验就像一种“技术”，母国可以将这种“技术”复制到制度环境相类似的东道国，一是可以降低制度风险，二是可以减少投资的额外成本，弱化“外来者”劣势（邓明，2012）[12]，三是可以学习在其他东道国的成功投资经验、管理实践和组织结构（Chan and Makino，2007）[31]，有助于减少母国在东道国投资经营中的不当行为，提高经营效率（Kim and Miner，2007；Baum et al.，2000）[32,33]。而且，随着母国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增多，东道国市场中母国企业的数量也会增多，母国积累的投资经验也会愈加丰富，从而缩短模仿和学习的时间，增强学习效应，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Li et al.，2015）[34]。因此，理论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间接经验有利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模型设计角度来看，间接经验可总结为来自于制度特征相似的第三国的经验，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制度特征相似第三国影响的变量W*OFDIit，其中W为用制度距离衡量的空间权重矩阵。两国的制度距离越小，间接经验的效应越大，因此对于空间权重矩阵W借鉴邓明（2012）[12]的构建方式：Wij=（1/IDij）/（Σi1/IDij），其中IDij为第i个国家与第j个国家间的制度距离。据此，模型（2）可进一步拓展为：

生物类实验室包括生物学、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病理学、毒理学、药理学、临床药学、中药药理、药物植物学、生物技术、细胞房、动物房、同位素等实验室，其中生化试剂、有毒有害物质、病原微生物、动物传染病、遗传伤害物质等是安全环保防控点。

（二）样本选择、数据说明与变量测度

1.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本文主要考量制度距离、“经验效应”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此中国为母国，在“一带一路”样本框下，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数据缺失情况，选取2005—2017年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②本研究各变量的数据来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制度水平数据来源于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其余各指标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2.被解释变量。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潘镇，2006；Chou et al.，2011）[35,36]，选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具体衡量指标。

3.核心解释变量。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对制度的量化往往比较主观且难以测量，因此本文借鉴魏浩等（2010）[37]的研究，以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IEF（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来衡量各国的制度水平，该指数包含商业自由（Business Freedom）、贸易 自 由（Trade Freedom）、财 政 自 由（Fiscal Freedom）、政府规模（Government Size）、货币自由（Monetary Freedom）、投 资 自 由（Investment Freedom）、金融自由（Financial Freedom）、产权保障（Property Rights）、廉 洁 程 度（Freedom from Corruption）和劳工自由（Labor Freedom）十个变量。对于制度距离，采用通过Kogut和Singh（1988）[38]的方法计算得到的制度指数来衡量，计算公式为：

其中，Ii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j在第i个制度维度上的得分，Iic表示中国在第i个制度维度上的得分，vari为第i个制度维度指标的方差。

4.控制变量。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情况为控制变量，具体指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GDP③的对数（lnGDP），矿石、金属及燃料出口占比（RES），每百人固定电话订阅数的对数（lnFETEL），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对数（lnTR）。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制度空间”内的相关性检验

“制度空间”内的自相关检验是对模型设定合理性的检验，若不存在“制度空间”内的相关性，则模型不需要加入空间项W*OFDIit。表2为测算出的2005—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全局Moran’s I。不难看出，2005—2017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制度空间”内的相关性整体呈减小趋势，总体显著性也在波动中下降，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这种相关性的显著性明显降低，这说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我国在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中逐步突破了制度距离的障碍，开始全面推进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尽管如此，仍然不难发现，在多数年份中，10%显著水平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制度空间”内存在相关性，因此模型的设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进行进一步研究。

表2 相关性检验结果

2013 0.027 0.099 2014 0.031 0.097 2015 0.015 0.147 2016 0.020 0.174 2017 0.026 0.159

（二）模型估计

为分析制度距离和“经验效应”对我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对模型（3）进行估计。在估计前需对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首先，从相关性来看，各解释变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均处于0.75的临界水平之下；其次，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平均值为2.2，说明模型估计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分析制度距离的影响，发现变量ID的参数估计值均在1%或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制度距离会显著抑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制度距离会增加中国投资的风险，另外，制度距离越远，我国了解沿线国家市场及市场环境的额外投资成本越高，因此从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来看，制度距离会增加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难度，从而抑制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再次，分析间接经验的影响，发现W*OFDI的参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对与沿线国家制度距离相似“第三国”的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此外，对比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估计参数可发现，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与间接经验相比，进入特定沿线国家的直接经验的专有性、针对性更强，更有利于我国了解沿线国家的市场及与当地政府的沟通等。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矿石、金属及燃料出口占比（RES）可促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表明我国在选择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是投资所注重的重要领域，也体现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然表现为较多的资源寻求型投资；每百人固定电话订阅数的对数（LnFETEL）可显著促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LnTR）亦可显著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说明双边贸易往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遵循从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规律（邓明，2012）[12]；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LnGDP）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越大，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越强烈，原因是经济规模较大的“一带一路”东道国具有较大的外商投资需求和相对较好的市场环境。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相关研究（许培源和王倩，2019）[39]，利用母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项目数（OFDIP）代替OFDI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的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计算得到。在估计中，由于中国对拉脱维亚直接投资项目数据严重缺失，故予以剔除，样本数变更为37个国家，最终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直接经验、间接经验以及制度距离变量的参数估计值除在大小上发生了变动外，其统计意义和统计显著性均未发生显著变化，可认为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异质性分析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因经济发展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等不同，制度、制度距离和经验效应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对各国经济水平的划分将沿线国家划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④进一步对模型（3）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5结果显示，其一，制度距离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均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作用，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从系数大小来看，高收入国家制度距离的影响远大于低收入国家，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更加注重发展本国企业，而低收入国家更倾向借助外来力量来快速提升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其二，不论在高收入组还是低收入组，直接经验均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因素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其三，间接效应在高收入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低收入国家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国家往往具有更加复杂的制度环境，且区域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借鉴。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不断推进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是当前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切的重中之重，因此关于如何更好地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也是政府、企业及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制度理论和组织理论，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样本，分析了制度距离、“经验效应”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得到了六个方面的研究结论。其一，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制度空间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整体来看，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及区域间经济关联的增多，这种相关性在逐渐变弱。其二，制度距离会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额外成本和投资风险，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为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三，在东道国投资的直接经验能够有效降低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额外成本和风险，在投资中的导向性和方向性较强，有利于促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进一步投资。其四，对制度相似“第三国”直接投资的间接经验更像一种技术，可直接“复制”利用，可减少对东道国的额外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减少投资经营的不正当行为，从而促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影响程度来看，直接经验的专有性和针对性更强，在促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其五，制度距离和间接经验效应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作用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高收入国家，制度距离的作用更大，间接经验效应显著；在低收入国家，因自身制度环境复杂，且国家间差异较大，导致很难在投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形成借鉴，间接经验效应不显著。其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资源禀赋及两国的双边贸易情况都会显著影响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贸易是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先导。

（二）政策启示

依据前文的分析及结论，本文得到了四点启示。首先，制度距离是影响企业“走出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因而我国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可从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着手，采取“由近及远”的原则，加强从“陌生”到“熟悉”的直接经验积累，增强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深度和广度。其次，与更多国家开展有深度、有广度的合作是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要求。但就制度距离而言，同时与多国开展合作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应总结对其他国家的投资经验，积极吸取和复制制度相似“第三国”的投资经验，减少合作的额外成本和合作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率和投资效率，“以点带面”，逐步形成合作网络，这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再次，必要时可建立“走出去”企业间互通信息的渠道和交流平台，帮助企业获取投资经验。最后，制度距离本身是一种成本和风险，不利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企业的“走出去”，从该层面来看，适当的政策帮扶有助于降低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和风险。此外，研究表明，资源寻求型投资仍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这一方面是由沿线国家自身技术水平落后所致，另一方面与我国企业长期投资的战略选择有关。尽管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不乏存在技术水平先进的国家，如以色列、新加坡等，因此后期投资可逐渐向技术寻求型过渡。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www.gov.cn/xinwen/2019-09/13/conten t_5429649.htm。

②38个国家分别为：阿尔巴尼亚、阿曼、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巴林、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波黑、俄罗斯、菲律宾、哈萨克斯坦、黑山、吉尔吉斯、捷克、卡塔尔、科威特、克罗地亚、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罗马尼亚、马尔代夫、摩尔多瓦、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斯洛伐克、泰国、乌克兰、新加坡、匈牙利、亚美尼亚、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

③以2010年为基期。

④2008年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的最新划分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3 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 856～11 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 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