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学术风格探析

时间：2024-06-19

朱　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严耕望学术风格探析

朱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严耕望是享誉汉学界的中古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尤其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的学科建设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严耕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他重视石刻史料、大量利用诗文证史，体现了广参互证的考史技艺。在治史上，他坚持“无孔不入、有缝必弥”的态度，善于发现问题，纠正前人之误，同时也能接受不同意见，具有学者雅量。严耕望一生淡泊名利，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作为治学信念，为20世纪中国史学树立了一座朴实而有光辉的形象，同时对当前的学风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严耕望；学术风格；历史考证；治学态度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师从钱穆，曾任职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当选“中研院”院士，是20世纪蜚声海内外的中古史研究大家。他早年专攻中古地方政治制度，中年以后重心转向唐代历史地理并兼治唐代政治制度。著名美籍华裔史家杨联陞就评价其“对于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贡献，充实而有光辉，确已超迈同辈，连大陆及日本学人在内。”[1]281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开始关注严氏史学，并对其著作评价甚高，以《唐代交通图考》为例，国内有学者认为此书“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的学术成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2]严氏所取得的学术与他长期以来逐渐养成的学术风格是紧密联系的。尤其是他“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学术奉献精神，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学术界当前对于严耕望史学已取得了一些成果①主要学术成果有魏俊杰《略论严耕望治史的特点》，《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邬建麟《略论严耕望治史》，《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邬建麟《试论严耕望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邬建麟《严耕望史学研究》，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林磊《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拙文拟对严氏的学术风格进行探讨，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广参互证的考史技艺

对于治史而言，主要有考史、论史与撰史之别，三者互有区别却又紧密联系，考史是论史与撰史的基础。20世纪是史学方法多元的时代，考证之风依然在很长时间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3]12历史学的任务“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3]10严耕望自1945年进入“史料学派”的重镇史语所后，也自然会受到整体学术环境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治学方法与风格。

关于治史宗旨，严耕望认为“仍当以发掘史实真相为主，以解释、论史为辅助。找出史实的真相写录下来，可以永远于人有用”。[1]167纵观严氏所发表的论文以及专著，有相当比例是属于考史范围的。

严耕望治史尤其重视史料的搜集，在所著《治史经验谈》中有不少部分专门是针对史料而言。[1]25-44严氏治史对“所研究时代之史料要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阅读，抄录其有用者。”[4]他自己在从事研究时，对史料之运用几乎可谓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除史书、政书、经解、子书、文集、类书、地理书外，一般学者较少利用者，如诗词、简牍、碑刻、敦煌资料、佛藏、道藏、本草方志、族谱、笔记、小说、科技等，皆有征引，盖凡有利于考史者，莫不蒐罗殆尽。”[4]严耕望在撰写《唐代交通图考》时，“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5]序言又如严氏中年写成的《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对唐代人们多喜欢在山林寺院读书习业，并在之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以名山寺院为点，对当时两百余人习业山林寺院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在研究过程中严耕望广泛搜集史料。以庐山为例，严氏嵬集有关士人在庐山习业情况的史料涉及诗文、笔记、佛经、类书等就有40余条。史料种类之丰富，内容之详实，充分证明了庐山为唐代后期的一大读书中心。

在传统文献之外，石刻史料的运用会扩充史学研究中史料的利用范围，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学者若想突破传统史料不足的情况而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石刻史料的运用便显得十分重要。在对于石刻史料的运用上，严耕望可以算是一位典型，廖伯源曾总结道：“严先生既治秦汉至唐之历史，此时期之碑刻，严先生必会阅读，抄录卡片，亦必会徵引有用者。碑刻文字中既有丰富之制度史与地理之资料，则严先生字必大量引用石刻史料以考制度与地理。”[4]早在撰写大学毕业论文时，严耕望便开始利用汉代碑刻作为史料。[6]10严氏曾指出，“石刻内容实极繁富，儒佛道经、公文、章约、盟誓、图绘、界至、医方、书目、诗文、行状、题记、记功，以及各种兴建之记事等等悉有之。若以今日之史学领域言，秦汉以降，诸凡政治、经济、宗教、学术各方面之研求，亦莫不可取资于石刻”。[7]1328严耕望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正是通过运用大量碑刻作考证，利用秦汉地方长官的碑阴属吏题名通常为依其职位高低排列这一特点，重建了秦汉地方政府组织与官员执掌，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为秦汉郡县属吏制度构建了完整系统的框架[8]。当严氏转入唐史研究后，注意到前人对于唐代中枢机构中宰相、郎官研究已卓有成果，然同为中枢机构中较为重要的仆、尚、丞、郎的研究尚未展开，“惟仆、尚、丞、郎为六省都官之长，实中央行政之中枢，乃当时不录，（南部新书卷甲云，‘尚书诸厅，历者皆有壁记。’惜未录于简册，故不易传）后人忽诸。”[9]序言由于此项研究尚属草创，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传世史料有限是严耕望面临的主要难题。他指出：“武宗以后，史料遗佚特甚，《旧唐书》之编撰已感困难，故纪传零散无次，抵牾百出。欧、宋新书又与旧书多歧。千载以下之今日，欲比次两书，堪合纪传，折中抉择，尤非易易”。[9]序言不过在此项研究中，石刻史料的运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此书引用的碑刻书目有《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芒洛冢墓遗闻等五种》十余种。根据廖伯源的统计，郎表中利用石刻史料作考证者有422人任，约占总人数16%，[4]足以看出石刻史料在该研究中的价值。

唐代是诗歌繁盛的时代，文学家赞叹唐诗背后的“盛唐气象”，而史家亦能看出唐代诗歌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价值。“诗史互证”可以算作是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众所周知，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属于“以诗证史”的典范，严耕望对此也是高度评价，认为“陈先生才思高敏，学养深厚，能就‘诗’‘史’曲折互证，成就新解”。[1]138翻阅严氏著作，不难发现他对于唐诗的利用也堪称典范。在他看来“唐代诗学发达，文人对于一切事物喜欢以诗篇发之，朋友通讯，更是经常以诗代文，所以一部《全唐文》寓含的史料极其丰富”。[1]135如《杜工部和严武早秋诗笺证》一文，严耕望对于杜诗中“滴博”“蓬婆”二地名进行仔细考证，揭示出二者实指“滴博岭”“蓬婆岭”，其为唐朝和吐蕃南北两军间之冲要，此文揭示了诗中所蕴含的史学意义，是严氏“以史证诗”的代表[10]272。而“以诗证史”在严氏的文章中也多有彰显，《唐代三峡水运小记》便是极好的一例。此文主要就唐代时期三峡水运情况进行分析，并指出唐代三峡水运之发达以及对所流经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11]419。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中，严耕望大量引用唐诗，仅杜诗就达十七首之多。穷尽严氏学术生涯后半期也未完稿的《唐代交通图考》，可谓将“以诗证史”运用到了极致，此著几乎穷尽了唐诗中所有关于唐代交通的材料，读来令人叹为观止。严氏认为自己以“诗”证“史”，仅仅“从浅处着手”以显现史事之面目，“却不如陈先生之深邃”[1]138。但是在笔者看来，严氏的“诗史互证”意在充分挖掘唐诗中的史料价值，纵意境不出陈氏之右，同样也可以称之为“诗史互证”的代表人物了。

二、“无孔不入、有缝必弥”的治学态度

严耕望指出在从事研究时要做到“无孔不入”“有缝必弥”[1]148，意指在写文章立论之时，要从各方面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同时还要看自己的论点与所用的证据是否有漏洞，如若发现则要将这个问题先解决掉。严耕望以“无孔不入、有缝必弥”作为自己写文章的准则，此为严氏论文写作中“一攻一守”之具体表现。而此八字亦能看出严氏的治学态度。他善于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可谓“无孔不入”；他又常作文力驳前人之误，堪称“有缝必弥”；在撰文态度上，严氏持“无定稿”思想，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反复修改增删，后面可添加“直至满意为止；面对学术界对他的观点产生不同的声音，他能坦然面对，善于听取他人意见，颇具学者雅量。

严耕望治史的一大亮点便是善于在前人未研究的领域狠下功夫，并能取得十分突出的成果。早年在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方面，严耕望一反前人研究政治制度重中央而轻地方的作法，转换了研究视角。他认为“地方行政实为一国政治重要之一环，即以国史而论，历代治乱兴亡，造因故多，而人民生活与社会治安恒居于首要之地位。”[12]序言他在学术生涯早期长期关注地方行政制度，耕耘于这一块“材料丰富而草莱未辟之园地”[12]序言，并最终以两编《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流传后世。此著堪称20世纪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扛鼎之作，是“第一部有系统详细研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专书”[6]223。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严氏的这种态势依然表现很明显。在政治制度方面，《北魏尚书制度考》[7]81《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10]378等几篇分量十足的论文都是在前人较少关注的领域提出自己的看法，以《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为例，严耕望利用行政学的观点将六部、九寺、五监三者定义为政务机构与事务机构的关系，六部长官为政务官，负责政策制定；九寺、五监为事务官负责政策执行，纠正六部与九寺、五监职权重复的说法。最能代表严氏“无孔不入”治史态度的当属未竟六卷本《唐代交通图考》，其规模早已为后世赞叹，而此著更是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历史人文地理，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余英时称赞严氏治史有“刚毅进取”的精神[13]120，是实至名归的。

严耕望往往也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在严氏著作中类似于“翻案”的文章不在少数，其主要目的便是驳前人之误。1941年，严氏进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楚置汉中郡望考》便属于辨析性论文，文中主要指出汉中郡乃楚国所置，不始于秦，以驳前人认为汉中郡初置于秦的说法[7]494。严氏并非专治宋史，但严氏对于宋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也能提出质疑。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较为深刻地影响了大陆的唐宋史研究，成为唐宋史研究纵深发展的突破口之一[14]213。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15]177，并且他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燃料革命”即煤开始被广泛利用。这一系列很动听的概括性结论在严氏看来实际上是有漏洞的，他在《治史经验谈》里对于这个问题进行重新分析，引用了大量丰富而详实的材料指出所谓的“燃料革命”是颇值得商榷的[1]29-31。这一结论也引起了一些宋史学者的留意。宋史专家张邦炜就坦言当年“大致相信了宫崎之说，近年读到严氏之书，才恍然大悟，宋代普遍用煤的说法是靠不住的。”[16]

严耕望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很高的要求，那便是自己所研究过的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别人不需再研究，即自己的研究成果要具有长久性的价值。严氏在修改自己的论文时，将稿子放很长时间以期慢慢修改，正所谓“慢工诚然不一定能出细货，但细货则定必出于慢工”[1]96。前人很注重文章的修改，陈垣经常教导后学“文章要多置时日”“文章需三四次易稿，我做文章至少七八次易稿”[17]223。我们可以发现严耕望有很多很有分量的论文都是在反复多次的修改中得以定稿的。①按：此处可参考林磊《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以《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为例，此文可以称之为严氏发挥修订功夫最为淋漓尽致的杰作。其修改演进过程大致是：1951年，《唐人多读书山寺》发表于《大陆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此文不过是一篇札记，可以看做是该文的雏形；1954年，《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发表《民主评论》第五卷第二十三期；1959年，经过修改后，《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发表于《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1968年，《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收入氏著《唐史研究丛稿》，这已是第三次修改；1988年，《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又经修订，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此文由雏形到定稿，历经三十余载，四易其稿，纵然发表后，严耕望也不放过编辑论文集时的修改机会，足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文章是何等的高要求，“史无定稿”的思想在严氏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严耕望对于自己的学术要求是近乎苛刻的，不过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与使用，严氏的一些研究成果也非尽善尽美。对于学术界的批评，严耕望坦然接受，这也体现了他“有缝必弥”的治学胸襟。严氏并非抱残守缺之人，他指出“要随时勇于修正自己的意见和结论，对于别人的反面的意见要容忍，……死抱自己的看法，作无谓诡辩，只见其胸襟狭隘而已。”[1]32严氏与蓝勇的一段学术争鸣已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1995年唐史学会年会时蓝勇指出了《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有五处需要商榷的地方，并指出了严氏在从事唐代交通研究不利的三个因素。后来严氏通过学生刘建明得到了这一篇争鸣性的文章，并很快回信刘建明说：

蓝的评语多能中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已。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内地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夫，那是最好。[18]

有学者称赞道：“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2]这封信也体现了严耕望作为一名严肃而理智的学术研究者对于学术的高度责任感和作为学术大家广博的治学胸襟。十多年后已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蓝勇回忆此事也是感触颇深，“严先生对学术的这般敬重使我对严耕望先生更是崇敬万分。前辈的学识、胸怀自然会感昭后辈。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严先生为学术楷模，虽然我不可能达到先生的境界，但毕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奋斗目标。”[19]钱大昕曾言“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亦以见其美。”[20]407严氏的学者雅量彰显了他“有缝必弥”的治学态度，为20世纪中国史学批评史树立了典范。

三、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的学术信念

一个学者成就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与他能否恰当的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密切相关。严耕望以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要求自己，把“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9。严氏在工作上最大的特点，当属他能用近乎“殉道者”的精神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并能持之以恒，至死方休。廖伯源指出“先生治史好立计划，此为取得丰硕学术成就的关键之一。”[13]234在生活上严耕望能做到随遇而安，道家自处，儒家待人，以朴实楷模的形象屹立于学界之林。

严耕望自谓“为学志趣经过几次变迁或修正，但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个目标与计划。”[1]89高中时期，严耕望受李则纲影响立志于用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史。进入大学之后，严耕望又有著《秦史》的计划，以为材料比较少，便于搜集容易成事，到大学三年级之时已搜集了多达几十万字的资料，但后因种种原因放弃此项计划。25岁时，严耕望进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开始了秦汉政治制度的专门研究。1945年他进入史语所之后，则着手唐史的研究，于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二者兼顾，萌发了由地理观点探索中国历史的想法，欲建立一个“立体的历史观”[1]89，并将此作为自己终生的目标。在这个大前提下，严耕望计划撰写三部著作：《唐代交通图考》《唐代人文地理》和《国史人文地理》。这三部著作由小而大，由专而通，几乎穷尽严氏学术生涯后半期的绝大部分精力。严氏自述“三十余年来一直以此为中心，不懈的工作，也成为我生活中乃至生命中最主要的支柱，乐此不疲。”[1]89-90严氏既能立计划，同时又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他的工作要诀有很大关系。

胡适曾将勤、谨、和、缓作为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工作要诀，严耕望在此基础加上“恒”“定”“毅”“勇”四字，这就是他的“八字工作要诀”[1]90。严氏认为对于治学而言，“勤”是基本要诀，不能勤，是谈不上做学问的，但若无以“恒”济之，虽勤亦不能有成。严氏认为他对于学术能小有成就，主要还是靠“恒”字诀[1]94。他回忆自十二三岁起，几乎没有一天离开书本，一心一意从事他的学术工作。在生活方面，严耕望每天“仅看一份报章及一节电视，都是观看新闻及社会事务部分”[18]。严氏认为在从事研究中“毅”字也十分重要。如果没有毅力，学术工作便很难进行下去。同时“毅”表现为有耐性，有时工作难免会很繁重，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极多的，如若没有耐心，便会知难而退。“缓”，严氏认为学术工作尤其是文史研究是期望永久价值，不能想着快出成果。他自谓一般正式论文从起意到写成，至少需要在四五年以上，关于《唐代交通图考》一书，仅资料搜集就花了二十余年。严氏曾在课堂上说道“唐代国界为余所考出”之豪语[6]76，这份自信与他几十年所坚持的工作要诀是密不可分的。回顾严氏一生，著作等身，享誉学界，也正是由于他能做到制定计划，后能按部就班地执行。

当《史语所集刊》筹划出版“傅斯年先生百岁诞辰”专号时，为报答傅斯年当年的提携之恩，严耕望不顾年迈多病，连续两个多月赶写论文《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完稿前两天，甚至熬夜至凌晨。完稿后几天，严耕望大病一场，后查出有轻微帕金森症。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严氏的工作状态。但是即便如此，在去世前一周，他自觉健康已恢复，准备返回香港完成《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册的最后一篇并完成《中古佛教地理》一书，诚可谓奉献学术，至死方休。邢慕寰敬在献给严耕望的挽联上写到“半生心血如何在，唐代交通断稿中”[6]273，实乃如实之论。

严耕望善立计划并能做到按部就班，长期坚持，与他的性格也有直接关系。金中枢说严氏有“四耐”：“一能耐心，即能持之以恒；二能耐性，即能忍受寂寞；三能耐烦，即能裁剪繁剧；四能耐劳，即能克守艰辛。”[6]21在谢兴周眼中，“严师是一位纯学者，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只知埋首钻研学问。”[6]99孙国栋称赞严氏“淡泊名利、待人淳厚、治学精勤，而温良恭俭”，在当年的香港学术界“实在无可訾议”[6]14。或许是因为出身农家，严耕望自幼就对物质享受没有太多奢望，反而特别服膺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其字“归田”便出自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严氏回忆刚到台湾时，住屋是低旧的小弄，临时用木板或被单之类为之隔间，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在1949年以后经常去台湾讲学，而“严辄来访谈，他总是衣衫简陋，连所穿的鞋多是木屐。”[6]21钱穆办新亚书院之时，请牟润孙邀请严氏赴新亚讲学，被严氏婉拒，认为“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稳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1]254那时严氏的生活极其拮据，一家五口每餐也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于情于理都应接受的邀请还是被拒绝了。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严氏依然安心从事研究，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

钱穆的引导对严耕望的学术生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论从治学还是生活而言，钱穆可谓严氏的良师益友。钱穆曾经告诫严氏，“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以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1]248钱穆的谆谆教诲让严氏铭记于心。严氏渐渐养成了“三不原则”：坚持不兼课、坚持不参加一切活动、连学术会议也不主动参加，认为学术会议“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1]94。同时坚持不写普及性文章以赚取稿费。他后来回忆时承认，“五十年来，我对于任何事情都采取低姿态，及后薄有浮名，也尽量避免讲学，极少出席会议，都与先生此刻的告诫不无关系。”[1]248

严耕望的学术工作不是猎取权位的工具，仅仅是为了对学术界做出一点贡献。谈及他当年报考历史系时，就坦言“天下没有个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是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学术当应兴之所之，不能功利主义”。[1]104因此他一直远离权力，在《治史经验谈》中，还专门设计“淡名利、避权利”一节。在他看来，“学术工作只为兴趣与求真的责任感。为了学术成就，名利权位，皆不能分心争取。”[1]105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唐君毅力邀严耕望担任讲座教授，而严氏却以讲座教授兼职行政而婉拒了，此后新亚研究所几次邀请严氏担任所长都被回绝了①按：严氏仅在1973年因特殊原因接受邀请暂代理新亚研究所所长一职，半年后改孙国栋担任，详见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68页。。严氏认为“行政工作诸多麻烦，抽暇治学，时间零碎，心难宁静，探讨问题，必难深思缜密，穷其底蕴。”[1]258之后他多次避开行政工作，即使恩师王世杰邀请他撰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以及主持《中国通史》中古史部分也被拒绝。

回首严耕望的学术生涯不难发现，他对于生活抱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而对工作却那般随时努力。他自省“我非贪人，但对于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严氏晚年在对友人的信中就曾坦白，“我辈书生亦惟读书写作以乐余年，否则心神无所措置，必致彷徨颓废失去生机矣！”[6]17正是严耕望对于学术的“贪”与对于生活的随遇而安，对于生活的低要求与对于学术工作的高标准使他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结语

严耕望曾在日记中记录了钱穆对他说的一段话：

我们读书人，要立志远大，要成为社会领导、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1]245—246

不过，严耕望终究没有走钱穆所鼓励的“通才第一”的路线，而是走出了适合他个性的治学道路。严氏觉得自己“天资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狗”。[1]246然事实上，纵然严氏专长于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研究，而在其专精之学中无不体现他“博通”的历史观，彰显了他史学研究中通贯断代，博雅专精的特点。严氏长期供职于当时历史考证学的中心史语所，然严氏在这之中却亦有独特之处，他并不拘泥于繁琐的考证，看问题能从大处，广阔处着眼。故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宏大而且能做到扎实不苟。黄彰健曾对严氏说“你在史语所，但所写论文与史语所一般同人不大相同”。[1]279余英时曾对严耕望与20世纪重要史学大师做过一番比较，“耕望论现代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以治学途辙而言，他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他的规模宏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近吕思勉。他在治学上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13]124这段话对于揭示严氏的史学成就与学术风格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无独有偶，王家范也曾指出，“严耕望先生的著作，立意宏通，写法谨慎，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极有借鉴意义。当今学术界会议多，杂事多，来往多，风气太浮躁。没有一种朴实之风，沉下心来，难以有这种可以传世的作品。”[21]当前的学术界呼唤朴实纯洁的学术风气，严耕望及其史学研究对我们的学风建设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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