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蔡 覃
(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从锦江航运兴衰看铜仁城形成发展历程
蔡 覃
(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铜仁城,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东邻湖南省怀化市,北与重庆市接壤,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边陲的纽带,享有“黔东门户”之美誉;锦江,位于黔东北,由西向东横贯铜仁全境。铜仁地处西南,山高林密,古代陆路交通十分不便,锦江因其航运条件较好而被充分利用起来。以锦江航运为着眼点,探析铜仁城在锦江航运影响下的形成发展历程。
锦江;航运;铜仁;发展
铜仁,一座拥有厚重历史文化的古老城镇,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依旧散发着其特有的古老气息。据民国《铜仁府志》载,铜仁周属楚、秦属黔中郡,一直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置铜仁府,期间名字多有变更,但是一直都存在于历史记载中。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有着其自身有关的原因,而铜仁城的兴起却离不开锦江。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水路成为更为重要、更为便捷的交通方式,大部分的繁华城市都发源于沿江沿河带。对铜仁而言,锦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锦江原名辰水、铜江河、麻阳江,俗称铜仁河,解放之后称之为锦江,位于沅水支流辰水的上游。《汉书·地理志》载:“辰水出辰阳三山谷”。据《铜仁府志》载:“铜仁江有二:一曰大江,一曰小江”,“大小两江皆发源于梵净山之东……二流合于江口,至府治江宗门外,与小江汇此处,即洪亮吉《水道考》所谓出于三山谷之辰水”[1]19;《麻阳县志》载此河“两岸多桃李,花盛开,映水似锦”,故名锦水或锦江。《铜仁地区志·交通志》载,“锦江干、支流全长416公里,省外137公里。其中干流闵孝河至辰溪长305公里;支流寨英河至铜仁长81公里。小江口河至两河口(与小江交汇处)长30公里。干支流(在贵州境内)流经江口、松桃、铜仁三个县和15个乡”[2]7。闵孝作为锦江流域古代通航的起点。贵州省内的航程大约是111公里,河段两侧大多为丘陵,局部地区为峡谷。在古代,锦江流域的通航条件相对较好,但是因为锦江距贵州的中心地区较远且省内航程较短,因而在水运利用优势上,与舞阳河相比,相对较次。虽然锦江在水运利用上不如舞阳河,但是因越过江口以上的分水岭后便可以到达石阡,与乌江支流石阡河水运衔接,因而在早些时候锦江曾是沟通湘、黔、川水陆运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锦江开发较早,既为战争运载兵员、辎重,又运民食,输送商品”[3]。铜仁得益于锦江的天然优势,因而经由洞庭湖而与长江流域有着紧密的联系,成为黔东这片土地上重要的对外贸易码头,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兴盛,也因此促进了铜仁城的形成和发展。
锦江航运的开发远远早于铜仁城的形成,并在漫长的岁月积淀中加速了铜仁文明的进程,为铜仁城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201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所对锦江流域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一大批夏商、西周、两汉和宋明时期的考古资料,证明了锦江在铜仁城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已知的考古资料以及出土的相关物件来看,在锦江一带未正式纳入中央行政区划的上千年时间里,这里的渔业、农业以及手工业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且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工。“物货交换当是必然,这种交换贸易点,从早期锦江流域的自然形态来看,上于铜岩以上,下于渔梁滩一下基本是一滩连接一滩,唯铜仁城一带水流平缓,易于泊船,加上大小两江在此交汇,自然形成铜仁的古代交通中心”[4]。此外,古有洞庭湖畔的蚩尤部落溯锦江而达境内的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也曾有楚将庄蹻循江而上,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最后至滇池的记载;《后汉书》中更记载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的事实,根据多方记载考证可得“铜仁实故且兰境也”[5]10;而《左传》中更有“楚子为舟师以伐濮”之句,“说明楚濮之间航运已有一定规模,今贵州东部和湖南西部古代濮人聚居地,多属沅水流域,故这是沅系水道航运活动的最早记载”[5]21。从这里可以得出,先秦时期楚王既将注意力放在这一地区,必是当时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经济交易中心,可见锦江孕育了铜仁城。
在锦江流域出土的物件中,除了先秦时期的陶罐、网坠等,还有东汉建武年间的“五铢”铜钱,这不仅可以证明当时铜仁一带保持着与中原的联系,也可说明在东汉时期铜仁锦江一带就已经开始了货币交换,并且物资流通和集市的贸易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随着交易的频繁、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的逐渐繁荣,铜仁锦江一带的社会影响也开始增强,慢慢得到了中央政权的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期,沅系水运已向上游延伸,承担课赋调运,淮、浙食盐也由沅水运入五溪(含今舞阳河、锦江、松桃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隋开皇年间置静人县;唐代的经州制主要分布在乌江以北及沅系锦江、舞阳河流域,与这些地区水路交通较发达有密切关系”[5]15;盛唐时期相继在此置万安县、常丰县,境内修驿道,水陆互通,是时朝廷也经常指定上贡丹砂、犀角、黄连、象牙、麸金、蜡、班布、茶等土特产;宋元时期就有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的客商前来以日用百货、陶器换取土布、桐油、花生、五倍子等。这些都说明当时锦江沿岸地区经济的繁荣。而从锦江流域遗存中出土的铜钱来看,“两宋共有16个皇帝铸造45种年号钱,6种非年号钱,在铜仁及所辐射的周边地区却遗存有12个皇帝铸造的33种年号钱,5种非年号钱,计有46个版式”[4]。从这里可以得出,宋元时期锦江这一区域的集市贸易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明永乐时期在铜仁建府设治奠定了基础。
明朝初年,中央政府在贵州设置了贵州都指挥使司与贵州布政使司,并且实施了“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变了前此的分隔状态,使贵州成为完整的军事与政治单元,密切了与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成为全国13个行省之一。贵州行省的建置,对贵州经济发展与交通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根据政治与军事的需要而组织民众修公路、设驿站、疏河道,发展水陆交通运输。顺应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沿江城镇和港埠得到机遇而兴起。
在纺织业方面,织锦纺织在黔东达到相当水平。据《洞溪纤志》载:“苗锦大似苧,巾帨尤佳,其妇女衣缘领袖,皆缀杂组,藻彩、云霞,谓之花练,土俗珍之”。工矿业方面,永乐、宣德年间官府在锦江流域的太平溪设置了金银矿场,开采规模也远超前朝,明初在黔东设“大万山长官司水银矿务局”,铜仁采矿业更是吸引了许多外省的商人前来。农工商贸的发展和繁荣、交通运输相对便利、城镇人口增加以及中央政府的政治注意,使得那些处于交通要道的城镇出于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逐步发展成为附近地区的经济中心,而沿江一些集镇为了适应贸易和运输需要,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集市和水陆联运口岸,具有港埠性质的城镇相继兴起。锦江流域的商镇铜仁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明永乐十一年置铜仁府,辖 4个长官司;景泰二年(1452)始筑土城;嘉靖九年(1530)改建石城,城池已初具规模;万历二十六年(1598)另置铜仁县附廓,随后改辖 6个长官司,包括今天的铜仁、万山、江口、松桃等境,这标志着铜仁城作为更大的区域中心的形成。铜仁城“为黔东北门户,下水乘舟可通洞庭湖达长江中下游;又处大江、小江、寨英三河之汇,周围水路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流域内盛产水银,又有金银矿场,外地人来采购或参加开采络绎不绝。进出口物资在此集散,主要有水银、谷物、食盐、土特产等,舟楫往来,商贾云集,岿然一商业重镇”[5]64。由此可知,得益于锦江水运之便利,经济繁荣、客商往来,再加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铜仁城不仅成为区域的经济商贸中心,并成为了政治中心,初具城市规模。
铜仁城在永乐置府之后,凭借着锦江之利,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代以前,淮盐、浙盐经舞阳河、锦江、清水江运入贵州。明代对食盐的供应并不是根据盐运成本来划分食盐销区,而是按照行政建置划分。永乐年间置贵州布政司后,铜仁、安化(今思南)、镇远等地不得不改淮盐而食川盐,但是“诸府去四川陆路月余,盐商素所不至,土民终年不知盐味”,直到正统二年(1437)贵州按察使多次上奏对镇远府、黎平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等6府所辖区域改输淮盐得到允准,才恢复了以舞阳河、锦江、清水江为主要通道的淮盐运输线;万历三十四年(1606)郭子章在镇压路苗起义后,提议拨专款从辰溪、常德一带购买淮盐,并经水路用船运至镇远、施秉、铜仁等地发卖,以此来赚取利润以资军饷。由此可见,沅系水道的食盐运输在明朝时期受到政府的特别重视,作为沅水支流辰水上游的锦江自然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作为锦江航线上的重要商镇,铜仁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锦江航运在铜仁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清朝时期,由于陆路条件限制,水路依然得到重视,沿江沿河一带更是重视水运。继清初开拓舞阳河与锦江之后,雍乾年间又相继开发了都柳江(含寨蒿河)、清水江(含亮江、巴拉河)以及赤水河等区域。总的说来,清代前期的贵州内河航运事业与当时社会经济互促互进,呈现一番繁荣兴盛的景象。清初,因在贵州境内发生几次大规模战争以及严重的水旱灾害、雹灾,使得贵州社会动荡,军需和民食成为当务之急。其时,贵州境内生产力因战争和灾害受到极大破坏,粮食以省外调入为主,沅系的舞阳河和锦江则担负了重要的运粮任务。顺治十五年(1658)沅系水道成为贵州省内粮食补给的重要运输航线,舞阳河、锦江开始大规模的运输粮食,而湘粮运黔在锦江航线上主要是由辰溪上驶,过铜仁至省溪(今江口)、提溪(今闵孝)而后转至石阡、思南以进入贵州腹地,时任贵州巡抚的卞三元曾在省溪和提溪两地提议建造仓库,以备粮储。这是在锦江上游建仓贮备转运粮食的较早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锦江流域粮食运输的繁荣景象,更是凸显了锦江沿岸各商镇在粮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锦江粮运的繁荣不仅解决了贵州人民的粮食问题,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商镇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除了粮食运输加深了锦江航运的繁荣程度外,锦江的盐运事业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乾隆年间,锦江淮盐运输的年运输量均在百万斤以上,大大推动了沿岸商镇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进程。至清代中前期,锦江航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稳定,不仅带动了沿岸城镇的经济发展,也加快了各城镇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各商镇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都有所提升。康熙三十八年(1699),时任铜仁知县的王源曾倡办各种经济文化事业,开办学堂、发展纺织业、加强焙茶、榨油等手工业,同时重视水道利用,使得铜仁商贸更加繁荣兴盛,黔东地区的物资在铜仁进出集散,只盐、茶、麻布、桐油、竹木等商品百货的税金每月均逾万元。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铜仁因得锦江河之便利,水上航运事业在清末民初时期已经处于兴盛时期,来往于锦江干支流航道上的货船数量已以百计,加上麻阳来铜仁的船只共计 400余艘,其中在铜仁至常德的主航线上频繁往来的大约有 300余艘的中型风帆船。至1932年“铜仁有民船59艘,载重17吨;货船60艘,载重20吨;客货混合船79艘,载重20吨。船长9~12米,宽3~3.3米,分七八隔舱,使用风帆,停泊铜仁、漾头、湖南各港,行驶铜仁至常德一带。江口有民船50只,载重3吨;客货混合船20只,载重2吨,行驶闵孝至铜仁段。共计船舶267艘,运力3953吨”[5]164。民国初期,更多的省外商人到铜仁来开庄设行采办山货,同时这些外省商人特带来了国外的商品。这一时期铜仁有五六家洋行,西门、中南门、下南门、后水门、便水门等码头,通常情况下载重4~20吨的船舶有二三百艘,盛时多至 400余艘。一时之间铜仁港区帆樯如林,年吞吐量达万余吨,几处大的码头更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使得这座明永乐十一年(1413)才建府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黔东商业重镇”,并以“黔东北门户”之称而闻名远近。
清末民初时期,不少商人来铜仁开庄设号,一时间铜仁商贾云集,经济繁荣之程度前所未有。除了贵州本土的商号外,还有江西的“德顺隆”、“永春和”;湖南的“刘怡记”、“刘宝记”;汉口的“集庆长”;四川的“亚兴东”以及湖北、广东、云南等地商人所开的商号,“这些商号有的还与重庆、汉口的商号相互往来,发行‘汉票’和‘川票’,作为商号间内部汇兑和支付货款的民间金融活动”[6]84。铜仁成为湘、鄂、川、黔边贸的重要集镇。据工商界人士的回忆资料记载,“锦江航运,经铜仁港进出境物资年愈万吨。出境土特产品:桐油3000吨,茶、菜油500吨,木油400吨,杜仲、吴芋250吨,五倍子400吨,牛皮250吨,生漆100吨,碱水200吨,花生、瓜子1000吨,朱砂、水银300吨;入境工业品:棉花2500吨,棉纱1000吨,棉布250吨,红糖、白糖1000吨,煤油500吨,石膏500吨,还有食盐、医药、百货、铁锅、陶瓷、染料等”[6]87。这使得铜仁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繁华区的兴起,茶楼酒肆、旅馆客栈应运而生,小商小贩亦十分活跃,糕点小吃、文艺杂耍等给这座边陲小镇增加了生机与活力。
军阀统治时期,虽然航运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是由于国外商品的大量倾销,使得更多的资源和原材料遭到掠夺。沿海买办商人进出贵州贩卖货物,地方工商业运送原材料和销售商品以及商品性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都使得流通物资在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商品经济的非正常活跃,割据军阀为了加强统治,又通过控征盐税和贩运鸦片等增加收入,对交通运输较为重视,故各河航运虽常有起伏,但与前代比较,总的情况还是有所发展。
道光中叶鸦片流毒于贵州,清水江、锦江、舞阳河等流域都成为鸦片出口的运道。刘世显统治贵州时期(1915~1922),为了获得利益大开烟禁,致使烟毒盛行于黔,较之道光年间更甚。根据当时铜仁的“一品”、“益丰”等大型烟栈的进货统计可知:“由贵阳沿中大路,用驮马运至铜仁的烟土一天约600驮(每驮1500两);由思南等县经旱路,用人力挑运至铜仁的烟土约500担(每担50公斤)。铜仁已成为我省和滇西、川南一带烟土集散和转运枢纽”[6]87。水运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繁荣,沿江港口码头货物吞吐量较大者有30余处,各军阀在这些口岸设税卡,征厘金,包括盐税、百货商税和特货税(即鸦片税),年收入不下数百万元,成为军阀统治的财政来源。而锦江流域则设有铜仁和漾头两处厘金局,当时铜仁在贵州的地位可见一斑。
根据《铜仁市志》之记载,仅在民国四年至民国七年的四年时间里,铜仁城的人口即从1.2万增加至2.3万,增加了大约一倍的人数,而在城市的建筑方面,除了一些基础常见的码头、驿站、官署、民宅、客栈、书院等,明清时期更是相继建造了万寿宫、川主宫以及水晶阁等亭榭楼台建筑,而所建街道达8条11巷,其城市建设之完整与城市功能之完备可见一斑。在此基础之上,民国25年时,国民政府将贵州省国民政府第六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置在铜仁城内,这不仅标志着铜仁城的城市承载能力的提升,也说明铜仁城已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其城市发展更进一步。
抗日战争期间,东部地区沦陷,西南、西北地区成为支援全国抗战的重要基地。先后开办了贵阳——三合——都柳线,湘西——铜仁——思南——涪陵线等水陆联运航线,三都、铜仁等港对外联络公路的建设为运输抗战物资、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还在铜仁闵孝设立“川湘盐务联运站”和“川湘水陆联运管理总处闵孝转运站”转运和贮存军需物资,同时砖茶及民用工业品也得以在此转运。据统计,从1942年设转运站至1945年抗战胜利,三年多的时间里闵孝转运站共转运了军需物资 28000吨之多。抗战时期锦江航运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作为锦江航运线上的重要商镇,铜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据相关资料记载,铜仁在抗战期间利用锦江航运货船将炮弹和高射程炮弹以及水雷等军事用品从辰溪运至铜仁,搬至铜仁五星庙、合家墥等弹药仓库,抗战胜利之后又利用汽车、木船将之运回湖南辰溪等地。抗战时期锦江航运事业的繁荣兴旺,对于促进铜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一个城市的形成发展,除了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有关之外,其社会要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铜仁城得益于锦江航运之便利而形成和发展,民国25年还一度成为黔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抗战时期甚至因其处于交通运输的重要节点上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因航运、战争而兴起的商铺、产业也随着航运事业的没落和战争的停止而渐显颓势,加之周边交通的发展使得铜仁的区域优势减弱,甚至在空间上还有所阻碍,铜仁发展进入了平稳缓慢发展的状态。
解放初期,因锦江航运得到了整治,锦江航运的水上运输依旧起到了重要作用。1953年至1957年间,锦江共输出物资10.94万吨,其中粮食6.56万吨,土特产0.32万吨,食盐0.62万吨[5]66;1953年,铜仁船老板龙老黑把“大东电厂”购买的机器用木帆船装载从上海黄浦直接航运至铜仁,从铜仁直航上海的事例在锦江航运史上前所未有,这一事件为锦江航运史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锦江航运上的重要篇章。但自进入60年代始,随着玉秀公路的修复,铜凤、铜思、铜麻等公路的逐渐通车以及城乡之间公路的延伸,物资运输逐步由水路运输改为了陆路运输;同时锦江流域先后修建了电站,从而导致了锦江的内河航运不复以往繁荣,呈现一片衰退景象;而湘黔铁路的修建更是使得铜仁在区域经济中受制于怀化,失去了以往货物集散的区位优势,从而阻碍了铜仁发展的势头。
锦江航运的优势不再,陆路交通工具的愈加便捷,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制约以及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铜仁城一度残败不堪停滞发展。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实现铜仁城撤县设市提供可能。1987年8月国务院批准铜仁撤县设市,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铜仁城实现了正常的快速发展,成为黔东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铜仁城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锦江,锦江的航运事业曾在铜仁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促进铜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政治中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整理.铜仁府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2] 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仁地区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 喻永金.锦江航运话今昔[J].中共铜仁地委党校报,2009,(4).
[4] 瞿政平.古城逾千年 变化日与增——铜仁城发展历史分期刍议[J].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11,(1).
[5] 夏鹤鸣,廖国平,主编.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
[6] 铜仁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铜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Z].内部资料,1993.
Development of Tongren City Seen from the Rise and Down of Shipping on Jinjiang River
CAI Qin
( College of Humaniti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2,China )
Tongren,a city in the northeastern of Guizhou Province,with its eastern bordering Huaihua of Hunan Province and its northern bordering Chongqing,is a link between Central China and the Southwest frontier areas and is known as the gate of eastern Guizhou.Jinjiang River runs across the entire Tongren region from its west to east. Tongren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high mountains,dense forests,ancient road traffic is very inconvenient,Jinjiang has be made full use because of the shipping conditions bett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ongren C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hipping on Jinjiang River.
Jinjiang River,shipping,Tongren,development
K291/297
A
1673-9639 (2016) 05-0112-05
(责任编辑 黎 帅)(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谢国先)
2016-03-06
蔡 覃(1992-),女,土家族,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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