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夏目漱石后的志贺直哉——兼论志贺直哉文学伦理观的建构和嬗变

时间：2024-06-19

王建华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邂逅夏目漱石后的志贺直哉
——兼论志贺直哉文学伦理观的建构和嬗变

王建华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坛不断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作家，志贺直哉完成了其个人主义文学伦理观的建构和嬗变。在此过程中，他除了受到莫里斯·梅特林克等西方文学家的多重影响之外，还受到日本域内作家夏目漱石等人的影响。“自己本位”和“则天去私”是夏目漱石个人主义文学伦理观范畴内的两大理念。邂逅夏目漱石后的志贺直哉积极吸收夏目漱石这两大理念的思想精髓，并将之践行于自己毕生的文学创作实践。他早年在夏目漱石“自己本位”理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主我理念”，力求实现“独立自我”；中晚年在坚持“独立自我”的同时，遵循夏目漱石的“则天去私”理念，形成了极具东方色彩的“调和自我”。如是，志贺直哉实现了其个人主义文学伦理观的“两次飞跃”。综观两人的人生交往与精神邂逅，可以发现志贺直哉文学伦理观的建构与嬗变同夏目漱石个人主义的发展之间的巨大关联性，志贺直哉可谓是夏目漱石个人主义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

志贺直哉；夏目漱石；个人主义；文学伦理观

志贺直哉（1883-1971）是享誉日本近现代文坛的白桦派代表作家。他为人正直，诚实创作，惩恶扬善。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表现主题由早期表现自我与群体、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以及灵魂与肉体等二元对立的矛盾和冲突，推进到中晚期表现自我从强烈的自我至上意识中逐渐超脱出来，自然地融进“调和”后的恬淡心境。同时，他的文学伦理观也呈现出由“主我理念”到“自他调和”的嬗变。在自我的人生观照领域，志贺直哉活用个人的智慧和意志，积极对个人主义之“自我”进行不断探索和改造，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先后建构和确立了“独立自我”和“调和自我”，最终实现了他所能企及的最高程度的自他统一，形成和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个人主义。这堪称近代日本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批判封建、追求解放的伦理重建。关于志贺直哉文学伦理观的建构和嬗变，部分学者关注到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等日本域外作家对志贺直哉中后期的影响［1］，但是关于夏目漱石（1867-1916）对其毕生文学伦理观建构和嬗变的影响研究却涉笔不多。因此，本文围绕夏目漱石与志贺直哉个人主义文学伦理观的关联性，来论述志贺直哉对夏目漱石个人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旨在阐明夏目漱石对志贺直哉文学伦理观的建构和嬗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志贺直哉文学伦理观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夏目漱石思想发展的诠释和旁窥，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

一、留英归来的夏目漱石及其关于个人主义的思考

“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近代化解放了近代日本人的思想和观念，日本人的个人主义精神得以弘扬。特别是以日本近代主流作家群体为代表的许多深受西方个人主义精神启发而觉醒了的明治时代的先行者，推动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进程。”［2］接受儒家思想启蒙的夏目漱石在大学时代，听从友人建议励志从文，专攻英文和英国文学。从1900年到1902年，在受国家公派留学英国期间，夏目漱石针对日本文明开化中机械模仿西方并且全盘西化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归国后，暗淡的生活、人生的不快和严重的精神衰弱促使夏目漱石深化了其对个人主义思想的认识，观察人世的眼光愈发敏锐起来。为了避免日本文明沦为西洋文明的简单翻版，同时也为了重建自己的文学立场，夏目漱石努力从以封建思想为基础的“他人本位”的立场中挣脱出来，又极力摒弃资本主义社会“自己本位”容易导致的极端利己主义，终于形成并确立了他的“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为主，他人为宾”。

1914年11月25日，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上发表的讲演《我的个人主义》中充分肯定了自己的“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他认为：“个人主义就是没有党派之心而明辨是非曲直的主义，是不结朋党团体不为权力和金钱而盲动的主义。既然已非党派，尽可以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同时又不妨碍他人走应走的路，在尊重他人存在的同时也尊重自己的个性，这样的个人主义是很好的主义。”夏目漱石在一开始就讲明，他的这种“自己本位”绝对不是那种时时、处处以自己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具备“公平”与“正义”的发展自我个性的道路。发展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是自己个人的权力，但是不能因此毫无理由地剥夺他人发展个性、追求幸福的权力。在最后，夏目漱石声明，他的这种个人主义决非俗人所想的那种危及国家、危及他人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道义”之上的个人主义，是以尊重他人存在为前提的。夏目漱石把这种“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的特点归纳为三条：第一，欲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欲想使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必须懂得伴随这种权力的义务；第三，欲想显示自己的金钱的力量，必须重视伴随金钱力量的责任。同时，他警告年轻人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定程度的“伦理修养”作基础，那么他没有发展个性的必要，也没有发挥金钱作用的价值。

夏目漱石留英归来之后确立的“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将判断和行动的基准置于自己一方，不受外界影响。夏目漱石的此种个人主义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不但发挥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思想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借鉴了西方近代哲学、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有益成分。东方儒家思想是他“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本，西方近代哲学是其方法论。它是以自我为主体，在寻求个人的精神独立和人格尊严。它在尊重自我的个性要求的同时，又从义务和责任的角度对自我的个性要求进行了规约，竭力避免因过分忠实与主张个人的自我和个性而走向极端利己进而侵害他人的自我与个性的情况。如此，它不仅重视自己个性的“自我”，还兼顾了他人个性的“自我”，从而实现了“自我本位”个人主义利己性与利他性的有机统一，因而具有高度的伦理自觉。

二、志贺直哉与夏目漱石的交往及其个人主义的建构

1907年4月，夏目漱石果断辞去教师工作，进入朝日新闻社当专栏作家。成为专职作家以后，夏目漱石活用其留英归来之后确立起来的“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迎来了文学创作的新高潮。由于夏目漱石结识很多第一高等学校学生和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所以在文学创作中，他特别关注和关心社会中上流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经常与他们进行思想的沟通和心灵的交流，并且以他们为原型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创作《三四郎》（1908）之后，他又完成了《其后》（1909）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作。①夏目漱石以十分严谨的态度制定了详细的提纲，而且屡次易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精力，这在其创作生涯里也甚为罕见。有学者甚至认为，此著最能体现小说家夏目漱石的创作本领，将之称为夏目漱石文学作品的最高峰。但是，据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教授西垣勤考证，在1909年创作《其后》之前，夏目漱石并没有结识志贺直哉等文学青年。“相反，志贺直哉等白桦派青年在读了《其后》之后，觉得漱石写出了他们家庭现实和他们个人的状况。”［3］然而，笔者通过整理资料后却发现：早在1906年，学习院高等科毕业的志贺直哉在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之后，就聆听过夏目漱石主讲的《十八世纪文学》。并且，志贺直哉还登门拜访过夏目漱石，对其印象甚好。1907年4月20日，24岁的志贺直哉在东京美术学校文学会主办的讲演会上，聆听了夏目漱石和上田敏的讲话，他从夏目漱石的话题《文艺的哲学基础》中有所收获。1908年2月15日，25岁的志贺直哉在神田美土代町的青年会馆参加了东京朝日新闻社主办的讲演会，聆听了作家夏目漱石等人的演讲。对于夏目漱石的演讲《作家的态度》，志贺直哉格外感到趣味盎然。其时，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白桦派青年都喜读夏目漱石的作品。刘立善教授在《日本近现代文学流派史》中明确指出，对于《我是猫》（1905）、《哥儿》（1906年3月）、《旅宿》（1906年9月）、《台风》（1907年1月）等夏目漱石基于“自己本位”个人主义而创作的这些充满正义感、伦理感的作品，志贺直哉就反复欣赏。

就在夏目漱石修善寺大病的1910年，高呼“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白桦派诞生。围绕于这个文学流派的一些年轻作家与美术家，对当时主张纯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不满，要求肯定积极的人性，主张尊重个性，发挥人的意志的作用，提倡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作为白桦派的骁将，27岁的志贺直哉经常与同人聚会。他视精神为人生的要义，甘于献身文学。1910年4月，志贺直哉曾被《帝国文学》退稿（1908年8月）的短篇小说《到网走去》①该作品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女主人公生活的不幸给予了无限同情。在《白桦》杂志创刊号上刊载，以准确的描写和清新的风格获得广泛好评。据不完全统计，在邂逅和结识夏目漱石前后，志贺直哉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到网走去》（1908年8月）、《速夫的妹妹》（1908年9月）、《荒绢》（1908年12月）、《混浊的头脑》（1911年4月）、《为了祖母》（1912年1月）、《母亲的死和新母亲》（1912年2月）、《大津顺吉》《正义派》《克罗迪斯日记》（1912年9月）、《暗夜行路》前篇的核心《时任谦作》（1912年11月）、《清兵卫与葫芦》（1913年1月）、《范某的犯罪》（1913年10月）。这些作品集中反映出志贺直哉等白桦派青年“对夏目漱石文学底层流动的极富伦理性、道德性的人生处世哲学产生共鸣并进一步超越了夏目漱石的思想，使他们直视压抑人性的社会，抨击邪恶和黑暗，寻求一种主观上的、超越自我的信念”［4］。

实际上，夏目漱石在深入洞察个人的灵魂深处的同时，侧重批判西方个人主义冲击下的日本社会。然而，高山流水，知音难觅。他在《其后》等作品中提出的阶级性利益社会的重要性和个人自我的发动如何影响他人这一问题未能被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社会阅历浅薄的文学青年所深悟。因此，志贺直哉等白桦派青年未能从宽广的视域理解夏目漱石作品的社会文明批判，武者小路实笃甚至明确指陈夏目漱石应该写出形式更加纯粹的恋爱赞歌，天真地希冀夏目漱石将社会调和到个人的“自然”里。②详见武者小路实笃评论《论<其后>》，载于1910年4月《白桦》杂志创刊号。面对这些关注他的作品的日本社会的新时代青年，夏目漱石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分苛责。相反，他十分欣赏志贺直哉他们极力肯定自我的价值取向，对于他们对“自己本位”个人主义的热情追求，心中感到由衷欣慰。③详见1910年3月30日夏目漱石《致武者小路书简》。此后，夏目漱石对白桦派青年继续抱有好感。西垣勤教授认为，1907年到1911年之间，志贺直哉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相继脱离了托尔斯泰主义和基督教特色的人道主义，生活方式进入忠于自我的利己主义。他们由暗中摸索的文学青年成长为表现肯定的自画像的、能够自立的作家。由自我否定走向自我肯定，由自我怀疑走向自我确信。在这一方面，《其后》对其产生过影响”［3］。实际上，不仅《其后》这篇作品对志贺直哉等白桦派青年个人主义的形成产生过影响，充满着夏目漱石“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的“前期创作三部曲”和“后期创作三部曲”等作品都对志贺直哉等白桦派青年在思考“如何确立自我”方面发挥过作用。

如果说，发表在《中央公论》1912年9月号上的《大津顺吉》是志贺直哉初登文坛的力作，那么1913年元旦《清兵卫与葫芦》在《读卖新闻》上的首次公开发表更是扩大了志贺直哉的文学影响力。根据志贺直哉年谱，1913年12月，时任《东京朝日新闻》文艺栏主编的夏目漱石邀请志贺直哉在报纸上连载小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志贺直哉《清兵卫与葫芦》在《读卖新闻》的成功发表可能正是夏目漱石邀请志贺直哉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小说的直接缘由。志贺直哉在《续创作余谈》中提到，从大正元年（1912）的秋天到尾道之后开始着笔创作，直到大正三年（1914）的夏天，《暗夜行路》的前身《时任谦作》这篇所谓的私小说怎么也不能成形。其时，夏目漱石给志贺直哉写信，邀请他给《东京朝日新闻》投稿。志贺直哉对于限定颇多的报纸读物感到棘手，但自己按照内心计划创作的作品却得到了夏目漱石的关注，这让他进退维谷感到为难。志贺直哉对欣赏自己的夏目漱石满怀敬意，将之作为自己的工作进行创作。尽管他自己尽量不让创作的作品成为散漫的文章，但是由于习惯了同人杂志《白桦》无拘无束的自由写作，对于报纸读物每回有字数和悬疑规定的创作感到无能为力。夏目漱石原本计划在自己的小说《心》连载结束之后刊发志贺直哉的长篇小说，然而志贺直哉的长篇小说却进展不顺。1914年7月，志贺直哉去东京登门拜访夏目漱石，对夏目漱石的好意婉言谢绝。当时，夏目漱石还是希望志贺直哉重新考虑一下，并且安慰他说，如果那个长篇不能写的话，可以把不能写出来的心情写到小说中。志贺直哉经过三思，翌日写信给夏目漱石，断然拒绝了夏目漱石的邀请。夏目漱石在回信中依然热忱地鼓励志贺直哉，希望志贺直哉在长篇小说写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投给《东京朝日新闻》①《东京朝日新闻》是当时日本的著名报纸，读者甚众。。诚实的志贺直哉为情造文，宁肯放弃众人求之难得的在读者众多的大报纸上发表自己作品的绝好机会，也不牵强附会，造作受限制甚多的不自由之文。夏目漱石如此鼓励和提携在与外界对立之中不断走向独立自我的志贺直哉，可见他对志贺直哉充满独立意识的个人主义的高度肯定以及对志贺直哉文格和人格的由衷赞赏。

当志贺直哉拒绝夏目漱石的约稿请求后，为了顺利完成《东京朝日新闻》文艺栏小说的连载，夏目漱石立刻向和志贺直哉非常亲近的武者小路实笃、里见弴等白桦派青年约稿。于是，当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完毕之后，我们看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小说《死》、里见弴的小说《母子》取代了志贺直哉的长篇小说，相继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从夏目漱石1915年11月8日的书简中可以看到，后来他还再次向志贺直哉约稿。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节点恰值夏目漱石在1914年11月25日于学习院发表讲演《我的个人主义》一周年之际。由此，我们足见笃信“自己本位”个人主义的夏目漱石对志贺直哉这个充满高度伦理自觉并且积极追求自我“四个解放”［5］的个人主义者的器重。志贺直哉大致也从武者小路实笃、里见弴等友人当时的动向中，觉察到了自己给夏目漱石带来的麻烦。为此，他对夏目漱石深表歉意，同时也对夏目漱石产生了无限敬意。虽然他们在工作上未能达成合作，但是，志贺直哉与夏目漱石的现实交往和精神邂逅却对志贺直哉个人主义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6年12月，文坛巨擘夏目漱石逝世的时候，志贺直哉自1914年4月以来，没有发表任何小说。历经三年沉默期后，1917年6月，志贺直哉在《黑潮》上发表小说《佐佐木的场合》，卷首添加献词：“此著献给已故夏目先生。”根据志贺直哉本人在《续创作余谈》中的说明，由于夏目漱石约稿的小说（预定1914年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没有写出来，对于此事给讲究义理的夏目漱石带来如此大的麻烦，他深表歉意。他决定什么时候写出好文章了，投给《东京朝日新闻》。这是他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但是，其间，夏目漱石病故。对于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非义理，志贺直哉将之后创作的作品献给夏目漱石，以此来表达他对夏目漱石先生的歉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与《佐佐木的场合》同年同月（1917年4月）写完的还有他的心境小说《在城崎》（1917年5月发表于《白桦》）。然而，志贺直哉没有选定体现他自身调和心境的《在城崎》献给夏目漱石，而是将《佐佐木的场合》献给夏目漱石。关于该理由，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本多秋五在其专著《志贺直哉（上）》中认为：这是因为比起基于自身体验完成的《在城崎》，志贺直哉认为客观小说《佐佐木的场合》是“更像创作的创作、更像业绩的业绩”。对此，县立广岛大学人间文化学部准教授下冈友加却认为，这只是仅仅重视形式的一方面的理由，其本质的理由在于：志贺直哉在谈到夏目漱石的人格和作品的时候，会经常用到“道念”和“伦理”这样的词汇。而《佐佐木的场合》恰好将如此观念最真实地主题化，并如实地展开叙述，将志贺直哉从夏目漱石那里感受到的道义的价值观明朗化。并且，这部作品的内容可以作为反映就小说发表达成约定的夏目漱石与志贺直哉关系的读物来进行阅读。是故，该著成为志贺直哉心目中应该献给夏目漱石的作品。据此，我们可见志贺直哉继承和发展夏目漱石的“道念”和“伦理”的良苦用心和孜孜追求。

夏目漱石“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志贺直哉的“主我理念”［6］，“独立”“正直”等相关伦理观念成为志贺直哉人生和文学领域的关键词。沿着夏目漱石“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思想，志贺直哉从青年时代开始，确立了“独立自我”，实现了其文学伦理观的“第一次飞跃”［7］。

三、夏目漱石的“则天去私”思想对志贺直哉个人主义嬗变的影响

虽然夏目漱石步入文坛较晚，但是他作为近代日本最初的职业小说家，奠定了小说创作理性观念和伦理意识的基础，促进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成长。他从不同于自然主义文学的浪漫、低迷的余裕世界，渐次走向批判现实的社会领域。他从东西方跨文化视域建构了“自己本位”个人主义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学理念，努力将个人主义范畴内的“四个理想”①夏目漱石在演讲《文艺的哲学基础》中，阐明作家在创作中应该遵循并平衡把握“美的理想”“真的理想”“爱与道义的理想”以及“庄严的理想”这四个理想。夏目漱石并不全盘否定自然主义，他认为，求“真”无错，但“真”不可伤“美”，不可损“善”，不可践踏“庄严”。刘立善教授在《日本近现代文学流派史》一书中认为，这是夏目漱石面对称霸文坛的自然主义表示的态度。此论公允。贯穿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始终。最终，他成为了站在日本近代文学顶峰的巨匠，对日本文学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摆脱“自己本位”个人主义带来的苦恼，夏目漱石完善了自己曾经完全肯定的“自己本位”，期求通过参禅等活动进入“则天去私”②“则天去私”作为夏目漱石晚年的心境和渴望实现的理想，明示了将万物明澄透彻后的超脱的个人悟达。的理想精神境界。因此，“自己本位——则天去私”构成了夏目漱石希求以文学来调理精神的炼狱历程和人生轨迹。可以说，夏目漱石其文艺思想的轨迹与其个人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由表现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确立近代日本自我的“自己本位”的思想出发，到经过逐步完善从而确立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平衡东西方思想交锋的个人主义理论体系，进而通过作品创作觉察出此种道义上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的缺陷，在绝望的境地结合东方传统文化最终进入“则天去私”的精神世界，从中寻求自我的超脱。

实际上，在“前期创作三部曲”中，夏目漱石在坚持其“自己本位”个人主义立场的同时，他已经觉察到“自己本位”个人主义若不适度控制，任其无限外扩，只能给人带来悲剧。对此，夏目漱石很早就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并且，他从肯定自我感情的真实的角度，提出了“自然”这一文艺思想真髓。夏目漱石试图依靠爱的连带功能和结伴精神将个人主义者从孤独感中解救出来，但同时他也发觉，纵使是“自然”酿出的真情实感，也难以将孤独的个人彻底解救。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内心情感的“自然”必须接受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的审判，内部生活的“自然”与外部生活的社会规范之间的二律悖反造成的悲剧很难根绝。势单力薄的社会伦理规范的“挑战者”必然会被当时的社会生活所剥离，成为身破名裂的伦理“零余者”和社会“孤独者”，甚至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夏目漱石在以超前的文学伦理构建从根本上批判社会的既成道德和正统观念的同时，也在强调，生活于现实中的个人既要坚守“自然”的内部生活要求，又要协调世俗伦理的外部生活要求，努力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

对于志贺直哉来说，夏目漱石确立的“自己本位”个人主义既是其“自信之源”，也是其“烦恼之源”。“自己本位”个人主义在促进志贺直哉摆脱外界的束缚，为他赢得解放和实现独立自我的同时，作为代价，也给他带来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孤独和烦恼。由于志贺直哉在自我觉醒中与家庭封建主义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他在青年时期与父亲长达17年（1901-1917）不和，个人几乎游离于家庭（社会的细胞）之外。因此，饱受近代化孤独的志贺直哉认真汲取了夏目漱石在晚年提出却并未深入阐发与实践的“则天去私”思想的精髓，活用个人的智慧和意志，努力顺从自然的法则，摒弃极端的自我。他希望通过走个人主义之自我的“调和”道路，来抵达超越极端利己意识后的达观心境。也就是在夏目漱石去世之后的翌年，志贺直哉实现了与父亲的和解，迎来了他人生与文学的重大转折。由早年萌发的“主我理念”开始，到中晚年确立“调和自我”，志贺直哉实现了其文学伦理观的“第二次飞跃”［7］。和第一代明治人夏目漱石一样，第二代明治人志贺直哉对个人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也历经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夏目漱石在去世前夕，提出了文学理念“则天去私”，引发了后人的无限理解和讨论。甚至有学者竟然用“则天去私”去否定“自己本位”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夏目漱石放弃了自己历经毕生时间确立起来的“自己本位”个人主义。其实，通过反复研读夏目漱石的作品，不难发现“则天去私”中的“天”正是“自己本位”个人主义，而“私”是“自己本位”个人主义中极端利己的部分。换句话说，“则天去私”应该是对“自己本位”个人主义的补充、修正与完善，是对“自己本位”个人主义的限制和规约。它的提出无疑是为了防止“自己本位”个人主义在延长线上滑向“极端利己”的一端。为了避免恩师夏目漱石的这种情况，1969年，86岁的志贺直哉在随笔《尼罗河中的一滴水》中做出如下表白：“自人类诞生以来，不知过了几千万年。其间，不计其数的人出生、存活、死去。我作为这其中的一个人出生且活到如今，就好比悠悠流淌的尼罗河中的一滴水。水的这一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是我自己，几万年前尚未有我，几万年后我不再生。而且，那个我依然不过是大河之中的一滴水而已。因此，对外界没有妨碍。”虽然老年志贺直哉推崇共生主义之调和，努力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之中，陶醉于物我的交融，但是他依然强调确保自我存在的绝对唯一性，此可谓志贺直哉在晚年坚持“独立自我”的表现。

志贺直哉没有将随笔《尼罗河中的一滴水》随便发表在别处，而是将之发表在了夏目漱石曾经向他约稿的《朝日新闻》（PR版）上①后收入《志贺直哉对谈集》中，此书由日本大和书房刊行。，了却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心愿。据不完全考证，这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也就是说，志贺直哉在他自己去世前两年，通过这篇作品最终向世人再次明确表明了自己从青年时代起确立的“独立自我”。由此可见，志贺直哉的“调和自我”和“独立自我”既是他文学伦理观建构的内容和嬗变的轨迹，又是他在不断改造自我、探究个人主义道路上的成果，二者是不能相互否定的。正因为志贺直哉在早年确立了“独立自我”，坚持正义的伦理，因此他的“调和自我”没有像武者小路实笃一般沦为“遵命文学”的奴隶。正因为志贺直哉在中晚年确立了“调和自我”，坚持和谐的伦理，因此他的“独立自我”也没有像有岛武郎一般决绝地“用自己的生命去酬自己的主义”。1971年10月21日，由于肺炎和衰老，志贺直哉不幸逝世，享年88岁零8个月。他循着夏目漱石的足迹，完成了具有特色的自我探索，为个人主义之自我觅得真正的归宿，真可谓雄关漫道般的“暗夜行路”。

结语

沿着“人的主潮”的脉络综观近现代日本文学史，可以发现：随着日本近代化全方位相继展开，日本人的个人主义精神得以弘扬，自由主义品格得以塑造，其平等与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追求“本能生活”［8］的理想不断增强。近代日本文学以其鲜明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迥异于江户末年的戏作文学与明治初年的政治文学，也有别于大正末年初兴、昭和初年高涨的左翼文学。［9］文学的核心是人学，文学的灵魂是伦理。“在文学的伦理中，作家的个人主义观当仁不让居于核心地位。在近代日本文坛，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观的确立与发展标志着日本近代主流作家群体开始从个人主义的视域思考和探索日本近代文学的伦理价值。而且，正是伴随他们各具特色个人主义观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从个人主义的视域出发的独具日本民族特质的近代文学得以确立，日本近代文坛呈现出个人主义文学的生机和活力。”［2］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志贺直哉从夏目漱石个人主义文学伦理观的建构和嬗变中，吸收夏目漱石个人主义范畴之内的“自己本位”和“则天去私”这两大核心理念的思想精髓，并将之践行于自己毕生的文学创作实践。因此，志贺直哉可谓是夏目漱石个人主义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

通过比较志贺直哉和夏目漱石，我们就不难发现二人的一些相通之处。第一，志贺直哉气质酷似夏目漱石，在他们精神为神经衰弱所苦的时候，都能化精神负担为精神资源，化不如意为创作的诗意。志贺直哉的《混浊的头脑》（1911）等代表作与其神经衰弱有关，夏目漱石在患神经衰弱之际，创作了名著《行人》（1912）。第二，二人在经历人生的重大变故之后，个人主义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夏目漱石在次女突然死亡、修善寺大病之后，人生观、生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个人主义中突出强调“则天去私”。志贺直哉遭遇长女夭折、山手线电车事故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向调和方向转化。第三，志贺直哉和夏目漱石富有教育者的资性，二人的人格和学识对很多青年有深远影响。二人关怀青年成长，对周围的很多后辈青年给予指导和教诲。志贺直哉身边有小林多喜二、阿川弘之、郁达夫等人，夏目漱石身边有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里见弴、寺田寅彦、森田草平、小宫丰隆、铃木三重吉、阿部次郎、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等人。第四，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1937）中，主人公时任谦作回归自然的陶醉感近似于夏目漱石修善寺大病之际的陶醉感，志贺直哉在《在城崎》（1917）中对死亡没有恐怖，反而感到亲近的心境与夏目漱石修善寺大病之际的心境亦很接近。第五，二人共同经历的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是近代日本社会东西方文化空前交汇碰撞的年代。在整个日本文学中，大概没有哪一时代的文学比这一时期的文学更西洋化，也没有哪一时代的文学比这一时期的文学更东方化。而且，这种不协调是以协调的方式出现的。日本近代文学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发展起来的，走了一条痛苦而曲折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学被西方化了，西方文学被日本化了。夏目漱石和志贺直哉作为日本的文学家，既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了解，同时又受到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特别是来自禅宗的影响巨大。所以，二人在建构自己个人主义文学伦理观的过程中，在对西方的个人主义的缺陷感到失望时，往往会借助东方文化对其进行补充完善。“自己本位”是夏目漱石在英留学期间思考西洋价值观的结晶，“则天去私”则体现了夏目漱石作为东方人的智慧。夏目漱石将这两个乍一看完全相反的理念在自己身上共存。志贺直哉早年在西方“主我理念”基础上形成了“独立自我”，中晚年在坚持“独立自我”的同时，走上个人调和之路，形成了极具东方色彩的“调和自我”。第六，二人在文学上反对称霸当时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志贺直哉所在的白桦派提出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夏目漱石则更全面地提出了“真、善、美、庄严”四位一体的文学理想。第七，客观说来，二人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论述不足，特别是志贺直哉罕有对其文艺理论的直接论述，这对后人研究二人的文学伦理观造成难度。

由于笔者学识和能力有限，加上手头掌握的国内外相关资料又非常有限，论断谬误之处估计不在少处。笔者一心只想尽快填补空白，但愿匆匆抛出之粗砖引来晶莹透亮之美玉，并真诚地欢迎行内的专家学者进行指正。谨以此文献给百年前执着探索自我的有志青年志贺直哉，同时纪念夏目漱石先生逝世百年。

［1］刘立善.邂逅梅特林克后的志贺直哉[J].日本研究，1993（1）：59-63.

［2］林燕燕，王建华.试论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观——以《心》的恋爱主题为中心[J].山花，2014（4）：127-128.

［3］西垣勤.论夏目漱石对白桦派作家的文学影响[J].日本研究，2006（1）：63-66.

［4］吴佩军.大正文化视角下的白桦派文学[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

［5］王建华,王晶.试论青年志贺直哉个人主义觉醒中的“四个解放”——以《大津顺吉》中的“战斗之人”为中心[G]//杨连瑞.中国外语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93-99.

［6］赤羽学.志贺直哉文学作品中的“主我理念”[J].日本研究，2008（1）：27-30.

［7］王建华.论志贺直哉个人主义的文学伦理观——以《大津顺吉》《和解》《暗夜行路》为中心[D].沈阳：辽宁大学，2014.

［8］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有岛武郎文艺思想选辑[M].刘立善,译注.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25-26.

［9］秦弓.论日本近代文学主潮[J].日本研究，1994（4）:64-71.

责任编校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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