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动态及展望

吕庆华，龚诗婕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财经科学研究

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动态及展望

吕庆华，龚诗婕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创意城市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从指标内容和评价方法着手，对指标构建的研究视角、指标内容的区别与联系、存在的争议性问题进行系统的介绍。通过对相关研究进展的分析，尝试对适用于中国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即拓展研究视角、体现本土适应性以及考虑政府作用因素。

创意城市；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创意经济

一、引言

20世纪至今，创意热潮席卷全球，标志着创意经济时代来临的同时，城市与经济发展也被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以往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创意经济有着独特的一面，它强调对蕴藏于人脑中创意想法的经济开发，社会创新气氛的培养，重视城市创意阶层的兴起。创意形成创意产业，而创意产业又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必备要素。约翰·霍金斯[1]（2011）在《创意生态》中指出，在21世纪崭新的创意经济时代，一个良好的创意生态系统，才能促使创意产业健康发展，并吸引更多创意人才投入其中，从而使得创意经济达到蓬勃发展态势。创意经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一方面，城市是创意经济的载体，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环境及人力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生态的改善，城市因创意经济发展而升华为创意城市[2]。

建设创意城市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1～2012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1～2012 rankings）①显示，在全球142个参评经济体中，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仅得4.90分，排名第26位。倪鹏飞与美国学者彼得·卡尔·克拉索（Peter Karl Kresl）合作完成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9～2010）——创新：城市竞争力不竭之源》[3]显示，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只接近世界中等水平，且发展不均衡，内部差异较大，这与经济大国形象严重不符。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庞大的人口数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创意经济注重“以人为本”，鼓励充分挖掘人脑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独特想法与创意。构建创意城市不仅可以为我国创意经济提供发展平台，更具有扩大就业、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目前，专家学者对创意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意城市的内涵外延界定、创意城市的空间规划、创意城市功能结构探析等方面，对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不够完善。由于国内对创意城市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创意产业园区投资过热现象，忽略了创新气氛的塑造、价值取向的引导以及社会宽容度的提升等一系列文化资本方向的建设。鉴于创意城市评价指标对构建和发展创意城市的重要性，本文的目的是综述国内外相关的指标体系文献，一方面对已有的指标体系内容进行回顾，以便更好的了解指标间的异同；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探析，对指标体系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建议，为构建既与国际社会接轨又具有地域特色的创意城市指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二、创意城市的界定

伴随着创意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创意产业由此勃兴。创建以创意产业为支柱的创意城市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地区发展经济的新潮流与战略选择。据日本学者佐佐木[4]（Sasaki M,2003）的研究，有关创意城市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John Ruskin和William Morris所创立的“文化经济学”，他们反对实用主义经济学，积极提倡注重创造性人类活动和接受力的“艺术经济学”。②随后，这种思想被P.Geddes和L.Mumford率先引入到创意城市的研究之中。L.Mumford[5]（1938）更在《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强调：“城市功能再造必须实现人们的消费和创意活动。”国外对创意城市的研究大多从创意城市的一些内涵和特点进行概括。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城市的研究，彼得·霍尔（Peter Hal，2000）[6]认为创意城市能够让外来移民很快融入其中，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动态性，不具有稳定形态。因为它不会按照既定轨道或者固定模式发展，而是不断需要新事物以做出改变。在《城市的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7]一书中，彼得·霍尔列举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以及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的维也纳等6个城市案例，指出这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意城市。进而他指出，创意城市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它拥有能容纳外来移民的气氛，认同他们的创意想法，并且其产品具有稳定的顾客群。灵活、富于创造性，并且拥有能够根据自身发展状况进行“自由修正”的经济体系，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对创意城市的理解。作为美国当代著名城市学者，她早在1969年出版的《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8]一书中就强调，创新是城市与生俱来的特质，体现为能否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和劳动分工。受雅各布斯对创意城市理解的影响，Charles Landry（2000）认为，创新型城市须具有开放思想、多样化、宽容、独立个性的公共空间，高质量的人居环境，全球视野的本地化等特征[9]。佐佐木（2003）通过对日本金泽市的研究，认为创意城市是指通过艺术家、创造者和普通市民的创意活动，培育艺术文化新趋势、推动创新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

Allen J.Scott[10]（2006）在研究创意城市时，提出了“创意场”（the creative field）概念。他的研究认为，产业网络、地方劳动力市场和创意场效应等共同推动了经济和企业聚集，促成了特定地理单元创意城市的出现。

佐佐木[11]（2010）进一步指出，理查德·佛罗里达的理论导致一个常见的误解，即认为城市繁荣就是诸如艺术家和同性恋者这类创意阶层的聚集。以文化创意和社会包容两方面为视角，通过分析日本金泽市和大阪市的城区再造进程，佐佐木认为，创意城市的兴起，需要有基于文化的产品生产流通系统和利用城市固有文化资本的文化消费。佐佐木的研究对创意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借鉴与思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文化价值和传统经济价值的交融中，城市如何从以生产大量产品为主的工业型社会向基于生产文化产品的创意型社会转型；第二，政府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妥善处理由创造力引发的社会排斥性问题，构建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以鼓励和支持城市居民充分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Markus Hesse和Bastian Lange[12]（2012）以德国柏林的创意城市建设为例，指出当前城市发展需要创新升级，并提出一种新兴的城市管理模式，概括为三个特点：（1）显著增长的各行业及部门；（2）树立全球认可的积极形象；（3）认同社交网络对促进商业发展的重要性。

国内的研究学者也纷纷对创意城市提出自己的理解。许平[13]（2006）认为，创意城市依靠众多创意亮点，提升城市形象。厉无畏[14]（2008）强调，消费引导经济，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创意城市是一种推动城市复兴与重生的新模式。创意城市根植于文化，而文化又都是有地方特色的，当今世界各地的创意城市都极具鲜明的地方特征。徐彦武、胡俊成[15]（2009）将创意城市表述为，通过吸引文化创意人才，突出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化创意实质，兴盛创意产业，赋予城市新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从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克劳斯·昆兹曼、唐燕[16]（2012）通过对比欧洲与中国的创意城市发展之路，指出创意城市应该至少具备下述特点中的几条：具有创意形象（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能够吸引创意阶层（创意人才）；是文化产业中心；是创造性知识产业的中心；具有创意环境和开放的舆论环境；地方政府能为创意行为开方便之门；具有创造性、创新和灵活的地方管理；开放的城市。通过归纳我们可以发现，创意城市背后的共性特征，就是发达的创意性社会结构，包括多元的文化、数量众多的创意阶层、创新的理念、实践经验和有效的政策法规等。

三、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动态

对创意城市的评价，专家学者是通过确定指标体系，建立统计评价框架来实现的。

（一）国外主要评价指标体系

国外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查尔斯·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理查德·佛罗里达与Tinagli的欧洲创意指数研究；鲍勇剑的“创新的风水”评价体系等。

1.查尔斯·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查尔斯·兰德利[6]（2000）将创意城市的评价分为两层指标。第一层是以意志力与领导力、人力的多元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渠道、组织文化、地方认同感、城市空间与设施、网络与组合架构为基础发展出一系列指标。第二层指标是“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指标，其中，活力因素包含活动的层次、使用的程度、表现的层次，生命力因素包括自给自足性、永续性、适应性及自我革新性。评价富于创意活力和生命力的城市有九项标准：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多元性（divers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安全与保障（safety and security）、身份认同与特色（identity and distinctiveness）、创新性（innovativeness）、联系与综合效益（linkageandsynergy）、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和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陈旭、谭婧[17]（2009）将这些标准概括为经济活力、社会活力、环境活力和文化活力四个综合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兰德利将创意城市分为十个等级，并评定伦敦市是处于高等级的创意城市。

查尔斯·兰德利[18]（2011）通过分析欧洲创意积分卡等指标，指出创意和创新的区别：创意需要想象力和好奇心，而创新更加关注城市居民心态和社会气氛。因此，查尔斯·兰德利建立了新的创意城市指标体系，用于评价一些城市的创意活力，主要通过内部评估、网页调查和外部评估三种方式为参与的城市之间提供评价基准。首先，与来自多行业的知识分子进行一系列的一对一访谈和小组访谈，受访者单独和集体对所在城市的各项指标进行评估，分数从0到100。其次，采用专门开发的软件对更广泛的人群进行网络调研，软件设有加权系数以反映受访者的身份和地位。同时，进行外部评估，通过采访城市创造力和城市动力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对每个城市的各项指标予以赋值。

内部和外部评估情况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两者的差距和整体得分为评估城市发展的弱势和优势以及日后的改进方式提供依据。调查的城市包括弗莱堡（Freiburg）、堪培拉（Canberra）、珀斯（Perth）、根特（Ghent）以及奥卢（Oulu）等新崛起的技术城市。这套体系共有10个指标，分别是：政治与公共框架；独特性、多样性、活力和表达；开放、信任、宽容和易接触；创业精神、探索与创新；战略领导、敏捷性和视觉；人才及学习前景；通讯、连接和网络；地方和地方营造；宜居度和幸福程度；专业性和有效性。兰德利认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衡量创意、应变能力和城市面对未来能力的关键。

2.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依据“3Ts”要素[19]，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与包容（Tolerance），佛罗里达[20]（2005）设置了同等权重的技术指数、人才指数和宽容度指数，并应用其对美国331个都市区的创意城市建设情况进行评价。技术指数包括两个衡量指标，即米尔肯研究院（Miken Institute）的技术标杆（Tech-Pole）评量标准和创新指数。人才指数包括三个衡量指标，即创意阶层、人力资本和科学人才。宽容度指数包含四个衡量指标，即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人口混杂指数（外国移民指数）与种族融合指数。

3.理查德·佛罗里达与Tinagli的欧洲创意指数。在原有的评价指标基础上，佛罗里达与Tinagli提出构建欧洲创意指数，具体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欧洲人才指数（Euro-Talent Index）、欧洲技术指数（Euro-Technology Index）和欧洲宽容度指数（Euro-Tolerance Index），各项指数的衡量指标和针对美国情况的创意城市评价指标存在着不同。例如，欧洲宽容度指数并不包含同性恋指数，而是以态度指数、价值指数、自我表达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充分考虑到了欧洲特有的文化宗教氛围。

4.鲍勇剑的“创新的风水”评价指标体系。鲍勇剑在《营造魅力企业》一书中指出，生物的成长需要有一定的生长环境，越是有生命力的事物，对外在的条件越敏感。创新企业是商业生命体中最有生命力的一种，它自然要求最好的风水。通过对美国风险资本地区分布进行一系列的调查，他的同事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即美国各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自己的城市所具有的独特优势。那么，创新企业究竟看重哪些条件呢？鲍勇剑借鉴理查德·佛罗里达团队的研究成果，提出“创新的风水”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为四种指数，分别为天份指数（talent index）、波波指数（bohemia index）、多元指数（mosaic index）和高科指数（high-tech index）。鲍勇剑强调，这些指数是创新的外环境风水，而企业同样需要内环境的创新风水。外环境创新风水是帮助吸引企业，企业本身则需要构建内部的创新风水来留住人才。他认为，内环境的创新风水也有四项指标，分别是工作有趣度、体验有趣度、同事有趣度和（办公）场所有趣度（鲍勇剑，2010）[21]。

5.国外创意城市研究的最新动态。查尔斯·兰德利的研究表明，创造力为城市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深厚的沃土，但在近十年中，对减少城市的不平等和紧张感效用不大。同时，当前还存在一个问题，许多城市的创意化进程没有考虑当地已有的文化特点和实际需求，而采取不恰当的方式强行推进创意进程，导致地区发展出现困境[22]。

弗罗里达指出，社区发展不应仅局限于通用性，还应充分利用真正潜在的真实资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3T”理论基础上，弗罗里达经过对美国五个州的社区调研又补充了第4个“T”——Territory assets，即领域资产。领域资产更加关注地区的独特性，它是指一个社会（或社区）的自然环境、建筑以及心理环境，也是一个社会（或社区）区别于其他社会（或社区）的独特“氛围”，其本质上就是“创意氛围”。高技术人才或者移民，容易被这种氛围所吸引，而喜欢居住在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充满咖啡厅、餐馆、书店、音乐俱乐部和其他的具有独特的社会和商业空间的城市中，这些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密不可分。因此，弗罗里达认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是提升领域资产的前提和关键。

综上所述，兰德利、佛罗里达和鲍勇剑的指标体系各有特色。兰德利的体系侧重于从人力资源、社会经济和创新气氛的角度论述创意城市构建，其指标如意志力与领导力、人力资源的多元性、联系与综合效益、组织能力以及独特性、多样性等，反映了创意城市对人力资源、社会经济和创新气氛的要求。佛罗里达的评价体系专门设置了人才的指标，他根据美国背景环境提出的反映社会宽容度的同性恋指数和波西米亚指数虽然引起了学术界的许多争议，但其创造性的想法仍然值得肯定。鲍勇剑的指标体系是在评价地区对于创新性企业吸引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这些指标体系各具优点，但都存在不足。兰德利体系的主观指标较多，数据的可获得性不理想，真实性难以衡量，尚未有实际的基于截面数据的城市评价。佛罗里达指标体系的亮点在于同性恋指数和波西米亚指数，然而，这两个指数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并非所有国家都具备美国等少数国家所特有的创意气氛，如在其欧洲创意指数中就不得不采用替代性指标来衡量社会宽容度。鲍勇剑的评价体系尚处于研究阶段，并没有在实际应用中取得显著的成果。

（二）国内主要评价指标体系

国内学者也对创意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主要有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许焯权主导的香港创意指数、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何增强主持提出的上海城市创意指数，以及北京、陕西、浙江、福建等省市专家的创意城市评价指数研究。

1.香港创意指数（HKCI）。在参照佛罗里达“3T理论”基础上，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许焯权团队（2005）[23]建立了基于香港实际情况的“5Cs”创意指数，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文化创意成果指数（Manifestations of Creativity）、结构及制度资本指数（Structural/Institutional Capital）、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社会资本指数（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指数（Cultural Capital），具体的创意指数体系由88个指标构成。在度量创意成果方面，设置了3种社会指标进行评定，分别是创意的经济贡献、经济层面的创意活动以及创意活动其他成果。在度量结构及制度资本方面，设置了8种社会指标进行评定，分别是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对贪污的感觉、表达意见的自由、资讯及通讯科技的基础情况、社会及文化基础建设的动力、社区设施的可用性、金融基础和企业管理的动力。在度量人力资本方面，设置了3种社会指标进行评定，分别是研究及发展的支出与教育的支出、知识劳动人口和人力资本的移动/流动。在度量社会资本方面，设置了3种社会指标进行评定，分别是社会资本发展、度量网络素质Ⅰ（从世界价值调查得出的习惯与价值）以及度量网络素质Ⅱ（从世界价值调查得出的社区事务的参与）。在度量文化资本方面，设置了3种社会指标进行评定，分别是文化支出、度量网络素质Ⅰ（习惯与价值）以及度量网络素质Ⅱ（文化事务的参与）。

2.上海城市创意指数。上海城市创意指数由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何增强[24]（2006）主持构建。上海城市创意评价指标体系在充分借鉴国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特点与优势，提出从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与创新效益相关的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共涉及33个分指标。同时，将2004年作为基准年（2004年创意指数的参考数值为100），把上述五项指数的权重分别设置为30%、20%、20%、15%和15%，使用当年统计数据进行测量。其中，产业规模从创意产业的增加值、人均GDP方面进行衡量；科技研发主要从当年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每10万人拥有的发明专利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率进行衡量；文化环境涉及到家庭文化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公共图书馆每百万人拥有数以及人均期刊数量等衡量指标；人力资源由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国际旅游入境人数等指标构成；社会环境则包括当年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构成。这些指标主要用以度量创意产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状况，评估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以及比较上海与世界其他城市的创造力。

3.其他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李博婵[25]（2008）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设立产业结构、居民生活质量、科技创意能力、文化创意能力、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7个一级指标、35个二级指标衡量城市的创意力。林宏[26]（2010）设计的城市创意指数，由创意活动、创意产业、创意人才和创意环境4个一级指标，专利、版权、商标等13个二级指标，以及专利申请授权量、出版物种类、年注册商标数等19个三级指标构成，并将之用于对京津沪等11个城市的评价。林宏的评价结果将11个城市分为四个等级，以杭州为例的分析认为，杭州的创意活跃度处于领先水平，但创意环境体系建设、创意产业的政府投入等方面存在欠缺，有待于提高。

肖永亮、姜振宇[27]（2010）提出的城市创意指数指标体系由文化产业规模指标、城市管理指标、创意人才指标、文化传统及文化特色指标、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指标、工业及服务业指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指标、居民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指标以及信息平台指标9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和118个三级指标构成，并且对一级和二级指标分别设置了权重。方忠、张华荣[28]（2011）从创意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探讨城市创意指数，把城市的创意经济竞争力概括为整体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两大能力。整体创新能力包括经济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3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可持续发展能力包含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制度资本3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方忠、张华荣认为，通过该指标体系模块可以得出一个城市创意产业的综合实力，进而可得出该城市的创意活力及情况。

华侨大学吕庆华团队对城市公共空间创意氛围的培育与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黄阳、吕庆华[29]（2011）通过回顾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发展历程，指出了其对创意氛围培育的促进作用，同时对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未来以构建创意城市为目标的公共空间建设对策等进行了探讨。吕庆华、芦红[30]（2011）构建了包括创意成果、创意制度、科学技术、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包容在内的6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55个三级指标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并选取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七个城市2005至2009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为我国创意城市评价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模式。

段学芬、马晨晨[31]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完善，初步创建的指标体系包括城市经济及产业规模、城市科教水平、城市文化环境、城市开放性、城市便利性5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并依据城市在地区发展中的示范作用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广州五个城市作为参评城市进行综合评分，依据其分析结果对这几个城市如何发展创意产业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国台湾地区逢甲大学的曾耀莹[32]（2008）在研究分析了欧美及大陆与香港的评价指标体系之后，利用德尔菲法设计了针对台北、台中和高雄的城市创意竞争力评估体系，包括科技创新、开放包容、文化创意、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5个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

（三）简要评论

中外学者对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积极探索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西方评价体系中，理查德·佛罗里达的研究最具影响力，他独创性的提出了以同性恋指数和波西米亚指数等为代表的宽容指数，不仅启发了后续研究者，而且揭开了创意人群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让创意人群、创意阶层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拓展了研究思路，丰富了我国创意城市评价领域的研究内容，其中以香港指数和上海指数具有代表性。香港的指标体系较注重结构、法律制度和社会层面，这从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对贪污的感觉、社会资本的发展等指标都可得到反映。上海的评价体系也很好地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实际中可操作性较强。但是，许多既有研究着重于以下问题的探讨：机器设备和工作能否带动地区的发展；人力资本或者创意阶层能否更好地预测地区未来的发展；在城市规划中，究竟是该使用传统的还是更具包容性的评估指标体系；究竟是创意城市还是传统的经济发展策略能够更好地引导地区发展[33]。解决一个问题的最佳方案往往需要接受二者间的矛盾和约束，改变问题的性质，从“或”到“和”[34]。因此，对创意城市的进一步研究，应该注重如何结合创意城市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发展，提高对创意阶层更理性和客观的认识[35]。

总之，不论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还是香港、上海指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局限，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因而，如何设计出一套切合中国广大地区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四、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展望

创意城市建设效果的评价和调整都依赖于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评价指标必须能够作为城市发展策略的制定依据。

（一）拓展研究视角

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视角，大多是从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的角度切入，而从城市经济管理学角度开展的研究较少。因此，可以采用全方位多角度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例如，可以发展基于面板结构方程的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以解决之前许多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如指标权重确定主观随意，无法混合处理定量和定性指标以及不能同时估计因子结构与因子关系等。构建创意城市，除了要加强城市硬件条件建设之外，还要重视城市创新气氛的培养，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社会宽容度等软指标方面的投入。要将定量变量与定性变量相结合进行评价。定量指标可以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来度量，用来反映城市发展的经济、人力资本以及生产生活情况，主要通过权威数据以及实地调查等方式获得。定性指标需要软性指标来衡量，用来反映城市文化、居民态度等，可以通过设计合适的问卷、走访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

（二）体现本土适应性

每个城市都有独自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并因此而形成其特有的地域文化[36]。创意城市源于文化，创意城市的概念及评价指标也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国外创意城市的评价研究，实际样本大多源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城市存在明显差异，因而评价指标的选取上也存在不同之处。佛罗里达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的创意环境之下，包含同性恋人口比例、波西米亚比例等指标，而在中国，由于独特的社会文化，这些指标能否适用还有待商榷。国内各地区在建立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在充分借鉴国外已有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考量本区域、本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等要素，依据自身特点确定创意城市的发展方向，结合自身的地区特色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重点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实现产业结构科学、可持续性的发展改造[37]。同时，评价指标应建立在我国现行行业的分类以及统计口径基础上，从而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客观性。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如曾经是世界中心的西安，具备强大的文化竞争力，众多的高校又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厦门拥有“海上花园”的美誉，宜居的城市环境势必成为其强大的竞争力。

（三）考虑政府作用因素

从建设主体的参与程度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土地所有制和东方文化对集体主义的崇尚等都决定了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38]。有学者[39]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创意城市发展的研究，归纳总结出创意城市发展的欧洲、美国和亚洲三种模式，其中亚洲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政府在创意城市建设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城市的发展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而目前的许多评价指标体系对政府因素的作用并没有予以体现。政府的支持力度直接影响到创意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集中反映在政策法规的保障、创意园区的建设、研究与发展（R&D）投入程度、创意阶层的培养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因此，设计出合理的评价政府对创意城市投入程度的指标，更有利于全面评估城市的创意发展水平，亦可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注释：

①详见世界经济论坛网站：http://weforum.org/issues/global-competitiveness

②John Ruskin认为，不仅是艺术品，甚至所有有价值的物品都包含功能与艺术双重属性，在发挥正常功效的同时又能增加人们的人文感受，因为其中蕴藏着人类自由的创意活动，只有当消费者发现并接受它时，这种人类自由创意活动的价值才有效。WilliamMorris继承了John Ruskin的观点，倡导工艺式生产，提倡人性化劳动和生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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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霞］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Creative City'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LV Qing-hua,GONG Shi-jie

（College ofBusiness Administration,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relative literature about creative city'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Based on the content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w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evaluation index,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of index contents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evolvement,this paper tries to prospe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ina.

creative city;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ity;creative economy

F062.5

A

2095-106X（2014）01-0084-07

2014－02－20

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2012年度项目“我国创意城市评价研究”（12YJA790095），项目负责人为吕庆华教授。

吕庆华（1960－），男，福建寿宁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文化产业理论与营运；龚诗婕（1991－），女，福建寿宁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产业理论与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