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贵州民族民间戏曲的发展与传播

吴太祥

（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三室，贵州贵阳 550002 ）

全球化语境下贵州民族民间戏曲的发展与传播

吴太祥

（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三室，贵州贵阳 550002 ）

从贵州民族民间戏曲艺术形态、社会功能、发展现状切入，论述贵州民族民间戏曲在当代农村社会变革和全球化语境中的发展与传播。

全球化； 民族民间戏曲； 发展； 传播

一

随着电子工业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人类文化的传播介质日趋多元。报纸、电台广播、卫星电视、数字化网络等传播方式和手段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社会生活诸领域，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特别是卫星电视、数字化网络技术的运用，压缩了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时空，重构了当代人类社会和文化艺术的关系，这便是当今社会一个典型而重要的特征——全球化。

当下，“全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前沿课题。从“自由市场”到“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从“地球村”的提出到“全球化”，学者们分别在政治经济、思想哲学、文化艺术、传播媒介等方面，围绕“全球化威胁”与“文化霸权”和全球化与人类社会“天下大同”的普世理想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论争与哲学思辨。不论结果如何，势必都将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已经在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构成现实而正在进行和发展，并直接影响着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和意识形态，已不容忽视。

艺术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事象，它超越语言文化、地理时空的审美功能，使其传播路径与速度受限于地域和文化行为主体的可能性较小，加上现当代传播媒介、音像工业、网络视听技术的产生并不断地改革创新，使当代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本身的传播和文化人群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冲破了不同民族、国家在地理空间、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融入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具体而言，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基于英美消费社会的有着大众文化属性的摇滚音乐、流行音乐、“好莱坞式”的商业电影及本土电视节目、网络文化风靡全球，其商业性、娱乐化、技术化、实用性、媚俗化和全球传播等特征，颠覆了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固有的、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与艺术，使之日趋边缘化甚至消亡。反过来，摇滚乐、流行音乐的文化形式、创作方式和音像工业、数字化视听技术和商业化、娱乐化的运作方式及传播技术与路径，则为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文化艺术的社会生产与传播提供了技术和理念的支撑，推动了“本土文化艺术”的生产和发展。流行文化之娱乐化、商业化、全球传播等理念渗透到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不同人群的文化艺术思维中，成为“本土”的大众文化艺术，亦形成这些地区文化艺术观念的多元特征。在这种辨证的关系下，当代社会与文化艺术的全球化语境，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前提。[1]

在全球化语境中，贵州的民族民间戏曲的艺术形态和社会功能处于何种状况？怎样界定它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怎样审视它的传播与发展？犹显迫切、重要。

二

自2004年以来，笔者整理编撰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贵州卷”之“戏曲志”、“曲艺志”，戏曲音乐集成，曲艺音乐集成的相关资料，加深了对贵州民族民间戏曲文化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侗戏、布依戏、傩戏、地戏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思考。我以为：贵州的民族民间戏曲按其功能分，一类为主要以娱人为目的的表演性戏曲，有侗戏、布依戏、花灯戏等；另一类是主要以酬神祭祀为目的的民间仪式性戏曲，包括傩戏（民间称跳端公、庆坛、打罗罗等）、阳戏、地戏等。前者主要目的在于娱乐，一般在春节、贺寿、婚嫁等喜庆场合进行；后者既驱邪、禳鬼、逐疫兼娱人，有严格的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一般须由掌坛师择吉日，设法坛（地戏除外）进行表演。[2][3]

这两类戏曲均在其相应地域内的农村社会里发展与传播，它的表演者、受众皆为广大的农民大众，其文化属性类属于农耕文明。中国传统上存在“重农抑商”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生产力水平的相对落后，农耕社会在中国维持了很长的时间。现当代，我国仍然有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广大的农村。故而，贵州的民族民间戏曲艺术也在此种社会形态中得以传承与维系，也因贵州至今仍有一部分民族和地区仍处农业经济模式之下，这些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艺术样式得以流传和相对完好的保存。这些农村社会里“歌舞演故事（历史人物故事，鬼神故事）”以取悦于大众或进行一种准宗教祭祀的仪式，而成为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戏曲艺术”和“民间信仰文化”的东西。无论是表演性的花灯、侗戏、布依戏，还是祭祀性的傩戏、阳戏、地戏，它们都在一个较大的纵向的历史时空切换中形成、传播、发展；在某一农村社会里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一种形态相对固定的演剧形式、娱乐方式和信仰观念，满足不同区域的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活需求，并得以传承与传播。

贵州民族民间戏曲随着广大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其内容、形式本身呈现一种相对稳定而又断裂的发展状态。贵州民族民间戏曲的内容与形式是“歌舞演故事”——演历史上英雄人物和鬼神妖魔的故事。这种内容与形式则与各自所处的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断裂。而伴随农村社会变革中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与传统的历史人物鬼神故事错位。民间戏班、戏师们则无法随时代的变革而创新其内容；仪式性戏曲之傩戏、阳戏又有一定严格的仪式规范和祭祀禁忌。这样，贵州民族民间戏曲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发展，便失去一种前提，一种可能。形式上，无论表演类戏曲，还是仪式类戏曲，其音乐唱腔，处于戏曲最初形态的上、下句结构形式，且不分声腔；动作表演亦未形成各自的程式体系，仍然处于二小戏、三小戏的规模。即贵州民族民间戏曲处于戏曲发展的萌芽阶段，而且至今仍处于这种状态，其发展是与其作为戏曲艺术发展的进化断裂、断层的。笔者以为：贵州民族民间戏曲的前戏曲或准戏曲状态，为戏曲艺术家、戏曲史家提供了一种文化艺术活态的史料文本，这便是它的史学及学术价值之所在。

至宋元兴起的传统戏曲艺术形成一整套艺术范式体系，但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同样面临走向现当代文化边缘、难以传承的状况。就算在贵州流传的这些民族民间戏曲发展进度与京剧、黄梅戏、川剧等传统大戏曲剧种的发展程相同，亦难逃“传统戏曲”剧种传承难以为继之命运。事实亦证明了这一点。由贵州“扬琴坐唱”发展起来的黔剧和文人创作的花灯剧，分别以省黔剧团、花灯剧团为创作和表演的机构依托，取得发一定的发展。但也无法避免失却“票房”与“观众”而无市场的例证。以“传统戏曲”剧种的观念和艺术范式来规范、提升贵州的民族民间戏曲的内容、形式本身是行不通的。结果是，城市观众、当代观众不接受，农村社会的平民百姓也不接受，他（她）们也很少有观看这类戏曲的机会。这样，贵州民族民间戏曲内容和形式与其当代社会文化、族群内外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观念发生断裂，就种情况使其在族群内外的传播也相应断裂。具体体现为：贵州广大农村社会大众的固有信仰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被打破或颠覆。于是，传承人断代了，观众也没有了。因为他们外出打工，不再只以“土地”为中心了，他们外出打工以求“生活的小康”或致富；他（她）们也可以选择更贴近生活化，更具时代性、观赏性的电视、电影来满足其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

三

贵州民族民间戏曲在当代的传播与发展，面临两种社会环境，即贵州广大农村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变革，使之发生行为主体的流失、断代，自然传播在其族群内断裂；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使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超时空传播而多元共存。国内外的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电视剧、电影等基于现当代消费社会的流行（强势）文化的商业化、娱乐化和全球性传播，则使贵州民族民间戏曲文化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其实也无法回避。这两方面的因素，把贵州民族民间戏曲文化推向当代农村社会和大众娱乐生活的文化边缘。而农村社会是贵州戏曲形成、发展、传承、传播的主体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而发生重新构建。构建过程中，农民短暂性的外迁、农民身份的异变、流行文化的进入，使贵州民族民间戏曲文化面临生产、传播、消费的流通不畅的情况，进而难以传承。

笔者认为，现当代农村社会形态的变迁，使得贵州民族民间戏曲文化的内容、形式与现当代文化艺术在内容、形式上的断裂、断层，是其走向衰落、濒临消亡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为一种难以传承的文化艺术又重新复制农耕文明的一整套文化生态系统。近年来，为了应对区域文化艺术社会生产的低落现状，为了弘扬、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以应对所谓的“全球文化趋同”的危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文艺舞台精品”工程的制造与传播。“云南映象”、“印象刘三姐”、“多彩贵州风”等文化品牌运作的成功，使各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重获“二次生命”，更推动了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贵州民族民间戏曲，直接参与区域旅游而作为一种消费文化的事例有傩戏、地戏、布依戏等，但却未从其艺术内容、形式发展和在农村社会里传承、传播的根本这一问题上解决“近消亡”的关键问题，因为旅游景点、舞台精品里贵州民族民间戏曲展演的只是某一戏曲剧种的某一片断，而且失去了民族民间戏曲固有的文化环境和受众群体。[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贵州民族民间戏曲艺术，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创作、创新发展之路走不通；作为旅游消费文化又失之整体和断裂了本土的传承与传播。或许，让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史料文本加以复制保存保护是一种路径；另一种路径则是：让它们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元素参与到当代文艺艺术的创作中，这或许作为贵州民族民间戏曲文化艺术形态“源”上的一种“流”而流传于后世。这种成功相似的事例，远的有非洲黑人爵士、布鲁斯音乐在摇滚音乐、流行音乐的生产、传播中饮誉全球，近的有赵本山与东北“二人转”和“二手玫瑰”乐队摇滚乐中运用的“二人转”唱腔。

[1] 王逢振.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詹姆逊文集第4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2-364.

[2]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贵州卷[Z].北京：ISBN中心出版，2002：1-16.

[3] 中国戏曲志·贵州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贵州卷[Z].北京：ISBN中心出版，1999 ：1-27.

[4]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388-400.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Guizhou Folk Oper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U Tai-xiang
（ Guizhou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Arts, Room 3, Guiyang, Guizhou, 550002, China ）

Through discussing the art forms, social function,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Guizhou folk oper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Guizhou folk opera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ountryside and of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folk opera;development;spread

（责任编辑 梁正海）

J89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3-9639 （2011） 06-0066-03

2011-11-05

吴太祥（1978-），男，贵州遵义人，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音乐舞蹈研究室副主任，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