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彭志武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通识教育模式是不同于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美国学者帕卡德教授于1829年首先提出。随后,世界高水平大学相继实施通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历经近两个世纪的演进,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面向全体学生、强调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的“全人教育”。财经院校加强通识教育,是与国际化教育接轨的有效方式,是建设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必然要求。在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财经院校通识教育的现状如何、有何问题、如何推进通识教育改革,是需要认真思考与面对的现实问题。
财经高等教育的宗旨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专业教育、就业教育。通识教育具有高迁移性、博雅性、人文性,是实现育人宗旨的重要途径。财经院校通识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已步入信息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科技进步提速,生产中科技含量增加,社会发展要求从业者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单凭一种技艺就可营谋一生的时代逐渐成为历史,即便是高校毕业生也难都找到并终身从事和专业对口的工作。调查表明,仅有不到30%的大学生能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在当今产业和行业变动不居的社会,各工种、各岗位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变化,既往专业教育模式造成学生局限于狭小领域、视野狭窄、见识面小等弊端越来越明显,其所培养的学生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相较而言,通识教育强调独立思考能力、多学科领域学习、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提升大学生沟通交流的基本技能,使其能与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层次或不同领域的人沟通,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加强通识教育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选择,是顺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2.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需要。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高校本科年招生人数由1998年的108万增长到2018年的820万,增长7.6倍。随之而来,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学生就业率从1998年的98%下降到2017年的91.9%,大学生素质也为用人单位所诟病。调查显示,相当部分的高校毕业生人文素质不高、理论功底不深、动手能力不强、创新精神欠缺。即使已就业的大学生未来也可能面临再就业的可能,欧美发达国家从业人员一生更换工作岗位人均4-5次。高等学校必须使自己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能够适应职业与工作岗位变化的要求[1]。为此,高校有必要适应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以及未来再就业的需要,重构课程体系,把适应能力培养渗透到学业教育全过程中,为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打下良好基础。通识教育正是通过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促进大学生就业和再就业。
3.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人才培养模式是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所培养的学生视野狭窄、思维单一、缺乏不同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不仅难以成就博学多识的精英人物,就连竞争意识、规则意识、民主意识、协作意识等也不完全具备。研究表明,各学科知识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艺术与科学”“人文知识与科学”都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2]。因此,高校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开展通识教育,使大学生多学科学习,实现多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培养生存能力、职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4.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必然需要。对大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开展跨领域学习,培养其人文、自然、美学、艺术等素养,教会学生研究问题的不同维度和多种视角,从而有效启发学生的心智和思维。换言之,通识教育不仅能让大学生获取广泛的知识,还能使大学生发展科学理性、培养高尚情操、陶冶健康人格,达到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之目标。这样的大学生不仅具备生存能力,还可追求个体生命的完善和良好精神的塑造;不仅了解自己,还认识中国、了解世界、关心人类;不仅具备领导能力、团结协作能力,还拥有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等素养,进而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我国通识教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步,迄今已30余年。最初,有学者提出“通才教育、文理渗透”之主张,这是通识教育的发端,此后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从通才教育到文化素质教育到通识教育三个发展阶段。期间,通识教育经历了推动主体由政府主导转变为高校自主探索、实施范围由研究型大学扩展到各级各类高校、教育载体由第一课堂转向以第一课堂为主第二课堂为辅的演变,通识教育实践由点到面逐渐扩展。在运行机制上,主要体现为三种典型做法:一是政府主导、一批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经由“典型示范”向“全面推进”的路径展开;二是政府政策引导、高校自主探索,强调“三结合”,即文化素质教育与提高教师文化素质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三是借鉴世界通识教育的成功经验,并逐步寻求中国本土化的通识教育模式。
在理念方面,有学者将通识教育视为专业教育的补充,目的是增长大学生的人文知识。也有学者和大学管理者认为通识教育无用,既耗时耗力,又难收立竿见影之效。认识的偏差导致实践走向误区。前者支配下的通识教育实践多停留在开设非专业课程、拓宽知识面等浅表层面,仍属于“知识型教育”,而不是人格陶冶;后种理念支配下的通识教育实践则会陷入形式主义泥坑,表面上通识教育开展得轰轰烈烈,实际上无真正内涵。
在途径方面,目前的通识教育着重解决因过分的专业教育造成的学生知识面过窄、动手能力弱、综合能力差等问题,实施途径有增开艺术类课程、学科概论等课程,或者举办人文讲座、研讨会、学术报告等课外活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未形成完整的通识教育体系。一些财经院校虽然创设了通识氛围,但没有开设相关通识课程,课外活动流于形式;一些院校虽然开设了人文通识课,但大学生因忙于专业课学习和考证考研而无暇顾及通识教育的学习;多数院校至今尚未设立相对独立的通识教育专门机构,缺乏规范化的管理和研究平台。
在课程和师资方面,通识课往往以选修课的形式呈现,虽然课程涉及面广,但每个领域中可供学生选修的数量和质量难尽人意,众多通识课程明显分散,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另外,通识课教师的整体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因为绝大部分财经院校通识选修课多是由年轻教师承担,他们主要是出于完成教学工作量不得已而为之。真正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只承担本学院的专业课程,很少有精力涉及不受重视的通识选修课。显然,这些现象使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通识教育更难以收到实际效果。
在模式方面,通识教育特色不明显。越来越多的财经院校逐渐认识到通识教育之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陆续启动了通识教育的尝试。中央财经大学依托创新教育中心、人文教育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素质拓展中心四个文化素质教育平台,采用“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三育人通识教育”模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为核心,着力探索“应用型、融通性、开放式”的通识人才培养模式;西南财经大学以组建独立的通识教育学院为突破口,从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管理等方面实行与通识教育要求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尽管如此,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各财经院校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固有的专业教育模式的逻辑、体系、资源和环境,各种新模式成长优化并定型为人才培养的“新范式”尚需时日。
近年来,我国财经院校通识教育活动和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尽管如此,财经院校通识教育依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1.通识教育的定位不准。各财经院校在通识教育实践中普遍出现了通俗化、功利化的倾向。有的财经院校把通识教育定位为对专业教育的有益补充,让学生在文理的专业领域都有所了解和学习,使学生文理兼通,拓展知识面,不仅学有专长、术有专攻,而且在智力、身心和品格等方面全面发展;有的院校把通识教育理解为人文教育,主要开设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着重培养人文精神;有的院校把通识教育理解为对职业的满足,根据社会发展和职业发展的需要,开设礼仪知识、摄影技术、养殖概论等课程。显然,这样的通识并没有超越实用性、职业性和功利性,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对立。各财经院校推行通识教育的主要举措是在原有专业教育之外增开通识课程,或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一些通识兴趣小组活动。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把通行教育与专业教育视为互不相干的两个教育体系,认为前者关注做人、侧重广博,后者关注做事、侧重深度。很多财经院校通识教育改革举措完全不涉及专业教育,很多二级学院甚至认为通识教育是公选课的事情,与教学学院无关。这不仅不利于通识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会弱化整个财经院校的教育功能。
3.通识教育制度不够完善。制度是工作持续推进的保证,目前大部分财经院校通识教育制度建设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有些财经院校没有设立专门的通识教育机构,没有通识教育的顶层设计;有的虽然成立了专门机构,但权威性不够,对通识教育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和评估;有的虽然制订了不少规章制度,但可操作性不强,形同虚设。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加上原本过强的专业教育惯性作用,通识教育得不到广泛认同,领导不愿管、教师无心教、学生无意学,通识教育存在形式主义倾向。
4.通识课程体系化程度不高。高校开设的通识课程应能覆盖到主要学科门类,并且各门类课程在课时比例上要相对均衡,以满足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但财经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安排主要采取“核心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通选课程)”的模式来进行。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学科门类的限制,增加了大学生学习的广度,但这些课程实际上是非专业课的统称,彼此缺乏逻辑联系和知识统整,有的甚至把通识教育平庸化为单纯的职业或休闲生活技巧和操作,往往被学生当作混学分的课或是增加兴趣的课外活动。这种拼盘式的通识课程缺乏逻辑结构,仅停留在浅表层面,对“全人”的理解及与各学科知识间的关系不够清楚,无法完善地构建起“全人”所需的知识结构,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理性与心智,难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5.优秀的通识教育师资相对不足。只有教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如前所述,当前财经院校不少学生不愿意学习通识课,通识课教学之所以陷入尴尬境地,原因之一是优秀的通识教育师资相对不足。通识教育要求学生接受全面贯通的教育,使之具备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但大部分财经院校主要是经济类、管理类等学科,学科门类相对单一,不少财经院校没有“文、史、哲、艺、美、科”对应的学科点,即使有相应学科点也是处于边缘地位,教师少,高水平教师更少。在此种条件下,开设与之相关的通识课就出现困难。师资力量的不足直接影响通识课教学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识教育的发展。
1.明确通识教育目标,转变通识教育理念。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知识结构合理、人格健全、综合能力强的“整全的人”。就财经院校而言,通识教育不单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还要培养他们的批判思考和沟通能力,使其步入社会后能全面准确地洞察经济社会,为经世济民奠定基础。为此,财经院校通识教育需要摆脱功利化倾向,树立正确理念。通识教育的理想追求是造就具有远大目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全球视野和优美情感的“全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单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认识和发展教育,而必须从更广阔的人的发展角度来审视教育。因此,我们要树立通识教育的非功利理念,围绕以完善学生素养、为做人和做学问打基础为主来开展通识教育,发挥通识教育的本体功能[3]。
2.建立健全通识教育制度,确立有特色的通识教育模式。国内外高水平大学都建立了完善的通识教育制度,明确规定了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途径以及通识课程的设置、实施、评价等,通识教育才得以顺利开展。例如,美国大学普遍设有全校性的通识教育委员会,负责通识课程标准的制订、通识课程的开发、通识课程的评估与审核、教学改革建议的提出等工作;国内高校如中山大学也设立了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和通识教育部,管理全校通识教育。完备的通识教育制度有助于通识教育模式的形成,反过来,有效的通识教育模式又能促进通识教育的发展。我国财经院校通识教育起步晚,在探索过程中适当借鉴英美的成功模式可以理解,但要加强本土化改造,也就是说,要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底蕴和条件基础,逐步灵活整合成适合自己的通识教育模式,使之具有中国特色、财经特色。努力完善财经院校通识教育模式,不仅是财经院校的责任,还需要相关主管部门的努力,不仅做好通识教育机构建立、制度健全等方面的顶层设计,还要探索符合校情的通识教育实施模式。
3.完善通识课程结构体系,改革通识课程教学方法。优化财经院校通识课程设置,应该遵循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培养目标,将培养财经人才综合素质的理念贯彻到财经教育全过程中。设置文理基础课程,着重建设能覆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共同核心通识课,如经济学通论、管理学通论、创业通论等课程,突出体现财经特色;努力完善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选修课体系,探索有效的通识教育方法体系,运用启发式教学、情境教学、案例教学、小班教学、探究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模拟等方式发展学生的批判思维和交流表达能力。
4.建设通识课程师资队伍,提高教育教学实效。提高通识教育效果,关键在教师。建设对通识教育理念广泛认同并积极践行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是通识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财经院校通识课对授课教师的要求比较高,不仅要深入了解人文社会学,还要具备一定的财经基础知识,并具备娴熟的教学艺术和沟通能力。因此应该加强财经院校通识课教师的培养力度,建设一支数量足够、水平高超的通识课师资队伍。一是可以通过培训和师资共享的方法培养和补充通识课师资;二是延聘他校通识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名誉教授进行短期授课,并由其帮助指导本校年轻教师;三是建立通识教育教师共同体,定期组织通识教育专题研讨会、通识课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全方位提高通识课教师素质,促进教学效果同步提升。
5.建立强有力的支持体系,增强通识环境氛围。通识教育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力量、多方配合,才能顺利推行,单靠学校某一部门很难奏效,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财经院校专业教育模式根深蒂固,传统的惯性作用力强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师生很难抵御现实功利的诱惑。正因为如此,即使是经历了30余年的教育改革,专业教育依然大行其道,通识教育困难重重。为了有效推进通识教育改革,我们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支持体系,营造浓郁的通识环境氛围。在教育系统内部,建立纵向的通识教育领导协调机制和评价机制,并建立由教务处、学工处、团委、招就处等部门参与的横向的通识教育协同工作机制。在教育系统外部,建立由教育部门主导、用人单位与家长密切联系和相互配合的通识人才培养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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