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安徽报业——以《重建日报》为中心之探讨

时间：2024-06-19

梁家贵

（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安徽阜阳236041）

试论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安徽报业
——以《重建日报》为中心之探讨

梁家贵

（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安徽阜阳236041）

摘要：抗战时期是安徽省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安徽省的报纸绝大部分由国民党各机构及国民党人士创办、经营，呈现突出时事政治报道、政治立场基本中立、地域特色浓郁、商业性质较强、内容较为丰富等特征。从国民党安徽报纸的办报宗旨、效果来看，应该充分肯定国民党安徽报纸在宣传抗战，谋求民族救亡与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安徽;国民党报纸;重建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报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学术界多关注这一时期中共的报业，却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国民党的报业。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选取安徽省作为考察对象，以《重建日报》为探讨中心，对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报业发展情况作一梳理，归纳其特征，并作简要评价，以期引起更多、更深的关注和研究。①台湾学者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报业有较多论述，但多散见于学术专著中，仅是泛泛而论，缺少对某一省区报业的论述，其中不乏片面、夸大之词。可参见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赖光临著《新闻史》（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等。

一

据目前所发现的史料分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芜湖创办的《皖报》为安徽省第一份报纸。据统计，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前安徽创办的报纸约有60多家。一般认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30年间，安徽省的报业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新办报纸300多种；第二个时期为抗日战争期间，新办报230多家；第三个时期是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办有报纸160多种。[1]12-13

从上述可知，抗战时期是安徽省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安徽省的报纸绝大部分由国民党各机构及国民党人士创办、经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民党极为重视报纸等新闻业的作用

蒋介石曾声称：“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作战”，[2]318因而国民党各部门将报纸称为“纸弹”“精神上致胜的堡垒”。正如脱稿于1945年7月7日的《八年抗战之山东》作者李继昶指出：

要籍文化事业工具上的效用与表现，一方面采取广泛的“纸弹”攻势，向敌伪匪实行进攻、斗争——籍以从争取时间与空间上，获致最后的胜利战果；另一方面对抗建正确的理论，期供以随时的知识与认识，尤其要予人们以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致使一般人心上获以无形的坚强维系。[3]84

国民党高层的高度重视为包括安徽在内的各地国民党报纸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内在驱动力。事实上，国民党不仅大力提倡创办新报纸，更注重对报纸内容的控制。例如地处皖西北地区、创刊于1939年末的《阜阳话报》，其办报宗旨是“动员民众宣传抗日”。由于使用的是白话文，通俗易懂，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所以名为《阜阳话报》。该报文字通俗，口语化，编排灵活，图文并茂，加之报道抗日救国，旗帜鲜明，受到读者好评。1940年3月桂系军阀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后，安徽各地的进步人士先后受到打击迫害，爱国统一战线遭到破坏，《阜阳话报》的宣传内容也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阜阳党部机关报。1949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阜阳县党部将《阜阳话报》并入《阜阳日报》。[1]34再如《霍邱日报》，该报原为霍邱县动委会创办，主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共产党抗日主张，兼发本县政治、经济新闻，推动群众抗日活动的开展。当时，不少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经常投稿，但是1940年3月后，国民党霍邱县党部变《霍邱日报》为其党报，开始积极宣传国民党政策。[4]669

（二）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安徽有三处较为稳定的统治区域，为安徽省国民党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安徽处于中国的中部地区，地理位置重要，但是纵览整个抗战期间，尽管国民党失去中国中东部绝大部分地区，在安徽却有三处被称为“大后方的前方和大前方的后方”之称的较为稳定的区域：一是以屯溪县为中心的皖南区域，该区域除驻有大量军队外，还积聚了大量的从东部沦陷地区迁来的机关、学校，以及《文汇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西湖日报》等报馆，被称为“小上海”；二是以立煌县为中心的皖西地区，该区域集中了东部地区以及安徽省的政界党派和社会名流，为安徽省暨大别山区的抗日活动中心以及政治、文化中心；[5]157-160三是以阜阳为中心的皖西北地区，其属地界首县城被称为“小上海”。①阜阳民间有“日不过颍”之说。笔者曾作考察，认为：“阜阳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对日军而言，战略意义并不重要。日军在抗战初期，迅速推进，重点进攻中国的大城市及交通枢纽，打击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战争进入到中后期，又以巩固沦陷区、掠夺资源为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等因素，阜阳一直没有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目标。此外，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豫东、皖北20余县被淹。黄河水退去后，在临泉、阜阳东北、北面形成黄泛区，成为阻挡北面日军进犯的屏障。而临泉、阜阳东西距蚌埠、信阳日军据点较远，日军不易窥视。”——梁家贵：《缘何“日不过颍”？》，《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6期。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地方军政机关纷纷迁入皖西北地区，②这一时期迁入临泉的国民党军政机构先后有：国民党暂编第三十师、阜颍师管区第三补充团、第十九集团军、暂编第一师、第一零一师以及各种军事训练机构（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泉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97—299页）。此外，在阜南县，1943年，国民党山东省流亡政府迁到许堂及柴集；1944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流亡政府迁到方集（阜阳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阜阳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32页）。公私立中小学，乃至高等院校也纷纷迁入或成立，文化教育和新闻事业畸形发展。

（三）中共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报业的发展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整体而言，从抗战爆发到皖南事变发生，是安徽国共两党关系最为融洽时期。这一时期，大批共产党员来到皖南、皖西和皖西北地区，其身份也由秘密转为公开，其中大部分参与了安徽省及其地方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建，并成为其中的骨干。皖西北地区各县动委会一般设主任1人，由国民党县长兼任；指导员1人，由共产党员或民主人士担任；另设工作团，团长大都是共产党员。[6]283安徽省各级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积极推动安徽报业发展。在安徽省各级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支持下，各县先后创办抗日小报，皖西地区如《六安日报》《立煌抗日小报》《舒城战报》《新潮》《霍邱日报》《霍山日报》等；皖西北地区如《阜阳话报》《动员三日刊》《太和动员导报》《颍川日报》等，从而掀起了一个办报的高潮。[7]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还积极为国民党报纸投稿。例如，1938 年5月，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政训处舒城工作组在舒城县城创办报纸《轻骑队》，并运送至当时的安徽省府六安销售。该报稿件主要来源于动委会工作团团员，共产党员李竹平、吴荻舟以及一些进步青年都曾先后在该报发表抗日宣传文章及文艺作品，在舒城及整个皖西影响甚大。[8]81

二

《重建日报》诞生在安徽省国民党控制的皖西北地区。1941年冬，国民党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由河南漯河迁来，①1942年春，国民党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撤销，成立国民党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部。原兼任党政分会主任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改兼总司令部司令，副主任沈克任副总司令。驻临泉县城及其周围村庄，不久，在前冢子创办《重建导报》，次年改名为《重建日报》。该报为铅印、单张、双版，日报。报纸头版报名处特别注明“本报业经依法向中宣部内政部呈请登记”、“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为第一类新闻纸类”字样，发行人为李铣（1945年7月后为周天）。②李铣（1903-1972），安徽省合肥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山东省图书馆对该报有收藏，称：“本报创刊、停刊日期不详……。纸张粗糙，大部分版面有洞，一部分残缺，缺失较多。”③山东省图书馆报纸微缩品《重建日报》卷首。由于偶然的机会，笔者见到这张报纸，并进行了仔细阅读。可以看出，《重建日报》既有新闻媒体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下面，笔者以《重建日报》为例，并与国内其他省区国民党报纸相比较，对抗战时期安徽省国民党报纸的特征作一梳理。

（一）时事政治是报纸报道的主要内容

应该说，重要战事进展、国内及国际形势等是抗战时期包括国共两党、民营以及日伪在内的所有报纸报道的最主要内容。在《重建日报》仅有的两个版面中，第一版全部为国际国内时事政治，主要刊登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有关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正面各战场战况的新闻，以及其他重要新闻，同时，辟有专论，对时政进行评论；第二版大部分刊登国际、国内尤其是地方时政新闻、政策和法规。194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重建日报》连续进行报道，并配发社论，对国内的战争形势进行分析、预测，号召民众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3月11日，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日寇的物力》，指出，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迄今仍无从实现”，“至于今几有不能支持之势”，号召辖区民众“凡一切物资，严行封锁，毋使一线一粟为敌人括取。……我人既不能亲临前线，荷枪杀敌，则经济封锁，必能办到，决不能再为虎作伥，以一时之小利，致祸我国也。”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后，该报以《罗斯福，一代伟人从此长眠》的标题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并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罗斯福总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贡献。

抗战时期《重建日报》注重时事政治之报道这一特征，既是其性质即“第一类新闻纸类”所决定，也与当时民众的需求紧密相关。再如皖西北地区的《太和动员导报》，该报的宗旨是加强抗日宣传，进一步动员民众，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国内外新闻主要是报道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战况，而占版面最多的是地方新闻，报道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发表人民支援抗日前线的消息。即使如《中央日报》（安徽版），也是集中报道“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闻”。[1]31，40抗战时期安徽国民党报纸的这个特征是由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一场“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全面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战争进展、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等时事政治无不吸引着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广大中国民众的注意力。生活在政局、社会状况急剧动荡之中的中国民众迫切希望尽早知晓时事的发展变化，时事政治已成为与广大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大事，因此，“报导时事政治信息、评论、争论时事政治性的问题成为报刊的主要内容，而风花雪月之类的言情，学术探讨之类的言理，货源货价之类的言商均相对退居次要的地位。”[9]

（二）政治立场基本中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但是，国共两党由于政治主张、抗战路线的不同，在抗战的共同目标下又有着发展壮大各自力量的强烈要求，因而政治矛盾依然存在，军事“摩擦”甚至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绝大多数的国民党报纸在宣传抗战主张的同时，又大肆污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为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磨擦的喉舌。例如，三青团山东支团部办的《青年日报》（前身为《山东正报》）“籍一支有力的笔锋，向敌伪更向奸匪，做一种剧烈的斗争。”[3]87很显然，这里所称的“奸匪”，即指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反共事件也被称为“站在抗战的正确立场，最初给予阴谋奸匪以打击的明证”[3]147-148

抗战期间安徽境内的国共两党关系也非常紧张，但是很难在安徽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类似山东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中央日报》（安徽版）为国民党的党报，按其中宣部的宣传指示办报，也仅是不宣传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而已。[1]40在皖西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蒙城惨案”“太和惨案”。1943年，临泉的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周孟平，活埋秦希文、韦朝凡、韦崇山等共产党员，白色恐怖异常严重。[10]297-298然而，这些矛盾和斗争并未在《重建日报》上体现出来。我们很难看到《重建日报》刊发的有关国共关系的新闻、评论。更确切而言，《重建日报》基本上不刊登有关共产党方面的负面新闻、评论。1945年8月21日，该报转发了国民党中央社20日播发的《毛泽东电复蒋主席，未允即赴陪都，蒋主席再电毛氏敦促》的电文，及相关评论文章，同时发表本报社论《中共居心何在》一文。但是，这篇社论不过强调了“抗战而失败，故足以亡国；然建国而不成，也同样足以丧帮，……尚未脱危险时期，举措稍一不当，前途仍未可乐观”的严峻形势，劝告中共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统一安排，避免内战爆发。通读全文不难得出，作者语气平和，并无恶意中伤，尤其是对中共领导人侮辱之辞，体现出该报所持的基本中立的政治立场。

《重建日报》等安徽国民党报纸基本中立的政治立场之确定，与该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安徽国民党内部存在诸多矛盾。《重建日报》的主办机构——国民党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迁入临泉后，实行党政军一体，极力插手当地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汤恩伯甚至安插亲信杨佩南任临泉县长，把持地方，因而激化了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在皖西地区、皖南地区，也存在国民党桂系与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安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这也由此淡化了该地区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其次，安徽国民党所统治的三个区域的国共力量之对比是极为不对称的。例如皖西北地区，经过多次“摩擦”和反“摩擦”斗争后，1941年3、4月间，中共在皖西北地区（含临泉）发起的“反顽”斗争失利，被迫转移到津浦路以东，皖西北地区遂处于国民党顽固派控制之下。[6]317-320作为一张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报纸，《重建日报》也就不再将中共视为攻击的主要对象。此外，《重建日报》等国民党报纸所具有的较强商业性质，也迫使它必须以民众的好恶作为报纸选材的主要标准之一，而国共间的“摩擦”恰恰是民众所强烈反感的。

（三）地域特色浓郁

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安徽拥有三处较为稳定的统治区域，但这三处区域被沦陷区以及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隔断，他们之间联系并不多。因此，安徽国民党报纸均具有相当浓郁的地域色彩。《重建日报》第二版专设有临泉点滴、阜阳零讯、界首拾零、国内零缣等专栏，报导地方新闻。例如，1945年7月24日，《国内零缣》称：防疫委员会已在市面分别设诊所六处，取（中西）药两处；8 月2日《临泉点滴》称：省府重申前令，禁止以食粮熬糖酿酒，县府已专饬各乡镇切实查禁；县党部马秘书长等赴阜参加党政会议，已于27日返县。同时，该报还刊登地方政策、法规和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公告等，如1945年8月21日刊登《安徽省临泉地方法院布告》《沙河警备司令部公告》《鲁苏皖豫边区干训团通讯处启事》。

《重建日报》尽管为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主管，但刊登的地方时政新闻及其它相关内容却主要来源于皖西北临泉、阜阳、界首等几县。再如国民党安徽省第五区行政专署主办的《皖东日报》，该报一版国内消息，二版国际消息，第三版则专门报道地方新闻。抗战时期安徽国民党报纸的这个特征既是适应市场的需求，就《重建日报》而言，还体现出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对地方事务的渗透，同时也反映出其势力范围之所能及。

（四）商业性质较强

一般而言，抗战时期处在敌后地区的国共两党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主导舆论导向、组织发动群众，其军政机构所办报纸大多采用自己出资出版印刷，然后向辖区各单位乃至民众发送等方式进行运作，商业性应该较淡。然而，事实上，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报纸均具有较强的商业性质。《重建日报》在报头明确标示零售、每月的价格，同时，还规定了刊登广告及结婚、离婚、鸣谢、声明等价格。

《重建日报》较强商业性质的出现，主要是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的财政状况所决定。抗战期间皖西北地区一带国民党军政机构林立，人口急剧增加，加上该地连年遭受水、旱、蝗虫等自然灾害，财政异常紧张，只得加派赋税，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当地民众就将汤恩伯与自然灾害并列为“水、旱、蝗、汤”四大害。同时，在皖西北地区还有其他报纸，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相当激烈的竞争。①在同一时期的皖西北地区，国民党报纸还有：临泉县党部创办的《临泉日报》；在阜阳有《淮上日报》、《阜阳话报》等（阜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阜阳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74页）；在界首有《颍川日报》等（界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界首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05页）。这种窘况在同一时期安徽国民党其他报纸上也有明显存在。《皖报》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机关报，但也“经费困难，不得不靠省党部津贴度日”，以至于“民国33年6月26日因经费困难而停刊”；《皖北日报》原直属国民党中宣部，后由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接办，因经费紧张，不得不“紧缩开支，遂改出4开直印一张，并改用国产土纸”。[1]17-19在如此财政状况和生存状态下，《重建日报》等不可能完全依靠主管部门出资，只能另开财源，版面有限、纸张粗糙正是其资金紧张的体现。另外，皖西北等地区一带处于偏安的局势，也给《重建日报》等国民党报纸进行商业运作提供了有利空间。

（五）内容丰富

抗战时期安徽国民党的报纸大都设有多个专栏以及副刊，内容丰富。除刊登时事政治、评论和各种形式的广告外，《重建日报》等国民党报纸还设有文艺周刊，刊登一些散文、诗歌和小说，适应了不同层次民众的需要。《涡阳日报》为国民党涡阳党部机关报，设有各类副刊，包括“教育周刊”“涡阳儿童”，供教师进修和儿童阅读；另有《民众之友》，介绍普通生活常识，指导民众生活。抗战期间，该报在抗战副刊上发表涡阳县进步青年抗日救亡宣传大队的文章、文学作品和漫画。[1]25

应该指出的是，《重建日报》等抗战时期国民党安徽报纸刊登的广告中没有涉及性病、春药等方面的广告。这可能与国民党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中社会风化方面的规定有关，但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国民党报人的办报作风。

三

从严格意义上讲，抗战时期国民党报纸分为党报和一般地方报纸，《重建日报》属于后者。两者之间在发行方式、办报宗旨等方面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如《皖北日报》，因是全市（蚌埠市——笔者按）唯一的新闻来源，“故销量可观，仅每日零售就达400多份。”所以经费要比国民党一般地方报纸要宽裕的多。既然是“党报”，在办刊宗旨上也有一定的限制，如《皖报》明确提出其办报宗旨是“宣传党义，指导舆论”，而《皖北日报》则直接抄录“中央社”当天播发的新闻稿件；[1]19再如《中央日报》（安徽版），严格“按其中宣部的宣传指示办报，”自然有其“官报”色彩。[1]40相比之下，《重建日报》等国民党一般地方报纸的经费要紧张得多，但在办报的宗旨上要灵活得多，如商业性较浓，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等等。

除日伪报纸外，正如前文所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报纸尽管与共产党在政治主张、抗战路线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双方政治、军事摩擦甚至大规模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但是综观他们各自报纸的言论，发动民众、宣传抗战，谋求民族救亡与发展则是他们共同的主题。这也是它们能够吸引广大民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11]对此，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的报人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办报的，这无论是对共产党、民营报人，还是国民党报人，都是如此。事实上，他们不仅面临经费紧张、设备落后、专业技术人员少等困难，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日军随时就可能进犯、日机随时可能会来轰炸。例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4 月25日，阜阳城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阜阳日报》印刷厂的机器设备全被敌机炸毁，报纸被迫停刊。再如由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复兴社（后称蓝衣社）贵池组主办的《新民日报》，这是建国前贵池创办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报纸。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8日贵池城沦陷，该报被迫停办，印刷机等重要财产转移到深，工人人员也被迫转移、分流。抗战期间，国民党第八专区以此报为基础，创办《先导日报》，发行数百份，继续坚持宣传抗战。[1]21、23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共两党、民营报人都是凭借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敬业意识来办报的，“冒死犯难，坚守岗位，表现了大无畏精神。”[12]152正如《大别山日报》在发刊词所提出的：

今日报人——尤其游击区域里面的报人——的任务，首先必须以坚决勇敢的精神，与敌寇汉奸的欺骗宣传作无情的斗争，我们要加紧精神总动员工作，发扬我国固有的道德，提高我们民族的意识，揭破敌寇之残酷阴谋，暴露汉奸傀儡的荒淫无耻，从文化斗争的血火中，肃清一切妨碍抗战建国之妥协、动摇、模糊、颓废的思想，显示国民斗争的目标。本报愿在新的抗战形势下，尽一种鼓励前进的号角与报急警钟的作用。[1]30

正是因为这些报人的顽强拼搏，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安徽省乃至全国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阶段，在新闻史、文化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一位国民党学者所评价：

抗日战争是总体战争，因为枪弹固可伤人，“纸弹”则可攻心，威力尤胜于枪弹。我们从事精神总动员的时候，也是敌人总崩溃的先兆。敌后报纸传播自由消息，振奋陷区人心，抵制敌报的麻醉，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不能算小，也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光辉的一页。[13]446此种论断，诚不为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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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霍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霍邱县志[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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