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与红学考据（下）

吴国柱

（ 云南省交通厅，云南 昆明 650031 ）

周汝昌与红学考据（下）

吴国柱

（ 云南省交通厅，云南 昆明 650031 ）

周汝昌先生创造的“悟性考证法”实质上就是红学史上索隐派早已用滥了的索隐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用考据学的方法去解读文学作品的文本，将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描写等，与实际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对位，从而得出一些非常荒唐的结论，使自己的红学研究陷入“新索隐”的泥潭。

索隐派； 悟性考证法； 新索隐

周汝昌先生在他的红学考据中，特别强调“悟性考证法”的“特异”功能。但这种所谓“悟性考证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考证方法”呢？说穿了，所谓“悟性考证法”，实质上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索隐派早已用滥了的“索隐方法”。

一

红学史上的索隐派与考证派，表面看来似乎是“尖锐对立”的两大学派，其实他们在治学方法上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他们所运用的治学方法都是我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而二者的根本区别则在于，他们所“考证”的对象各不相同耳。直言之，对于小说这类文学作品而言，考据学方法只适用于对其作者、时代、版本等史实还原问题的考证，而不是一种文本解读方法。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方法，只能是文学的方法、美学的方法；而如果将考据学方法用来解读小说作品的文本，这就必然成为索隐派。换句话说，用考据学方法来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时代、版本等实证问题，就形成红学史上的考证派；而用考据学方法去解读《红楼梦》文本背后所隐去的“真人真事”和“情节原型”之类，就必然成为红学中的索隐派。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寿鹏飞等索隐大师们的索隐著述，就会发现，他们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其创作时代背景怎样？它的版本演变流向又是如何？对于这些史实还原问题，他们是从来不感兴趣的。相反，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描写的“谜底”：贾宝玉影射什么？林黛玉是谁？贾府又是哪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是标准的红学索隐派。

作为考证派新红学开山宗师的胡适先生，本来是非常了解我国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的，所以他的《红楼梦考证》始终十分明确地将其考证的目标锁定在《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问题上。他在《红楼梦考证》中一开始就说：

《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1]

于是他从批判“附会的红学”即著名的索隐三说开始，剖析他们搞“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关键就在于错误地使用了考据学方法，进而阐明：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1]86

然后紧紧扣住《红楼梦》的作者、时代、版本等问题，提出文献资料展开具体考证，得出自己的答案。最后总结道：

以上是我对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118

以上是胡适撰著《红楼梦考证》的基本思路。从这思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三个要点：第一，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目的，是向人们倡导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而他倡导的这种“科学方法”，就是我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第二，对于《红楼梦》这类文学作品而言，考据学方法只适用于对其作者、时代、版本等问题的考证，而不能用来解读作品的文本。第三，为什么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主要指索隐派）“都走错了道路”？关键就在于他们错误地使用了考证方法：他们不是用这种治学方法去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时代、版本等实证问题，而是用这种方法去解读《红楼梦》的文本，“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

由此可知，胡适从学理上将考证与索隐严格区别开来，所论相当精辟，相当深刻透彻，让人们能够准确地划清考证与索隐两种治学方法的基本界限。然而，由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在与索隐派的论争中展开的，并且是立意对索隐红学进行拨正和超越，所以他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索隐红学的深刻影响，而把《红楼梦》的文本解读与作者家世考证联系了起来，从而得出其为“作者自叙传”、“曹寅家世说”的结论。大家知道，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通过对作者及其家世的考证，曾得出六条基本结论；这六条结论的前五条，都属于作者及其家世考证的正当范围。可他千不该、万不该画蛇添足，轻易地写下第六条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1]108

这第六条“自叙传”、“家世说”的结论，是从前五条结论中引申出来的一种逻辑推理，原本不属于作者考证的正当范围之内。然而恰恰是由于这条“多此一举”的“自叙传”、“家世说”结论，使得他的红学观念一下子滑进“新索隐”的泥潭而不自知。胡适严肃批评索隐派不按考据学的规范办事，深刻指出索隐派“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这是因为“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殊不知他提出的所谓“作者自叙说”、“曹寅家世说”，恰好又正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从而使得自己的红学考据与索隐派“殊途同归”。这就是说，在胡适的红学体系中，实际上已经表现出索隐与考证“合流”的学术趋向。

如果说胡适的红学体系中，已经初步表露出“索隐与考证合流”趋向的话，那么真正将这种“合流”的趋向发扬光大，推向极顶，彻底实现并完善了二者“合流”的新境，从而使得索隐与考证结成“一家亲”的，则是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考据。周先生说得明白：对于“红学两大派”，“我不认为哪派对，哪派不对，本无两派之说。索隐即是考证，考证也是索隐。……索隐本身并不是什么歧途，是猜谜的方法错了路数。考证就是改换一个合理的史学考证的方法来帮助索隐者弄清真相。”[2]在周先生的红学思想中，索隐与考证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索隐即是考证，考证也是索隐”。如果说胡适红学体系虽然已表现出“索隐与考证合流”的趋向，但他还是将两种方法区分得十分清楚的话，那么在周汝昌的红学思想中，索隐与考证二者本身就是一回事了。

二

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考据十分庞杂，几乎涉及红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概括起来仍不超出两大类：一是对《红楼梦》作者与版本的具体考证；二是对《红楼梦》自身的文本解读。由于在《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考证方面，胡适已经确立了“曹著高续”的框架体系，周先生无法实现对胡适红学模式的超越，因而他只得将自己红学考据的重点放在《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上，企图运用史实还原的考证方法对《红楼梦》的文本进行全面解读。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人物塑造上，将《红楼梦》解读为曹雪芹的“写实自传”。

“写实自传说”是周汝昌先生红学思想的根基。周先生一生从事红学研究，可以说就是在胡适“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这个观念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周先生解读《红楼梦》文本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头至尾将作为文学形象的贾宝玉与实际生活中的曹雪芹画上等号，合二为一。周先生的名言是：“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3]曹雪芹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薛宝钗、史湘云则是文学作品里的典型形象，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可周先生却强行将他们生拉活扯在一起，混淆真人真事与艺术形象的严格界限，其目的就是将《红楼梦》等同于作者的“写实自传”。因而根据《红楼梦》的文本描写编造曹雪芹的传记，就成为周先生的主攻方向之一。以《文采风流曹雪芹》为例。这是周先生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曹雪芹的传记著作。周先生一开始就在“卷头语”中说：

作传，首先要将生、卒年月考定，否则传主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摇摆不定，那“传”也就难保其可信度了。……

我至今深信：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闰四月二十六日，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4）之除夕，得年仅四十岁。[4]

周先生认为，替一个历史人物作传，“首先要将生、卒年月考定”，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周先生一开始就将曹雪芹的生卒年月明确写出，这正是史家的通则。问题是，这种生卒年月是怎么得出的？有什么文献依据？我们从周先生的“推断”中得知，他的这一结论主要是通过《红楼梦》文本解读、并参考某些文献资料而“悟”出来的。其关键之点就是：《红楼梦》第24回叙述大观园举行“饯花”盛会，特别提醒读者，这天“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这不仅是明写“宝玉的生日”，而且“雪芹如此用笔乃是为了暗写他自己的生辰寿日”。这几回书恰好又是写的“乾隆一年之事”（这年正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加上前两回和尚所言“青埂峰一别，转瞬已过十三载矣”的话，则此时宝玉正好十三岁。由此推知，乾隆元年（1736）的十三年前，便是雍正二年（1724）。于是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的四月二十六日”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然后又据所谓“四十年华”之说，则曹雪芹必然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除夕。可见这一结论并非是具有什么确切可靠的文献史料依据，而完全是周先生运用“自传说”的逻辑思路去解读《红楼梦》的文本，并适当包装一点有关的片断记载，这样“悟”出来的。这一结论的准确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周先生却将其当作确切不移的“史实”而写进曹雪芹的“传记”，这样的“传记”还可靠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史湘云形象“原型”的所谓“考证”。且以《红楼夺目红》[5]为例。《红楼夺目红》的主题是“红”。“红”是什么？周先生说：“红，专属湘云”。在《红楼梦》中，“大红大喜的，只有湘云”；“只有湘云是‘满红’。”史湘云不仅是“脂粉队里的英雄”，也是“红的代表”。在周先生看来，《红楼梦》文本无处不与史湘云发生联系。诸如：“海棠”是湘云的“化身”、“代表”和“象征”；“绛芸轩”的“绛”即“红”，“芸”与“云”音同；“藕香榭”的“藕香”谐“偶湘”；“茜香罗”的“茜”即“红”的“变词”，“香”与“湘”谐音；“枕霞阁”的“霞”，“本来就是红色的‘云’”……在周先生笔下，“曹雪芹的《红楼梦》”简直是“全书一片红”，仿佛“红海洋”。还说什么《红楼》一书中“香”字用得最多，都是谐“湘”字，“湘”与“香”是“同音同义”云云。既然《红楼梦》的文本处处与史湘云相关，那么史湘云就是整部作品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了。所以周先生说：“湘云方是红楼之主角”。又说：宝玉有“爱红的毛病”，这“红”既是湘云，那么“湘云才是后半部书的惟一女主角”。为什么《红楼梦》只能以“宝湘大团圆”的故事“构成后半部书的一条主线”呢？原来是周先生“考证”出：史湘云的“原型”即是曹雪芹的“亲表妹”——李煦的孙女儿（可能名为“李枕霞”者），也就是曹雪芹的“续弦妻”脂砚斋。他说，在曹雪芹的“真红楼”里，“最末结局是宝、湘各历苦难之后复又重逢再聚”，“结为偕老双星”；而后湘云则化名“脂砚斋”，协助曹雪芹撰著《红楼梦》。周先生竟然也将这一段虚构的“传奇故事”写进了曹雪芹的“传记”。在《文采风流曹雪芹》一书中，周先生一口咬定脂砚“确为女儿”，“脂砚即湘云”，湘云就是“以早年之脂砚为‘原型’而写成的”。他总结道：

在雪芹已佚原著中，结尾是宝玉、湘云经历难言的苦难，至沦为乞丐——湘云也做过女奴佣妇，最后终得重逢，结为劫后夫妻。此殆即现实中雪芹与脂砚的悲欢离合的一种艺术写照。[4]256

于是，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曹雪芹的传记与《红楼梦》的文本“合而为一”；而《红楼梦》也就成为曹雪芹的彻头彻尾的“写实自传”了。

第二，在情节设计上，将《红楼梦》解读为曹寅家的“生活实录”。

《红楼梦》究竟是写谁家的家世？红学史上有过多种解说，诸如“明珠家世说”，“和珅家世说”，“傅恒家世说”，“张勇家世说”等等，这些解读的共同特点就是认为《红楼梦》是描写“别人的家世”，从而形成红学史上著名的“索隐派”。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红楼梦》既然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那么其家庭背景必然就是历史上的“曹寅家世”无疑。因此，认定《红楼梦》是作者铺叙“自己的家世”，就成为红学史上著名的“考证派”。

“曹寅家世说”是胡适倡导的，但真正将其推向极致的却是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从《红楼梦新证》开始，就致力于考证曹家的历史，建构“曹学”，其目的无非是想证明《红楼梦》即是曹寅世家的“生活实录”。只不过周先生的“考证”比起胡适来，更具有极其鲜明的“索隐”特征。例如《红楼梦》的叙事背景，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故事为核心，全面描绘封建社会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而又以虚幻的“一僧一道”为结构形象，统领全书的情节和推进人物命运。僧——癞头和尚，道——跛足道人，毫无疑问都是作者特意设计的两个虚构的神话人物，周汝昌先生竟然偏能坐实其为《红楼梦》中的王家和李家。他在《红楼小讲》中说：《红楼梦》明写“僧为癞头，道是跛足。此两大特征，便隐涵了无穷的奥秘”：“僧是隐‘佟’氏”，因为佟盛年的满名叫“图赖”，早年写作“秃赖”，所谓“秃赖者，汉字之音义即是秃头无发而生有癞疮之人”。于是“癞头和尚”也就成了佟盛年家的代名词；而“书中的王家，实即佟家”。另一位“跛足道人”由于它“跛了一足，不能行走，必须拄拐——这实际上是借了‘八仙’中铁拐李的‘形状’来隐‘李’姓。李即李士桢、李煦、李鼎他们祖孙一门，是与曹家同荣同难的至亲——亦即雪芹书中的‘史侯’史鼎家”。这样一来，“一僧一道”便成为实际生活中的“佟家”（作品中王家）和“李家”（作品中史家）的“真身”了。[6]这种“索隐”真令人匪夷所思！

胡适提出“曹寅家世说”时，除根据曹家世系表落实“贾政即是曹頫，贾宝玉即是曹雪芹”之外，重点放在曹家“南巡接驾四次”这一历史事实上。他根据《红楼梦》中关于“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惟独江南甄家“接驾四次”等叙述，考出历史上“康熙六次南巡”、江宁织造“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从而断定《红楼梦》乃是如实描写当年曹家的“真人真事”。周汝昌先生在重申“曹寅家世说”时，则把重点放在考察曹家被抄没问罪的“政治背景”方面。众所周知，曹家自康熙二年（1663）曹玺开始，祖孙三代曾在江宁、苏州等地历任织造数十年，显赫于世，但自雍正五年（1727）被抄家籍没，从此一蹶不振。曹家为何被抄家问罪？周先生一贯认为那是由于雍正“谋父、篡诏、夺位”之后打击异党，陷害忠良。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已有史家考证清楚，雍正皇帝乃是正当继位，而不是“篡权夺嫡”。野史传闻不足凭信。事实上自康熙末年以来，吏治已经败坏，财政早已亏空。有鉴于此，雍正上台后不得不雷厉风行，刷新吏治，严办赃官，清理亏空，对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等等不正之风严加惩治，从而为“雍乾盛世”的到来扫清道路。而当时之曹家，自曹寅以下便一代不如一代，安富尊荣，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贪污享受之风日盛，吃喝嫖赌之事日烈，早已严重亏空，不能自拔；而曹頫则更是“原不成器”，“行为不端”，“骚扰驿站”，敲诈勒索，事败后甚至阳奉阴违，“转移家财”，这才落得个“抄家籍没”的下场。可见曹家之被抄没，实在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可以说是“罪有应得”，而与所谓“雍正夺嫡”无关。何况曹家被抄后，还在京城蒜市口分配给17间半住房度日，已是相当宽宥的了。而周汝昌先生却认为，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文本到处“骂雍正”，说什么“成则公侯败则贼”是指“胤禛诡计夺位，成了皇帝”；“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是刺雍正“费尽心机”，“也只坐了十二年的宝座”；而“凡做皇帝的，必仁必圣”，则是说“反话”，“痛斥雍正不仁不圣”，宣告他是“一个不仁不圣的假冒皇帝”；甚至“揣测”在曹氏“八十回后佚文中，还会有骂雍正的妙文。是雍正害得雪芹家亡人散，无衣无食，流落荒村，贫困一生”[7]云云。试问：如此之“索隐”，究竟有何史实根据呢？

更奇的是，周先生还虚拟了一段“曹家中兴”、“二次被抄”的历史。周先生从《红楼梦新证》开始，就坚持认定《红楼梦》写的是乾隆初年的事，因为只有这样，曹雪芹才赶得上曹家“风月繁华”的日子，也才能将曹家的繁荣和败落写进作品。他说：

《红楼梦》中的“义忠亲王老千岁”隐指太子胤礽……乾隆登位后，胤礽之子名弘皙，联合了皇室中对雍正夺位、残害骨肉有‘世仇者’，竟组成了‘影子政府’，并要乘乾隆在塞外秋猎时刺杀之，为乾隆察觉，铁腕制服了这场史家罕见的大政变。而雪芹一家的再次抄家，彻底沦亡，正是又被弘皙大案株连的惨痛局面，这又是引出“红楼”一“梦”的近因。[8]

这就是说，周先生通过对作品中“义忠亲王老千岁”的解读，认为“老千岁”是“皇太子的变称，实指康熙太子胤礽”。他在《红楼夺目红》等著作中反复宣称，“老千岁”后来“坏了事”，“少千岁弘皙要报仇”，于乾隆初年另立“小朝廷”与乾隆对抗。他又通过对作品中“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解读，认定“日”指乾隆，“月”指弘皙，就是“暗射乾隆初时康熙太子之长子弘皙亦自立‘小朝廷’欲取代乾隆”。不料弘皙也“坏了事”，才导致曹、李二家“惨遭政治牵连”，再度抄家籍没。可以看出，周先生的所谓“考证”，已经与老索隐派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然而所谓“弘皙逆案”和曹家“二次被抄”，均于史无征；这样的“考证”又具有什么科学性呢？

第三，在作品构成上，将《红楼梦》肢解为“曹著高续”的两大扇。

红学史上，胡适先生高举“腰斩”《红楼梦》的指挥刀，将其活生生地劈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两大扇。但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证问题，胡适又提不出确凿可靠的证据，这才不得不转移大方向，号召人们从作品“内容的研究”上去“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所谓“内容的研究”，就是通过解读《红楼梦》的文本，来“证明”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俞平伯和周汝昌两位红学大家，都是积极响应胡适的号召，通过对《红楼梦》的文本解读来“求证”后四十回著作权的。但二人解读文本的角度和方法却各不相同，各有特点。要而言之，俞平伯解读文本是侧重于“挑剔破绽”；他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专门“挑剔”后四十回的“破绽”，以证其为“高续”。而周汝昌解读文本的重点则是“寻求伏线”。一个“寻求伏线”，一个“挑剔破绽”，这就使得周、俞二人形成胡适红学模式中的“新红学双璧”。

在周汝昌先生看来，曹雪芹的八十回《石头记》简直是一部“天书”，几乎句句有暗示，处处皆伏笔。他反复强调，曹雪芹的所谓“独特笔法”，就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他说：

这种伏脉法，评点家又有另一比喻：“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击尾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雪芹的神奇，真做到了这种境界，他的貌似“闲文”“戏笔”的每一点染，都是一条（总）暗线（包括多条分支线）上的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深层妙谛。[9]

既然曹雪芹的原著中处处设“伏”，那么精心寻求这种“伏脉暗线”、重新构建雪芹“原著”后部，就是红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可以说，周先生“寻求伏线”的目的，不像俞平伯那样执意于“挑剔”后四十回的“破绽”而“证”其为“高续”；而是通过“伏线”的寻求，倡导“探佚学”，误导红学家重新制造“曹雪芹原著”。周先生的“探佚学”主要有三个“空框”：首先，将《红楼梦》后半部的情节线索坐实为“宝湘重聚”。周先生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三个少女，三个主角。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薛宝钗，一个是史湘云”。这三个主角仿佛“三部曲”：“开头的一大部分，把主要力量写林黛玉”；第二部分即“过渡的这一部分，他又比较用力地写薛宝钗”；“最后，到了后面在这个极度的艰辛困苦，那种种的曲折、悲欢离合的情节中，史湘云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主角”。[10]周先生从“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目推演开去，认为《红楼梦》中所谓“金玉良缘”的“金”，是指“金麒麟”即史湘云。周先生这一结论的来源是“旧时真本”的有关记载，说的是“后文宝玉、湘云最终结为夫妇”。[10]121因此，将传说中的后续“旧时真本”当作曹雪芹的“原著”加以追捧，就成为周先生“探佚学”的核心内容。

其次，将《红楼梦》全书的结构布局落实为“108回”。周先生不知根据什么，硬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九’为‘单位’数，书的前半后半，各占六个单位数，六乘九，各得五十四回，合计共为一百零八回”。[10]87他说，曹雪芹的“独特结构法”是全书以第 54回为“分水岭”，分成“两大扇”，形成“大对称的结构布局”。为什么曹雪芹必定会以 “一百零八回”来结构布局自己的作品呢？周先生的惟一解释就是“一百零八”这个数字“是我们传统上的一个大家喜欢的数字”。他曾举出不少例子，什么“牟尼珠是一百零八粒”呀，“钟楼报时敲钟是一百单八杵”呀，甚至“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也是“黄金一百零八条”呀……然而所有这些“理由”，能成为“曹氏原著108回”的证据吗？按照“探佚学家”的这种“悟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你随便写出一个数字，都可以举出一大串理由加以肯定。不信你试试！

再者，将《红楼梦》的结局处理归结为“警幻情榜”。周先生一再强调，曹雪芹的“独特笔法”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而《红楼梦》前八十回却没有任何地方稍微暗示过“警幻情榜”之事。作品第5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听过的是“红楼十二曲”，见过的是“金陵十二钗”正、副、又副三册。警幻仙姑还特别提醒：“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两边二橱则又次之。余者庸常之辈，则无册可录矣”。按照这种艺术处理，作品末回决不会有什么“情榜”之类。这真是对“探佚学”的绝妙讽刺。但周先生根据脂砚斋批语（他正是将脂批当成作品的“合法文本”解读的），断定其结局有一张“警幻情榜”，而且录有“108位脂粉英雄”，把那些“无册可录”的“庸常之辈”也统统“录”了进去。且不说脂批是否可靠，是否作者“至亲”之批，本身就是悬案；即以“108位脂粉英雄”与《水浒》“108条梁山好汉”相对应而言，也不过“想当然”而已，不仅毫无事实根据，甚至也无“验证”的可能。这样的“探佚”本身就是谋虚逐妄，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可言。

三

我们在上面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周汝昌先生红学考据的索隐特征。这三个方面其实就是两大内容：一是前八十回作品的“本事还原”，力倡“写实自传说”和“曹家家史说”；二是后半部书的“探佚钩沉”，鼓吹所谓“雪芹原著”的“真相还原”。这二者构成了周先生解读《红楼梦》文本的总体框架。然而对于《红楼梦》后半部书的探究，属于作者与版本考证的正当范围，是需要拿出坚实的证据加以证实的。换言之，倡导“探佚学”必须解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出示确凿的证据，证明后四十回确为“高鹗伪续”或“他人伪续”，不是雪芹原著；二是出示确凿的证据，证明脂砚斋即是曹雪芹的什么“至亲”，他见过的所谓“后三十回”书才是真正的“曹氏原著”。只有首先解决好这两个前提条件，“探佚学”才能成为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遗憾的是，周先生从来不曾提出可靠的证据，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前提问题。例如“高鹗续书说”，本是胡适根据张船山一个模棱两可的“补”字而提出的假说，周先生并未提出任何新的证据加以证实，就将其当作“定论”承接过来。这倒不是周先生不愿提出证据，而是谁都无法拿出证据。高鹗本来就没有续书，你到哪儿去搜求他“伪续”的证据呢？当然就只能靠“悟性”帮忙了。道理很简单，所谓“高鹗续书说”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而对于这类“伪问题”的回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往往只能是对问题的批判，而问题往往只能由对问题本身的否定来解决”。[11]也就是说，像“高鹗续书说”这类“伪问题”，只能加以否定，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证实。既然如此，那么建立在“续书说”基础上的“探佚学”，也就必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毫无价值可言。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周先生的红学考据在应该运用考证方法的地方，没能严格按照考据学的规范解决问题；而在不该运用考证方法的地方，反而大量使用考证方法来求解。这便是周先生在《红楼梦》文本解读方面的最大失误。因为《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而考证方法本身是一种历史考据，并非小说文本的解读方法。著名作家克非先生说得好：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它的人物、故事，典型环境，都是虚构的，是作者熔铸生活的结果。你考证什么呢？即或某些人物、事件、场景，在生活中曾有过原型，但经过作者头脑的发酵、熔炼、提炼、打磨、必不可少的改变，再和小说中的其他人其他事其他环境铸造在一起，就跟原型、原事、原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12]

凡是有着较为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艺术家，都懂得小说作品是虚构的产物。俞平伯先生曾有过非常精炼的概括：“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句话道出“虚构”是小说的本质特征。古往今来，凡属优秀的小说创作，其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和典型环境等等，无不都是作家们熔铸生活、提炼概括、改造制作和再创造、深加工的结果，都是“虚构”的产物，而决不会是“原封不动”的“生活实录”。难道学识如此渊博的周汝昌先生，竟然不明白《红楼梦》是“小说”吗？真真岂有此理！且听周先生说：“《红楼梦》这部表面上貌似小说的伟著，它本身的属性不是一部寻常的所谓文学作品、小说作品。”[7]270周先生说《红楼梦》“貌似小说”，实则不是小说，而是“不寻常”的“所谓小说”。在周先生的意念中，“小说”即“史”。他认为，中国古代称小说为“稗史”、“野史”；而“中国小说，本源与本质是‘史’，是史的一支”[13]。既然“小说即史，即史之支流”，那么当然就应该运用“史学方法”来研究小说文本了。而“小说非他，虚构是也”这种观念，在周先生看来不过是一种“外来理论”，不符合中国传统小说的“独特性”。所以他说：“小说在中国，是一种以文学为形式、以历史为内涵的特殊作品，而不同于西方的fiction，即纯属虚构的人物和情节。”[8]302他批评那些不赞成“自传说”的人，是“将外来文艺理论牢记在心，奉为圭臬，认为小说都是虚构或‘集中概括——典型化’，不存在‘写谁’的对号入座问题”。[8]159一句话，在周先生看来，中国古人写小说不懂“虚构”，只会把它当作“历史”来写，所以我们读古典小说也必须用“史学方法”去解读。但是，中国古人真的不懂“虚构”吗？且不说传统文论中关于“虚实”关系的大量论述，即以小说创作而言，远自魏晋志怪、唐宋传奇，近至明清小说，“虚构”的作品还少吗？不必说《平山冷燕》、《玉娇梨》、《好逑传》等众多才子佳人小说，谁都无法坐实其为何人“传记”；即以明代四大古典小说名著而言，也不能一概以“传记”视之。《三国演义》被称为“历史小说”，不但真事未隐，真名也未隐，但还是存在一个“七实三虚”的问题，读者仍然将其当作小说来阅读，而不会视为正版的历史教科书。《水浒传》取材于《宋史》的片段记载，却敷衍出一部百二十回的英雄传奇，又有谁将其当作宋江的“传记性小说”看待？《西游记》依据唐僧取经的故事演化成一部神魔小说，更非唐僧取经“真人真事”的翻版。而《金瓶梅》则从西门庆与武松的纠葛中借题发挥，透过西门庆这个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描绘，客观地反映出明代社会的世态人情风貌，也不能落实为谁家的“自传”或“别传”。尽管这些名著都有“历史”的“影子”，但其基本框架却是“虚构”的。“虚构”作为小说创作的本质属性，并非只是外国人的“专利”；而否定中国人（特别是古人）写小说不懂“虚构”，则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符。

当然，周先生否定“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的观念，目的无非是强调《红楼梦》的“特殊性”。周先生曾反复申述，《红楼梦》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特殊的作品”。我们不否认，《红楼梦》确实有其“特殊性”，但哪一部小说又没有自己的“特殊性”呢？《三国演义》铺叙历史演义，《水浒传》摹写英雄传奇，《西游记》构建魔幻世界，《金瓶梅》描绘世态人情，可以说一部不同一部，各自都有“特殊性”。而《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都属于描摹人情世态的作品，其所谓“特殊性”又安在呢？尽管我们从来也不否认，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必然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自己的家庭背景）中吸取过创作素材；但这些素材经过作者“化实为虚”的改造制作，早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概括了。这就是说，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贾宝玉形象，既可以说是作者自己，也可以说是纳兰成德或别的什么人；同时还可以说，他既不完全是作者自己，也不完全是纳兰成德或别的什么人。要而言之，贾宝玉只能是贾宝玉，是经过作家头脑高度概括而虚构出来的典型形象，根本不能坐实为实际生活中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

综上所述，周汝昌先生是以“红学考据家”的姿态登上红坛的，但他所运用的却不是真正考据学意义上的“考证方法”，而是经过他改造过的“悟性考证法”。正如郑铁生先生所言：“考证与想象在周先生的思维中齐头并进，互相激发，以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14]这正是“悟性考证法”的特征。周先生运用这种“考证法”去解读《红楼梦》文本，必然走进“新索隐”的歧途。梅节先生在《说“龙门红学”》一文中，论定周先生的红学是“龙门红学”，而“龙门红学”就是标准的“新索隐派”。[15]周汝昌先生似乎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在《红楼十二层》（第 221页）中说得明白：“我久蒙世人称号为‘考证派’，其实他们识力不高，看不清我自一开始就是一个‘索隐派’，只不过所‘索’之‘隐’与蔡元培、王梦阮等前贤大不相同而已。”[7]221这倒不是“谦虚”，事实确实如此。

[1]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5.

[2] 周汝昌.和贾宝玉对话[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224.

[3]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M].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100.

[4] 周汝昌.文采风流曹雪芹[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1.

[5] 周汝昌.红楼夺目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6] 周汝昌.红楼小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230.

[7] 周汝昌.红楼十二层[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209.

[8] 周汝昌.周汝昌梦解红楼[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5：267.

[9] 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232.

[10] 周汝昌.献芹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3.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8.

[12] 克非.红学末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446.

[13]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9：62.

[14] 郑铁生.刘心武“红学”之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227.

[15] 梅节，马力.红学耦耕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24.

ZHOU Ru-chang and His Textual Criticism of Red-ology （the last part）

WU Guo-zhu
（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650031, China ）

The “textual criticism method according to comprehension" created by Mr. ZHOU Ru-chang, in fact,has been used immoderately by the school of Suo-Yin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this method is to interpret the text of literary work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match the novel's 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plot with people and things in real life, thus to arrive at some very absurd conclusions and get their research on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trapped in the New Suo-Yin.

school of Suo-Yin;perception research method;the New Red-ology

（责任编辑 朱存红）

I207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3-9639 （2011） 04-0041-08

2010-05-03

吴国柱（1936-），男，重庆市铜梁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高级教师，业余从事红学研究，曾发表红学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