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广西永福窑与广东西村窑比较研究

陈 鹏，汪常明

（1.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广西民族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广西 南宁 530006）

耀州窑作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以出神入化的刻花工艺与别具匠心的印花工艺享誉世界，其产品种类丰富，造型优美，釉色莹润，纹饰精巧，故而被誉为“类越”和“精比琢玉”[1]。正因为耀州窑的产品精美绝伦，国内许多地区相继仿烧耀器，自晚唐起步，经过五代与两宋的蓬勃发展后，从陕西推广到河南、广东、广西等地，形成了十分庞大的耀州窑系，主要生产碗、盘、瓶和壶等日常用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使用[2]。两广地区发现的耀器多有地方特色，绝大部分是由当地的耀州窑系瓷窑所生产并提供使用，此类器物的发现也凸显了两宋时期耀州窑制瓷工艺向华南地区不断扩散的趋势[3]。为进一步探究岭南地区诸多耀州窑系瓷窑之间的关系，笔者在梳理其概况之后，选取两地最具代表性的瓷窑作比较研究。

一、岭南地区耀州窑系概况

岭南地处祖国南疆，虽然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但在灵渠开通之后发展了其天然良港，与我国内陆地区的交流大大增多[4]。以外销瓷为例，我国唐宋时期的瓷窑产品若不是运往日本与朝鲜等东亚国家，便会沿海岸线经明州（今宁波）、泉州等运到广州港，或直接通过内河航运到广州港出口，进而抵达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上的诸多国家[5]。无论是在广州出口，还是销往岭南市场的陶瓷产品，在流入两广的过程中势必会与当地的窑口展开一定程度上的互动，两广仿耀青瓷便于该历史背景之下诞生。

（一）广西地区

广西地区仿烧耀器的瓷窑主要分布于以下两大区域：湘桂走廊南段、漓江和洛清江流域的永福、兴安、桂林等地，北流河流域的藤县、容县、北流等地[6]。本文篇幅有限，仅选取永福窑、田岭窑与容县城关窑为例。

永福窑、田岭窑是广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耀州窑系窑场，在1975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发掘，出土瓷器有碗、盏、碟、盘、灯、炉和灯盖等器物，其胎质以灰白胎为主，大多施有青釉，少数酱釉和铜红釉，装饰手法多印花，少刻花与贴花等其他装饰，其中又以缠枝菊花纹最具特色，与耀州窑同类产品高度相似[7]。在田岭窑遗址的发掘后，先后有多名学者对出土瓷器的器型、釉色与装饰等各方面与耀州窑产品作对比研究，发现两者在许多方面相符合，但在窑炉结构与特色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也体现了耀州窑系的地方性差异[8]。

容县城关窑是一个位于桂东地区的青白瓷窑场，于1964年发现，先后经过1965年与1979年两次发掘，除其主烧的影青瓷外，出土的青绿釉也引人注目，主要器型有碗、盘、盏和腰鼓等，造型上在模仿耀州窑的同时也会模仿具有南方色彩的竹子来造型，装饰艺术上会应用刻、划、印花等手法中的一种或多种[9]。容县城关窑与田岭窑相似，在呈色剂中加入铜元素来模仿耀州窑产品，这体现了广西地区耀州窑系瓷窑对于耀州窑产品釉料配比并不熟悉，在烧造氛围偏向还原性时会出现局部红斑甚至通体暗红的现象，这一特点既促进了广西地区铜红釉的创烧，又成为区分耀州窑青瓷与广西仿耀青瓷的关键之处[10]。

（二）广东地区

广州西村窑地处广州荔湾区，临近增埗河，于1952年发现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过发掘后回填，发现瓷器堆积共三处[11]。皇帝岗遗址作为西村窑众多窑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处，出土了碗、盘、盏、盆、杯、执壶、粉盒与水盂等日常用品和少类娱乐用品，其胎质灰白且多为粗瓷，釉色以青釉为主，装饰工艺仿自景德镇窑、磁州窑和耀州窑等名窑，所烧制的产品极少数供当地居民使用，绝大部分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等国[12]。西村窑的繁荣并非毫无基础，而是在北人南迁的历史背景下凭借地缘优势仿烧各类名窑产品，成为南方地区主打低端外销瓷的几大窑场之一[11]。

惠州窑头山窑作为与广州西村窑齐名的广东民窑，于1976年在惠州市郊区发现并于同年进行发掘与采集，废弃窑址共三处，呈“品”字形。窑头山窑址中出土的器物有碗、碟、盏、壶、瓶和炉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小狗、吹雀及部分雕塑类残件，胎质多为灰白色或灰色，施有青釉、青白釉和淡黄釉等釉色，总体来说火候并不高，有一定数量的砖红胎器，结合遗址中出土的铜钱可以推断其兴烧年代为北宋，许多器物神似陕西耀州窑与广东西村窑[13]。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惠州及大亚湾地区先后发现的惠州窑产品在海外鲜见，因此对于其是否生产外销瓷出口海外还有待商榷[14]。

二、永福窑与西村窑的比较研究

永福窑和西村窑同为岭南地区的耀州窑系代表，必然在装饰工艺、烧造工艺、造型工艺与胎釉工艺之中的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通过上文的概况，我们初步确定两者胎釉相近且装饰相仿，一致生产碗、盘、盏、碟等日常生活用具供当地人民使用或出口海外，显然都是耀州窑或耀州窑系风格影响下的产物。桂北地区瓷窑生产早在唐代或更早就受到湖南青瓷的影响，桂州窑正是在湘阴窑等名窑的影响下兴烧的广西地区隋唐名窑[15]。无独有偶，西村窑的产品更为多样化，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精瓷多是效仿景德镇生产的影青瓷，并在磁州窑等名窑的影响下将褐彩运用在粉盒等外销产品中[12]。因此，为了探讨西村窑与永福窑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笔者将从两者的兴烧时代、地理环境、瓷器形制与装饰艺术等方面对两处瓷窑各类产品作详细的比较研究。

（一）兴烧时代

永福窑田岭窑与容县城关窑作为广西地区较早仿烧耀州窑产品的窑口，分别出土了刻有“元祐七年”的碗模与“皇宋通宝”的钱文器物等遗物，均能说明两者烧造仿耀青瓷年代相近，大约在北宋中晚期，并延烧至南宋时期，早于北流岭垌窑和兴安严关窑等南宋时期的广西窑口[7]。然而，永福窑中的牛坪子早在北宋早中期就已经开始烧制仿湘青瓷，后因北宋中晚期的耀州窑制瓷技术传入导致永福窑改进工艺，出现了仿湘青瓷与仿耀青瓷混烧的现象[16]。因此，永福窑开始仿烧耀器大概是在北宋中晚期。

西村窑与广西诸多窑口类似，多生产低端产品并走向国外，由于不见于我国地方志记载，对于其年代的判断要从地层学与类型学入手：根据皇帝岗遗址之下的晚唐墓与窑场之间的年代差，西村窑自身产品造型、纹饰等方面与广州地区五代陶瓷的对比都能说明广州西村窑是一个北宋时期窑口[17]。从广东地区两宋时期墓葬出土瓷器的年代与广东地区部分外销瓷的年代来看，出土或出水于广州、海南、台湾地区以及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也门与埃及等国家的西村窑产品的年代经判断均为北宋时期，无一例外[18]。纵观在海外地区出土或出水的耀州窑产品，除了埃及开罗福斯塔特遗址26片青釉的刻划或印花碗中有金代早期的遗存，其余如日本、朝鲜、越南、斯里兰卡、以色列和坦桑尼亚等国发现的耀州窑外销瓷多为北宋时期[4]。因此，无论是西村窑还是永福窑，在兴烧的年代上与耀州窑产品大量出口到外国的年代是大致吻合的。至于永福窑仿烧耀器较西村窑偏晚出现的原因，或许可以从两者的地理位置与技术渊源等角度考量。

（二）地理环境

西村窑位于广州市北面丘陵冈峦起伏的边角，南有低洼的西场村和南岸村，在增埗河东面500米左右，可以通过增埗河汇入流溪河最后于虎门入海，既能通过其交通优势获得燃料和制瓷原料，也能借此将产品销往国内外[19]。众所周知，陶瓷作为一类易碎品，销往外国时选择水路运输是兼顾了货物安全、运输成本与贸易周期多个方面，而从内陆到沿海港口也需要考虑到以上各方面[20]。西村窑的地理位置与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之一的广州港十分接近，其所生产的瓷器运输到港口的损失和成本相较于贸易路线的全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还能凭借出口货物集散地的优势学习内陆地区各名窑的制瓷技术。

永福窑位于桂林市永福镇南雄村方家寨至广福乡龙溪村大屯之间的洛清江两岸，两侧山坡绵延，近河岸处低地平缓，植被覆盖率高且瓷土资源丰富，距离湘桂铁路和泉南高速较近，该窑位的发现也是因为湘桂铁路永福段工程建设的需要而于2010年展开的抢救发掘[21]。永福窑与西村窑不同，地处湘桂走廊南段，相比于广州港更接近湘江流域，其所在的桂北地区历代与湖南的交流也远多于其他相邻省份，所以其器物造型、装饰与烧造工艺与湖南的衡州窑、衡山窑和永州三多亭窑有着惊人的相似[16]。

对比两者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宏观的地缘因素，还是细微的地形、水文、植被等条件，都对两者的胎釉原料、器物形制、装饰内容甚至兴烧时代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耀州窑制瓷技术传入桂北地区时，与桂北地区原有的制瓷技术存在一定的工艺差异，难以兼容于同一座龙窑烧造，并未出现技术层面上的改进或融合，而是以原有制瓷技术衰落收尾[22]。永福窑的地理位置使其制瓷技术本身受湖南地区的影响，较西村窑接触到外国市场反馈又相对迟缓，导致桂北地区接触并仿烧耀器的年代会较西村窑偏晚也在所难免。

（三）胎釉成分

永福窑的产品胎质灰白且多夹细砂，应是来自广西本土高硅低铝的瓷土原料，釉料的配比也不再局限于用铁作为呈色剂，而是加入了铜元素，在高温还原下出现翠绿、翠青等釉色[10]。广西民族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对永福窑瓷器的科技分析结果显示，永福窑绝大部分瓷胎中的Al2O3低于20%，SiO2高于70%，与南方地区其他同为高硅低铝，胎含Fe2O3的均值偏高而显灰色或灰白色，釉料中的SiO2与Al2O3比例也符合南方青瓷的特点，经过对釉层的显微分析判定其属于钙釉并于釉料中加入了Mn，着色元素的测定确定釉料中没有K2O，此外对60件带釉瓷器的分析还发现高达40%的器物中含有Cu[23]。至于永福与容县等地发现器形完整或发色鲜红的铜红釉，则极有可能是窑工为仿烧耀器而“弄巧成拙”后诞生的[24]。

西村窑的产品胎质分灰白色粗胎和白色精胎两大类，后者均为青白瓷。西村窑仿耀青瓷产品釉色多种多样，有深青、灰青、天青、米黄和艾青等，此外还有酱釉瓷和绿釉瓷[19]。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科技考古实验室对西村窑与耀州窑青瓷胎釉成分的分析结果显示，西村窑的胎料十分接近耀州窑，其Al2O3大多高于20%，SiO2低于70%，具高铝低硅的特征，但是K2O的含量显然会高于后者，并根据其木灰釉系数的计算得到西村窑浅色印花青瓷多钙碱釉，深色的刻花青瓷与印花青瓷为钙釉，而西村窑产品最大的特点在于低Sr高Rb的化学组成[25]。由此可见永福窑与西村窑在瓷胎成分与瓷釉成分上有着较大的差距，既体现了两地瓷土的地域性特点，也体现了两者在模仿耀州窑的生产过程中有不同的倾向与保留。

（四）烧造方法

永福窑的龙窑主要是南方相当常见的坡式龙窑，其中也有与安福南宋龙泉窑基本相同的分室龙窑，改平焰为倒焰使得产品受热均匀，减少开裂、变形与粘连等情况的出现，提高烧成率[26]。装烧工艺受湖南瓷窑影响而采用了支钉、垫饼、凹形垫座、支钉圈、齿口钵形支具和直筒形匣钵等进行叠烧，亦有套烧、对口烧和裸烧等[27]。西村窑皇帝岗残存一条龙窑，保有窑头、窑身和窑坎三部分，里面埋有少数完整的匣钵，其中有直筒形匣钵和漏斗形匣钵共两型六式，匣钵盖二型四式[19]。

远在陕西的耀州窑则长期采用平面似马蹄形，由窑门、燃烧室、窑床和烟囱等部分组成的馒头窑，这是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制瓷业传统所决定的[28]。同理，南方地区的瓷窑往往选择龙窑，适合多山地丘陵地形下窑炉的建造与还原气氛下釉色的呈现。永福窑与西村窑的烧造工艺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相近的，包括匣钵形式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类，少有越窑和耀州窑中的M形匣钵等出现，更反映出越窑、耀州窑等名窑对其影响并未深入到“直接交流”，更偏向于下文中器物形制与装饰艺术等浅层影响[29]。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各地区的制瓷技术系统，窑炉结构上的差异是其地域特征的体现与生产工具的选择，即南北文化趋异的现象，而陶瓷产品在面貌上的形似则可以理解为耀州窑陶瓷文化扩散后的结果。

（五）器物形制

永福窑以各式的碗、碟、盏、盘为主，兼烧执壶、罐、瓶、钵等生活用品与笔筒、腰鼓等文房或文娱用品，器物的口部有敞口、直口、撇口、卷口和束口之分，总体上来说是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并有少量的文房用具和少数民族特色器物，反映了当时永福窑所倾向的市场需求[8]。来自西域的腰鼓在宋代南方傩文化盛行之下，流行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在制瓷水平不断提高后取代了原有的木制腰鼓，反映了中原瓷腰鼓与地方民俗文化的融合，更是宫廷乐向民间戏曲乐的转变[30]。

西村窑的器物种类远超永福窑，包括不同形式的碗、盘、盆、瓶、盒、漏斗、粉盒、腰鼓、小狗和马俑等40余种，例如碗口有敞口、敛口、直口、撇口、瓣口之别，唇有尖、折、圆、卷之分，身有深、浅、陡、平、大、小等，可见其产品涉及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31]。此外，西村窑也会生产少数的宗教与文娱器物，凤首青釉执壶不仅拥有萨珊波斯的特色，还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风格，青釉褐彩纹军持与青釉莲瓣纹炉等产品也是迎合东南亚、西亚等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审美和宗教信仰等各方面而生产，可见西村窑产品所面向的市场之广[11]。

总的来说，西村窑与永福窑皆极有可能是外销瓷窑，而后者的器物形制与流通市场不及前者那么广。西村窑不仅面对岭南地区，更要迎合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各国的市场，考虑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审美、使用习惯与宗教信仰的需要，这也与其学习各类制瓷技术，仿烧各大名窑产品的生产定位相符。永福窑的器物形制尽管不如西村全面，但亦能生产许多日常生活用具，其特点在于少数民族器物占比较高且器型丰富。2010年的发掘整理发现，永福窑所产腰鼓，在两广地区的产量与类型最为丰富，田岭、塔脚、牛坪子、枫木岭和徐水冲等窑口中仅徐水冲未发现腰鼓，其余均有发现，甚至有专烧腰鼓的窑场[32]。

（六）装饰艺术

西村窑的装饰艺术主要有刻划、印花、彩绘、点彩和镂刻等，其中刻划一般在碗、盘、杯、瓶、壶等器物上绘制有菊花、牡丹、莲瓣、草叶纹、云纹、条纹等纹饰，印花有在碗底留下三朵缠枝菊中夹一朵团菊，或在碟内绘制两朵缠枝菊花，点彩和彩绘等技术则来自长沙窑和磁州窑等名窑[31]。西村窑的仿耀青瓷产品与耀州窑产品相似程度较高，尤其是其刻花技术与仅在器物上简单刻划几刀的其他瓷窑不同，亦有十分卓越的刻花产品发现。此外，西村窑不仅会吸收内陆许多名窑的制瓷技术，也会将其相融合来创造独一无二的产品，如盆心绘酱褐色釉菊纹或牡丹纹的青白釉大盆，正是结合景德镇窑青白瓷的胎釉与耀州窑的装饰艺术所诞生的新产品[33]。

永福窑也会利用刻花、印花、划花、镂空等技术在器物上绘制菊花、牡丹、荷花、莲花、鱼、婴孩与水波等纹饰，其中印花使得相似的产品能够批量生产成为可能，重复利用印模能为窑场节约成本，这也是耀州窑许多技术中模仿门槛较低的一种，所以被包括永福窑在内的许多耀州窑系瓷窑竞相模仿。永福窑的折枝牡丹、荷叶游鱼等装饰在布局与图案上都与耀州窑高度相似，至少在印花装饰上比起西村窑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在枫木岭窑场中出现了耀州印花风格的仿湘青瓷，然而永福窑并未习得高超的刻划技巧，对于纹饰的选择也局限于菊花、鱼等纹饰，不见耀州窑中常见的流云、几何纹和宗教纹饰[34]。两者对于耀州窑印花工艺的吸收、转化与应用得益于耀州窑的产品及生产技术传播。

三、结语

以上从六个方面对永福窑和西村窑展开比较研究。首先，两者的制瓷技术或多或少受到陕西耀州窑的影响，尤其是在装饰技艺层面上有着明显的同源性，这也是对两者作比较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村窑与永福窑在模仿耀州窑的同时也生产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如果说两者的装饰技艺与器物形制算大同小异，那么在胎釉成分上则大相径庭，因此可将两者的产品称为耀器在两广地区的分化。

从西村窑和永福窑的胎釉成分与装饰艺术等方面出发来看待耀州窑与岭南耀州窑系瓷窑的关系，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单方面的影响更为恰当，同样的影响出现在西村窑与永福窑之间也是极有可能的。两者所生产的仿耀产品拥有浓厚的耀州窑色彩，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出到外国，或许在研究不够深入的情况下会被视为耀州窑自身的产品，这也是岭南诸多瓷窑仿烧耀州窑进而出口的必然结果。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直观地了解西村窑与永福窑对于国内外市场的倾向，更能从产品的原料拣选、器型装饰与烧造工艺等角度中窥探两广地区制瓷业的时空特征，这也体现了瓷器同为商品与文物的“二象性”。即使西村窑与永福窑产品的艺术特点与市场受众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两者作为宋代岭南陶瓷业的双子星，凭借各自产品的特色共同推动了我国宋代瓷业尤其是外销瓷一类的蓬勃发展，将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融于陶瓷这一载体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作用则毋庸置疑。

耀州窑制瓷技术如何传到广西地区，这一问题尚无定论。目前广西区内的考古资料十分有限，既无法确定永福窑是否为最早接触到耀器的广西瓷窑，又无法深究永福窑等广西瓷窑在接触到耀器后是否直接决定大量仿烧，所以单从西村窑与永福窑仿烧耀器的年代去推测耀州窑制瓷技术传入广西的路线略有不妥。根据上文的比较研究可知：西村窑产品作为岭南少有习得耀州窑刻花技术的窑口，在胎釉结构上更为接近耀州窑产品，地理位置也更有利于其接触到耀器，显然是耀州窑系在岭南的一个小中心，大概率与两广地区甚至越南北部地区的瓷窑有过交流；永福窑虽在器物形制与装饰艺术上不及西村窑丰富多彩，交通运输条件与外销市场规模也远不如后者，但是在接收耀州窑印花工艺南传的历史背景下依靠自身的资源与交通优势高歌猛进，一度成为广西乃至岭南仿耀印花工艺的代表。

或许仅有的两个典型瓷窑无法说明耀州窑制瓷工艺在岭南地区的广泛传播，但联系我国古代广州与两京地区交通的主要路线，无论是走大庾岭过洪州、扬州等地至洛阳，还是翻越骑田岭走郴州、潭州等地到长安，都足以说明湘桂走廊早已不是中原地区沟通岭南的唯一路径[35]。单说耀州窑转运货物至广州港的线路，亦先走蓝田至武关段，再经今天的襄阳、荆州，顺长江而下到达岳阳，再沿长江支流湘江南下，依次经过今天的长沙、衡阳、郴州，越过骑田岭后经广东韶关到达广州[15]。广西地区的耀州窑制瓷技术可能在其运输陶瓷商品至广州港的过程中接触到并“引入”广西，毕竟制瓷技术的传播无疑是一个交互的过程。

总而言之，包括永福窑与西村窑在内的许多岭南瓷窑如若没有受到耀州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自身也许难成气候。至于耀器传入广西是以哪条路径为主，或是多条路径并行，还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