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的形成与人文特征

刘文波

（泉州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财经科学研究

闽南文化的形成与人文特征

刘文波

（泉州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闽南文化是在闽南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孕育生成的。闽南山地丘陵密布、地少人多与海域广阔、海路交通发达两个方面的历史地理条件，促进了闽南文化独特人文精神的形成，即开拓拼搏精神、重商务实观念、兼容并蓄心态、恋祖爱乡情结。

闽南文化；人文特征；闽商精神

闽南文化的研究在学界已较为深入，但对其范围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其实，就闽南地理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地理范畴。“闽南”一词据称早在北宋初年就已使用，当时所指的地域范围涵盖今泉州、漳州和莆田（时称兴化军）。如今，闽南在行政地域概念上是指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但就文化范畴而言，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于此。对此，林华东先生在《闽南文化的精神和基本内涵》一文中，对闽南文化做了很好的阐述：“从特征上说，它以闽南方言为载体，存活于闽南方言通行的社会之中。从地域范围说，它发源于福建泉州地区，逐步向漳州地区、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台湾地区及海南地区扩展；并且随着闽南人的足迹，沿着江河海岸延伸至广西平南玉林地区、浙江平阳地区、东南亚港澳地区，以及内陆的江西上饶周边地区、江苏宜兴以及本省的闽北、闽东和闽中个别地方。从数量上说，国内外认同闽南文化、生活在闽南方言圈的，大约有6 000多万人。从历史角度说，闽南文化经历了2 000多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闽南人的变迁，它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1]

一、闽南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条件

俗话说：“一方土地养育一方人氏，一方人氏创造一方文化。”各地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各自的历史，不同的文化又植根于不同的地域，地域文化是地理与历史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闽南文化是在闽南这一特定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孕育生成的，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其中，闽南文化的生成、发展与两个方面的关系尤为密切。

（一）闽南山地丘陵密布、地少人多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区域内山岭叠嶂，溪流纵横，河谷与盆地交错分布，素有“东南山国”之称。闽南依山面海，地形亦呈由西北向东南的走向、由内地向沿海的阶梯状倾斜。泉州德化境内的戴云山高达1 856米，漳州平和境内的博平岭大芹山高1 544米，是闽南境内的两大高峰，闽南以此为界，与闽中、闽西天然分隔。

戴云山—博平岭山带由内陆山区向沿海倾斜，其中，山岭耸峙，低丘起伏，河谷与盆地交错期间。戴云山在泉州境内形成三大支系：一是从德化延伸到惠安县西北部临海；二是沿安溪、永春及南安的交界，由西北向东南将晋江分为东西溪两大支流；三是由西北向东南直通海岸，在南安石井与厦门翔安交界处延伸入海。由此，闽南地区从西北山地到沿海地带，形成中山—低山—高丘陵—低丘陵—台地—平原依次递变的阶梯形状。在山地与丘陵之间，分布着狭长的河谷与盆地，间有一些山间冲积平原，它们连同坡度和缓的低丘，构成可供开垦的农地。

闽南适宜耕作的土地主要分布在沿海的冲积平原。闽南分布着两大水系，即漳州境内的九龙江和泉州境内的晋江，由此形成闽南两大冲积平原，即漳州平原和泉州平原，面积分别为566平方公里、345平方公里。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闽南沿海冲积平原可以称得上是福建境内耕地分布最集中、耕作条件最好的地方。但与周边省份相比，闽南耕地条件十分有限，漳州、泉州平原狭小而零散，平原上分布着较多的低缓丘陵，沿海狭长的滨海平原大多不相连，被丘陵分割成为小块的沿海冲积平原。以泉州为例，其平原面积为345平方公里，仅占陆地面积的21%，山地则占50.5%，丘陵占28.5%，总体上呈现出山多平原少的特点。

在唐代仍被中原人视为“蛮夷荒芜之地，瓯越险远之区”的福建，经过五代闽国政权的开发，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重要的时期。宋元时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快速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先进之区。就人口而言，据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载：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福建有992 087户，其中，泉州有201 406户，漳州有100 469户，漳泉二州人口占福建总人口的30%。自此，福建发展史上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窘境，在闽南沿海地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以泉州为例，据梁方仲的《中国历代人口、田赋、田地统计》记载：泉州人口占福建总人口的20%以上，以面积而言，泉州只占福建面积的9%，人口密度已是每平方公里40人以上，大大超过当时全国的平均密度（18.1人）和福建的平均密度（16人）。福建平均每户的耕地亩数为10.6亩，相比于人口较多的江南地区（35～37.4亩）差距不小，而人口众多的泉州人均可耕地就更为有限，户均耕地仅为6亩。到了南宋后期，泉州人口超过了25万户，地狭人多的情况更加严重。正如宋人谢履《泉南歌》所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①

人地矛盾关系的激化，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粮食生产难以满足当地的消费需求。据估计，宋代泉州粮食的自给率大约只有40%。时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曾说过：“虽当上熟不及半年之需。”②二是耕地难以满足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南宋人刘克庄说过：“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③所以，当时泉州有很大一部分人弃农转而以海外贸易为生。

总之，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福建乃至闽南地区可耕的土地资源有限，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下，人多地少的生存窘境自宋代以后一直困扰着闽南沿海人民。但是，漳泉地处东南沿海，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拥有广阔的海洋资源，这又为闽南人民提供了良好的谋生出路。因此，闽南人很早就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闽南海域广阔，海路交通发达

闽南海域广阔，海域面积泉州为11 300平方公里，漳州为18 600平方公里，厦门为344公里，三地占了福建海域总面积的40%以上。陆地面积泉州为11 015平方公里，漳州为12 607平方公里，厦门为1 565平方公里，三地仅占全省的20%。总体而言，闽南的海域面积略大于陆地面积。

闽南地区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泉州海岸线长541公里，漳州海岸线长680公里，而且自北向南分布着大小数十个港湾，较大的是湄洲湾、泉州湾、围头湾、安海湾、厦门湾、东山湾和诏安湾，这些港湾内有山峦环卫，外有岛屿屏障，水深港阔，不冻少淤，港口条件十分优越。

素有“东南山国”之称的福建，正是缘于福建山多，再加上武夷山横亘于西，仙霞岭阻碍于北，造成了福建与内地的交通隔阂，天然形成了面向大海的封闭地形。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中原各地，陆上交通都十分不便。直到唐末农民起义，黄巢由浙东入闽，开通了福建著名的出省通道仙霞岭路，福建的陆上交通才得以改善，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明清时期，福建出省的主要通道除仙霞岭路外，还有出闽北杉关、分水关至江西境内的两条通道，但路线迂回曲折，路途遥远，仍是不便。

闽南地处福建东南，如需北上，既要克服出省的路途遥远，还要经历省内的万般艰辛。就泉州而言，宋代以前从泉州往福州，要先过仙游白虹山，再过莆田囊山，翻过方山四层大岭，才到福州南门。北宋蔡襄修洛阳桥之后，泉州至莆田可不必走山路，但莆田至福州路段则需过乌龙江入福州，路途虽缩短不少，但乌龙江至近代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天堑。

福建陆路交通的不便，凸显了海路交通在福建历史上的地位。福建人民走出大陆、交通四海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山海经》里即载有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原人民“闽在海中”的说法。广阔的海域和良好的港湾优势，为福建发展海上交通联系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

在福建历史上，与海外发展贸易联系的有福州、泉州、漳州月港和厦门港，后三者都在闽南，其中以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最为闻名。

闽南与海外交通联系之始，据称是在南朝时期，南梁就有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经扶南（今柬埔寨）前往南安郡（今泉州南安丰州）翻译佛经。海路交通在唐代逐渐发展，唐初泉州已是“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外商云集。唐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将泉州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五代闽国时期，“招宝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较快发展，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确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福建与海外的贸易联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蔡襄到赵汝适，泉州的历任地方官员在其著作中都留下了泉州与海外联系的一笔，从“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④到“暇日阅诸蕃图……俾列其国名”，⑤记载多达58处，这些国家不仅涵盖了高丽、日本、南洋诸国，还远及阿拉伯、东非。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的与泉州有海路交通贸易联系的国家多达98个。因此，宋元时期泉州已是我国的海上交通枢纽与门户，享有“东方第一大港”的美誉。

明清时期，政府虽厉行海禁，但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使地处闽南的漳州月港、泉州安平港、厦门港先后崛起，闽南地区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对外交通联系更是繁忙，联系的国家也更多。

基于上述两个因素，历史上的闽南人民在人多地少、陆路交通不便的窘境中，很早就选择了发展海洋事业的道路，以海为田，大力发展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闽南文化的人文特征

闽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原文化随着汉人南移而植根于福建，中原文化的主体性难以动摇，但也深受迁移地环境、当地人民经济活动方式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潜移默化，深深地打上地域的烙印。因此，闽南地域远离中原的边缘地理以及闽南面向海洋、闽南人民与海洋的亲缘关系，使闽南文化呈现出一些与中原主流文化相异的独特表现形式。这种独特性极大地弥补了中原文化的大陆性，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众多学者对闽南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揭示其精神内涵。其实，就闽南文化的独特表现而言，其人文精神与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⑥

（一）开拓拼搏精神

源于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和明清时期犯禁下海走私的传统，闽南人民更富于“敢拼爱赢”的商业冒险精神。因此，闽南民间普遍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崇尚“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三分本事，七分胆”，更具开放和对外开拓意识。

（二）重商务实观念

早期闽南人民缘于生计被迫入海从事贸易，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福建沿海人民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在从业观念上不再局限于农业，重商逐利更为人们所崇尚，形成宋人所言的“只博黄金不博诗”重商务实的典型商业观。

（三）兼容并蓄心态

闽南文化是由古越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而成，而且闽南地处东南沿海，无论是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还是清代的五口通商口岸，都更易于接触外来文化。多种文化的交接，使闽南人民具备兼容并蓄、善于学习的开放心态。

（四）恋祖爱乡情结

移民的传统以及南洋谋生的历史使闽南人民更重视血缘与地缘关系，在商业经营中习惯于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组建商业网络，采取家族经营模式发展壮大企业。同时，在事业有成后，闽南人民乐于回馈桑梓，致力于家乡建设。

闽南文化在人文精神方面的特征，都是基于地域环境和历史条件形成的，四个特征之间相互联系与依存，其形成是与闽南人民长期与海洋的联系分不开的。同时，闽南文化的发展与成型，反过来又成为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推动了整个区域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注释：

①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②见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奏乞拨平江百万仓赈粜福建四州状》，四部丛刊本。

③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泉州南郭二首》，四部丛刊本。

④见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番商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⑤见赵汝适《诸蕃志校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⑥有关闽南文化之人文精神，笔者在2007年4月、2010年3月分别接受了《市场瞭望》、《东南早报》专访，并将四个方面的特征撰文刊发于这些报刊中。［1］林华东.闽南文化的精神和基本内涵［N］.光明日报，2010-05-05.

［责任编辑：高巍］

Formation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 of Minnan Cultural

LIU Wen-bo

（School of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China）

Minnan culture is generated from specific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south Fujian.South Fujian has less land and large population,and its marine traffic is developed.These two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Minnan culture,including pioneering spirit,mercantilist pragmatic concept,eclectic attitude and love to hometown.

Minnan culture;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Fujian business spirit

G40-054

A

2095-106X（2014）01-0091-05

2014-02-03

泉州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闽南文化与闽商精神研究”。

刘文波（1973-），男，福建泉州人，泉州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经济史、闽台区域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