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编纂刍议

马卫中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35123)

新近，《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由齐鲁书社出版。我非常钦佩主其事的济南两位郭先生，即山东大学的郭延礼教授和济南大学的郭浩帆教授。他们以往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已经足以笑傲学界。现在，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又完成了640万字的皇皇巨著。有关此书的价值，文学爱好者能够以此了解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大概风貌，而文学研究者则可以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当然，编纂此书本身的意义，还在于间接表达选编者对当时女性文学的看法。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1]。纵观《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各卷，我们完全可以当作近代女性各式文体史来看待，而其《文学评论》卷，则展示了中国文学近代化进程中女性作家从文学观念到文学方法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即使是翻译文学卷，也是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女性在文学层面开始走向世界的记录，其中也反映了她们对世界文学的看法。

一、宏观展示近代女性作家群体特点

当年扬雄见到司马相如所作大赋，感叹其“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而我翻阅此书，就有一种“神化所至”的美好感觉。说其“神化所至”，首先是“体大”。郭延礼先生著作等身，且以鸿篇巨制闻于世。其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近20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为壮观的同类著作，也是学习和研究近代文学的枕中鸿宝。非但如此，郭延礼先生于近代文学的涉足面也非常广泛，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种文体都有研究。近年又致力于翻译文学研究，出版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文学经典的翻译与解读》等多部著作。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认知方法和知识结构会逐渐定型，而像郭延礼先生这样继续更新、在中年以后突围而出的，实不多见。这一方面，当然是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更新：近代中国是从不自觉开放走向自觉开放并开始融入世界大格局的最早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大变化，就是逐步接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所以，我们会把此后的中国文学称之为新文学。在西南联大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学习中国的古文学应该在中文系，而要学习新文学必须去外文系。当然，郭延礼先生的转型，也得益于数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我们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所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一句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成了亿万人的实践。郭延礼先生的著作我都拜读过，因为他每有新作，都会惠赠一本让我学习。我这些年在学术上不至落伍许多，和经常阅读郭延礼先生的新著有一定关系。我感到，郭延礼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时时在激励着我，并且，著作中的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也一直在启发着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分为《文学评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弹词》《翻译文学》和《史料索引》等卷，郭延礼先生的知识面是非常丰富的。就女性文学而言，郭延礼先生早年即以研究近代女性之杰出代表秋瑾著名，编有《秋瑾集》《秋瑾研究资料》，著有《秋瑾年谱》《解读秋瑾》。以后逐步拓展到整个近代女性文学的研究，曾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孟子以为，“颂诗读书”的先决条件是“知人论世”，有郭延礼先生这样一位知识渊博、态度认真的学者主持此项工作，其结果一定是功德圆满的。当然，我是先读其书，然后有此感想，绝对不是先入为主。

是书的“神化所至”，还在于“虑周”。虑周主要体现在体例安排之妥当、作品选择之精当、导言写作之确当。除了郭延礼先生的贡献以外，以郭浩帆先生为首的济南大学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同仁们也功不可没，他们的审慎思考和辛勤劳作，是成功的关键。

中国有“文学大系”之编例，始自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而《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是集思广益的成果。其编辑阵容堪称豪华，一共10卷，依照文体厘成。总揽其事的赵家璧邀请了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10人负责各卷编选，并撰写导言。这是不二选择，他们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亲历者，也都是新文学负有盛名的作家和研究者。因此，《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认为是现代文学总集编纂历史上一座很难逾越的丰碑。由于《中国新文学大系》所收作品时间为1917—1927年，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多有续编，但基本上是循其体例而略加变化。而编于20世纪末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也是集结了当时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诸如徐中玉、吴组缃、任访秋、钱仲联、张庚、柯灵、范伯群、钟敬文、郑逸梅、马学良、施蛰存、魏绍昌等，由他们分别担任自己研究领域所专长的文体各集主编，质量当然可以保证。所以，是书一经出版，便被誉为“集近代文学精粹，是现代文学引桥”[3]。而其体例，则结合近代文学的自身特点，相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了适当的调整：《建设理论》和《文学争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故改作《文学理论》；《诗歌》则因时制宜微调成《诗词》；又增加了《笔记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等集，以展示近代文学所特有的风貌。

我们今天见到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其编纂体例基本参考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而我们说其体例安排之妥当，则主要是照顾了女性作家群体的特点。譬如，在旧制度下，中国女性以相夫教子、照料家庭为主，她们一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晚清文明之风渐开，但也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少数引领风气的女性走出家门，甚至走出了国门，她们的见闻琐记，多有文艺的特点，将其归入《散文》卷最为恰当，也就没有必要另设《笔记文学》了。而流行于清代的弹词，形式介于诗歌与戏曲之间，在叙事之中多有抒情的内容，又兼有文学性和音乐性，特别适合女性创作，知识女性偷闲落空的写作过程，就好像劳动妇女制作精致的刺绣等女红一样，有人感叹，中国与西方相比，一直到近代还是缺少恢宏的长篇叙事诗，殊不知，弹词话本就是长篇的叙事诗歌，所以，面对众多的近代女性弹词作品，增加《弹词卷》也就十分必要。另外，编纂“女性文学大系”，确定作者的性别尤为重要，无名氏所作在不能确定身份的前提下，一般不宜收入，我想，删除《俗文学》和《民间文学》，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涉及其他文体的作品，其实也有此问题。当时许多作者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出于种种考虑，习惯采用笔名，就像我们今天的网络作者多用网名一样。《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编者在此问题上，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或许有人认为，男性化、甚至中性化的笔名，在无法确定其真实身份时，当然不予收录，但女性化的笔名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当时常有一些男性作家，为张扬女权，宣传男女平等，会以女性化的笔名发表作品，当然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大名鼎鼎的柳亚子就曾使用过“松陵女子潘小璜”的笔名，并以此笔名在《女子世界》上发表了许多女性题材的作品，诸如《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梁红玉传》《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等，在《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史料索引卷》都能查寻到。据说由于这些作品的发表，柳亚子引来了众多男士的追求。特别是1905年在《女子世界》第三期刊登了诗作《哭陶亚魂》之后的一段时间，杂志社每天都能收到写给“潘小璜”的求爱信多达千封，柳亚子百年之后真相大白，才有学者考得其实。当然，《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也不是完全不收笔名之作。在《诗词卷》中，就收有发表在《亚东丛报》(1913)第三期署名“瓣香”的《念奴娇》词一首，编者注明“瓣香，生卒年不详”。其实不仅仅是生卒年问题，这位词作者的生平事迹都不详。但其词有《小序》称：“残腊十二日，偕外子江天一览，感时事之纷纭，怅乡关之暌隔。偶拈北解，题北寺浮图，亦以见红闺人，遭此漂泊，不胜身世之感也。”[4]817据此基本可以断定，这首词的作者当为女性。我们也可以因此肯定，《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编者之工作极其细致。

二、原生态呈现女性文学范畴总体风貌

编纂“文学大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读者展示选编者所确定的文学范畴之总体风貌。《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所要展示的，除了代表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女性文学作品以外，更重要的是将其中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作品挑选出来。而所谓时代特征，即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的风云际会相关。其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都不同以往，又异乎后来，这是一种继往开来的文学存在。我们常说，近代文学是还没有变成蝴蝶的毛毛虫，《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就是要让读者感受到这样的原生态。

譬如《文学评论卷》所选，始于潘素心之《古春轩集序》。尽管潘素心是袁枚的女弟子，学诗受性灵说影响，但是，作为女性，特别是生活在嘉、道时期的大家闺秀，其论诗还是束缚在传统的伦理和文学观念之中。她说梁德绳《古春轩集》之诗“和平温厚，得风人之遗”，然后又称赞其恪守妇道，尊敬公婆，相夫教子，接着说“读恭人诗，毋徒以为诗人之诗也，能如恭人，始可言诗也”[4]50。“始可言诗”四字，使人联想到《论语》中孔子与子贡、子夏等讨论诗歌，数次所说的“始可与言诗已矣”。正是时代的局限，她对梁德绳曾经续写完成陈端生弹词《再生缘》的事情只字未提。尽管《再生缘》后来被陈寅恪高度评价，但作为弹词话本，在19世纪中叶，还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就像“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的“后庭花”一样，赞誉之词，是不能够出现在潘素心和梁德绳这样身份的女性之公开交流场合的。以后风气稍开，《文学评论卷》选有严杏徵《题外祖母郑太夫人梦影缘弹词二首》，虽然还是强调孝义：“别开生面古今奇，扫尽弹词风月词。从此天下闺阁友，一篇传作女箴规”[4]136，然而认可这样的文学形式，在当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其中部分原因，也归功于弹词创作本身的变化，作者才有可能公开地加以议论。这种变化最关键、最重要的，即为“扫尽弹词风月词”。再后来便是国门渐开、受西学之影响，《文学评论卷》所选讨论弹词的片段，则有顾影怜《潇湘影弹词评语》，其谓“以弹词而写哀情，此为破天荒第一部书。不知闺阁中读之，替抱多少不平”[4]257。哀情源自旧式婚姻的不自主。《潇湘影》弹词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仙早年与闺中姐妹阅读《再生缘》《天雨花》等弹词后的仿作，主题是控诉封建礼教所造成的爱情悲剧。我们从顾影怜的评语可以感受到，女性考察和评价弹词，决定其态度和标准的视野已开阔许多。而“不知闺阁中读之，替抱多少不平”一语，可见有多少女性，或多或少遭受了旧制度、旧道德的损害，因此才有共鸣。我们还可以通过《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看到文学形式的变化。譬如《小说卷》所选黄翠凝作品，发表于1908年的《猴刺客》用的是浅显的文言文，而发表于1917年的《离雏记》则已经使用白话。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说明，在新文化运动掀起后，中国的女性作家并没有袖手旁观，她们也轰轰烈烈地投身其中。

我们还可以从《小说卷》领略近代后期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局。相对诗词和散文，小说是传统女性很少涉猎的文体。直到清末民初，女性写作小说才成风气，但起步很高，她们所作，除了形式多样以外，给人较深印象的还有题材广泛。这表明女性作家所关心的，已经不全是个人的命运，甚至还不仅是女性的命运。当她们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的时候，她们所关心的，已经是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如所选刘韵琴小说，除《琼华第二》发表时注明“爱情短篇”[4]800以外，其余三篇《大公子》《痴人梦》《湘民苦》，都作于民国四年(1915)至民国五年(1916)间。此前，袁世凯修订《大总统选举法》，将其任期5年可连任1次，改为任期10年可无限连任。但袁世凯还是不能满足于此，他在1915年的12月12日称帝，改元“洪宪”。及至1916年3月22日，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中，草草收场，宣布取消帝制。刘韵琴这三篇小说，都发表在这一时期的《中华新报》上，被《小说卷·导言》称之为“反袁小说”，“皆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主题”[4]663。其实，不仅是批判性，更多表现出的是及时性，可以追赶当时报刊之新闻稿了。

这种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倾向，在《散文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传统女性，散文所记多为身边的生活琐事，而近代女性，她们文章的社会功利性极强。作为觉醒的一代，她们注意保护自身的权益，特别重视女性的教育。此类文章被选入《散文卷》者比比皆是，如刘墭《女子教育宜谋经济独立策》、曾懿《女学总论》、薛绍徽《女教与治道相关说》、裘毓芳《论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刘纫兰《劝兴女学启》、蒋畹芳《开创女学堂论》、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祝宗梁《与龙江女弟子论察哈尔女学书》、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张肩任《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广东女学堂来稿)》等等。全国各地，讨论女学，波澜起伏，蔚为壮观。我们考察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便可发现其主要是在晚清，是当时维新内容的一部分，也是女性自我救赎之重要举措。及至民国，兴办女学已经蔚然成风，为国人所广泛接受，此话题遂渐趋平息。

三、简明撰写近代女性文学史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最大亮点是其《导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并没有被冠于“导言”之名，这便是郭延礼先生的《总序》。无疑，郭延礼先生对本书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大系》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文本，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妇女运动史的重要参考资料。”[4]1而其对各卷《导言》的功能也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说明该卷所入选作家的数目，论述了该卷所选篇目的主要内容及其艺术特点，各分卷主编又根据各卷的不同情况作了若干详细说明。”[4]1其实，所谓“详细说明”，便是各卷在《导言》之后的《编选说明》，主要是对编辑体例作必要的介绍。

郭延礼先生的《总序》，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史。他认为：“1840—1900年这六十年虽然占了近代历史的四分之三，但就女性文学来说，它较之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前期和中期变化不大。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还是名门闺秀或闺中才女，其创作的文体类型也主要是诗词歌赋等抒情类的文学。”[4]2这和我们今天翻阅《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所获印象、所得结论完全一致。所以，《总序》论述的重点便是20世纪最初20年间的女性文学。郭延礼先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女性文学不仅发生了诸多新的变化，而且出现了四个新的女性作家群体：女性小说家群、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和南社女性作家群”[4]13，这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南社女性作家的单列成群，我想，郭延礼先生主要是考虑其政治理想的革命性。但是，前三个群体是以创作之文体为标记的，她们与南社女性作家群会有交叉重合。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对其再增加一个限制性的词汇，比如称之为“南社女性诗词作家群”。南社主要的社事活动是雅集，雅集的文学载体就是诗词唱和。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所见当时出版的《南社》集刊，是以诗词为主的，当然还有文。而南社的女性作家，也多以诗词见长。当时社外的女性诗人和词人，相比南社的女性作家，所缺少的就是革命性，这是关键的区别。而南社成立之前的牺牲者应该另当别论，譬如秋瑾。如果假以生命，秋瑾后来加入南社的可能性极大。因其闺蜜徐自华和徐蕴华姊妹，就是南社社友，她们在秋瑾就义后，冒死安葬了遗体。而在秋瑾墓前倡组秋社的陈去病，同样是南社成立的倡议者。当然，革命队伍中因宗派和其他原因没有加入南社者，也是存在的，譬如汤国梨。郭延礼先生的《总序》共分七个部分，第五部分就是对20世纪初四大女性作家群体进行具体的阐述。从字数看，占了总篇幅的几乎一半，咳珠唾玉，其对读者的启发非常之大。如讨论女性政论文学群在20世纪的崛起，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女权运动的发展，二是女性报刊的大量出现。”[4]22而又论其具体原因有四：其一是各类报刊特别是女性报刊的有意引导；其二是女学的发展为女性政论作家培养了后备军；其三则是其一、其二的叠加，女性报刊开辟专栏，广泛地吸收、刊登女学生的政论习作；其四为受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影响。这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各分卷的《导言》。由于《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基本上是按文体分卷的，《导言》的重要功能就是介绍近代女性所作各种文体的概况。由于分卷主编都是专家，各卷《导言》的推介都非常到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翻译文学卷》。在学习西方的大背景下，文学之翻译构建了中西文学甚至文化交流的桥梁，这是近代所独有的景象。其《导言》首先介绍了“近代女性翻译文学概况”[4]6179，翻译文学跨越了不同的文体，主要是翻译小说、翻译戏剧和翻译传记。然后归纳了“近代女性翻译文学的主要特点”[4]6184。其中最重要的，是译本选择在内容上所体现的时代特点。能够从事文学翻译的，基本都是新女性，所以，她们选择译本都与国家的现实需要和个人的理想追求相关。我们可以把《导言》介绍的翻译文学在内容上的五个部分，归纳为爱国、民主、科学、女权和宗教，而科学部分，兼谈法制，其实，法制应该归入民主。编者可能是考虑篇幅的平衡，因为当时女性对科学的理解和追求，相比男性，还有不小的距离，所以科学题材的翻译文学作品不是很多。而其主要特点，还表现在翻译体例方面，即所受中国传统文学程式之影响，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近代文学“旧瓶装新酒”的问题。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的视野相比男性更为狭窄，因此，她们会以自己相对比较熟悉的体式和语境来进行再创作。诸如长篇小说多为章回体形式，甚至还添加批注，就像传统的古典小说阅读者所做的那样。而《导言》所列举的近代女性翻译文学的其他主要特点，如合译和独译共存、意译和直译俱全，其实直到今天还都存在，学界还在探讨其优劣。至于语言方面的文言和白话皆有，说明译者既受中国传统文学程式之影响，转而又希望突破程式。当然，用白话翻译小说，也可能是受中国传统的话本小说之影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如《导言》多次提到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美人手》。我们在阅读《导言》的过程中，特别感兴趣的，是其提出的近代女性翻译文学的不足之处：一是总体数量较少；二是语言驾驭能力较差；三是受语言限制，转译较多；四是翻译体例欠完备，存在不注明原著或译名随意等现象。其实，这些问题是当时翻译文学的通病，也发生在男性译者身上，只是在女性译者身上尤为明显罢了，这反映出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所造成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等差异，也折射出了正在开启国门的中华民族，对于如何接受世界、介绍世界、分享世界、融合世界，还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

在所有各卷之中，与众不同的是郭浩帆先生亲任主编的《史料索引卷》。可以这样说，其提供的信息量在各卷之中应该是排在首位的，也一定是今后研究者使用最多的一卷。现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引用率成为至关重要的显性指标，以此观照，这就是本卷的价值所在。我猜测，在本书其他各种文体分卷的编纂过程中，已经分享过本卷编者所提供的信息。我们检其目录，首先是《中国近代女性报刊篇目汇录》。国人办报，在晚清颇为时髦。而当时女性办报，或者说办女性报，是时髦中的时髦，这也是不少男性作者化用女性笔名的原因之一。及至民国，读报更是普通人每天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但我们今天要从浩如烟海的报刊文章中选择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有时确实会感到无从下手，或者力不从心。这与旧时代选编总集，只需搜罗荟萃别集，然后圈而抄之，已经全然不同。本卷的《篇目汇录》，给了选编者、更给了以后的研究者极大之便利，这当然是谁用谁知道。本卷目录的第二部分，是《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著作论文目录》。《史料索引卷》不同于其他各卷的特别之处，是没有《导言》，只有《序例》。这是本卷所具有的工具书性质所决定的。由郭浩帆先生撰写的这篇《序例》谈到，最初的设想是依照《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体例，在《史料索引》中编修《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事记》。“由于目前研究界发现、掌握的女性作者数量还很少，她们中的大多数生平以及创作情况不明”[4]7527，所以，只能忍痛割爱。其实，这不仅仅是“发现”和“掌握”的问题，而是近代培育女性文学的土壤还非常贫瘠，本身的成果就少得可怜。不过，我们今天所见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著作论文目录》，较之《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所收研究女性文学的著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当然是由于编者的悉心搜集，也更得益于我们日益壮大的研究近代女性文学之队伍。而这支队伍中的女性研究者之数量，非常可观，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她们以女性所独有的眼光来考察和分析女性文学的特点，得天独厚，这是男性学者无法比拟的。

四、结语

“体大而虑周”是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对刘勰《文心雕龙》的评价语。刘勰是山东莒县人。而齐鲁大地，还生养过李清照这样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性文学家。她一方面用婉约的风格填词，表达了女性柔情似水的情怀，另一方面，当国家危难的时候，又毅然决然地挺立出来，高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几天沉浸在《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阅读之中，我深深感动的，就是李清照的情怀和理想为近代女性作家所继承、所光大。济南的郭延礼和郭浩帆两位先生通过选编作品，彰显她们的精神，从而激励后人，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他们身后的研究团队，通过《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编纂，也会迅速成长起来。所以，如果要展望一下未来的近代女性文学研究，我们可以毫不置疑地得出结论，那一定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