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盛 菊,刘佰合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对清代进士进行群体性研究,尤其是考察其时空分布已引起学界充分关注,从不同层次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关于进士群体的姓氏分布亦有所涉,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陈凌《明清松江府进士人群的初步研究》(《史林》2010年第2期)、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文分别对明清时期徽州府、松江府及江南地区进士姓氏分布略有所及,但均非专论,刘陆军《明清河南进士群体姓氏分布及鼎甲者分布小计》(《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较为完整地罗列了河南进士的姓氏状况。本文试图梳理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姓氏层次及地域分布的基本状态,并揭示其主要特点。
确定进士人数是进士群体及其姓氏分布研究的基础,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1]统计清代安徽进士为1189人,而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2]则认定为1119人,二者差距较为明显,究其原因,应是统计范围及标准各不相同。笔者在统计清代安徽进士人数时,以清代安徽所辖区域为主要标准,包括终清一代均属安徽的盱眙、婺源和英山三县,而清代隶江苏徐州府的萧县和砀山两县则不在统计范围之内。颍川卫的情况稍显特殊,清初在颍州设立颍川卫,以兵籍属河南,至1658年并卫入州。顺治年间以颍川卫籍身份取中为进士者共有滑文蔚、李文煌、刘体仁、刘壮国等十人,《乾隆颍州府志》将这些进士视为颍州人,列于《选举表》阜阳栏下[3]卷之七;(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亦作颍州人收入,[4]卷一百五十七笔者循例将颍川卫籍进士纳入考察范围。
本文所谓安徽进士以取中进士时是安徽籍者为考察对象,寄籍者不列入,亦不包括会试中式但未参加殿试者。清代科举制度周密完备,除包括文科和武科的常科外,尚有博学宏词科、经学科与经济特科等制科考试,本文仅考察文科进士。
按照前述标准,课题组依据江庆柏编著的《清朝进士题名录》,[5]3-1343结合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6]1-2413及沈葆桢等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等文献,编制了《清代安徽进士题名录》,清代安徽进士总数为1192人,在此基础上制作《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姓氏分布数据表》,文中数据均以此表为据统计与计算,不再一一注明资料出处。
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姓氏分布数据表
清代安徽进士1192人,姓氏分布较为广泛,共有姓氏150个,既有王、张、吴、汪等大姓,每姓进士数十人,亦见巫、贡、蒯、昝等姓,每姓仅一、二人不等。各个姓氏所有进士数相差很大,第一大姓为王姓,共有73位进士,占总进士数之比高达6.12%,而蔡、单、饶等44姓仅分别拥有一个进士。各姓氏所有进士数平均为7.95,其中40姓进士数高于该均数,共有927人,110姓进士数低于该均数,共有265人,这意味着73.3%的姓氏所有进士仅占总量的22.2%,初步反映了各姓氏进士数量分布的特点。从社会学领域引入五等分法考察,各姓氏进士数量分布的不均衡状态就能得到更加清晰的体现。各姓氏进士数按降序排列,将其分成各占20%的五等分,分别计算各部分姓氏所有进士数及所占比例,最高、次高、中间、次低和最低五个部分进士数分别为833、201、82、46和 30人,占比分别是 69.9%、16.9%、6.9%、3.8%和2.5%。该组数据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各姓氏进士数量分布的不均衡状态,最高部分的三十个姓氏有833位进士,占比为69.9%,而最低部分的三十个姓氏只有30位进士,占比仅为2.5%,最高部分是最低部分的27.8倍,表明进士群体当中各姓氏的分化趋势。
依据拥有进士数量,150个姓氏可以分成四个层次,一是进士大姓,计有王、张、吴、汪、胡、程、李、方、朱、孙等十姓,拥有进士数均在30人以上,共有488位进士,占安徽进士总量的41%;二是进士常见姓,拥有进士数在8—30人之间,计有刘、徐、陈、赵、曹、潘、鲍、唐、石、谢等 30姓;三是拥有进士2—7人的进士小姓,诸如郭、宋、罗、钱、董、邓、宫、盛、昂、熊等计66姓;四是仅有一位进士的进士稀见姓,诸如晋、阚、丘、邢、云等计44姓。
安徽进士姓氏层次性特点的形成,与中国总人口姓氏分布规律密切相关。由于“各类同姓人群的分布在全国早已定局”,从清代到当代没有发生剧烈变化,我们以袁义达等制《当代100大姓频率表》[7]53,49-51的数据作为基本参照,对清代安徽进士群体的姓氏分布进行对比考察。十个进士大姓全部位于100大姓之列,除方、汪、程三姓排序稍后,其他七姓均在14位以内,各姓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都在1%以上;30个进士常见姓除洪、章、鲍、查外,亦在100大姓之列。再以安徽大姓分布[7]56为参照,当代十大姓氏中,王、李、张、汪、孙、吴、胡七个姓氏都是进士大姓,刘、陈和赵三个姓氏虽不是进士大姓,但在进士常见姓中也是排名非常靠前,分别有进士28、21和16人。由上比较可见,姓氏大小直接决定其科举实力与进士多少,换言之,成为进士大姓或常见姓的主导性因素是其姓氏总人口的数量与规模。
进士群体姓氏分布的层次性特点与非均衡状态是就整体状况而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为便于问题的考察与分析,我们以道光元年(1821年)为界,将清代科举考试分成前中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各朝,开科73次,后一阶段历道光、咸丰、同治与光绪诸帝,开科39次。安徽前中期产生进士696人,占安徽总进士数的58.4%,后期进士496人,占比为41.6%,与前中期相较,后期进士群体的姓氏分布发生结构性变化,相关数据见前表。
和清代前中期相较,后期进士群体所涉姓氏数量有下降的趋势,姓氏分布集中度产生弱化倾向。姓氏有无之变化,主要集中于进士小姓和进士稀见姓两个层次,尤以进士稀见姓为主。前中期有121个姓氏,其中梅、任、丁、段等50姓氏在后期未再获中进士,而范、贺、袁、焦等29姓仅在后期有进士,所以清代后期进士共有100个姓氏,相较前中期减少了21个,降幅约为17.4%。表面看来,进士姓氏数目减少了,但如果充分考虑清代后期和前中期在开科数及进士产生数方面的差异因素,前中期每姓平均有进士5.75人,后期姓均4.96人,就进士姓氏分布的集中度来说,不但未随数目减少而加强,而是有明显的弱化趋势。
与清代整体的进士姓氏排序相比,前中期及后期的姓氏排序有一定变动,如总排序为38的崔姓,在前中期没有进士,而后期却有8位进士,排序可进前20,再如总排序为27位的戴姓,前中期有10位进士,排序亦可进前20位,后期仅有2位进士,排名非常靠后。前中期排列前十的姓氏分别是张、吴、王、汪、胡、程、朱、方、刘、杨,后期排列前十的姓氏分别王、李、汪、吴、方、张、孙、江、胡、程、徐(徐与胡、程三姓并列),安徽进士十个大姓均出其中。两者相较,朱、刘、杨三姓在后期跌出前十,而李、孙、江、徐诸姓则跻于前列,这种排序变化反映了特定姓氏的进士数在不同阶段有明显的变动,可以进士大姓、常见姓和部分小姓为基本范围略加考察与说明。
判定变动趋向的主要指标是两个阶段的进士数量,一般说来,一个姓氏前中期进士数应占其总数的60%左右,后期占比约为40%左右,如果其实际数量距离该比有较大差距,则说明该姓氏进士数在两个阶段产生了明显变动。除前后两个阶段进士占比基本均衡外,这种变动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是由低变高,表明该姓氏在科举及进士体系当中的崛起倾向,二是由强变弱,意味着该姓氏在进士格局中逐渐衰落的倾向。具有崛起倾向的姓氏主要有李、方、孙、江、何、吕、章、鲍、余、郑、查、石、崔、龚、宋、范、葛、林、邵、高、桂、贺、庆、舒、薛、袁等,其中李、孙、查、崔诸姓较为典型。李、孙二姓前中期分别有进士15人、12人,后期则达到26人、18人,占其进士总数比分别为63.4%和60%,进士大姓的地位由此奠定;查姓进士共有10位,其中9位出自后期,而崔姓8位进士全部在后期,崛起之势非常明显。具有衰落倾向的姓氏主要有张、吴、洪、周、曹、金、戴、唐、陈、姚、梅、钱、龙、齐、韦、任、丁、宫、盛、施、萧等姓,其中又以张、洪、唐、梅、钱诸姓最有代表性。张姓前中期有进士50人,高居各姓之首,而后期18人只能与孙姓并列第六名;洪、唐二姓前中期分别有进士15人、9人,后期则只有2人、1人,占其进士总数比分别为11.8%和10%,没落趋向似不可转,而梅、钱二姓分别有6个进士,却都出自前中期,已从后期进士群体的姓氏版图中消失了。
将姓氏变动趋势和安徽进士群体的区域分布结合在一起考察,其意义更容易显现,部分姓氏进士数的增减直接影响着区域分布的变化。歙县科名颇盛,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8]355之说,前中期有进士88人,占全省12.6%,而后期占比仅为5.6%,与歙县科举地位的阶段性衰落相伴的就是吴、洪、曹等姓氏在科举领域的迅速没落,歙县13位吴姓进士无一出于后期。李姓崛起在太湖县表现突出,该县19位李姓进士有14位出自后期,大大提升了太湖县在后期安庆府进士格局中的地位,几与桐城相当。定远县在清代后期确定区域性进士中心县的地位,方姓进士亦是贡献颇著。
安徽建省之后,所辖府、州、县等屡经裁省升增,到光绪年间基本稳定,“领府八、直隶州五、属州四、县五十一”,[4]卷十七本文即在这一行政格局之中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为便于统计和分析,将直隶州本州辖地视同于县级区划,再加四个属州,共有60个县级区划。笔者统计了各姓氏分布的州县数(见表),以州县为基本分析单位,并依据所分布之州县数,将150个姓氏分为A、B、C、D四类。A类为州县数超过10个的姓氏,有王、张、吴、汪、胡、李、徐、程、朱、刘、陈、方、杨、孙、潘等 15 姓,其中王姓进士分布最多,达到34个州县,张姓其次为26个。B类为州县数在6-10个的姓氏,共有江、黄、谢、宋、钱、姚、赵、叶等17姓。C类包括金、郑、郭、田、宁、吕、翟、左、骆等51姓,分布州县数在2-5之间。D类则为全部集于一个州县的67个姓氏,如石、光、崇、檀、项、仇、孔、柳等。姓氏的区域分布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区域分布的四类姓氏和依进士数量确定的四个层次的姓氏之间具有较高的吻合度和一致性。A类15个姓氏中有10个是进士大姓,刘、陈、徐、杨四姓则是前中期或后期的阶段性大姓,两个序列排名前五的姓氏完全相同,表明姓氏区域分布广度与其人数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潘姓在该类姓氏中稍显例外,潘姓并非进士大姓,甚至在常见姓中也是排序较后,只有12个进士,却散布于11个州县。B、C、D三类姓氏和进士常见姓、小姓及稀见姓也相类对应,值得注意的是部分D类姓氏如龚、光、关等21姓是进士小姓,而石、崔两姓则是进士常见姓,这实际上可以反映姓氏地域分布另外的特点。
第二,姓氏的区域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虽然各姓氏分布之州县数多寡不定,但对特定姓氏而言,分布于各州县进士的平均数却很接近,主要集中于1-3个之间,如第一进士大姓王姓共有进士73位,散于34个州县,县均2.15人,孙姓12位进士分于11个州县,县均1.09人,其它如梅姓县均3人,黄姓县均1.9人,洪姓县均2.13人,邵姓县均1.0人。8个姓氏县均数在3-4之间,例如吴姓64位进士见于17州县,县均3.76人,汪姓县均3.35人,洪姓县均3.15人,方姓县均3.25人,江姓县均3.38人,另有姚、马、翟三姓亦属此类。合前两种情况,计有145个姓氏,占全部姓氏的比例高达96.7%。均数在4之上者只有5姓,吕姓13位进士仅见于3个州县,县均4.33人,石、崔、龚、光诸姓均数也在4之上。前列数据表明,进士群体姓氏的区域分布就整体而言较为分散。
第三,进士姓氏在分散的同时,具有一种集聚倾向,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部分姓氏的进士分布于多个州县,但其中有一、二个州县进士数较为突出。这种形式在科举大姓表现明显,68个张姓进士分布于26个州县,其中23个出自桐城县,散于17州县的64位吴姓进士,分别有13位来自歙县和桐城县,汪姓57位进士分布在17州县,其中来自休宁县和歙县者分别为15人和12人,15位胡姓、19位李姓、18位方姓进士出于泾县、太湖县和桐城县,集聚色彩均较显著。进士常见姓也有体现,如歙县之于洪姓、鲍姓和曹姓、桐城县之于姚姓、马姓与叶姓、泾县之于查姓和翟姓、婺源之于江姓、怀宁之于杨姓、旌德之于吕姓,都是各姓氏的进士中心县。另一种形式是较为极端的体现,某姓氏的所有进士全部集中在一个州县,除进士稀见姓因仅有一位进士而不具有直接的统计意义,该类姓氏有23个,其中拥有两位进士的姓氏有14个,昂姓和完姓之于合肥县、关姓和熊姓之于六安直隶州、劳姓和鲁姓之于怀宁县、曾姓之于舒城县、秦姓之于南陵县、成姓之于和州直隶州等都属该种情形;拥有三位进士的姓氏有崇、宫、贺、庆、檀五姓,其进士分别集于天长、怀远、宿松、含山和望江五县。石、崔、龚、光四姓分别有 9、8、7、5位进士,其聚集色彩尤其鲜明,石姓9位进士全部出自宿松县,崔、龚、光姓进士则分别集中在太平、合肥、桐城三县。与劳、昂、成、檀等非常见姓氏相比,石、崔、龚、贺、秦、曾、熊等均为中国人口大姓,在安徽也有较为广泛的分布,但其进士却完全集于一县一地,其中应该蕴涵着超出一般姓氏层面的信息。
梳理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姓氏层次分布的基本状况,揭示姓氏区域分布的主要特点,可以为进士区域分布的非均衡状态、社会流动频率等科举领域重要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探索视角,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近年来关于清代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考察已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话题,既有研究主要在省际、省内府际或县际分布等层面进行考察,明确指出“进士的地域分布呈现持续不平衡状态。”[1]因人数太少不具统计意义,或因史料缺乏,县域之内进士分布的考察往往难以展开,笔者以为把姓氏区域分布引入该论题,能够有效延展县域之内进士分布考察的路径。前文所论进士姓氏分布的集聚倾向已可初步反映县域之内分布的状况,若再转换思路,将州县作为考察基点更可体现其具体的分布状态。安庆府桐城县是清代安徽进士强县,138位进士来自31个姓氏,其中张、方、姚、吴、马五姓堪称科举望族,共有76位进士,占该县总数的55.1%,姓均15.2个进士,而其它26姓平均每姓只有2.38人,差距较大。宁国府旌德县共有出自9姓的32位进士,吕、江、汪三姓分别有11、7和5个进士,其它五姓仅有9个进士,其数甚至低于吕姓。再如徽州府祁门县7位进士中的3位为谢姓,泗州直隶州10位进士中的4位是杨姓。县域之内进士朝少数姓氏集中,考虑到中国人口往往聚姓聚族而居的地域性特征,其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状态即清晰体现,且较之省际分布与省内县际分布更为突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清代进士群体区域分布的非均衡状态在不同层次之间具有递进性的特点。
科举社会流动率一般是指进士出自平民阶层的比例,是衡量科举制度开放性的重要维度。何炳棣是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把进士的社会出身分为三类,A类是家庭上三代未获得任何科举功名的人,B类是家庭上三代只产生过生员的人,C类是家庭上三代获得过较高功名或官职的人,其研究结果认为清代进士出身A类的占19.1%,出身B类者占18.1%,合两类即出身平民者占比为37.2%,[9]135-136表明社会流动频率达到较高的水平。何炳棣的研究思路具有示范性,亦为其他学者沿用,这种研究在分析代际上向流动时,局限于进士的家庭,主要考察进士与其父、祖、曾祖三代的功名对比,有的上推四代,偶见兼及兄弟者,类于现代所谓之主干家庭,有意或无意之间忽略了家族与宗族。
家族与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在科举体系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族谱牒多列“科名录”或“选举表”备载家族科举成绩即可为证,而朝廷对官员在其家族成员科举活动中的影响也有清晰而准确的认识,《钦定科场条例》明确规定“入场官员之子弟及同族,除支分派远散居各省各府、籍贯迥异者毋庸回避外,其在五服以内虽分居外省外府外县,及服制虽远,聚族一处之各本族”及其他相关者“概令回避,不准入场考试”。[10]卷二十六前文揭示进士姓氏分布的集聚倾向实际上反映了县域之内科举与进士家族的普遍存在,这些科举家族往往绵延数代,登第者众,进士间的相互关系并非完全出自直系,属同宗之旁系血亲者为数甚大。如果在考察进士群体上向流动问题时,将比较范围从狭义的家庭扩展为家族或宗族,出身于进士家族的进士所占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相对应的则是出身于平民的进士所占比例就会下降,这种思路及导出之观点会对科举社会流动的通行观点造成冲击和矫正,亦可促进科举社会流动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更加切近科举社会流动的真实图景。
[1]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2]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J].中国文化研究,1999(冬之卷).
[3]乾隆颍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沈葆桢.(光绪)重修安徽通志[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袁义达.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9]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钦定科场条例 [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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