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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转换

时间:2024-06-19

闵永新

(安庆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 教育与教学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转换

闵永新

(安庆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整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这一方法在认识上坚持以整体统率部分、将部分放在整体之中把握的原则,强调按照对象的各种抽象规定在整体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将其理论地再现为思维中的整体,因此体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一以贯之,才能科学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

整体性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

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观念中,整体性是对象固有的、自在的属性,但自在的整体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被主体所把握,成为实践整体性或自为的整体性;而在实践中完成的整体性又是具体的、历史的。这种观念,必然要外化为研究事物和建构理论的指导方法,即,整体只有经由人的自觉把握才能真正成为属人的、自为的整体,而自觉把握即通过自觉的整体性方法来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科学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实际运行,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的内涵、特征与功用

把整个世界看成整体,尤其把人类社会以及客观存在的事物当作整体来研究,是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所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整体性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是一种辩证处理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方法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坚持的是以整体统率部分、将部分放在整体之中把握的方法。马克思指出,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仅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关系背后隐藏着的人的关系,更不可能把这些物化关系置于人类历史总体进程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它把人从实践和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看成是一个一个孤立的、抽象的个体,最多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因此,这种旧唯物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对抗现象做出正确解释,更不能从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中找出改造这个社会的实践途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和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形成了与直观唯物主义和抽象理性主义截然不同的辩证的整体性方法。

主体对世界的把握是从整体到部分,还是从部分到整体,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认识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虽由部分构成,但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特定内部结构的有机统一体。整体的各个部分和环节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历史地相互产生和制约的辩证关系。正因为各个环节和要素相互制约,因而它们在整体的联系中也互为“中介”,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像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孤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依存,彼此成为使对方获得理解的根据。因而,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说,整体对局部有逻辑先在性,局部因整体而具有意义。如此,对于对象的认识首先必须坚持从整体到部分、以整体统率部分的原则。

同时,由于每一对象都是在整体中以与其它对象相互制约和联接的方式存在的,故而要理解它的真正性质,就不能把它抽离出这一整体,而要把它还原到整体之中。只有把事物和对象看做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才能了解它在整体历史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1]344脱离了商品经济关系的整体,纺纱机就不是资本,而黄金也不是货币。

(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是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鲜明特征的方法

对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而言,其“抽象”概念首先不是用来指称纯粹思维的抽象属性或在纯粹思维中发生的抽象思维过程,而是用来表达实在对象的一种客观特征。例如,资本主义劳动所具有的抽象性(即“抽象劳动”),就是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所获得的那种形式的客观特征。马克思坚持,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劳动简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简化……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2]3同样,把金银看做“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也反映的是金银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所发挥的独特职能,而不是它们在理论家的意识中所发挥的这种职能。而当人用思维对对象的这种特征进行把握时,就形成了对对象的抽象规定。获得关于对象的抽象规定是思维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但单个的抽象规定是对直观的直接材料进行分析的产物,是现实中的具体在意识中的简化表现,而不是对对象的整体性反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3]19

面对一个个直观的、生动形象的完整表象,人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中对之进行简化、抽象,以分别理解其各个部分的属性和本质,这是认识对象的前提和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对任何对象的分析、任何专门的理论研究都无从开始。但抽象不是目的,而只是思维过程的逻辑起点,从此出发,思维最终要求达到对“多样性的统一”的整体理解和把握。这就需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所说的“具体”,不是感性直观的、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不是它们之间抽象的相似,而是整体中各种现象、属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正如前苏联学者艾·瓦·伊林科夫指出,马克思常常把“整体性”这一术语当做“具体”的同义词来使用,“马克思是在下述情况下使用这个术语的:他必须把对象描述为统一的、在其全部多样性表现上相互联系的整体,描述为相互制约的各种现象的‘有机联系’,以此来反对形而上学的观点,后者认为对象只是在外表上、或多或少只是偶然地发生联系的各种不变成分的机械组合。”[2]2思维把握了对象的这种整体性,也就达到了对其整体的和本质的认识,此即思维中的具体。

但是,抽象之所以为抽象,正因为它只表现对象的一个局部(片段、因素、方面),并且每个抽象规定本身都同其他规定相脱离而单独存在。而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观点看来,由于整体的各个部分是以相互连接和制约的方式存在的,它们就只能在与其它部分的相互关系中得到理解和说明。因此,每一个抽象规定都不能离开其他因素而单独具有意义,而是只有和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同其他因素发生相互作用才具有意义。这样,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就是以对对象的抽象为逻辑起点,然后将获得的众多抽象规定置于对象的整体之中,使它们与所有同其自身相联系的其他规定在含义和意义方面得到补充,通过这种相互补充,克服每一个单一抽象规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从而在思维中理论地再现作为整体的对象之“多样性的统一”,达到思维具体。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为具体,正是因为它是许多抽象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3]19意即,在整体中了解各个部分、在思维中按各部分之间的现实联系再现整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应从什么地方开始并且按照什么样的次序来实现概念的逻辑展开,不是取决于思维,而只取决于具体整体的不同方面借以彼此对立的关系。因此,使用这一方法对对象进行理论阐述时,应当符合对象本身的整体性及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由此可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整体性方法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是以直接解剖现实社会关系为重要功能的方法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时即是以生产关系的整体性作为出发点。马克思通过对各种社会关系在社会联系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考察发现,“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142作为整体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占据基础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为社会历史的整体研究确立了一个科学的出发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就指出,唯物史观就是要把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亦即生产关系)“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指出:“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1]92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法对自己研究的指导意义:“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32

提出生产关系的整体性并以之作为分析社会历史的出发点,不仅贯彻了在考虑个别经济事实的相互关系时要突破单线的因果关系的束缚、将“经济因素”或“经济规律”放置在“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加以分析和研究等原则要求,更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开辟了“用武之地”,提供了逻辑和历史的前提。

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维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转换

马克思不只是在理论上阐明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还把它实际运用到一门具体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也正是通过整体性方法,马克思才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观念的凝结物,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正确运用的教科书。正是有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整体性方法,才使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整体把握,马克思也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4]231

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的意义而言,每一门科学的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特有的研究范式提供的内在张力。范式在科学发展进步中形成和不断优化,同时推动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在库恩的理论里,“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从而使科学获得一个全新的面貌。范式不是别的,就是科学研究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忽视什么,本质上就是特定学科开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模型。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变弱,从而发生范式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取得了开拓性成果,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思想资料。这些研究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某一方面的抽象研究为多,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目标体系、课程体系、教育环境、教育评价、教育方法研究等。但抽象不是目的,而只是思维过程的逻辑起点。应该进一步由此出发,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多种规定性的整体性把握。正如当近代自然科学从搜集材料阶段进入到整理材料阶段,“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5]284在这里,正是用整体性方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同样,以现有研究成果为逻辑起点,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许多抽象规定的综合(整体性理解和把握),即把对思想政治教育诸多抽象认识上升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具体),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发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视野中,对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加以转换。

这种转换已经呈现以下这样三个势在必行的逻辑走向:

(一)用整体性学科视野统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整体性意识,创设整体性(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

如前所述,既然局部只有被置于整体之中才具有意义,整体对局部有逻辑先在性,那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首先就必须坚持从整体到部分、以整体统率部分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包含多种丰富多样性的系统和整体过程,而不是其中各个要素和阶段的简单相加。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整体性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整体性的基础,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存在,不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过程、教育评价,及其任务与内容、过程、规律、原则、途径等等被视为独立对象、被独立研究之后再加以汇总的结果;相反,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存在是一个先在的前提,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的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教育上的研究取向,对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的研究必须从这一学科的整体性出发,统筹于学科研究的整体性规划之中。因此,只有以整体性学科视野统摄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领域、各部分内容的研究,才能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散在性的缺陷。

(二)整体性的学科意识和研究范式,进一步要求我们着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各个部分、各个领域的相互联系,描绘出思想政治教育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整体图景,创建整体(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

正如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关系时所做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每一部分内容,不仅要与其他部分联系起来考察,而且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联系归结为单线的因果关系。各个部分、各个领域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整体之中,并且是以相互连接和制约的方式存在的,因而,每一个部分、领域都不能离开其他因素而单独具有意义,而是只有在与其它部分、领域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和说明。然而,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整体性图景远未被描绘出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和系统化的研究,检索到的研究文献不足200篇,1997年以前的文献很少,1997-2006年每年文献只有几篇,2007年以来每年文献也仅有十几篇,而且“就事论事、不及其余”式的研究较多,难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这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进行整体把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对独立的、问题导向的研究没有意义,如前所述,这种“抽象”恰恰是必需的。但问题在于,必须将这些抽象的研究成果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整体性视野之中,阐明它们之间的互动互补作用,克服单一部分和领域研究的片面性、局限性,从而在学科研究中理论地再现作为整体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整体图景。

(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必须从经验整体上升为具体的历史的思维整体,必须用整体性思维方式去把握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是具体的,是从感性材料到经验的抽象整体,再到理性的具体整体的过程。从感性经验开始,行进到经验整体。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不同于经验整体,研究者不应停留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简单归纳和抽象上,而要研究这些经验事实背后深层次的、客观的联系;它也不同于概念整体,研究者不能“概念先行”,以自己在深入实践之前就主观拟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去裁剪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事实,而应将思想政治教育还原到其整体的现实关系之中,发现其内在的丰富规定性、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用整体性思维方式,将经验整体上升为具体的思维整体。

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又是历史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内在地涵蕴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所以就必然包含了历史性思维方式。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7]298

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应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新的整体社会历史环境中,研究其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对策;还应看到其整体的历史发展线索,将其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化过程加以研究,承认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这种整体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这样才能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并在实践中做到既有历史继承又有时代创新。在当前,就是要总结和传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奠基者的中国精神,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党情和世情,恪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看家本领”,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成为真正的“显学”,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艾·瓦·伊林科夫. 马克思《资本论》中具体和抽象的辩证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 Marxism and the Paradigm Shif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in Yongxin

(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qingNormalUniversity,Anqing,Anhui, 246133,China)

The holistic approa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olistic thinking of Marxism; it is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Marxist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pproach emphasizes the whole over the parts and sees the parts as a whole. It progresses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generating holistic theoretical thinking from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abstract rules of the object. The paper holds that a scientific paradig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lies on consistent adoption of the holistic approach of Marxism.

holistic approa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radigm shift

(责任编辑:陈九如)

10.13585/j.cnki.gxfdyxk.2016.03.00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KS109);安徽省大学生思想动态分析研究中心建设项目(20122013SZKJSGC8—2)

闵永新(1962-),男,安庆师范大学校长,政治学院教授、博士。

G641

A

1674-5337(2016)03-0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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