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教育水平高的青年对社会更信任?

龙梦晴 王子璇

摘要：为探究青年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以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为研究载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对青年社会信任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幸福感在教育对社会信任的作用中具有中介功能，从而验证了“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的假设路径。为缓解社会信任危机，提高社会信任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社会科学;社会信任;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2;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23）03-0030-08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大会上，***总书记指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1 ]。可见，青年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当前，随着社会进程不断演变，从食品安全到“假疫苗”等各种与大众息息相关的不信任事件的不断曝光，让大众的神经受到一次次的挑战，社会信任水平不尽如人意，“信任危机”也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他的《货币哲学》一书中这样描述道，“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 2 ]。社会信任是指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它是依靠群体的构成及群体的知识素养而产生的，通常涉及对父母、邻居甚至是其他不认识的人的信任。社会信任的存在能够让社会的交往互动变得更加的简单，能够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以及促进社会的生产生活发展。“人无信不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推进诚信建设”。社会信任对于人类社会与个人生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青年作为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命力的力量，该如何应对“信任危机”？影响青年社会信任的因素及其机制是什么？如何提高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就此问题，许多学者针对社会信任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讨论了个体客观背景和个性特点对社会信任产生的影响，试图从来源入手来找寻提升社会信任的方式。其中对于个人而言，影响社会信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教育[ 3 ]。但目前来看，以往的研究对于教育具体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的探讨仍相对较少，关于影响机制的分析鲜有人论及。在国家高度重视青年社会信任的背景下，关注广大青年的社会信任问题是重要议题，因此，本研究拟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来探讨青年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以期为提高社会信任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模型

（一）文献回顾

社会信任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甚至包括对陌生人的信任。由霍茲曼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为了满足自己的偏好，人们会理性行事，以达到最大化的利益。信任亦是如此，来源于公众的理性选择[ 4 ]，这种理性选择会受到个体拥有的资源丰富度的影响。卢曼认为信任他人这件事情是随着拥有的资源量的增加而更容易的[ 5 ]，与之相反，资源稀缺的个体信任他人的成本更高，信任他人带来的损失可能会给个体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使其难以完全信任他人[ 6 ]。各领域学者一致认为，教育在个人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水平既是人口学特征，也被看做是个人资源的度量衡。因此，教育会影响社会信任。Shtompka的研究就表明比起失业者和未受过教育的人，社会精英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觉得“大多数人可以被信任”[ 7 ]。在一些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也普遍发现教育可以预测社会信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升对社会信任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总的来说，教育对社会信任有着直接积极的正向作用。基于中国个体层面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教育水平影响信任水平得到了证实[ 8-9 ]。具体而言，Huang等[ 10 ]发现教育时长每增多一年，个人的社会信任就会提高4.6%。所以，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是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的。

如上所述，教育水平提升会促进青年社会信任的提高，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教育不仅对社会信任存在直接促进作用，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增强还存在间接作用，比如教育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或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改变其他变量，间接增强社会信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机制将社会信任与教育水平联系起来。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任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的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看来，教育能够传播知识，提升技能，有助于个体获得较丰厚的收入、较好的工作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试推测教育在信任与资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确实在两者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信任是通过教育从而与投资之间建立了关系[ 11 ]。其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加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熟知，归属不同群体的个体对社会规范的一致认识进一步增强[ 12 ]。

共识的增多导致人们在交往互动的过程对他人的行为的预期更有信心，从而更有可能信任他人。黄健、邓燕华从上述两方面入手，对比研究了中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发现两国高等教育的提升都会致使社会信任增强，高等教育发挥社会化作用是英国教育提升社会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英国，教育可以通过使个体对待价值规范与制度体系更加认可从而增强群体中的社会信任;而在中国，教育的经济作用在教育促进社会信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3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在作用于社会信任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影响路径，但在先前的研究中讨论个体教育水平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时却很少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因此，本文试图引入主观幸福感，以此考察教育水平在社会信任形成中的作用。

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主观上对自身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是个体感受到的一种全方面且长久的幸福状态。一般认为，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正面的。理论上，教育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使思想观念丰富多彩，是提升青年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途径。教育之道，就是幸福之道;致良知，就是“致幸福”。早在古代中国学者就已经论述过教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里的“学”和“习”指教育过程，“说”，同“悦”，指内心满足，也就是幸福。《孟子》中也提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相关研究也表明教育与幸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个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幸福水平[ 14 ]。外国学者Domingo[ 15 ]对397名教师和260名学生进行了幸福感的测量，结果也发现教师明显比学生更快乐，教师的教育水平更高不失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Rentfrow等[ 16 ]的研究更是发现与幸福感相关性最高的变量是人均受教育水平，其相关系数高达0.72。主观幸福感和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的关系已经有大量文献记载，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之间也存在很强的关系。尤斯拉纳[ 17 ]认为个体对于世界的乐观程度影响了信任，而乐观在个体主观层面上反映为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感知、个体的幸福感和个体能够获得的支持。Lily-Suriani等[ 18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以来自马来西亚公立大学的569名学者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的增多可以促使社会信任的提升。相较于对生活不满意的个体而言，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会拥有更高的信任水平。换句话说，那些持乐观态度或对生活满意的人能够对生活产生积极评价，感受到生活中的幸福，这也决定他们愿意信任他人。学者通过调查论证了教育水平、生活满意度都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他发现教育和生活满意度对社会信任有积极影响，对于个人来说如果生活“足够满意”，他的社会信任就会沿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增强[ 19 ]。总而言之，教育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正向作用，主观幸福感对社会信任也存在促进作用，因此，主观幸福感有可能间接作用于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对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三者关系提出如下假设：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在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影响链条中起中介作用，即教育水平可以通过提高青年的主观幸福感，从而增强青年社会信任水平。

基于对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三者关系的假设，本文将理论模型设定如下（图 1）。

二、研究1的变量选取、研究设计和分析发现——基于CFPS

（一）数据来源

研究1以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CFPS2018）数据为支撑进行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主持和执行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CFPS（2018）面向全国，全方面的进行社会追踪调查，旨在关注中国人口的福祉、教育成果。

以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年龄段中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量为11493名，包括5744名男性（Mage = 32.21， SD = 7.03）和5749名女性（Mage = 32.16， SD = 7.02）。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信任。为了衡量社会信任，CFPS要求参与者对父母、邻居、陌生人、当地政府官员和医生的信任水平进行评分，0表示“非常不信任”，10表示“非常信任”。在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629。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取这五个项目的平均得分来衡量社会信任。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教育水平。与高学德[ 20 ]的研究类似，将教育水平划分为6个层级，小学及以下用1表示，初中用2表示，高中/技校/职业高中用3表示，大学用4表示，本科及以上用5表示，硕士及以上用6表示。本研究中六个层次教育的分布频次分别为21.3%、33.8%、19.7%、13.4%、10.9%和0.9%。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主观幸福感。在CFPS中，主观幸福感是通过询问参与者他们感觉自己有多幸福这一个问题进行调查的，“非常不幸福”记作1分，“非常幸福”用10分表示。广泛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价问题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中是可靠的[ 21 ]。

4.控制变量

鉴于性别、年龄对社会信任的重要影响[ 22 ]，本研究控制变量包括性别（1 = 男，2 = 女）和年龄。

（三）分析与发现

本研究采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情况下，使用Hayes开发的Process 3.0检验主观幸福感在教育水平与社会信任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1.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与教育水平（r = 0.145， p < 0.001）、主观幸福感（r = 0 .278， p < 0.001）均呈正相关，教育水平和主观幸福感也呈正相關（r = 0.091， p < 0.001）。

2.中介效应分析

如表2所示，模型1和模型2呈现了青年教育水平分别与其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年龄、性别）后，教育水平与主观幸福感（β = 0.082， t = 8.664， p < 0.001）以及社会信任（β = 0.140， t = 14.954，  p < 0.001）都显著相关。模型3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控制主观幸福感后，教育水平与社会信任之间的相关性仍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118， t = 13. 061， p < 0 .001）。

为进一步验证18～45岁青年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检验主观幸福感在教育水平和社会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以受教育水平为自变量、社会信任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为中介变量，使用PROCESS model 4进行分析。分析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再进行中介检验，采用重复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对中介效应值进行5000次校正，接着计算95%置信区间。对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95%不为零的自举置信区间（CI）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3所示。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标准直接效应量为0.118，95% CI为[0.100， 0.136]。同时，主观幸福感在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间接影响路径上也是显著的，标准化间接效应量为0.022（中介效应占比为15.71%），95% CI为[0.017，0.027]。总体而言，上述结果说明主观幸福感在教育水平和社会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功能（图2）。

三、研究2的变量选取、研究设计和分析发现——基于CGSS

（一）数据来源

研究2使用的是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数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作为研究主体设计实施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其目的是定期、系统、全方面地获取社会、家庭、个人多个层面的数据，对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其中包括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度等指标。

研究2剔除了主要变量存在缺失的个体，共纳入4682个样本。所有受试者年龄均为18～45岁。样本包括2186名男性（Mage = 32.81， SD = 7.83）和2496名女性（Mage = 33.24， SD = 7.72）。

（二）变量选取

教育水平和控制变量的测量方法与CFPS相同，在此不再重复。而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的测量与CFPS不同，所以接下来只介绍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以及受教育水平的分布频率。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信任。与以往的文献一致，社会信任的测量是通过直接问询参与者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有多信任来进行判定[ 23 ]。在CGSS中，通过考察参与者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可以被信任”这一说法是否赞成来衡量其社会信任，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作1分到5分。这个问题也常在一些大型调查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亚洲价值观调查中来考察人际信任。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教育水平。在研究2中，6个层次教育的分布频率分别为14.3%、26.8%、21.0%、14.0%、23.9%、0.00%。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主观幸福感。在CGSS中，主观幸福感是基于询问参与者他们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幸福这一个问题进行调查的，“非常不幸福”记作1分，“非常幸福”用5分表示。

（三）分析与发现

為了验证主观幸福感在教育水平与社会信任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采用Hayes Process 3.0进行了类似研究1的中介分析。

1.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与受教育水平（r = 0.103， p < 0.01）、主观幸福感（r = 0.159， p <0.01）均呈正相关，而教育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呈正相关（r = 0 .188， p < 0.01）。

2.中介效应分析

如表5所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年龄、性别）后，模型1和模型2结果表明教育水平与社会信任（β =0 .130， t = 8.427， p < 0.001）、主观幸福感（β = 0.189， t = 12.388， p < 0.001）都显著相关。进一步分析得到模型3，结果表明在控制主观幸福感后，教育水平与社会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也通过了统计学检验（β = 0.102， t = 6.603， p < 0.001）。

与研究1同样的方法来估计中介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标准直接效应量为0.102，95% CI为[0.072，0.133]。同时，教育水平也通过主观幸福感对社会信任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标准化间接效应量为0.028（相对效应值为21.15%），95% CI为[0.020，0.036]。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在教育水平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图3）。

四、结论与总结

本文采用CFPS（2018）和CGSS（2017）调查数据，以18～45岁青年为样本，分析了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得到研究结论如下：（1）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与社会信任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除了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外，主观幸福感部分中介了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在新时代背景下，提高青年社会信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提高青年教育水平、加强青年信任提供了实证支持。首先，我们在中国语境下考察了教育水平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教育水平和社会信任之间有显著的积极关系。以往也有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可以直接影响社会信任，而本研究使用中国数据，与相关对国外研究的结论结合，可以发现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积极影响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其次，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理性选择理论预测结果也是保持一致的。个体是会在衡量信任陌生人是否有风险后再做出相应的理性选择。所有人对待风险都有一条底线，而自身可用的资源与风险底线休戚相关[ 24 ]。教育水平越高，社会资源的拥有量越丰富。换句话说，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能够承担风险，从而理性选择信任他人。

除此之外，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积极正向影响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这一间接途径来实现，主观幸福感部分中介了教育水平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教育水平高的个人更容易提升主观幸福感，这又有助于他们的社会信任水平增加。这是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路径，目前的研究结果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的创始人Fredrickson[ 25 ]认为，积极情绪可以改变个体的行为模式，而这一过程是通过瞬间延伸和不断建构个体的持续认知资源，使个体注意范围开阔、知识体系宽广来达到的。教育水平代表了对资源的掌握，主观幸福感即一种积极的情感，积极良好的情绪可以形成积极的社会看法，所以，主观幸福感可以在教育水平和社会信任之间建立起联系。对于教育水平更高的个人，社会信任随着主观幸福感的增强而显著增加。探讨主观幸福感在教育水平对个体社会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仅有助于揭示教育水平通过何种因素对个体社会信任行为产生有利影响，使研究者更多关注个体层面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有机融合，从多学科视角揭示社会信任行为产生的机制。本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一致，报告了主观幸福感与教育水平和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积极的关联。另外本研究还将这三个变量放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验证了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模型，证明了主观幸福感可以部分解释教育水平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本文的另一个贡献在于，本研究使用了CFPS和CGSS两项研究的不同样本，对教育水平、主观幸福感与社会信任的中介模型进行重复性验证，两项研究结果都显示教育水平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社会信任，模型的跨数据集验证也进一步确认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曾直言不讳地谈到社会科学在可重复研究上简直是“一团糟”，许多社会科学中的研究都无法做到重复。而本研究可以看做是一次可重复性研究的尝试，一方面确认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呼吁未来相关研究，也可以像本研究一样尽量去做可重复性研究，以提升结果的可靠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第一，打造现代社会教育体系，推进教育普及。当前，九年义务教育实施使青年基础教育得以保障，新颁布的“双减”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育公平。就像***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所论述的，我们要坚持教育先行发展，确保教育惠及人民群众的需要。全社会要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立足于提高国民总体教育水平。国家要坚持实行全民义务教育，逐步在高中阶段实现义务教育，推动教育普及化，提高全民的公共素养。提供更多教育机会，保证教育公平。青年要重视教育的功能，更新教育理念，多方式、多维度、多模式地获取教育。让教育水平的提高成为青年提升幸福感、改善社会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二，构建现代社会幸福观念，加强幸福建设。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作用不应当被忽视。全社会要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确立为自身的初心和使命。国家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始终为人民服务，切实关注青年的基本需求，重新审视青年的幸福感，提供必要的保障机制，整体提升青年幸福感，稳步提高青年生活质量。青年要理解主观幸福感在个人层面的价值，缓解个体的负面情绪，提高个人觉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向社会，从而进一步提升青年社会信任行为产生的可能性。

第三，营造现代社会信任环境，树立信任人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告诉我们，诚信价值观建设对整个社会的作用重大，如果在社会环境中缺乏良好的道德氛围，将最不利于培养良好社会公民。国家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设和谐友好的浓厚社会环境，营造高水平的信任环境。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让青年学子感知社会带来的幸福感。青年要响应时代的号召，建立良好的社会心态，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要树立健康的信任人格，在行动中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信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CFPS和CGSS都是社会学数据库，两个数据库中对于幸福感的测量都是基于一个问题，这些可能会干扰结构效度和结论的解释;第二，本研究只使用了中国的数据，样本对整个世界语境的代表性有限，不能推广到整个人群，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为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数据和设计两方面对研究进行完善，从而为研究提供更加有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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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 Young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Trust

Society More？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and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LONG Mengqing，WANG Zix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 education level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ocial trust，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2018） and the 2017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7） were used as a research vehicle for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ducation level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youth social trust.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a mediating function in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levels on social trust， thus verifying the hypothetical path of "education level-subjective well-being-social trust". This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to alleviate the social trust crisis and improve the social trust level.

Key words：social science; social trust; empirical analysis; mediating effects

收稿日期：2022-11-21

基金項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教师流动失序的生态位矫治机理与对策研究”（BIA200180）

作者简介：龙梦晴（1978-），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王子璇（199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