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三国戏”研究回顾与展望

洪畅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天津300204）

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三国戏”研究回顾与展望

洪畅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天津300204）

“三国戏”是我国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传统剧目，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经典范畴。自20世纪初，戏剧戏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术体系，“三国戏”的研究开启了许多新的领域，包括戏曲文献学、戏曲文学、戏曲传播学、戏曲文物学、戏曲文化学与戏曲美学等几个方向。从现代学术体系的分支学科入手，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可以发现，接近于传统研究的文献考辨与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借鉴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则还有许多有待深研的领域。

三国戏；戏曲传播；戏曲文物；戏曲文化；戏曲美学

所谓“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是三国”，“三国戏”自元杂剧创演至今，一直活跃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其在中国戏曲史的重要地位，可称独树一帜。对“三国戏”的整理与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自20世纪初王国维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古典戏曲开始，戏剧戏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实践着新的发展，渐成独具特色的综合学术体系，“三国戏”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试图将百年来对“三国戏”的研究置于现代学术视域，从戏曲文献学、戏曲文学、戏曲传播学、戏曲文物学、戏曲文化学与戏曲美学几个方向入手，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分析研究现状，进而探索尚待开拓的理论空间，希望可以抛砖引玉，为促进“三国戏”的进一步深研做出点滴贡献。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耙梳此类成果，也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学界指正。

一、戏曲文献学研究

文献考据在中国堪称“一国固有之学术”，对于戏剧戏曲学的文献整理当属于传统研究的范围，而其在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依然占据要冲，毕竟，任何研究都应建立在概念厘清和资料梳理的基础之上。也正因此，戏曲文献学在戏剧戏曲学的学术体系之中，既具开创之功，亦是成果最丰硕的一支。通过对现有研究资料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围绕“三国戏”所展开的戏曲文献研究主要有两大类：剧目、剧种梳理与选本研究。

第一，剧目、剧种梳理。许勇强、李蕊芹《近百年三国戏研究述评》对“三国戏”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论文认为胡适在1922年《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对“三国戏”的考证是最早的研究成果。[1]本文对此并不赞同。现代戏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可以追溯到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3），书中“元剧之存亡”一章就有对元代“三国戏”的考证，包括《关张双赴西蜀梦》《关大王单刀赴会》《诸葛亮火烧博望屯》等剧目。[2]近人武樗瘿《三国剧论》（1918）对民间演出的三国剧目进行了整理。马二先生《三国演义之京戏考》（1918）从须生戏、小生戏、关公戏、花旦戏、新排戏等角度梳理了三国故事相关剧目。这些著述才是最早一批针对“三国戏”剧目展开系统考证的代表作。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1922）也的确是较早的研究成果，该著梳理了“三国戏”在宋元明三代的剧目，指出“宋金分立时代，南方的平话，北方的院本，都有这一类的历史故事。现在可考见的，只有金院本中的襄阳会”[3]383。元杂剧可考证的有19种，而仅有《单刀会》《博望烧屯》《连环计》《隔江斗智》《王粲登楼》五种存在，明代有《关云长义勇辞金》一种。孙楷第也对《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与元明旧有杂剧相同题材的作品做了考证与比较，并指出“《志传》里面所演的故事，多有和元明旧剧相同而事实却荒唐无稽的”[4]。朱平楚对金院本、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进行了考证，认为“在探讨‘三国演义’的演化进程时，三国戏中所提供的丰富资料是不应当忽视的”[5]。他们都延续了由胡适所开启的小说与戏曲的互动研究。

现当代戏剧戏曲学前辈也多有对“三国戏”剧目的考证。冯沅君《南戏拾遗》（1936）和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1956）都录有《貂蝉女》一剧，并对相关剧目进行了梳理。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1957）考录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曹操夜走陈仓路》《周公瑾得志娶小乔》等三国剧目，其《明代杂剧全目》（1985）和《清代杂剧全目》（1981）对明清两代三国故事杂剧也有考证。周贻白《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1986）中的《中国戏曲剧目初探》在对“宋元南戏”的考察中也列有《貂蝉女》《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等三国剧目；该著中的《〈鼎峙春秋〉与旧有传奇》考证了元明清剧目中的“演三国史事者”，列出22种元杂剧，16种明杂剧，12种清传奇。[6]刘靖之《关汉卿三国故事杂剧研究》（1980）以《单刀会》和《双赴梦》为核心，围绕着著录与版本、人物、曲文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

余凡载于《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2期的论文《关于曹操戏》对曹操戏的剧目进行了统计。刘奎官《关羽戏的剧目》载于1962年9月3日《云南日报》，是较早对关公戏进行剧目整理的文章。李洪春等整理的《关羽戏集》（1962）收录了《斩熊虎》《桃园结义》《造刀投军》等27出关羽戏，并附有8页关羽舞台形象图谱，可以说是建国后第一部对“关公戏”进行整理的专著。[7]台湾学者王安祈《明传奇里的关公》一文，考察了明传奇中的12种涉及关羽的剧目和9出关公戏片段。此外，陈翔华的两篇论文《先明三国戏考略》与《明清时期三国戏考略》，也对“三国戏”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指出“在罗贯中之前，表现三国时期人物与其故事的戏剧久已盛传”，“最早编演的三国戏”在三国鼎立时期就已出现。[8]

对“三国戏”分剧种进行剧目梳理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对京剧剧目进行整理的文献有：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1963）著录三国戏155种；沈伯俊主编《三国演义辞典》（1989）著录京剧245种；曾白融《京剧剧目辞典》（1989）收录三国戏510种。对地方戏进行剧目整理的有：河南戏剧研究所编《豫剧传统剧目简介》（1984）收录三国戏79种；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编《山西地方戏曲汇编》（1981）收录三国戏147种；李德书主编《川剧三国戏汇编》（2004）收录三国剧本142种。李晓苓《川剧三国戏三题》一文则梳理了119种川剧。永康、田文《传统川剧中的三国戏》一文统计了150多出川剧三国戏。

第二，选本研究。从总体来看，相比较于剧目的考证，“三国戏”选本梳理研究还是比较晚近的事。郑振铎《中国戏曲的选本》（1927）是较早的研究成果，论文考察了三国戏《单刀会》《连环计》《三国志》等剧目的选本情况。[9]其他成果大多出现较晚，且成绩也不及剧目梳理丰富。略具几例，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2004）以中国古代的戏曲选本为研究对象，从源流论、文本论、思想论、文献论四个方面展开了综合的讨论，其中也涉及对《连环计》《古城计》《五关记》三国戏选本的考辑。[10]张红波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三国戏曲研究》有专节讨论“三国戏曲在选本中的基本状况”[11]。刘天正的硕士学位论文《元杂剧“三国”戏诸版本编选问题比较研究》对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期的元杂剧三国戏选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胡莲玉的论文《明代戏曲选集中的〈单刀会·鲁肃求谋〉辨析》对“鲁肃求谋”一折的曲白在不同戏曲选本中的变化做了研究。

二、戏曲文学研究

戏曲文学在戏剧戏曲学的现代学术体系中是一门显学，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致包括叙事特点研究与人物形象分析。就叙事特点而言，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从戏曲与小说的比较研究角度，探讨小说《三国演义》与“三国戏”的区别联系。徐凌霄1933年发表在《剧学月刊》上的论文《三国志·三国演义·三国戏》是这类研究早期的代表，该文强调“三国戏里的人物，须将历史、小说、戏剧三方面综合观察，而后是非得失方可确定”[12]。周贻白1942年发表于《万象》的《〈鼎峙春秋〉与旧有传奇》一文，也讲到元代杂剧三国戏对《三国演义》成书的影响。此后，围绕着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展开综合讨论，成为了学界的热点。

近年来，叶维四、冒炘《三国演义创作论》（1984）有“《三国演义》与元杂剧中的三国戏”一节，提出“《三国演义》对三国戏曲的继承关系也应当引起我们重视”[13]35-36。李修生等《古代小说与戏曲》（2001）强调《三国演义》对戏曲的影响主要在于“作传奇，以扬忠义”[14]。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2001）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研究中也总结了三国题材的戏剧化现象。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2004）综论了以平话和戏曲为基础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徐大军《元杂剧与小说关系研究》（2006）中“元三国戏与三国小说”一章讨论了元杂剧三国戏中的民众情趣及其对小说的影响。[15]

此外，张红波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三国戏曲研究》比较了明清三国戏曲与元代三国戏曲、《三国志平话》及小说《三国演义》的异同。黄毅《〈三国志平话〉与元杂剧“三国戏”——〈三国演义〉形成史研究之一》、曾良《史实与虚构——两种“单刀会”比较》、陈翔华《明清以来三国的说唱文学——兼说它与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关系》、胡胜《京剧〈龙凤呈祥〉的启示》、韩艳茹《以现代的眼光解构历史和传统——谈〈关云长〉对〈三国志演义〉的改编》等学术论文对此也有论及。

“三国戏”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这其中，尤以关羽、曹操为最经典，关于两个人物的形象分析研究，也是成果颇硕，特别是对于关羽形象的研究，已成专题。长白雁、董维贤发表于1962年的论文《关羽戏和关羽的艺术形象》是较早论及关羽形象的成果，文章梳理了关羽戏的历史发展，指出:“在传说和戏曲中的关羽出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可以看出，那就是人民意愿把他塑造成为充满浓郁浪漫主义精神的草莽英雄形象。”[16]冯君实《关羽、关圣及其艺术形象》与蒋星煜《关羽在古典戏曲中的艺术形象》两篇论文是上世纪8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

此后，许多论著都涉及了关羽形象的讨论，例如刘海燕《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2004）有专节讨论“宋元戏曲的关羽形象”“清代的关羽戏及其关羽形象的整合”[17]。王丽娟《三国故事演变中的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2007）下篇是探讨关羽形象的专题。赵山林《南北融合与关羽形象的演变》一文，整理了关羽形象演变的历史，认为“元代是关羽形象塑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无论是在戏剧还是在小说中，关羽的形象都趋于成熟”[18]。刘丽文的论文《论元杂剧中关羽形象的矛盾及其成因》，以及潘琰佩的硕士学位论文《从三国戏到〈鼎峙春秋〉关羽形象的演变研究》也有相关讨论。

另外，陶君起载于1959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的《戏曲中的曹操》，戴不凡于1959年发表在《戏剧研究》中的《曹操外论》，以及王昆仑发表在1959年3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等论文，是较早对曹操形象展开研究的代表。王丽娟《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源流演变》通过对“连环计”故事文本的分析探讨了貂蝉的人物形象。李祥林《三国戏中的貂蝉故事及其性别文化透视》通过性别诗学的角度分析，指出把貂蝉当作女中豪杰看待的元杂剧，“体现出一种较开明的女性观”[19]。这类文章的研究视角比较新颖。

三、戏曲传播学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戏剧戏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正式确立，至今，戏剧研究逐渐从传统国学（曲学）发展为面向戏剧本身，同时兼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艺术学体系，戏曲传播研究也成为热门之学。周华斌于1987年发表的《广场戏曲——剧场戏曲——影视戏曲》，堪为戏曲传播研究的开山之作，文章从戏曲演出场所的变迁，探讨了戏剧传播载体与戏曲艺术的发展。[20]

戏曲传播学的发展也为“三国戏”的研究开拓新的学术理路，现有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传播史论类研究。此类研究主要依附于戏曲传播史论的总体框架，如胡绪伟《中国戏曲传播论》（2009），围绕着“作家-作品-媒介-受众-反馈”五个层面搭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传播学研究体系，“三国戏”的传播问题往往作为个案穿插在不同问题的讨论之中，例如第二章“文本传播”中，作者从剧本审查的角度，探讨了明代“三国戏”传播率高的原因，指出从元代剧目来看，汉初故事戏在数量上要多于三国故事的戏，而明代留存下来的剧本，则三国戏要多于汉初戏，“主要是由于三国戏的重要角色为关羽，戏曲集中宣扬了关羽的‘忠’。‘忠’是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希望它的国民具备的美德。而有关汉代开国的戏曲着重表现的是刘邦和吕后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在剧中通常都是以反面角色出现的”。[21]33

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2008）从传播学的视角，梳理了中国戏曲自宋代至清末近千年的传播接受轨迹，并探讨了戏曲传播的独特规律。该著在探讨清代职业戏班与戏园的出现对戏曲传播发生的作用时，指出清代各演出团体以自身的特色在自由竞争中推动了戏剧艺术的传播，其中三庆班在程长庚的主持下，参考清宫大戏《鼎峙春秋》，围绕《三国演义》中“刘表托孤”到“取南郡”的一段故事，编成三十六本连台大戏，扮演《舌战群儒》《横槊赋诗》《华容道》等精彩片段，满足了观众多层面的审美需求，也促进了“三国戏”在更广阔范围内的传播。[22]

围绕“三国戏”传播史论展开的独立研究，均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王平《“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传播》，李国帅《近代传播视野中的三国戏曲考论》，朱伟明、孙向锋《关公戏与三国文化的传播》，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传播与接受》等堪为代表。

第二，传播现象与传播载体研究。这方面研究多围绕着小说与戏曲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展开，且更多依附于小说研究。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1983）是较早的成果，该书讨论“京剧三国戏”而得出三点结论：“三国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三国戏使京剧增加了浓烈的政治色彩。三国戏对三国故事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3]350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2011）考论了《三国演义》在戏曲系统的传播，对明清杂剧、传奇三国戏与清代“花部”中的三国戏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从声腔流行区域、戏班演出场所与观众接受三个角度，讨论了明清三国戏传播的广泛性。[24]王平《明清小说传播研究》（2006）有专节讨论“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传播，指出“金院本和元杂剧中就有许多‘三国戏’，并成为小说最后成书的来源之一。在小说成书之后，‘三国戏’不断丰富发展，对《三国演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25]37荆学义《经典的传播：关羽形象传播研究》（2014）也有“戏剧形态关羽形象传播”一节分析关羽形象的戏剧传播现象。[26]

其他如冯保善的论文《明清小说中的戏曲传播》，黄晋的博士学位论文《〈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邹彬的硕士学位论文《〈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研究》等，也都探讨了《三国演义》的传播对戏曲艺术的影响。此外，“三国戏”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有些许论文成果，如陈翔华《孔明故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夏露《十九世纪越南嘥剧中的三国戏》、张潇雨《从京剧〈赤壁〉说起——试析京剧应如何在海外传播》等。

四、戏曲文物学研究

“戏曲文物学”的概念由刘念兹先生于1986年正式提出：“戏曲文物学，是戏曲艺术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考古手段研究戏曲历史现象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27]14标志着戏曲文物学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学科正式确立。

“戏曲文物学”的兴起是中国戏剧学在20世纪的一大突破，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戏曲文物研究除了从理论方面对学科性质进行讨论外，主要集中在对于剧场、碑刻、图画等文物的研究，例如周贻白《中国剧场史》（1936）、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1986）、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1987）、周到《汉画与戏曲文物》（1992）、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2001）、冯俊杰《戏曲与考古》（2002）、杨太康与曹占梅《三晋戏曲文物考》（2006）、张淑贤《清宫戏曲文物》（2008）、黄竹三和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2010）、廖奔《中国戏剧图史》（2012）等专著，以及学术论文包括周华斌《灯戏图例——中国戏曲史上的两件重要文物》、周国雄《山西洪洞明应王殿戏曲壁画新探》、黄可《三幅“角抵戏图”：戏曲画史漫说之一》、徐子方《戏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五幅图像》、洪畅《从杨柳青戏曲年画看清代京津演剧》等。

可以说，戏曲文物学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针对“三国戏”而展开的独立研究却并不多见，依然处于附属地位。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围绕剧本和图谱两个方面展开，如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1986）在考察亳州花戏楼壁画时，指出“大关帝庙是供奉关羽为主神的专庙，所以绘画中均避讳关羽形象。在三国故事画中，除关羽外，其他主要人物都有所表现，而又以蜀国人物为主，表现了所谓的封建正统思想，崇蜀汉贬曹魏，陪衬孙吴为其主次，构成壁画绘图的层次安排。”[27]88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在考察戏曲的抄本与刻本时讲到，1984年，山西省平顺县西社村搜集的明清时期赛祭演出的队戏、院本，包括4种全本和32种角单（单个剧中人物剧词），其中就有全本《斩华雄》《过五关》和《长坂坡》中赵云、刘琦、糜夫人、诸葛亮的角单。[28]张淑贤《清宫戏曲文物》（2008）考察了清宫的演戏情况与戏曲服装、戏曲道具、戏曲剧本图册等相关文物，其中就包括与“三国戏”相关的剧本，如清宫旧藏升平署抄本《群英会》与《头段鼎峙春秋串头》等。[29]

另外，周丽丽的论文《元代青花瓷器与元代戏曲》考证了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以元杂剧剧情为图案的元青花瓷器，其中有两件刻绘了三国戏曲故事，一件为“青花三顾茅庐图带盖梅瓶”（通高38.6厘米、口径8.5厘米、足径9厘米，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另一件为“青花三顾茅庐图罐”（高27.6厘米，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藏），并论及“瓷器上的‘三顾茅庐’图绘得相当精彩……画面人物衣饰线条飘逸，神情刻划生动逼真，远较平话中的插图精美，显然不是以平话的插图为粉本，而应与当时流行的杂剧画本相关。”[30]89-90此文以青花瓷为考察对象，确属创新之作。洪畅《从杨柳青戏曲年画看清代京津演剧》论及年代较早的一幅杨柳青木板年画《长坂坡》作为戏曲文物的价值，将“三国戏”的文物考察延伸到民间年画的范畴，可说是比较新颖的视角。[31]

五、戏曲文化学研究

戏曲文化学也是现代学术体系中比较热门的一类，如陈抱成《中国的戏曲文化》（1995）、李日星《中国戏曲文化史论》（2003）、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2010）、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2010）、秦华生《清代戏曲文化论》（2012）、郑传寅《中国戏曲文化概论》（2012）、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考辨》（2014）、郭英德《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2014）等，都是这方面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

当我们把文献梳理的视角转向“三国戏”的时候，可以发现，齐如山在《戏班》（1935）中所讲“比方一人已经扮成关公，因无座位自搬板凳，则似关公搬板凳，有亵渎意矣，故不许”[32]52。董每戡《说剧》（1950）中“说戏行祖师”一节探讨了旧时艺人神灵崇拜的情况，也讲到了“关公戏”的禁忌。[33]这两部可以看作是较早的成果。此后，“三国戏”的文化研究也多围绕着关羽与关帝崇拜的问题而展开，形成了“三国戏”文化研究的一个固定主题。台湾地区学者曾永义《中国地方戏曲形成与发展的径路》一文就讲到很多民间小戏都是以宗教仪式为基础而形成的，例如安徽贵池、青阳一带的农民业余班社“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之前，必演《关公斩妖》以‘祈福驱邪’”[34]。

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1990）在研讨“戏行祀神”问题时探讨了关公戏勾脸的习俗：“旧时，艺人中还有崇奉关帝的习俗。如果那一天有‘关戏’，开脸（勾画脸谱）得让扮演关公的演员先来，余角不敢占先，因为关云长是神”[35]199。郑士有《关公信仰》（1994）、刘海燕《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2004）、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史论》（2005）、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2006）也都涉及关公信仰对关公戏演出的文化影响。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2009）更探讨了戏剧中的关羽形象与宗教、社会、民俗等多种因素的互动，并有专节讨论了“近代关公戏”，指出“鉴于《三国演义》的小说文本至康熙朝已经定型，对于关羽形象阐释的创新，就端赖乾隆以后再次盛行的戏剧了”[36]616-617。

此外，陶贞安、陈建军的论文《都、湖高腔连台本三国戏浅探》对青阳腔三国戏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且具有强烈的仪式功能”[37]。王安祈《论单刀会与祀神活动之关系》、宋俊华《关神崇拜与元明杂剧中关羽的行头》、陈志勇《“关公戏”演出禁忌的生成与禳解》、文廷海《论明清时期“关羽现象”的演变和发展》、李玲珑《元代关羽崇拜与元杂剧中的关羽形象》、姻杜鹃《祭祀戏剧中关公戏的文本研究》，以及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关公传说与关帝崇拜》等学术论文也都对关公戏与关帝崇拜的问题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六、戏曲美学研究

美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这门现代学科于上世纪初经由日本传入我国，美学学科引入戏剧戏曲学研究，亦是较晚近的事，而且，大多数戏曲美学研究都从文化研究入手，例如郑传寅《中国戏曲文化概论》（1993）从“悲喜沓见”“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几个方面讨论了古典戏曲的审美形态。[38]姚文放《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1997）对“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底蕴”等问题做了讨论。[39]施旭升《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2002）从戏曲审美和文化现象出发，探究了中国戏曲的本体特质、审美意味、文化智慧、发展流变的规律等。此外，王季思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1982）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1993）从审美范畴的角度对传统戏剧进行了选编。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1986）与陈多《中国戏曲美学》（2010）则是从艺术理论的角度所做的研究。

涉及到对“三国戏”的研究则主要围绕审美特点与表演艺术两个方面展开。具体说来，有以下代表性成果：罗斯宁《元代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2007）通过对元杂剧三国戏和《三国演义》的对比，认为元杂剧艺术对《三国演义》的影响首先就在于“以酣畅为美的审美观”[40]192。关四平有系列论文探讨三国戏的美学特征，《市井文学框架与诗骚抒情传统——论元杂剧三国戏的美学风格》指出“元杂剧三国戏中有典型的英雄悲剧，也有真正的英雄喜剧与歌颂喜剧，并且能悲中寓喜，喜中有悲，具有悲喜交集的美学风格”[41]。其他还有《以雅融俗，传神写意——从三国戏看元杂剧的人物美学特征》《关汉卿历史剧审美价值论——以三国戏为中心》等。

此外，郑喜林《元杂剧张飞、李逵形象与观众审美心理》一文认为“张飞、李逵的艺术形象之所以深受群众的喜爱，就是因为他们符合群众的审美心理”，比如惩恶扬善的道德力量，粗豪爽直、坦率磊落的真性情，滑稽幽默的形象特点等。[42]罗云《越调〈七擒孟获〉的当代审美视角》和杨再红《回忆时间与感伤流逝之美的形成——论〈西蜀梦〉的悲剧美》都是这方面研究视角新颖的成果。

对表演艺术研究可以列在美学研究的范围内，但因对戏曲的品评自古有之，所以这部分的研究成果要比纯理论的美学研究更早，也更丰富。这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露厂发表在《春柳》1919年第2期的文章：《长庚之关公戏》与《演关公戏之旧规》，以及墨香《谈戏之“关公旧脸谱”》（《剧学月刊》1932年第2期）。此后，围绕着关公戏表演艺术而展开讨论成为了“三国戏”研究的一个主流。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有：祁兆良《高盛麟的“走麦城”》、川剧演员张德成《谈〈单刀会〉的表演》、李瑞来、李紫贵整理的著名京剧演员李吉来的遗作《我是怎样学演关公戏的》等。80年代的代表作有：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洪春的《关戏漫谈》《关羽出场》等文，李润声《谈关公戏》一文也对父亲李洪春兼收各派之长的关公戏表演进行了总结。

近年来的成果有：白晶珠《忆父亲白玉昆的关公戏》、郭永江《京剧与〈三国演义〉》、戈宝栋《京剧经典〈空城计〉》、刘福民《举重若轻千古绝唱——〈群英会·借东风〉赏析》、陈志勇《徽班汉伶米应先生平及家世考》与邬可晶《两场具有典范意义的红生戏——李玉声〈古城会·训弟〉、〈汉津口〉观后记》等，谢全毅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京剧文学史》也有专节讨论卢胜奎的“三国戏”所具有的艺术风范。

此外，宁宗一《论关汉卿的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一文从杂剧的演出排场、戏剧意境等方面对《单刀会》进行了讨论，认为此剧“具有典型的历史英雄颂剧的品格”[43]。张庚《戏曲美学三题》以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为例，探讨了剧本创作对舞台艺术的促进作用。黄竹三《笔端风云囊括千古——谈历史剧〈关羽之死〉》对马少波于1948年创排的新编历史剧进行了艺术评论。周华斌《关公的造型及脸谱》一文从关公盔、关公靠、关公髯、关公刀、关公脸谱几个方面讨论了戏曲舞台上的关公造型。李小红《〈鼎峙春秋〉演出研究》、顾宇倩的论文《元杂剧中三国戏艺术管窥》、王圆圆的硕士学位论文《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融合——浅论元代三国戏》也都从不同角度对“三国戏”的艺术特征进行了研究。包海英的博士学位论文《京剧三国戏研究》也从表演艺术的角度讨论了近现代历史中的京剧三国戏。同时，吴彬《让戏曲回归本体——越调〈七擒孟获〉与京剧〈泸水彝山〉之比较》，雷桂华《赤壁故事的现代解读——评婺剧〈赤壁周郎〉》，王兆椿《也谈粤剧关羽“白”脸变红脸》对各地方剧种的关公戏表演艺术进行了鉴赏。

七、尚待开拓的空间

从笔者掌握到的资料来看，虽然戏剧戏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就现代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而言，还有尚待进一步开拓的理论空间：就较传统的研究方向来讲，戏曲文献学研究虽然剧目、剧种的整理已经取得丰富的成绩，但却大多围绕着经典剧目和京剧、川剧等大剧种而展开。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浪潮下，剧目与剧种可以突破现有范围，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去收集更多剧目，更丰富的剧种，特别是对濒临消失的地方剧种，更应加大投入，积极抢救。

戏曲文学研究大多从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对借鉴、改编等情况进行梳理考证，而很少从文学的艺术性角度去展开研究。戏剧离不开文学，甚至很多经典的剧本可以被称为剧诗，因此，可以运用文学鉴赏的方法，去分析“三国戏”经典剧本的艺术魅力与诗性意境，在呈示传统戏曲的文学魅力的同时，也可以为戏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同时，对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开拓，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围绕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形象而展开，而较少关注其他英雄形象，比如有“常山一条龙”之称的赵云，他在三国故事中的分量不容忽视，围绕赵云而创演的剧目也有很多经典之作，塑造了很多精彩的戏剧形象，著名武生杨小楼就有“活赵云”之称。而对赵云形象鉴赏与分析相比较于舞台实践，则稍显薄弱。

从较晚近的研究方向来看，对“三国戏”的研究虽各有涉足，但大多不居主流，而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如戏曲传播学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对“三国戏”的传播做专门研究的著作。“三国戏”作为经典大戏，有着自己的传播历史，多样的传播媒介，独特的传播过程与传播规律，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三国戏”展开系统研究可以展开一个独立的专题。同时，“三国戏”的传播媒介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研，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围绕着剧本（包括选本与评本）、舞台、戏班等较传统的传播媒介来展开，而甚少涉及晚清近代以来新兴的传播媒介，例如报刊、杂志等。笔者正在对晚清至近代的杨柳青戏曲年画展开研究，探讨其对传统戏曲的传播价值与传播意义，希望可以有所突破。就戏曲文物学而言，同样需要突破现有研究范式，去探寻更多样文物遗存，戏曲年画同样是一个有待关注部分。

就戏曲文化学研究而言，现有成果大多围绕着祭祀、崇拜现象而展开，这一方向还可以借鉴民俗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研究方法，去探寻“三国戏”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展示“三国戏”更丰富的文化魅力。就戏曲美学而言，“三国戏”的研究也略显狭窄。中国传统戏曲有着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蕴，“三国戏”作为其中重要的一支，也可以展开更加丰富的美学讨论，例如站在综合分析的高度，对舞台表演的总体艺术特征进行归纳总结；从审美范畴入手，对具有悲剧意味或喜剧意味的戏曲进行讨论，分析剧目的悲剧精神或喜感特质；结合戏剧艺术“场上”叙事的特点，对“三国戏”的表演体系进行美学特质的综合阐述。以此，让“三国戏”的研究更系统化、立体化，更具理论深度，也可以为传承经典文化、挽救艺术遗产夯实理论基础，做出实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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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边之

J8

A

2095-0683（2016）05-0054-08

2016-08-29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4CH139）；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42314）；天津市“国际汉语文化教育与传播”科研创新团队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当代文化产业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洪畅（1980-），女，辽宁台安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