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广西民间信仰的功能——以《徐霞客游记》为考察中心

胡可杰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徐霞客是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其一生游历祖国名山大川，所创作的《徐霞客游记》一书，全书约63万字，其《粤西游日记》有20 余万字，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足见徐霞客对广西的重视程度。在《粤西游日记》中，他对广西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经济等情况做了详细的记载，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游记。目前学术界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已有涉足佛教、道教这方面的成果①相关研究有高岩：《明代云南佛教文化现象探析——〈徐霞客游记〉读书札记》，载《黑龙江史志》2009 年第17 期；郭武：《从〈徐霞客游记〉看明代云南的道教》，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蒋明宏：《徐霞客与明代佛教生态文化》，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等。，但对民间信仰研究则少有涉及。本文以《徐霞客游记》为考察中心，探讨明代广西民间信仰，并从这些信仰的功能，分析其所反映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内涵。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徐霞客游记》所载广西的地方庙宇

庙宇是民间信仰的物化载体。“民间信仰又称民俗信仰，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一种信仰心理和与这种信仰心理相伴随而发生的信仰行为，以及人们在信仰过程中所举行的各种仪式和活动”[1]1。民间信仰的产生，究其根本是人类对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感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感，从而催生了对自然、图腾以及祖先等的崇拜，是自然环境与人为建构等方面的产物。到了明代，民间信仰无论是种类、数量都超越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为维护地方统治的稳定，明朝统治者对能够维护地区稳定的民间信仰采取了默许甚至扶持的态度，“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2]1306。广西地方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也与中央政府类似，“而神果能福其民，则亦不得以不经废之，亦因俗从宜之义也”[3]4198。这使得广西的民间信仰得到了蓬勃发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徐霞客游历广西是从明崇祯十年（1637 年）四月至崇祯十一年（1638 年）三月。具体浏览线路是“他首先抵达全州，后到兴安、灵川，沿漓江、经桂林，到阳朔；经永福、洛容，沿黔江的支流——柳江，从柳州，到融县，再返柳州，经象州、武宣，到浔州；并陆路考察郁林、北流、容县，返浔州，沿郁江，经贵县、横州、永淳，到南宁；沿左江，从南宁，经新宁州，抵太平，经太平州、安平州、恩城州、龙英州、下雷州、向武州、结伦州、都结州，沿右江，到隆安，最后回到南宁；过昆仑关，经上林（南丹卫）、忻城、庆远，河池、南丹，前往贵州”[4]1，在广西游历耗时近一年。由于徐霞客在游历广西各地时，多栖宿于庙宇之中，与僧人道士等有着密切的交往，故对各地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有着详细的记载。笔者统计《粤西游日记》，发现关于寺庙、民间信仰等记载有180多条，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佛教寺庙有91 处记载，包括一些未记录名称的庙宇与建筑遗址，如观音诸像、石佛等记载；道教道观有43处记载，也包括一些未命名的道教观庙，如只提三清巨像字眼的场所等；还有一些广西民间信仰的祠庙47 处，徐霞客对民间信仰的庙宇记载较为丰富；此外还有官方所建的文庙1处、关帝庙4处。如表1所示。

表1 《粤西游日记》中寺庙空间分布记载一览（单位：处）

由表1 统计数据可见，至明代后期，佛教、道教庙宇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佛教、道教在中国都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各自的宗教理论、法规、组织形式等等，而且信徒众多，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粤西游日记》中关于佛教、道教庙宇的记载共有134处，占全部庙宇的74%。而民间信仰作为民间区域性的民俗活动，是对自然、图腾以及祖先等的崇拜而产生的，在理论、活动范围方面与佛教、道教相差甚远，在《粤西游日记》记载的庙宇中，占26%。佛教、道教是向内求的，即本自具足，无须外求，而民间信仰一般都是向外求，是自身欲求的体现。这也是民间信仰能够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明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广西民间信仰的发展有其特色。由《徐霞客游记》的《粤西游日记》的记载可以发现广西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桂林作为当时的广西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成为各种民间信仰的聚集地，不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广西之最；而广西中南部地区，虽是少数民族群体的聚居地，“夷凡十数种，杂处诸郡县山野之间”[5]818下，但这些地方也有体现国家意志的民间信仰存在。同时明朝统治者对聚居在此地区的瑶、壮等少数民族，用武力的形式夺取他们的土地，“据其巢，耕其土……盖贼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无不愿得之者”[6]5844，加重了对少数民族民众的剥削，致使当地人地关系紧张，又进行食盐封锁，“广西素不产盐，而两江尤为难得，宜严立私贩之禁，量为功次等则，以为赏劳士兵之资”[7]299-300。因此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激起了广西地区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自洪武时起不断出现少数民族反抗行为。洪武八年（1375年），“浔州大藤峡瑶贼窃发，柳州卫官军擒捕之”[2]8217；到了天顺四年（1460年），“蛮贼攻破藤县北门入城，哨守官军指挥张能等开南门而逃，贼遂纵火焚毁官民廨舍、公私财物、子女劫掠无遗事下”[8]6695；“自景泰以来，啸聚至万人，堕城杀吏。而修仁、荔浦、平乐、力山诸瑶应之，其势益张。渠长侯大狗，尝悬千金购，莫能得。郁林、博白、新会、信宜、兴安、马平、来宾亦煽动，所至丘墟，为民害”[2]8220；“断藤峡瑶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诸洞蛮，盘亘三百余里，郡邑罹害者数十年”[2]5167。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冲击了明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动摇了明统治者在广西的政治、经济基础。为稳定局势，维护统治，广西地方官府会采取发展农业、修城镇、建学校、建庙宇等措施，特别重视在该地区通过人为建构方式，建立或修葺民间信仰的庙宇。如在平定思恩府反抗后“嗣后续增其祭祀廪饩之用，则地方可安，文教可兴”[2]8237。而且广西各地民间信仰的建构还受到当地自然因素的影响，其分布多采用因地制宜的方法，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众多的民间信仰。

二、明代广西民间信仰的祈雨功能

在《粤西游日记》中徐霞客一共记载了12 处用于祈雨的庙宇，其中桂林府11 处，庆远府1 处。明崇祯十年（1637 年）闰四月二十六日，在桂林记载：“又南一里，有一石峰特立东西两界之中，曰海阳山。有海龙庵，在峰南石崖之半。海龙庵已为临桂界。……乃下山，自东麓二洞门绕北至西，入龙母庙，已圮”[9]284-285，“一里，随山脉登海阳庵”[9]287；二十九日，“始知是为虞山，乃帝舜南游之地。其下大殿为舜祠”[9]290。接下来在桂林府还记载了灵懿庙、广福王庙、侯山庙等9处祈雨庙宇。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庆远府记载：“其西有巨枫树一株，下有九龙神之碑，即昔之九龙祠遗址”[9]566。这些具有祈雨功能的民间信仰分布以桂林为主。这是因为：一方面，桂林府在广西有着突出的政治地位，安宁稳定十分重要，桂林府内祈雨灵验，则有利于维护广西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与明代广西的气候特征有关。

广西地处低纬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而且气候干湿分明，夏秋季为雨季，降水量充沛，但降雨分配极不均匀；春冬季是干季，气候干旱少雨，少雨年份干旱严重，极易出现旱灾。受季风影响，常导致春旱和秋旱。“春旱主要发生在百色地区、南宁地区、钦州地区的西部，河池地区等，桂林地区很少春旱；秋旱地区的分布恰好与春旱相反，其中以全州、兴安为中心的桂东北，柳州为中心的桂中，扶绥、上思为中心的桂南地区秋旱最为严重”[10]113。根据《广西自然灾害史料》的记载，笔者整理统计明代广西出现的旱灾，如表2所示。

表2 明代广西各地旱灾情况统计（单位：次）

由表2可知，广西虽在雨季时降雨充沛，但在干季时却又旱灾严重，这在史料中多有反映。《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三年（1459 年）九月戊申，广西桂林、平乐、柳州、梧州、浔州、南宁府……各奏：今年四月至七月不雨，田苗旱伤”[8]6475；“天顺四年（1460年）七月辛丑，广西桂林府奏：四月至六月不雨，禾稼枯槁，租税无征”[8]6622。在正德十三年（1510 年），“广西各地干旱无雨，赤地二三千里，旱情为数十年所未有，死者十之有五”[11]131。严重的旱灾导致百姓难以生存，流离失所，并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融县大旱，饥民死亡相继，鬻卖男女于楚，逃散者数千人”[11]41；天启四年（1624年），“阳朔旱，饥民变”[3]5399。农业作为农耕国家的立国根本，历代帝王与地方官府都将农业视为第一要务。为了消除干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封建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减免受灾区的租税，减轻人民负担，如万历十二年（1584 年）“梧州大旱饥，蠲免苍梧灾米”[12]513下；另一方面官府依靠祭祀神灵祈雨，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因此，官府会不遗余力地去正名、推崇祈雨灵验的神灵，通过不断封赐，来提高祈雨神灵的地位。庆远府的九龙庙，因祈雨获应，成为祈雨神灵，到了明朝“封九龙之神，重加修葺，岁以四月八日，有司致祭”[13]234上。

徐霞客游历桂林十里铺，由铺南进灵懿石坊，所见灵懿庙为官府所建，颇为气派。“漓江西合阳江于雉山，又东会湘水于穿山，奔流南下，此山当其冲。山不甚高，而屹立扼流，有当熊之势。西向祀嘉应妃，甚灵，即灵懿庙。宋嘉定间加封嘉应善利妃”[9]305。据《宋会要》记载，“绍熙四年八月，加封昭惠灵应夫人。嘉应妃，嘉定元年九月，加封嘉应善利妃”[14]1086。题为《敕静江府临桂县灵懿庙开天御道娘娘封昭恵夫人》的诏书写道：“瞻言南服屹彼灵祠，转水旱为丰年，散札瘥为和气。”[15]1910-1911因为祈雨灵验不断受到官方的敕封，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官方承认的“正祀”。另外，桂林本土的祈雨神灵还有广福王庙。徐霞客在游记中记载，“西二里经两山之峡。峡北山则巍然负扆，下为广福王庙”[9]356。据嘉庆《广西通志》收录的《惠宁庙碑》碑文记载：“岁在乙亥，田种而不雨，至六月旱甚……率父老造祠下祷之，有顷，云作甘雨随车，膏泽猷亩，岁则大熟。君异其感应之速，乃谕父老为请裹封。明年秋九月，赐爵义宁侯，以报休功。是岁丙子大熟。……明永乐十三年，板田里别立庙，其后临桂、灵川皆有庙，以惠宁为始云。”[3]4088-4089广福王因为祈雨辄灵，受到官方的大力扶持，使其信仰圈不断扩大。可知，在古代农业社会里，祈雨神灵地位的变化是由官府所主导的，蕴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稳定地方社会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明代广西民间信仰的“镇蛮”功能

徐霞客的《粤西游日记》一目共记载了8 处“镇蛮”功能的庙宇，集中在桂林府与南宁府。明崇祯十年（1637 年）闰四月二十九日，在桂林记载，“从门内循城南行半里，由伏波山下出桂水门。门以内为伏波祠”[9]290；五月初八日，“余少憩城外西北角盘崖之上，旋入北门，西谒阳明祠”[9]308。十二月十九日，在南宁府记载，“出朝京门，由五公祠即望仙坡”[9]533，接着还记载了多处具有此功能的庙宇。这些庙宇的存在，是其时广西民族矛盾尖锐的反映。

广西作为边陲，历来被看作蛮夷之地，明代广西人口构成是“大率狼人半之，徭僮三之，居民二之”[6]5844。可知，当时广西人口有八成都是少数民族，汉族人口只占少数。如何管理好人口占多数的“蛮族”，是当地官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明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除强化武力镇压外，还要进行思想、心理征服。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攻心之战，“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16]907。因此，“镇蛮”功能的民间信仰主要得益于官方推广，以发挥其镇驭边疆的功能。

在明代以前，广西地区所建的具有“镇蛮”功能的神庙，多是“镇蛮”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并受到官民的祭祀。两汉的伏波将军路博德与马援的伏波庙是广西最早在战争后所立的神祠之一，但此后逐渐演变为马援的专庙。嘉靖《广西通志》记载:“伏波庙，在城东伏波山下，祀汉将军马援。”[17]401上伏波将军因平定岭南，对维护国家大一统和岭南边疆治理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即“镇服蛮夷，其功甚大”[13]237下，官府通过将其传奇化，从人转化为神，而受到当地人祭祀，特别是在官方祭祀的影响下，当地民众对其产生敬畏和崇拜的心理，从而达到“镇服蛮夷”的目的。宋周去非记载：“闻钦境古森峒与安南抵界，有马援桐柱，安南人每过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其说曰，伏波有誓云：‘铜柱出，交趾灭。’培之惧其出也。”[18]404官府通过仿照马援立铜柱的模式，在各地建立与马援相关的器物，达到震慑的作用。万历《广西通志》记载，马援在平定交趾之后，“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焉。今思明有铜柱，苍梧有铜鼓，太平有马将军威震关，血食者世世”[13]459下。徐霞客游历太平府时曾记载，“铜鼓在郡城内城隍庙，为马伏波遗物，声如吼虎，而状甚异”[9]466，也是此类做法的体现。

到了明代，明朝统治者依旧延续之前“镇蛮”的方法，通过战争，平定战乱，树立新的“镇蛮”神灵。与此同时，明朝统治阶级对于瑶、壮等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明朝天顺六年（1462 年），明军曾在贺县桂岭乡大肆抓捕少数民族民众，“是岁大兵征其乡，俘僮寇数千，流水皆赤”[19]611。残酷屠杀，加深了广西少数民族与明朝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广西瑶、壮等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抗明王朝的压迫和剥削。在明代广西著名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中，有大藤峡瑶族人民的斗争、八寨农民起义、府江地区瑶壮起义等等。这些反抗斗争与中原地区的起义的区别体现于民族成分上，多以瑶族、壮族农民为主体进行反抗斗争，具有民族性。“大藤峡起义是以瑶族为主体，有壮族人民参加的反对明王朝的民族压迫剥削的大起义，其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坚持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为历史罕见”[20]113。虽然明王朝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最终取得胜利，但并不能从心理上压服少数民族，明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统治者转变思路，转而采取教化措施，对各族人民在思想上进行麻痹、威慑，因而极力褒奖、推崇在平定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中战功卓越的将领，为其立庙祭祀，如山云、韩雍、王守仁等。

在广西方志中，此类功能的庙宇有为山云所建的山公庙，据万历《广西通志》记载：“在思恩府，祀征蛮将军山云。”[13]237下山云战功卓著，在广西期间平定瑶、壮各族反抗，先后经历十余次大战，“自是瑶、僮屏迹，居民安堵”[2]4483，为其建庙立祀，能稳定民心，达到震慑作用。还有广西官民为韩雍所建的韩公祠，“弘治十年奉敕建，祀总督襄毅公雍在（梧州府）城东吕仙亭左，每岁六月十六致祭”[13]236上。韩雍讨平大藤峡起义，而且用兵如神，连对手都惊呼“韩公天神也”。韩雍在大藤峡，“峡有大藤如虹，横互两崖间，雍斧断之，改名断藤峡，勒石记功而返”[2]4734。大藤峡之战后，韩雍接连收复各地，稳定了局势。《徐霞客游记》记载有“镇蛮”功能的庙宇有为王守仁所立的王阳明祠等。王守仁因平定思恩、田州诸瑶叛乱有功，被当地人建庙祭祀。嘉靖六年（1527 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起兵反明廷统治，其后八寨地区壮瑶人民纷起。王守仁奉命征讨，“遂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诸贼。令布政使林富率苏、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轶贼，尽平八寨”[2]5167。明统治者为这些战功卓越的将领立祠建庙，一方面是肯定其平定叛乱的功劳，另一方面是希望利用其声望来达到“镇蛮”的功效。另外明军镇压了韦银豹壮族起义，而在桂林府修建了关将军庙，“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朱炳如以古田韦银豹城隙处新建，以示镇压。今各郡县多有祠”[13]232上。这也是通过镇压叛乱，立庙“镇蛮”的初衷。

四、明代广西民间信仰的教化功能

《徐霞客游记》记载了7 处教化功能的庙宇。明崇祯十年（1637 年）六月十四日，徐霞客从柳州城“出东门，过唐二贤祠，由其内西转，为柳侯庙，柳侯碑在其前，乃苏子瞻书，韩文公诗。其后则柳墓也”[9]367-368；七月二十六日，记郁林州“陆马庙者，在大容南麓，乃土人以祀陆绩、马援者”[9]413；十二月二十一日，记南宁府“六里，为双峰洞，阳有庙东向，曰陈崇仪庙，乃祀宋守陈曙者”[9]538；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二月，记庆远府“又西北为黄文节祠，后有卧龙石，前有龙溪西流”[9]582。此外还记载了多处教化功能的庙宇。

广西距离中原地区较远，开发较晚，粤西人的民间信仰是建立在巫鬼信仰的基础上，《汉书》记载：“粤人俗鬼，而其祀皆见鬼，数有效。”[21]188信鬼神蔚然成风。在民风民俗上，与中原文化有所差异，“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22]886。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一方面需要开设书院发展教育，“建学校用变夷风”[13]250下，另一方面需要运用民间信仰教化民众，原因是“民间信仰在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社会系统正常运作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23]27。因此当地官府积极推崇有政绩的官员或文化名人将其神灵化，为其立庙祭祀。《广西通志》或是各地的方志都会记载关于教化的庙宇，如名宦、乡贤祠等，像南宁府的名宦乡贤祠，“春秋如制行祀事”[24]391上。统治者将这些历代有政绩的官员或文化名人奉为神灵，并在地方社会推行民间信仰以教化土民。在广西行教化，影响较为深远的民间信仰，柳宗元的柳侯祠是其中之一。柳侯祠在柳州城东，旧名罗池庙，祭祀的是唐刺史柳宗元。当时柳宗元被贬至柳州，执政期间教化民众，有惠政，而且柳宗元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受到了民众与文人的敬仰。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对柳宗元教化功绩有所描写，“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25]550嘉庆《广西通志》叙述了柳宗元对柳州地区教化产生的影响，“柳城，古龙城地，被服柳侯之化，遵法禁，耳诗书，厢民尤为秀淳，服饰仪制度，俨然士风”[3]2787。历代王朝对其加封赐爵。元祐五年，宋朝统治者赐额曰“灵文庙”；崇宁三年，赐爵曰“文惠侯”；至绍兴末加封文惠昭灵侯；元致和元年又进封文惠昭灵公。“盖柳侯着灵南土，州人祀之，久而益?，碑文所谓钦于世，世者信矣”[26]569。通过祭祀柳宗元，能够拉拢当地的文人世族，让当地读书人崇拜柳宗元并以其为榜样，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除了徐霞客所载外，在广西这样有教化功能的庙宇，还有在明代平南县所建的李迪功庙，祭祀的是明县丞李复原。明代吴节的《李迪功庙碑》记载：“平南，古要荒之地，与夷僚为邻，民被骚扰者动辄逋窜。复原至，摅诚誓心，揭榜招抚，闻风来归者三百余家。躬督耕稼，开垦荒田二百余顷。凡远年租税，悉皆输足于要害之处。诛首恶一十三人；党四百，皆谪戌远方。风声振举，教化大行。……景泰初，有司援例，定入祀典，扁其祠曰李迪功忠义祠，春秋奠享焉。”[3]4176像李复原这样能够对地方发展作出贡献、为百姓造福的好官，官府将其神灵化，自然能够稳定、协调社会关系或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教化民众还体现在对读书人的教育，由神祠与书院相结合，如徐霞客记载的黄文节祠，“宋署守张自明因文节遗风，捐数十万钱建祠及龙溪书院”[9]582。柳宗元在柳州时发展教育，亲自参与教学，“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宗元为师，其经承宗元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3]467下。通过将这些贤官神灵化，不断宣传，提升官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五、明代广西民间信仰的心理调适功能

在《粤西游日记》中徐霞客共记载了20 处用于心理调适功能的庙宇。比如明崇祯十年（1637 年）六月初五，在桂林府记载，“知为神宇，入其洞，则隙裂成龛，香烟纸雾，氤氲其间，而中无神像，外竖竿标旗，而不辨其为何洞何神也。下山，见有以鸡酒来者，问之，知为都箓岩。言其神甚灵异，而好食犬，时有犬骨满洞中”[9]348。六月二十八日，在柳州府融县记载，“其神为梁、吴二侯……闻其神甚灵异”[9]382；十月初六日，在太平府记载，班氏神庙“其神在郡极著灵异，家尸而户祝之，有司之莅其境者，靡不严事焉”[9]467。民间信仰的心理调适功能是民众世俗文化生活的反映。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众多事变或感觉迷茫，需要在精神层面寻求安慰，于是相关的民间信仰应运而生。此类民间信仰具有心理调适的功能，并反馈给民众慰藉感，成为民众的心灵寄托，具有功利性，即谁灵验就祭祀谁。认为通过对民间信仰的虔诚祭拜，可以得到这些民间神灵的庇佑，达到祈福消灾的目的。粤西地区历来被视为“烟瘴之地”，其气候干湿分明，不仅有炎热的自然气候，还有“卑湿”的地理环境，古人认为“卑湿”的环境极易得瘴疾。史书不乏记载，“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27]2838，“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22]887，“炎荒瘴疠区”[2]5814。可知，在古代粤西地区民众得瘴疾的现象十分普遍，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死亡率较高。古时民众抵御灾祸的力量较低和承受灾祸的心理能力较差，使得其难以消除恐惧，因而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下，民众将治病的希望寄予神灵，“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惟事祭鬼”[28]284。徐霞客在游历桂林时曾前往刘仙岩考察，岩上刻有《养气方》。据传刘仲远所传的《养气方》：“数年竟免岚瘴之患……终身无疾矣。”[29]73上除了徐霞客所载外，广西其他地方也有这样能治病的庙宇，比如嘉惠祠，“祀宋吴优。宣和间州吏，遇异人仙去，乡人立庙祀之。疾病水旱，祈祷即应”[3]4118。这些神灵寄托了民众对无灾无病的美好向往，具有功利性。

民众在感到迷茫时，往往通过祭拜神灵，从而在心理上获得慰藉感，其表现方式多是通过求签来实现的。求签是人与神灵交流的工具，寄托于求签的方式得到神灵的指示，从而摆脱困境。徐霞客在太平府时，选择路线未决，曾求签于神灵，于是“趋班氏神庙求签决之”[9]467。班氏神庙即班夫人庙，“传乃溪峝世家女，尝以兵助马伏波平征侧、征贰，故祀之。郡人祈祷，无不灵应”[3]4198。班夫人因功而被祭祀，班氏神庙也因灵验而广被民众信仰。此外，广西本土的三界神，也具有给予民众心理调适的功能。根据史料记载，“邻壤贵县有冯姓之家，世以神异显。有称都长者，乃横州侯与国举人姑之夫，故余得之颇详。其家神异者，世有一人立召风雨、鬼神、虎豺，言人祸福，无不验”[30]21。“民间传说此神十分灵验，有求必应。但喜欢吃牛肉，各地均建庙祭祀，每逢天灾人祸，备牛肉上庙祭拜，求其消灾降福”[31]368。三界神能够言人祸福，因灵验而受到民众追捧，也在明弘治时被官方敕封为“游天得道三界圣爷”，成为被官方所认可的民间信仰。可知，在粤西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对民间信仰的崇拜程度，是与神灵的灵验程度成正比的。在普通民众看来，能否满足民众欲望与需求往往是摆在第一位的。

六、余论

以《徐霞客游记》为考察中心，是探究广西地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其形成既有自然、地理等环境因素，也有来自人为建构的力量，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众心理等息息相关，从而形成了众多的民间信仰文化圈。明代广西民间信仰所体现的功能既有继承前代的延续性，又受时代的影响。首先，在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古人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植物、动物、山川大地，甚至石头都有灵性，如民众认为百岁树木皆有灵性，对其敬若神明，通过祭祀来保护树木。《礼记·祭法》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明代统治者延续了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之感，在中央与地方多建有山川坛，用于祭祀山川诸神，为官方祭祀之一。广西山地、丘陵众多，而且盆地大小相杂，自然气候条件干湿分明，气候原因往往造成巨大的农业损失，官府通过祈雨安抚民心，从而孕育、生出许多祈雨神灵。其次，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种类功能的民间信仰，如“镇蛮”、教化等功能的民间信仰，反映当时广西的民族矛盾。最重要的是统治者通过掌控民间信仰，建构出有益于社会的信仰文化。但统治者对民间信仰的创造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植入民间之后，又被民间所改造，民间信仰神灵不断被赋予新的社会功能，逐渐发展为“一神多功能”的模式。如伏波将军马援，原本是作为庇护国家边疆的民间信仰，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马援的功能逐渐增加。“兹土之人，岁时伏腊必祷焉，雨旱札瘥必祷焉”[3]4187，马援被赋予了祈雨的功能。徐霞客到横州途经乌蛮滩，“汉马援征交趾驻兵于此，人立庙祀之”[13]237下，对此险要地势发出感慨，“滩高溜急，石坝横截，其上甚艰。既上，舟人献神庙下，少泊后行”[9]442。在此地建立伏波祠，更多是希望伏波将军可以庇佑行船平安，而且“伏波”名号寓意良好，“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之伏息”[32]803，体现了人们寄托于神灵庇佑，从而能够战胜困难。马援庙功能的变化，是文化多元化的体现，实际上通过宣传马援的信仰文化，形成民众对民间信仰的文化习惯，促进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这是民族国家认同的结果。

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广西因地制宜地建构出相应功能的民间信仰，体现民间信仰的社会区域性，对稳定当地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着积极的一面。民间信仰是民间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长期根植于世俗生活中，对于民众而言，民间信仰是其欲求的反映，具有功利性。可见，广西民间信仰的记载对于研究明代统治者镇驭边疆的措施与揭示粤西民众的世俗文化生活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