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诗作的选择

时间：2024-06-19

黄周

（安徽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安徽合肥231201）

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诗作的选择

黄周

（安徽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安徽合肥231201）

在白居易生前，《白氏长庆集》和《白氏文集》传到日本，日本平安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有直接或间接引用白居易诗作的痕迹。日本人在欣赏借鉴白诗时却不约而同地接受与模仿他的感伤闲适诗，却将讽谕诗排除在外。通过分析该时期文学阶层和代表性文学作品，发现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脱政治性与白居易的感伤闲适诗十分契合，因而感伤闲适诗被大量吸收模仿。讽喻诗则与日本的文学特性格格不入而被无情地抛弃。

日本；平安文学；白居易；感伤闲适诗；讽喻诗；选择

白居易作为我国唐代著名诗人和文学家，其创作的诗歌数量众多，流传至今有三千余首。尽管在我国历代诗人中，李白和杜甫的作品占据着绝对的、无法撼动的领导地位，但论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白居易却远胜李、杜及任何一位中国古代诗人。

日本现存最古老又较完整的汉籍藏书目录《本朝现存书目录》①又名为《日本国现存书目录》，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目录，据传编著者为平安中期学者藤原佐世(828-898)。中收录有《白氏文集》七十卷和《白氏长庆集》二十九卷。可以说白居易的诗作几乎全部被传到了日本。白居易诗一经传入后，在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近四百年内，出现了被吟诵、被仿效的热潮，“白诗”风靡了以王公贵族为主导的日本文坛。天皇将白氏诗词定为必习的修身养性课程；汉学世家靠精研白氏而得以显贵；王公大臣常以吟诵唱和白诗显示风雅；文人墨客还开展了模仿白居易诗风创作的“文艺沙龙”。从日本的和歌、物语、能乐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很多直接或间接引用白诗的痕迹。[1]3可以说，白居易对日本古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是无人可以超越的最佳典范。

白居易将自己的作品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他本人最得意，被后人称道、评价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2]376。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日本平安文学在引用或吸收白居易诗作时只有其感伤闲适诗，其政治讽喻诗却极少涉及。日本平安文学代表《源氏物语》《枕草子》都有大量引用或模仿白氏感伤闲适诗的痕迹。像《游仙窟》这种与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作品在原产国——中国已经难觅踪迹，却被引入了日本且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被保存下来了。

针对以上现象，从阐述白居易诗作的主旨入手，着眼于日本文学的民族性，从而分析日本平安文学选择白居易感伤闲适诗而抛弃讽喻诗的原因。

一、白居易诗作的主旨

（一）感伤闲适诗

白居易诗作前后期风格转换是以元和十年为分界线的，元和十年前主要创作针砭时弊、揭露封建社会腐朽黑暗的讽喻诗，之后则改变诗作风格，主要创作抒发个人心境的感伤闲适诗。

元和十年，白居易由于触犯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被认为烟瘴之地，而司马实际上只是一闲散职务，对于诗人来说是莫大的嘲弄。为此，诗人满怀郁愤，心境凄凉。次年送客人时遇琵琶女，创作了《琵琶行》这首传世佳作。《琵琶行》通过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技艺和悲惨身世，抒发诗人自己遭政治打击的郁闷之情。他把琵琶女当作知己，写人写己，哭人哭己，官场的沉浮、凄惨的境遇、脆弱的生命，全部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另外，《霓裳羽衣歌》也是白居易因有所感伤而作的歌行体诗。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尽管创作于元和元年，因以歌颂爱情坚贞专一为主题，诗人自己亦将该作归为感伤诗。

白居易的感伤诗通过鲜明的形象、连贯的情节、曲折的叙事、优美的语言，利用铺排烘托等，细致地描写心情和感情，韵律流畅和谐，流传广泛。另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质朴动人。

以《浔阳春》《枯桑》等为代表的闲适诗，多抒写诗人对宁静田园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白居易在这类诗作中收敛了批判锋芒，而是体现出随遇而安、息事宁人的生活态度，追求修身养性和自然之美，表达暂离政务休闲在家时的悠闲恬适心情。

（二）讽喻诗

讽谕诗是白居易诗歌的精华，是诗人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作品，也是得到后人最高评价的作品。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东司马之前热心济世，关注民生，洞察社会，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3]通俗地说，白居易认为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他将自己的主张付诸于诗歌创作实践中，并写下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以《秦中吟》《新乐府》等为代表的讽喻诗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寄予了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作品用辞尖锐，主题鲜明，让那些当权者痛恨不已。

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讽刺社会现实，表达作者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同情。如《杜陵叟》《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主要反映下层穷苦人民的苦难与悲惨遭遇，另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卖炭翁》等作品则揭露与抨击统治者的罪行。在这类作品中，体现出了白居易在创作时主题集中的艺术特色。作者往往通过描述一个典型事件或刻画一个人物形象，突出一个主题。如《卖炭翁》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个沧桑的卖炭老翁形象跃然而出，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描写了统治者强抢豪夺人民的罪行。

白居易讽喻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叙事与议论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如《秦中吟》第七首《轻肥》采用白描的写法，“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叙述内臣的骄纵，“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将内臣宦官、大夫、将军在宴席上极尽奢华的场面尽呈眼前，在最后却笔锋突转，“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4]216，道出了普通民众生活的惨烈景象。通过对比，尽显出官宦与民众的天壤之别，表达了诗人对腐败统治者的强烈讽刺与对民众的深切同情，取得了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二、日本文学的特性

日本著名学者铃木修次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中如是评价白居易诗作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历史上对日本文学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的诗，日本人最热爱他的诗，这是因为白居易的诗里很少有“讽喻”，主要是“闲适”和“感伤”。可以说，日本人一般不喜欢带有讽喻或讽刺的作品。[5]89

由此可见，日本平安文学在有意无意地排斥白居易的讽喻诗，不约而同地借鉴或模仿其感伤闲适诗，归根结底与日本文学的特性有很大关系。而自古至今的日本文学有着深厚的特性，突出体现在独特的美学情趣与脱政治性上。

（一）独特的美学情趣

日本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多山岛国，山清水秀，气候温和湿润，四季交替明显，优美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对于自然的独特情感与强烈意识。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形成了日本特有的自然观。因此，日本人在欣赏自然美的同时，面对四季的变化时，常常显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感叹世事无常。为此，日本古代文学以“幽玄、无常”等为基本理念，追求艺术上的超脱美感。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先生在概括本国文学的特性时说：“（日本文学）富有温和、纤细的性情和对于大自然的细致的感受性。”

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同时也是最先具有文学意识的《万叶集》中收录了四千五百余首和歌，体裁分为长歌、短歌、旋头歌、佛足石歌等，尽管创作者人数众多、阶层广泛、取材广泛，但反复吟诵仔细品味每首和歌，则会发现它们有着一个相同的风格，即既无祈神、教化之功用，也无述史、传道之意旨，皆为歌人之“心”有感于人生、自然而吟唱出来的纯粹的“诗”。在“万叶歌风”中即已萌发显露的唯美、感伤因素，奈良中期受中国唐朝影响而形成的“天平文化”催生崇尚唯美、感伤的诗风。进入平安时期，世袭贵族间勾心斗角、政权更迭导致社会动荡，使得佛家厌世思想在社会上滋生蔓延，从公卿贵族到普通民众都慨叹“人生无常”。[6]47而贵族门阀是通过世袭而来，终日除了追求闲逸享乐，另外就是研读汉学、吟赋汉诗为消遣，使得身处文学垄断阶层的公卿贵族不需要通过学习文学以进入官场，因而缺少文学的功利意识。同时，因为远离大众，不了解亦不愿了解社会底层生活，在阅读汉学、汉诗时，则选择那些风雅闲适的内容，自然排斥针砭时弊、反映人民疾苦的诗词。而当时的贵族妇女，具备接触汉学、学习汉诗的条件，虽然生活在政治圈内却被排斥政治之外，试图凭借自身的文学修养来记录丰富的上层社会经历，描写与王公贵族之间的情感纠葛，抒发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得以在文学领域中展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这就是日本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女流文学”，从而使日本古代文学达到了顶峰。这一切使日本文学中潜在的特性、在“万叶歌风”中即已萌发显露的唯美、感伤因素，到平安时代日益成熟并彰显出来，以至成为整个中古的诗风文尚。不仅如此，唯美、感伤也成为了日本文学的传统风格，一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作品，也有着唯美、感伤的烙印。川端康成曾明确宣称：“除了日本悲哀的美之外，连一行字也不想写。”[7]234

（二）脱政治性

从古到今，日本文人就不喜欢将文学与政治挂钩。他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两者不能亦不该扯在一起。[8]3从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很难看到政治目的及其教化作用，从《万叶集》开始脱政治性就表现得非常突出，所收录的和歌大部分以怀古、叙景、婚恋、悼亡，以至戍边、宴游为题材，主要内容就是强调坦诚地流露情感，追求自然古朴之美，缺少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以后的“物语”文学如《伊势物语》等主要描绘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没有表现作者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

从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很难看到政治目的及其教化作用，是因为其创作阶层主要是由宫廷女官、法师、隐居者以及市民组成的，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局外人。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没有效仿我国古代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因此通过文学进入公卿贵族的现象几乎不存在，而能够扛起文学发展大梁的阶层，本身就是贵族出身，这种不同的主体，就决定了他们对于文学功效的看法与我国古代文人迥异。文学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娱乐”，用来抒发“物哀”“空寂”和“闲寂”的感叹，但绝不会通过文学来表现自己的政治观点。

日本民族追求“纯文学”，文学脱政治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古代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时在政治体制上的取舍。历史上，日本曾十六次派遣留学僧和使者到中国的隋唐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等，虽然也引进了如律令制度和中央地方管理制度，但舍弃了那些不利于天皇制的一些思想。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就没有被传到日本。另外，日本和歌的抒情风格早在奈良中期（即公元759年前后）就已经大致确立，并成为从此以后未再改变过的日本文学理念。可以说，自日本文学理念产生后就与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像白居易的《游仙窟》这种与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文学却被引入了日本并且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学者神田秀夫在《关于白乐天影响的比较文学的一个考察》如是说：

白乐天的诗是考虑到“政治价值的……是很自然的事”。但对日本人来说，诗和政治却是没有什么缘分的。[9]67

由此可见，白居易的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为根本基调的讽喻诗被排斥在外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诗作的选择

（一）从平安文人的社会阶层分析对白居易诗作的选择

纵观日本文学史可以发现，平安时代是汉诗文创作的鼎盛时期。天皇派出的遣唐使将汉学典籍和唐朝诗歌带回日本后，学习、吟诵唐诗就成为皇室成员和王公贵族的主要消遣和基本教养。从现存的日本平安时代文学作品及其创作人可以发现，当时的文学阶层被天皇皇后、王公贵族和皇室女官等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社会上层人士所垄断，而平民百姓基本无缘接触文学。

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愿意看到针砭时弊的讽刺，日本当然也不例外。平安时代的贵族公卿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无暇顾及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无法体会下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细品慢酌、去享受闲适，可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誓言而感动泪流，却不愿提及上阳白发人的辛酸，他们干脆忽略那些辛辣的讽刺，因为那种讽刺更像是在讽刺自己。因此，他们更喜欢白居易的感伤、闲适和部分杂律诗作。

日本进入平安末期，由于战乱不断，极大动摇了王朝贵族的根基。一直以来沉溺于奢华享乐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而不满足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是消极厌世，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开始接受“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佛教思想，使得佛教得以盛行蔓延。他们对白居易感伤闲适诗中的“独善之心”，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的生活方式，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藉。

井上靖指出“全盛期的贵族文学，不论其地点或人物，都是描绘京城及周围的贵族……他们的文学不论在地域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封闭在狭隘的世界里面，……”[10]124。日本平安时代的文人墨客和人民接触很少，他们的生活仅局限于贵族范围内，他们的足迹没出过京都。

贵族文人脱离大众生活，对下层民众的悲惨遭遇和痛苦生活缺乏了解，更没兴趣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因此很难理解白居易那些反映人民苦难、揭露统治者罪恶的讽喻诗了。

（二）从日本平安文学作品分析对白居易诗作的选择

被称为日本平安时代文学最高峰的作品《源氏物语》作者紫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的中等贵族家庭，从小受其父兄影响，具有极高的汉文学素养，尤其彼时白居易诗作风靡日本文坛。因此，《源氏物语》一书受白居易的影响最大，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统计，全书涉及白居易的诗作四十余篇，引用九十余处，紫式部在书中运用了许多《长恨歌》中的诗句，其中江州司马时期的作品引用得颇多，有十四卷引用或化用了《长恨歌》的诗句和意象。“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直接被引用，还有其它直接、间接、明喻、暗喻的例子，都是从《长恨歌》来的。[11]140-141而《源氏物语》在整个日本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并且对后世日本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平安文学另一代表作品《枕草子》，与《源氏物语》并称为日本平安文学的双璧。根据日本学者松尾聪、永井和子的研究，书中频繁引用白居易的诗文，一共二十个段落的二十九个地方，涉及白诗十九首之多，甚至连书名都是源于白诗。《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是服侍皇后定子的女官，因此她的创作活动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作品如实反应了宫廷贵族的生活面貌。同时，作者也有意识地描写了自己独有的对人生的理解和对自然的审美意识，以表达追求自由的愿望。这一点跟白居易后来所追求的闲适生活的想法是一致的。《枕草子》中为后世所熟知的故事“香炉峰雪”就是出自白居易诗《香炉峰下新卜山居》。再如作者谈到梨花时，正当全面否定梨花时突然话锋一转，不加任何改变地引用“梨花一枝春带雨”为之辩解。全书所引用的白诗，尤其是其中的感伤闲适诗，其内容和风格正好反映了清少纳言的这种喜好与追求。

除此之外，白居易的“太液芙蓉未央柳”“林间暖酒烧红叶”“二千里外故人心”“对此如何不泪垂”等诗句中的意象，被大量浑融、化用在平安时期的物语文学《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说话文学的代表作《今昔物语集》等作品中。而仔细鉴赏《竹取物语》的话，该书中所呈现的唯美、感伤色彩，竟与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意象有着惊人的相似。

而归属于白居易讽喻诗类的《秦中吟》《新乐府》等在日本平安文学作品中根本找到不任何被引用或吸收的痕迹。可见，只有白居易那些感伤闲适诗受到日本文学作品的热烈欢迎并被大量吸收模仿，而讽喻诗却被无情地抛弃了。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日本平安文人在吸收借鉴白居易诗作时具有一定的标准。无论是掌权的公卿贵族也好，抑或是宫廷才女，根本无法体验到下层民众的生活，不关心民间疾苦，怎会对白居易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产生共鸣和兴趣呢？而白居易在被贬江州司马后，收敛了早年的锋芒，采取了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其诗作亦不再针砭时弊，而是转向追求自然美感，表达自己超脱宁和的心境。诗人在以《长恨歌》《琵琶行》等为代表的感伤闲适诗中抒写了对田园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体现了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以及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这些特点与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扣动了日本人的心弦，引起了他们的情感共鸣。因此，他们只会欣赏白居易的感伤、闲适和部分杂律诗作。于是，当时的日本文人从《白氏文集》中发现那些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那些感伤闲适诗由于能够和日本人物哀忧郁的民族心性契合而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因而被很好地模仿并融合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而那些被我国文人学者当作最有价值的的讽喻诗却因为与日本的文学特性格格不入遭受到抛弃，也就不足为怪了。

[1]王仲殊,井上光贞，等.中日古代文化接点的探讨[M].东京: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1982.

[2]彭定求.全唐诗：卷424-462[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http://baike.baidu.com/view/5353.htm.

[4]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1989.

[6]唐月梅,叶渭渠.日本汉学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7]川端康成.我的思考[M].叶渭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8]神田喜一郎.日本汉文学[M].东京：岩波商店,1959.

[9]李光泽.《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的比较研究刍议[J].芒种，2014(5).

[10]邱博.巧借他山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11]丸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之集[M].申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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