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性主义者的“厌女”叙事——论约翰·福尔斯的女性观

韩利敏

（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一位女性主义者的“厌女”叙事
——论约翰·福尔斯的女性观

韩利敏

（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对于福尔斯的女性观，评论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福尔斯的女性观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与悖论性，他是女性主义的“红旗手”还是男权社会的“代言人”?福尔斯不自觉地使用了男性视角、男性意识和男性话语，这似乎背叛了他女性主义言说的意图；他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还是隐性的厌女主义者？笔下的诸多集“恋女”与“厌女”于一身的男主人公折射出他对女性矛盾和纠结的认知与情感。福尔斯的矛盾女性观折射出他作为一个男权意识根深蒂固的男性作家和一个艺术天赋超凡的伟大作家的矛盾集合体，生活中两位重要女性的不同影响使他对女性的“恋”与“厌”并存，美化与丑化交织。

约翰·福尔斯；女性观；女性主义思想；“厌女”书写；矛盾体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英国作家，也是战后英国文坛一位重量级作家，被誉为“战后最有才华……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1]。福尔斯身上汇聚了耀眼的光环：大胆的小说创新与叙事实验者，文学传统的戏拟者和继承者，存在主义哲学的笃信者，元虚构小说的践行者，自我幽闭、心灵畸变的警示者，呼吁保护自然的生态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诸多的标签中，一对截然对立的身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福尔斯既是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男性作家，也是一名有着“厌女”倾向的“厌女”作家。那么，福尔斯到底是一位显在的女性主义者还是潜在的厌女主义者？因此，福尔斯的女性观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福尔斯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发现其女性观的复杂性、多面性与兼容性，挖掘背后深厚的个人及社会根源，从而论证福尔斯女权主义思想的不确定性和悖论性。

一、福尔斯女性观的矛盾性与悖论性

约翰·福尔斯在小说中对女性的书写与关注俯仰皆是，毋容置疑，女性成为他始终关注、持续不断的创作源泉，福尔斯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摇曳多姿而又丰富复杂的女性人物：从《捕蝶者》中的米兰达（Miranda）到《魔法师》中的艾丽森（Ali⁃son）、朱莉（Julie）和朱恩（June），从《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萨拉（Sarah）和欧内斯蒂娜（Ernestina）到短篇小说《乌云》中的凯瑟琳（Catherine）等等，这些女性人物时而让人眼前一亮，凝眉屏气，时而让人掩卷深思，扼腕叹息。

通过这些鲜活女性人物的塑造，福尔斯传达出他对女性自由的呼吁和女性权利的辩护，他呼吁激发女性的想象力，摆脱传统习俗对女性的束缚，女性应该自由地表达情感，勇敢地追求爱情。有学者认为,福尔斯是女性的代言人和辩护者，通过“谜”一样的萨拉这一女性人物的成功塑造，他彻底、全面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萨拉生活在女性被标榜为“家庭天使”、男性装饰品和调味品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个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女性集体“失语”时代，但萨拉却是一位与时代格格不入、与陈规陋习背道而驰的新女性，主张男女平等和女性自由，寻求女性的解放和自决；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中的叛逆者和先驱，具有超前、自觉的女性意识。总之，通过萨拉，福尔斯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男权社会的抵制和讽刺，对男女平等和谐社会的呼吁和向往，对女性追求自由与自我的赏识与赞美。因此，萨拉被视为早期妇女追求自我解放的引路人，福尔斯作为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法国中尉的女人》被学者一致认为是一部“理想的女权主义虚构作品”[2]，具有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纵观福尔斯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可以发现她们身上几乎都具备强烈的女性意识：米兰达反抗束缚、渴望自然、追求自由；艾丽森追求平等爱情，探寻女性价值；欧内斯蒂娜矜持地渴望爱情、小心地捍卫爱情。身处西方女权运动的历史语境中，女性意识不可避免地成为福尔斯文学灵感的源泉，连他本人都承认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创作中存在着张扬女性意识的意图。

然而，正如他笔下神秘的萨拉一样，福尔斯的小说也弥漫着神秘、不确定甚至是矛盾的因素，突出表现就是他女权主义思想的不确定性和悖论性：首先，福尔斯在塑造具有女性意识的新女性时不自觉地把男性视角、男权意识和男性话语强加在女性身上，强烈的女权意识和意图被男性叙事所掩盖和淹没；其次，福尔斯的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的“厌女”书写，小说男主人公对女性都怀有爱恨交织、爱极转恨的畸形爱恋与复杂情感，对于男人，女性是处女、淑女和女神，是她们爱慕垂涎和热烈追求的对象，又是妓女和荡妇，他们厌恶、惧怕和躲避的“爱情瘟疫”，时而矜持内敛，时而放荡猥琐。总之，福尔斯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一个集合体和矛盾体，既是神秘美丽、聪慧过人的缪斯，又是情欲兼具、堕落成性的夏娃，也是肆意报复、阴谋欺骗的撒旦；在男性眼中，女性是可爱而可怕的，是美丽而邪恶的，是近在眼前的“遥远”，是似是而非的“神秘”，是飘忽不定，是雾里看花，是他们爱慕、痴恋却又倾其所有也无法拥有的天上月、镜中花。

福尔斯的小说中既不乏对女性意识的张扬，也弥漫着厌女主义的书写，突出表现在他塑造的男性主人公身上有着纠缠不清而又无处不在的厌女”情结。尽管后现代理论主张“作者死了”，小说的诞生即意味作者的死亡，叙述者的声音不代表作者的意图，福尔斯也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我现在讲的故事纯属想象，我所创造的人物从未存在于我头脑以外的世界”[3]。尽管福尔斯一再声称自己与小说人物毫不相干，但他本人的世界观与女性观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小说的叙事与人物刻画中，所以完全把作者与其作品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取的。那么，作家福尔斯到底是为女性主义摇旗呐喊的“红旗手”还是为维护男权社会而不遗余力的“代言人”？小说中男性人物的“厌女”书写是否代表作者本人潜意识中的“厌女”倾向，即福尔斯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还是厌女主义者？真可谓有其“谜”一样的萨拉必有其“谜”一样的福尔斯。

二、女性主义的“红旗手”还是男权社会的“代言人”?

《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是约翰·福尔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经典之作，被选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经典，小说出版于1969年，适逢西方女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这为他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刻画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女性人物提供了现实基础，萨拉这一位敢做敢当、率性而为、追求自由的超前女性主义者的塑造让福尔斯顺理成章地成为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和典型代表，在访谈中福尔斯也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在女权主义思潮后期，福尔斯的女性主义立场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认为他在赋予女性人物可贵的女性意识过程中，无意识的男权意识得以显现，压制了其女权主义的意图[4]。持这种质疑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玛格丽·麦克尔（Magali Michael）、布鲁斯·伍德考克（Bruce Woodcock）和穆罕默德·萨拉米（Mah⁃moud Salami）。玛格丽·麦克尔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失败的女权主义小说”，因为萨拉被置于被凝视、被打量的“客体”，被扭曲成了“他者”，因为她本人的声音是缺席不在场的，在麦克尔看来，女性“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理想，一个神秘人物，一个他者”[5]。

伍德考克的批评专著《男性神话》致力于挖掘和探索福尔斯作品中的男权偏见，揭露镶嵌于作品中形形色色、隐蔽至深的男性观念及神话，《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故事是以男主人公查尔斯为叙述者展开的，故事围绕被打量和审视的客体——萨拉而不断推动，因而萨拉的“神秘”是男性主观观看的结果，是被扭曲的虚假表象，萨拉的形象遭到男性话语的操纵与恶意篡改。最后伍德考克得出结论：福尔斯绝不是像他自我标榜的“女性主义者”，他还暗示到福尔斯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蓝胡子”[6]。批评家萨拉米认为“这部小说使用种种手段通过男性的阐释来审视萨拉”[7]，男性叙事剥夺了萨拉的发声机会，剥夺了女性言说的权利，她思想和意识方面的信息都是不可知的。帕梅拉·库柏则认为,在福尔斯女权主义的外表下隐藏的是被动、机械的女性,女性只是艺术创造和语言叙述的性素材而已[8]，在他笔下，男人是积极主动的主体，富于理性和逻辑性，具备天然的创造力,女人却恰恰相反，是消极被动和感性十足的沉默客体，天性温顺、服从，当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福尔斯小说充满了“不可知”和“不确定”的因素，而“不确定性”正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它代表了本质的消失，中心的缺失[9]，批评家大卫·洛奇也认为，“不确定性”是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是人物探究自我的迷魂阵[10]。从小说自身的神秘和不确定性来看，理论界对福尔斯女权主义身份的分歧实属自然，他是一个为女性权利摇旗呐喊的“红旗手”，还是一个压制女性代表男权主义的“蓝胡子”？争论和不确定表明福尔斯的作品散发着永恒的、神秘的艺术魅力，他的作品是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在“没有出口的迷宫”里人们从未放弃对出口的探索和寻找，对福尔斯女权主义者身份的复杂性也许可以从作家身份的“双重性”找到答案：作为生活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通男性福尔斯和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福尔斯。

福尔斯出生于一战结束后的1926年，成长于激烈动荡的“多事之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首先，他是那个特定男权社会里男性意识根深蒂固的男性，在男权传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制中，男权文化的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制约他，男权意识形态已经不自觉地渗透到福尔斯的无意识与小说创作中，致命地影响着他的人物塑造及再现，他的深层意识无法摆脱父权意识的纠缠，无法超越当时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和自己的性别局限性。所以，20世纪中叶西方主流的性别观念和男权意识始终主导着他小说人物的虚构，阻碍了他女权主义意图的表达，遮蔽了女性真实自我的声音。福尔斯本人在访谈中也承认，作为一个男性小说家，既要进入女性世界又要了解自身绝非易事，他的女权主义的确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从一般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与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相比，我才深深地感觉到自身的局限性……，我的男子气就像是一种雾状的天气围绕着我，……它的状态就像陈旧的豌豆汤一样……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是女权主义者”[11]。

其次，我们也不能把作为普通男性的福尔斯等同于作为伟大艺术家的福尔斯，作为伟大艺术家的福尔斯一再超越传统男权主义者的本能，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艺术天赋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适逢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福尔斯对世界的敏锐洞察力和对女性的悲悯情怀在女权主义的春风吹拂下，迅速挣脱男权意识形态的束缚，他的小说以“女性主义”的风范流芳于世，小说中出现的明丽光鲜的女性形象完全超出了维多利亚时代或者20世纪中叶社会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毫不逊色于当代女性主义者。他笔下的女性人物致力于抗争命运、重拾自我和追求独立，继承了传统西方女性的美丽、善良等美好形象，又融入了现代女性聪慧、独立的闪光点，对女性人物的塑造循旧中有创新，继承中有超越，从而满足了读者对现代女性的认知、期待和想象。

三、女性主义者还是厌女主义者？

综上所述，福尔斯的女权主义存在着无可奈何的复杂性，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存在着双重性：女性意识的言说和女性声音的缺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福尔斯最多算是个男性女性主义者或者伪女性主义者。然而，细细观察小说中男性叙事对女性的恶意丑化与刻意敌视，读者不禁再次迷惑：男性为何如此“恋女”又如此“厌女”？这是否代表着作者福尔斯也是一位“厌女”主义者？

先从《捕蝶者》（The Collector，1963）说起，此小说可谓是一曲爱极转恨、为爱疯狂的畸恋悲歌。男主人公克莱格对米兰达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先是痴迷，后是贪爱，最后却嗔恨而终。起初，克莱格深深地迷恋着米兰达，她是克莱格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于他，米兰达是“一条美人鱼”，看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12]3；米兰达是一只稀有的蝴蝶，让他爱不释手；米兰达是迷人的缪斯，让他紧紧追随。可以说，一开始克莱格是爱慕、仰慕和崇拜着米兰达的，因为米兰达外表美丽，在情趣、审美、智商和财富上都让克莱格难以趋及。这可怕的“高高在上”给米兰达带来致命的灾难，距离感让克莱格逐渐对米兰达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一场赤诚热烈的情欲转化为处心积虑的物欲占有，对米兰达的情“爱”也转化为物“恨”，爱她是高贵无瑕的天使，恨她是魅惑人心的魔鬼，米兰达的美丽勾起了他无穷的欲望，但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得到米兰达的心。在囚禁中，米兰达出于逃走的动机需求，以向克莱格主动献身为贿赂，设法打动克莱格以还回她的自由，但事与愿违，米兰达的主动献身在克莱格看来无异于妓女的挑逗、妖女的魅惑，暴露了他对性生活的病态厌恶，立即遭到了克莱格的鄙夷和唾弃，对米兰达初始的痴恋转化成憎恶，丧失了对她的尊重，米兰达从一个圣洁的天使变成了堕落的夏娃，克莱格对她的感情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认为“她像所有女人一样，只长了一个心眼儿。我再也不尊敬她了”[12]115。

小说《魔法师》（The Magus,1965）中在男性尼格拉斯的叙事视角下，女性人物被看成是男性的威胁，是男性生命痛苦的根源。女主人公艾丽森不是一个传统的温顺甜美、安分守己的女性，她背叛自己的未婚夫，在初遇尼古拉斯的晚上就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并用偷来的昂贵自来水笔作为礼物赠送给尼古拉斯。众所周知，在《圣经》中上帝通过摩西告诫人类“不可奸淫，不可贪婪别人的妻子（丈夫），不可偷盗……”，可见艾丽森已经触犯了“十诫”中的“三戒”——乱交、不忠和偷盗，在男性的凝视下，她是个“罪恶”深重的人，福尔斯这样描写她的外貌“既清纯又堕落，既粗俗又文雅，是一个老练的新手”[13]21。尼古拉斯既沉迷于艾丽森带给他的肉体欢愉，又鄙视艾丽森的爱情，认为她的爱里只有性，十分浅薄，想到这个女人“既年轻又古老，既清白又败坏。每个女人都是如此，所有女人都是如此”[13]329。对他来说，和艾丽森一样，朱莉、朱恩都与性有关，性是女性吸引人之处也是遭人厌恶之处。

在尼古拉斯眼中，艾丽森除了是一个制造痛苦的情欲对象，还是一个阴险的欺骗者和背叛者。艾丽森乍看像一个单纯的少女，一个忠诚的伴侣，实则一个“神戏”的参与者，让他遭遇诱惑，感情“中毒”，坠入骗局。当尼古拉斯感到艾丽森背叛了他之后，他对女性的傲慢与偏见暴露无遗，充满了高高在上的鄙视与厌恶:“我知道我非常想见她，让她知道她的背叛是多么歹毒。让她知道：即使她跪着爬过赤道我也不会原谅她，让她知道我们之间结束了，她让我恶心，我对她不感兴趣……”[13]565，因此，尼古拉斯认为女性是狡猾、善变、阴谋的“撒旦”，是毒蛇的信徒，是魔鬼的帮凶，是夏娃的替身，是集圣女与荡妇、处女与妖女、玛利亚与夏娃于一体的可怕神秘物，是男人眼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

最后再回到那“谜”一样的萨拉，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一样，萨拉是一位委身于“法国中尉”的女人，或者是“法国中尉的婊子”，她被莱姆镇上的人视为“荡妇”，是全镇人唾弃的对象，人们在其身后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小说中男性对萨拉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是爱慕和迷恋，另一方面是鄙视和厌恶。首先是莱姆镇上的心理医生格罗根，作为一位男性心理医生，他首先被神秘的萨拉所吸引：格罗根成为了萨拉的“偷窥者”或“密探”，拿着望远镜偷偷观察萨拉，“当地的密探——还真有一个……如果他把望远镜的焦距调得更准确看得更清晰些”[14]，这说明了格罗根医生对萨拉的极大兴趣与好奇。随着“侦查”的逐渐深入，他把萨拉种种离经叛道、我行我素和特立独行的行为诊断为歇斯底里、抑郁症、偏执狂和幻想症，认定萨拉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疯女人”。此时，格罗根扮演着一个维多利亚父权制价值体系的卫道士，在那个时代女人只能成为丈夫的“家庭天使”，相夫教子、温柔顺从，一旦女性有任何反抗权威的异常行为，就会被诊断为疯癫、精神失常或歇斯底里，必须接受心理治疗。可见，在萨拉生活的时代，女性的“疯癫”是被男性按照统治的意图而被定义的，充满了对女性的敌视和反感。当格罗根注意到萨拉经常以自己所谓的不幸遭遇来博得男人的同情与怜惜，就断定萨拉是个“疯女人”，提醒男主角查尔斯远离萨拉，认为她是个阴险、富有心机的魔鬼式人物。

福尔斯“恋女”与“厌女”情结的对立矛盾，可以从作家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情感生活中找到蛛丝马迹，可以说他对女性的矛盾态度源于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两位女性对他的极大影响。第一位女性是福尔斯的母亲——格拉迪斯·梅·理查兹（Glad⁃ys May Richards），她是一位教师，工作繁忙，长期在外，未能给童年的福尔斯足够的陪伴与母爱，导致了他离群索居、孤僻自闭的性格，福尔斯对自然的酷爱部分源于和母亲关系的疏离，母爱的缺失使他潜意识中对女性充满恐惧与憎恶。另外，母亲缺乏文学素养和艺术品位也让福尔斯对她产生厌烦，晚年的福尔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家里没人对文学感兴趣，也没有人有这个天赋，我的童年并不快乐，我母亲缺乏品位让我厌烦，……我们意见不合，……她的极端让我难以忍受”[15]。母亲在家庭中的缺席也可以解释他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为何总是远离家庭、与家庭不和谐：米兰达违背父母意愿去追求艺术理想，萨拉的性格、追求和她的家庭似乎没有丝毫的联系；艾丽森是个离家出走、背井离乡的女人，这些与传统背离的女性与福尔斯早期母亲的形象有很大的关联。

另一位重要的女性是福尔斯的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慧顿（Elizabeth Whitton），她与福尔斯非常恩爱，共同生活了37年。在福尔斯的眼里，慧顿简直就是美丽聪慧的缪斯，温婉贤淑、知书达理、天资聪颖，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和人物原型，是他的灵魂伴侣和精神寄托。福尔斯笔下的诸多神态各异的女性形象都融合了妻子坚强、温柔、智慧的气质，一定程度上带有伊丽莎白的影子，我们可以从米兰达、艾丽森和萨拉的缪斯形象中感受到福尔斯对其妻子的深情厚义和无限爱戴。

结语

约翰·福尔斯是一位备受争议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他笔下个性鲜活的女性形象、对女性自由的呼吁和权利的辩护都散发出一位伟大女权主义者的熠熠光辉。然而，囿于作家自身的性别局限性和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小说中男性话语的操纵、女性主体的失语、缺席和对女性的“妖魔化”书写等使福尔斯的女权主义者身份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出现了福尔斯是否具有厌女倾向的讨论与怀疑。行文至此，再纠结于福尔斯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厌女主义者这个问题已经毫无意义，因为这些争论恰恰验证了福尔斯的伟大和其小说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福尔斯是一个伟大的“矛盾体”，一方面，他是生活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通男性，男权思想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潜意识中；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超强的洞察力和艺术天赋使他克服和超越了自身的性别意识。受到童年母爱缺失和母子关系紧张的负面影响，福尔斯对女性的反感与排斥初见端倪，并投射于作品中，但幸福的婚姻和第一任妻子的完美女性气质又让他对女性的爱慕、赞美跃然纸上，流于笔端。

[1]MalcolmBradbury.TheNovelistasImpresario:The Fiction of John Fowl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 ty Press,1988:293.

[2]Simon Loveday.The Romances of John Fowles[M].New York:Macmillan,1985:2

[3]John Fowels.Notes on Writing a Novel[J].Harper’s Magazine，1968，237:88-97.

[4]张和龙.后现代语境中的自我——约翰·福尔斯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12.

[5]MagaliMichael.WhoisSarah?ACritiqueof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s Feminism[J].Studies in Modern Fiction 28,1987:48.

[6]Bruce Woodcock.Male Mythologies:John Fowels and Masculinity[M].Totowa,NewJersey:Barnes7Noble Books,1984:92.

[7]Mahmoud Salami.John Fowel’s Fiction and 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M].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92:127.

[8]Robert Huffaker.John Fowles[M].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0:166.

[9]Iha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10]David Lodge.Modernism,Anti-modernism,and Post⁃modernism[G]∥In WorkingwithStructuralism:Essays and Reviews o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London:Ark Paperbacks,1986:13.

[11]Bruce,Woodcock.Male Mythologies:John Fowles and Masculinity[M].Brighton:Harvester Press,1984:452.

[12]约翰·福尔斯.收藏家[M].李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3]约翰·福尔斯.巫术师[M].陈安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14]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M].陈安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3.

[15]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3/oct/12/biography. johnfowles1.

责任编校 边之

I106.4

A

2095-0683（2016）06-0068-05

2016-09-30

2015年安徽省高等教育提升计划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TSSK2015B37）；2016年度安徽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2016gjzd003)

韩利敏(1982-)，女，河南濮阳人，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