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艺术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因素

摘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于6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对世界其他古文明的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丝绸之路背景下西亚-东地中海及中亚地区文化圈的交流，且重视希腊化的研究，对南亚、东南亚及相关地区影响的研究则相对缺乏。文章综合各种考古材料与文物，通过文本、符号与图像的比较，重点探讨印度古代艺术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因素。从神话、植物、动物的配置及母神的艺术原型等多个角度阐述古代印度艺术中的多元化因素，研究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因素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些艺术符号和造型上，甚至在神祇的崇拜与表现、洪水的神话故事及艺术表现上均有深刻的表现。

关键词：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母神;视觉

中图分类号：J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23）03-0071-09

从被发现开始，印度河文明（Indus  Civilization）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就一直备受关注，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古老世界的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以前的伊拉克。从语言学上来看，梵语与腓尼基字母同属于闪族的文字系统这一结论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不仅如此，近年来的研究还表明：发源于北印度的吐火罗语具有某些赫梯语的特征。虽然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但研究表明，吐火罗语中的印度-伊朗诸语言因素的影响不可否认。迈克尔·威策尔（Michael  Witzel）和亚历山大·卢波斯基（Alexander  Lubotsky）指出：原始巴克特里亚-马儿吉阿纳语可能就是原始印度-伊朗语的底层。这说明了印伊语使用者的文化互渗。从数理天文学上来看，李约瑟（ 1 ）认为：印度天文学具有双重性，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的文献中，发现有不少巴比伦的算术和代数学方法，在印度北部的《苏利耶历数全书》中则可以明显地看到希腊几何学的影响。在中古时期天文学的交流方面，矢野道雄（ 2 ）认为印度人Naksatras（纳沙特拉）受到了西方劃分的12个黄道带符号的影响。此外，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古代印度河居民的体质特征可能属于东地中海至西亚地区多个大规模的民族集团[ 1 ]。不断发掘的考古文物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只有在明确这一前提下，才可以对其艺术的多元性进行深入的阐述和分析。

一、古代印度的对外交流

古代印度是指包括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广阔地区，包括现今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等。从地理学上来看，印度-伊朗高原和近东古巴比伦、亚述文明在地域上一脉相通，且印度西北部与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北部均属于古代中亚的地理范围。因此，在古代中亚与西亚的中间地带出现了诸多相似的文化现象。

古代印度艺术所反映出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交流所带来的文化互动。哈拉帕文明（Harappa）的对外交往主要涵盖三个区域：哈拉帕文明的周边地区、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哈拉帕文明与两河流域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水陆交通来实现的。以迪尔蒙（Dilmun）为中心进行，而两河流域的贸易形式则体现为大量进口经印度河地区加工后的天青石、玛瑙、铜和黄金等。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成熟、发展与苏美尔文明的贸易影响密不可分，位于印度河流域西面的梅尔伽赫（Mehrgarh）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当地驯化的小麦品种、陶器、驯化动物与两河流域文明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两河流域之间就有一个广泛的海上贸易网络。这个贸易网络包括阿富汗部分地区、波斯沿海地区、印度北部和西部、两河流域等在内的广大地区。贸易的往来促成了亚洲中部互动圈的形成。近年来出土的考古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在苏美尔的城市遗址中就发现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秤与秤砣。在洛萨尔、朵拉维拉（Dholavira）、哈拉帕、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u）等印度河文明遗址中也发现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滚筒印章和砝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二、艺术符号的相关性

（一）动物神崇拜的一致性

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奠定的神兽造型及其神话故事影响了整个丝绸之路古代艺术造型。早在苏美尔时期就已经有对牛的崇拜，在敬神仪式中常以牛角盛装圣物敬献给神灵，因此常以牛角作为神祇的标志。美索不达米亚的神一般都戴着有多达七副牛角的角帽（图1），这被认为是神性的标志，对公牛的崇拜盛行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马歇尔（Marshall）也称呼独角兽为“一只角的公牛”（One-horned  Ox）。在印度河文明时期，水牛角（图2）已广泛应用并带有某种宗教意义，至吠陀时期牛发展成为印度教的圣兽。在《梨俱吠陀》中，因陀罗被称为公牛，古印度语的gaun（牛）可能出于苏美尔语的ngu（d）[ 2 ]。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800年，另一种纹饰随着陶器的频繁增长而出现，在赤陶饼上的人像都戴着有角的头饰，这体现了水牛角的广泛应用[ 3 ]。大量动物神的出现象征着农业丰产的需要。在印度教中，牛是主神湿婆的坐骑;在佛教中，“广长舌相”的艺术表现也是借鉴了牛的生理特征，体现印度人对牛的崇拜。此外，狮子也是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最常见的母题，在古波斯艺术中大量出现的“英雄扼狮”这一主题是对苏美尔时期“吉尔伽美什母题”的回顾和延续。立于狮子身上的萨尔纳特狮子柱动物风格承袭了亚述-波斯的遗风。在佛教造像中，佛两旁或前面的双狮是一人双兽形式在佛教中的借用[ 4 ]。萨珊波斯艺术中大量的对兽主题，在古巴比伦时期就已经确立了纹章式艺术和面面相对的传统原则，经由赫梯人传给了亚述人，并一直延续到亚述-迦勒底时期，此后被阿契美尼德和萨珊波斯人所沿用，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流传到阿尔泰各民族。古巴比伦时期由于许多神祇都具有天文学上的性格，以此发展成一种固定的史诗式的图景，面面相对的成双动物：站立的狮子撕碎野兽，野兽后足立地，以纹章式的姿势站在生命树的两边。

（二）与太阳信仰相關的艺术表现

与太阳信仰相关的艺术表现主要体现在对火、光、太阳的崇拜中，尤其是早期雅利安人对光的崇拜。印度人借鉴了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知识并发明了天文学上的瑜伽系统，印度瑜伽派的“太阳致敬仪式”（Surya Namaskara）中有十二个姿势对应十二个位置共同构成了轮回的过程。体现了对十二个阿底亚斯（Adityas）和九大行星的崇拜，平里格（D.Pingree）认为这是深受巴比伦影响的重要体现。

太阳英雄和太阳王在印度神话中也占据着中心地位，在《梨俱吠陀》中，多次提到苏利耶和他的不同方面，除苏利耶外许多其他神本质上也拥有太阳属性。这包括毗瑟奴、密特拉和他们的化身。原始雅利安宗教中的契约之神密特拉，在吠陀文献中作为契约和太阳神被提及。弥勒（Maitreya）一词来源于古波斯语（Maitri），意为慈爱，在语音上与密特拉之名相似。古波斯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核心礼仪是圣火崇拜，希罗多德记载道：马萨格泰人崇拜太阳神密特拉，举行各种形式的火祭和马祭。中亚哲通文化（Dzheytun Culture，前六千纪—前五千纪）遗存中有中央带祭坛的房间，这被认为是表现有关火的崇拜或太阳祭祀的仪式。亚历山大征服以前，琐教便在东伊朗境内普遍流行。前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仍普遍见于乌浒河以北地区的伊朗语游牧民族部落中。在琐教早期，个人的祭祀活动包括每天向灶火或太阳祭拜及定期向圣山朝拜（ 3 ）。雅利安人的有关马崇拜和黄金的崇拜也都与太阳崇拜有关。公元一世纪，一群伊朗人移民到印度，把他们崇拜的太阳神密特拉带到了印度的苏里亚神庙里。《阿维斯陀》与《梨俱吠陀》中所反映的神话传说和祭仪亦多相似之处[ 5 ]。印度教密多罗与波斯密特拉源于同宗的文化，吠陀文化中的魔鬼阿修罗（Ashur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神祇阿胡拉（Ahuras）[ 1 ]。现存最古老的有关密多罗的记录为刻于前14世纪的赫梯语铭文，该铭文系赫梯与米坦尼签订的和约。在铭文中列举了米坦尼人的五位天神：密多罗、伐楼拿、因陀罗和双马童。这些神全部对应于《吠陀》中的印度神祇，显然这是雅利安人的传统。印度和伊朗还有着共同的基本宗教术语，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既相似又相互联系。希罗多德提到祭司痳葛（Mags）执行宗教仪式时，对他们崇拜的太阳、月亮、大地、水、火、风和女神阿普洛狄特（Aphrodite）执行祭祀仪式。这种伊朗形式的太阳崇拜与北印度形式的紧密联系导致了北印度苏利耶形象的重新定位。分布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大量太阳神庙表明太阳崇拜的广泛流行一直持续到中世纪。而印度中部和犍陀罗的太阳神图像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印度太阳神和希腊太阳神的崇拜，这种融合在贵霜时期的佛教中有深刻的表现。

（三）神性观念的图像学表达方式

古巴比伦人把两河流域神话中的诸神与天象中的星宿联系起来，创造了七星神（图3）。在小亚细亚，赫梯艺术中充满了对自然神的崇拜，在赫梯的宗教中就有神学符号对应的传统，深受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影响的哈梯人和胡里特人仿造巴比伦史诗创造了自己的史诗和神话。这一传统被后来的赫梯人进一步发扬光大，出现了大量对自然神的崇拜，从图像学上看，赫梯最早的暴风雨之神是古巴比伦的阿达德，手持战斧屹立于牛背上（图4），就像印度的湿婆神一样。赫梯雕刻作品中对人物细节的刻画，可能也受到巴比伦或胡里特艺术的影响。雅吉里-卡雅遗址雕刻（Yazili-Kaya）（图5）的神立于动物之上。由此，确定了神立于动物之上的艺术范式，并广泛流传开来。因此，赫梯神在图像学上反映出既定的一种模式：即神由一个符号和具体的武器来表现。印度似乎也借鉴了这一点，吠陀信仰中就糅合了达罗毗荼人盛行的动植物崇拜和雅利安人的自然神崇拜。印度宗教通过各种各样的标记和象征性符号表现神的特点，在对神性观念的图像学转化中，印度人不满足于仅仅将神描绘成人的样子，而且还要表现他们的神力。为了将一切视觉化，人们利用大量的法器来象征神力或神本身[ 6 ]。在佛像造像没有出现以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是佛像的最初形式。象征物图像在表现方式上有着极为成熟的形式和理念，这在佛教美术早期是不寻常的现象。事实上，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在佛教以前的古代信仰中早已有之[ 7 ]。佛教中二十诸天中的诸位神祇的原型几乎也都源自印度教、印度民间信仰等不同系统。但是从图像角度而言，这些神祇的图像源头并非都在印度。尤其是犍陀罗美术中的诸多形象源于希腊神，而希腊神话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神话。

（四）马拉战车的形象

太阳神在印度早期艺术中常表现为车轮、莲花、圆形金盘等符号。最早的太阳神图像是公元前1世纪来自菩提伽耶的石栏杆，描绘了他骑着由四匹马拉着的叶卡查克拉战车（图6）。在许多吠陀经文中，太阳神被描述为在一辆由一匹、四匹或七匹红马拉着的战车上的形象。古印度人称这种战车为Vimāna。科纳拉克太阳神庙表现太阳神苏利耶驾驶战车的形象。太阳神的形象在古代印度、波斯和希腊罗马几乎一致，都是马拉战车的形象[ 8 ]。乘马日天的图像来源大致有三，分别是希腊神系的赫利俄斯（图7）、印度神系的苏利耶（图8）以及伊朗神系的密特拉。

在东地中海，已知最古老的战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喜克索斯人统治时期将马拉战车引进埃及，米底亚人早就学会了驾驭马车作战，辐条车轮印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的印章上。在古代印度，哈拉帕文明时期就已经发现有玩具马和模型马，而马拉战车形象的出现则显示出其受到中亚文化圈的影响，马和战车在公元前2000年初从乌拉尔进入中亚南部，最早可溯源至辛塔什塔文化。辛塔什塔·彼得罗夫卡文化（Sintashta-Petrovka culture）的创造者于公元前2000至前1800年率先发明了双轮战车[ 9 ]。这一母题形象至后来受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至笈多时期产生了更大的变化。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的诸多要素也与古代西亚相关，如用土坯构筑城墙和居址以及圆形城垣。遗址中发现的圆城在安纳托里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高加索亦均有发现，而新塔什塔的葬俗、铜器和陶器和上述城址及遗物也有相似之处，或说明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中亚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艾哈默德·哈桑·达尼（AhmadHasanDain）在中亚铁木耳城（Timargarha）的考古也证实了他们与印度河文明无关而与西亚和欧洲有联系。

马拉战车是青铜时代的产物，它表明，青铜时代全球化早期世界就已形成一个和古代欧洲一样的以西亚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印欧语系的一支从中亚进入南亚并带来他们的物质文化包括马车文化。他们在中亚曾与伊朗语的一支征战并决裂，在进入印度平原后继续分裂为不同世系。他们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分裂与重组，成为印度古代史诗的题材[ 1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印度马车文化的艺术来源。

（五）佛像建筑

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在佛教建筑、装饰、造像等方面都有深刻的体现，尤其是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印度希腊化时期，这包括佛教壁龛装饰，台阶状的形象、巴比伦的椰枣纹、波斯的圜底柱、拱券结构狮子造型和诸多希腊化的装饰因素。阿·福歇认为（桑奇）狮子、有翼怪兽格里芬、忍冬纹样的棕榈叶及锯齿状装饰等起源于伊朗装饰[ 10 ]。关于佛教壁龛装饰笔者曾在相关论文中论述过，这里就不赘述，波斯的圜底柱子在东地中海的其他文明中也频繁出现。其形式与印度阶梯井建筑在艺术表现上类似，这些建筑元素在我国新疆佛教建筑领域广泛流传。除佛教寺庙建筑外，西北印度及中亚地区的石窟艺术也同样借鉴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因素，在美索不达米亚，由于石料稀少，人们则使用砖材砌筑金字塔式的建筑。 此种建筑方式还进一步东传，促使印度的窣堵坡（Stupa，佛塔）和圣山建筑（Sikhara）成型[ 11 ]。所谓山的概念在苏美尔文明就已经出现，埃利都时期的神庙平台已经有了圣“山”的象征意义。他们把神庙建造得像山一样高大，并把它称为吉库拉塔。波斯艺术中广泛流行的台阶状的建筑因素无疑也是对苏美尔时期的神庙建筑吉库拉塔的模仿[ 12 ]。拱的技术来源于古代西亚，西亚拥有发达的圆拱、穹隆和尖拱技术，他们知道圆柱、拱顶、拱和穹顶的比例。乌尔的王陵发展出了最早的穹窿顶结构。其后，赫梯人进一步把石砌建筑发扬光大，建筑史学家认为桑吉17号寺庙借鉴了希腊建筑的石柱石梁，只是柱式不一样。希腊化之后，砖石建筑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和传播。

从迈锡尼的叠涩砌筑的狮子门到苏美尔时期的拱门再到萨珊波斯的穹顶建筑，体现了西亚-东地中海因素的广泛影响，这一建筑元素在希腊化的城市艺术中被广泛应用。不同文化的艺术成就被佛教艺术加以借鉴，印度就这样被引入希腊化的历史潮流中。因此，佛教建筑连同其装饰因素是印度早期艺术与世界古代艺术的集大成者。

（六）佛像造像的若干因素

除此之外，佛陀造像也常常表现出美索不达米亚因素的痕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青金石的钟爱一直延续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青金石须髯”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神祇与英雄外貌的一种常规性刻画[ 13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常以青金石材料特有的形式赋予英雄形象以现实的质感。佛教在艺术表现上也使用了古代西亚人所崇拜的青金石与中亚草原民族喜爱的黄金，体现了对发光物质审美的一致性。《吠陀经》充满了对这种维持生命的天体发光体的赞美。在《摩诃婆罗多》中有大量的金与青金石组合的描写。包括佛陀特有的“三十二相”之一——绀琉璃佛发并非源自印度本土。在绀琉璃佛发诞生之前，蓝色毛发已经在地中海及两河地区流行了近两千年[ 14 ]。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才逐渐进入佛教。叶舒宪认为：佛教造像中金身青发，意为黄金和青金石，其中青金石是印度对世界性玉石神话的生动再造之例[ 15 ]。包含了中亚草原民族对黄金的热爱和西亚民族对青金石的热爱。另外，在古代两河流域艺术中，卷曲的螺发与犍陀罗艺术中的螺发处理手法近乎类似。在印度古代艺术中卷曲的螺发手法并未被应用在公牛形象上而是应用在佛像中，这说明古代印度人对苏美尔艺术有选择的借鉴。迦毕试样式焰肩佛的元素最早也可追溯至古巴比伦时期，古巴比伦人把两河流域人民对火、光、太阳的崇拜转移到神的身上。汉谟拉比法典描绘了汉谟拉比接受太阳神沙马什的场景，出现在汉谟拉比肩部的火焰纹比犍陀罗艺术中佛像肩膀的焰肩纹早了两千年。除此之外，佛教艺术中常用的装饰纹样如四叶花、龟背纹、椰枣纹、菱格纹等也来源于西亚传统。

（七）母神与圣树

印度河流域母神体现了早期女性对野兽的驯服，母神的形象大量出现。哈拉帕雕塑中女神们的头饰特色鲜明，多为驮篮形。相似的女神头饰在叙利亚和东地中海地区也被发现。在小亚細亚的阿达利亚（Adalia），某些史前母神像的头饰与驮篮形头饰的扇形部分类似[ 16 ]。早期母神具有相似的造型符号，印度河文明中具有鸟喙形或嘴鼻部凸起的母神造型在上古西亚、地中海、黑海、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广泛流传。如巴比伦艺术中莉莉娅以猫头鹰的形式呈现，带着翅膀的胡里特女神沙乌什卡、乌拉尔女神图什普埃亚、埃及女神玛阿特、印度文明河中女神的鸟喙。包括一些饰线，汤惠生[ 17 ]认为：“GZI”是女神崇拜特定纹饰，并指出藏区流行的平行竖条纹的“GZI”其原型可以追溯到西亚的女神崇拜。在印度湿婆神身上和头上有三条横线。被称作Tripundra，其原型可能也来源于古代西亚。

从亚述开始，“纹章式”母题中间的人神被圣树所代替。在印度早期的艺术中也常以圣树表现神圣的空间的布置。在缺少庙宇的情况下，围绕街道或城门排列的圣树充当了神庙的象征物。有心形叶子的菩提树和椭圆形叶子的榕树，是印度文化中最重要的崇拜物（图9）。在哈拉帕文化时期陶罐就已经存在，在摩亨佐达罗，神总是站在树下的中部，而在哈拉帕，神站在树叶形成的拱形下。斯坦因和哈格列夫在埤路支和赛伊斯坦所发现的绘有几何图形和树叶形的瓶子。早在佛教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圣树信仰，并与佛塔紧密相连。印度佛教将生命树意象融入“窣堵波”印度的圣树支提崇拜，圣树作为印度人繁衍子嗣的象征物而受到崇拜。印度人深信圣树上栖息着药叉、罗刹、巴德等精灵。对于这些精灵栖息的圣树，人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供养，将圣树供养的方法几乎原封不动地用到了佛塔供养上[ 18 ]。并创造性地在佛塔的建造过程中融入了柱的概念，即通过佛塔的柱联通天地，以象征圣树。圣树崇拜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体现了对丰饶女神的崇拜，并孕育了以女性身体为主要艺术特征的娑罗班吉卡（sālabha?jikā）（图10）和其他诸多的艺术主题，如佛陀的诞生（图11）和树下佛说法图（图12）等，如意树、阎浮树、沙罗树、“三相神”、多肢的神的形象，表达了印度人民对于神力多样性的想象，属于一种对世界的原始认识，也体现了“梵”的无限性。如巴尔胡特佛塔和桑奇佛塔的树下女神可视为佛教树神的图像原型之一。在中亚希腊化时期应用广泛，成为重要的装饰主题。两河流域神话中的死而复生的轮回概念与印度哲学思想中业报轮回的哲学不谋而合，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粒璀璨明珠。

（八）关于洪水神话的思考

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乌特纳庇什丁和他的船的故事是古代世界诸多洪水叙事的样板，在印度-雅利安梵语文学中先祖摩奴的故事中包含了相同主题序列。印度摩奴洪水神话最早见于《百道梵书》《鱼往世书》和《摩诃婆罗多》，《百道梵书》提供了最早的版本，讲述了摩奴遵从曾救助过的小鱼的嘱咐，在大洪水中救助人类的故事。有学者认为早期的印度雅利安人知道大洪水的神话从吠陀文化开始，但研究表明这个时限可能更早，一张在哈拉帕出土的陶土板上描绘了一艘载有两只鸟的船（图13），这可能就是印度洪水神话的最早再现。比较洪水神话的三种视觉表现形式：来自莫亨霍-达罗的印第安人、来自法拉卡的迪尔蒙特人和来自舒鲁帕克的苏美尔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所有关于洪水的近东故事都包含了鸟类作为侦察兵的主题。大洪水后被送去寻找旱地的鸟类的主题，可能暗含了印度在海上贸易的发展路线。因此，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人们就可能已经知道洪水的神话。《鱼往世书》和《摩诃婆罗多》的洪水神话并没有继承《百道梵书》的洪水传统[ 19 ]。《摩诃婆罗多》和《鱼往世书》中的洪水神话是梵天和毗湿奴信仰的产物。这说明印度早期和晚期的洪水神话是不同的发展体系，早期的洪水神话故事有苏美尔洪水的影子。此后，印度教大洪水故事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无论如何演变，主要过程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极为相似，都是大洪水来临，神告知某个天选之子做好准备，以便躲过这一劫。

三、结语

古代印度艺术与美索不达米亚艺术既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古代印度人与苏美尔城市的居民有贸易往来传统，也和中亚游牧部落的人做生意。从世界古代文明交流与互动的视野下考察印度文化，会发现一些超越具体的考古器物层面的、可以上升到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的相似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也说明了印度文化的包容性铸就了其多元性的艺术特征，体现了文明初期的东西方艺术交流，这表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朴素的自然崇拜观、吠陀时期丰富的众神形象想象力以及孔雀王朝时期非凡的宗教宽容政策等。考古学、铭文学、货币学、艺术史的研究进展不断揭示印度自古就是多种文化并行与交融的社会。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对世界古代艺术的影响围绕着西亚-环地中海展开，小亚细亚、米底亚、古波斯、印度都属于其文化影响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艺术中的精华及发展经验对促进印度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注释：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l分册[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535.

（2） 矢野道雄.印度和西方的天文交流，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梵语巴利语教研室主办的印度天文史系列讲座。2022年10月13日。

（3） 玛丽·博伊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M]. 张小贵，殷小平，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265.

参考文献：

[1]  刘欣如.从雅利安人到欧亚游牧民族：探索印欧语系的起源[J].历史研究，2011（6）：156-167，193.

[2]  赫罗兹尼.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M].谢德风，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72.

[3]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走近古印度[M]. 张春旭，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69.

[4]  郭物.一人双兽母题考[M]//欧亚学刊：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4.

[5]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12.

[6]  施勒伯格.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M].范晶晶，译.上海：中西书局，2016：192，212.

[7]  宮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M].李萍，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64.

[8]  段晴.印度人的自然观初探[J].南亚研究，1998（1）：51-56.

[9]  林梅村.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接触——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五[J].紫禁城，2012（10）：30-41.

[10]  阿·福歇.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M].王平先，魏文捷，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53.

[11]  董波.重力之辨——亚欧大陆东西部古代文明的建筑比较新论[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4）：53-57.

[12]  沈爱凤.丝绸之路东西方艺术交流（卷一）[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21：161.

[13]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器服物佩好无疆 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宝藏（增订典藏版）[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224.

[14]  郑燕燕.从地中海到印度河：蓝色佛发的渊源及传播[J].文艺研究，2021（6）：138-150，167.

[15]  叶舒宪.伊甸园生命树、印度如意树与“琉璃”原型通考——苏美尔青金石神话的文明起源意义[J].民族艺术，2011（3）：32-45.

[16]  李南.印度河流域文明与吠陀时期的女神[J].南亚研究，2006（2）：56-61.

[17]  汤惠生.藏珠饰珠“GZI”考略[J].中国藏学，1995（2）：37.

[18]  宫治昭，王云.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第一讲 印度早期佛教美术[J].艺术设计研究，2011（4）：85-97.

[19]  刘潋.古印度摩奴洪水神话探析[J].民族文学研究，2017，35（1）：58-68.

The Mesopotamian Elements in Ancient Indian Art

GONG Yilin

（School of Art， Jingc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gmen 448000，China）

Abstract：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which originated along the two rivers of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over 6，000 years ago， had a profound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ancient civil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Currently，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West Asia-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Central Asia reg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ilk Road，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study of Hellenization， while the research on its influence in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related regions is relatively lacking. This article， based on variou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compares texts， symbols， and images to explore the Mesopotamian elements in ancient Indian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yth， plants， animal arrangement， and art prototype of mother goddess，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diversified factors of ancient Indian art， an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Mesopotamian element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some art symbols and models， but also has profound expressions in the worship and representation of gods， flood myth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Key words：Indian; Mesopotamian; myth; mother goddess

收稿日期：2023-01-07

基金項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汉代图像艺术中的西域因素研究”（21Q277）;荆楚理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汉代图像艺术中的西域因素研究”（QN202112）

作者简介：龚伊林（1989-），女，湖北荆门人，荆楚理工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丝绸之路古代艺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