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夏建元前诗文兼证其族源

黄震云

(中国政法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00)

一、西夏建元前的诗文

西夏王朝陈经立纪，尚文尊孔，由教育、科举、翰林构成的文脉自成体系，雄踞西陲二百多年，一时文物丰盛。由于元代没有为西夏修史，因此西夏史只见于宋、辽、金三史的附传，原有的典籍《夏国枢要》《夏国史》等流落不传，西夏的诗文更是湮没无闻。20世纪初，黑水城等大量西夏文献的发现，在国际上兴起了西夏学，绝学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显学。但是，宏观地把握似乎不够，而西夏建国前的诗文写作情况更缺少必要的关注。

西夏诗文指的是历时近二百年(1038—1227)，横跨历史上我国西北地区宁夏、甘肃大部及陕西、内蒙、青海部分地区的，以党项人为主，兼有汉、吐蕃、回鹘等民族组成的西夏文、汉文、回鹘文、藏文、蒙文、女真文、叙利亚文等文字写成的诗文，之前州府时代则为西夏建元前的诗文。

西夏历来有尚文的传统。《宋史》卷四百五十三外国传记载说：“明年，遣使上表曰：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1]1585党项原来没有文字，因此主要用汉语书写，礼乐文化亦采汉制，因此与中原文化密切关联。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外国传记载说，李元昊创造了西夏文字，为人“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从。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1]1584-1585。根据《宋史》，在西夏建元之前，就已经有了诗歌，并且将战争之道谱写成歌曲，用来阅读、传唱，以备应用，但具体数量、状况目前难以详明。李元昊对佛教、绘画、汉语言文字都很精通，还创制了西夏文字，常携《野战歌》则说明他对诗歌的喜欢和注重诗的实用性。《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口头文学性质的《夏圣根赞歌》[2]等亦记录了西夏人祖先崇文明理的传统。

随着西夏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等的出版，我们发现其中已有四个西夏诗集，加上出土的拜寺沟西夏诗集，至少西夏诗歌现存有五个诗集。

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进行了清理发掘，报告公布了全部出土考古资料[3]。其中发现有“无名氏”诗集，残破十分严重，录诗约七十多首。关于诗集的作者和写作时间。西夏方塔塔心柱有汉文题记说：“白高大国大安二□(年)寅卯岁五月。”孙昌盛《西夏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说：“大安二□(年)寅卯岁五月。大安是西夏惠宗秉常之年号，历十一年，二年为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见《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那么诗集入庙的时间应在熙宁九年即1076年或稍后，西夏已经建元近40年。

其中李文《上祀》说：“归向皇风十五春，首蒙隅顾异同伦。当时恨未登云路，他日须会随骥尘。已见锦毛翔玉室，犹嗟蠖迹混泥津。前言可念轻□铸，免使终为涸辙鳞。”[3]370上祀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也就是俗称的三月三，诗题表示诗是上祀日李文作。归向皇风十五年后，李文开始得到朝廷的重视关照。《宋史》外国传说：“(宋宝元元年李元昊)与诸豪歃血约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遂筑坛受册，即皇帝位，时年三十。”[1]1586按《宋史》的记载，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登皇帝位，那么十五年指的是1049年，这是这诗的写作时间，诗歌应该是在李元昊时代陆陆续续写成、传抄。这些作者在西夏建元前就已经是诗人，但是拜寺沟诗集中建元前的作品数量目前难以确认。

《新集锦合辞》，是用对句韵文写成的谚语，最初由陈炳应翻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更名为《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合辞就是成双成对的辞句，名前冠以新，说明过去曾经有过集锦合辞，也就是合辞总集的意思。可是为什么要翻译成谚语呢？对于谚语的由来与定位，目前并无信说，原因是理论上研究不够，难以下定义。大多会列举出古谚、俗谚之类。西夏谚语的名称出自编辑者。书前有御史承旨番大学士保德守正梁德养序。根据序言，我们知道合辞为学士梁德养收集，收集编辑的目的是为了记忆，理由是谚语和律义具有类似的价值。根据序言，梁德养花费了七年的时间整理修订了这些谚语。之后随着梁德养的去世也就存放在暗处。到乾祐丁未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187年，经过王仁持修补了首卷，并刻印传世。从梁德养职务为承旨番学士看，应该是奉旨而作。其中透露出早期西夏人的信息。《新集锦成对谚语》开头说：“番律辩才句无穷，番人谚语自古说。金楼玉殿皇帝坐，天道云道日月行。大象到来河沮满，日月一出国境明。祭神有羊番地梁，想要有钱汉商场。”[4]7谚和语在西周本为乐语，谚从言是言的一种，以讲述古训为主，语则要求对语、比兴、押韵，后来谚和语结合成谚语，而语又独自传承为成语。祭神以猪羊，亦是殷周的少牢之礼。因此这一节应该是传统的谚语。又俄藏黑水城文献《新集金碎掌直文》说：

天地世界始,日月依时显，明暗左右转,寒暑上下和。诸物化能成,时节顺次生。[5]1

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6]146

天地无源,空广皆胜，地深神颠,圣星已聚。霄地本根,鸟产蛋卵。感应成就,指数未全。日明星东,嘿昧垢现。[5]2

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6]147

西夏的这些诗句没有具体的时间，但无疑在建元之前已经流行。其中有对自然的认识，如关于天地日月；有民族的生成由来的记忆与歌颂，如关于母亲阿妈的歌颂，就十分古老。从西夏人自称霄地本根，鸟产蛋卵，感应成就的思维看，应是殷商的后裔，也就是天生玄鸟，感而生商的简狄，与《史记》中的殷本纪、《诗经》中的《玄鸟》《殷武》的记载一致。

天盛十九年(1167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有仁宗仁孝《御制后序》说：“又愿六庙祖宗，恒游极乐；万年社稷，永享升平。一德大臣，百祥咸萃；更均余祉，下逮含灵。”[7]76六庙为殷商庙堂制度，夏代五庙、殷商六庙，西周七庙并分昭穆，详见《礼记集解》《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四掌礼部。因此，《诗经》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显然氐羌本身是殷商的一支，所以党项出自西羌的史书记载与之都可印证。这一点又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西夏《颂师典》说：

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转引自张廷杰《宋夏文化交流与西夏的文学创作》，见《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西夏和辽金一样，经历了原始组合，借才异代、因俗而治的历程，在行政体制上确立的是二元体制。《颂师典》明确表示番汉有各自的文字，那就应该在建元之后的作品了，因为建元后用的基本上是自己创造的国字，之前的番字主要指的是西藏文。

西夏王朝建立前，党项人统领的夏州等地就已经具有自治性质。史金波引宋人《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七《西夏传》指出：“夏州党项政权给中原王朝所上的表章，都用汉文，其文体多仿效中原王朝对仗工整的骈体文。”[8]405比如李继迁在宋至道元年(995年)为向宋朝索要夏州而写的表章，就是一篇层次清楚、以情动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语句：

怀携柔远，王者之洪规；裕后光前，子臣之私愿。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迨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并戴天，情深拱极。兹以家庭多难，骨肉相仇，遂致帐属流离，箕裘陨越。庭坚之宗，忽焉不祀；若敖之鬼，嗟其馁而。臣虽拓跋小宗，身是荩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继绝。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丘；明发私怀，敢忘宗土？恭惟皇帝陛下，垂天心之慈爱，舍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诚知小人无厌，难免僭越之求。伏祈圣主宽仁，远降哀全之诏，曲成靡既，再造莫酬，臣不胜惶悚恐惧。[9]45

表章又见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五。党项李氏比夏宋关系如殷商臣服西周的诸侯，要求主器西夏。为了表明正统，以国姓小宗自居，寻求宋朝承认其独立地位。根据《辽史》，辽代统和九年(991年)李继迁被契丹册封，宋朝亦封，赐李继迁名赵保吉，弟继冲名赵保宁。李继迁巧妙地利用赵宋王朝的册封姓氏，提出领土要求，构思巧妙，内涵逻辑旋律，由赞美宋朝和叙述党项统治西夏的实际，运用传统的仁义道德思想为立论根据。思路、理据、书写成熟圆润，技巧别裁。这是一篇逻辑严密又技巧圆熟的驳论，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文。

又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准诏上疏言五事说：

其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继迁，契丹虽不犯边，戍兵岂能减削？继迁既未归命，餽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臣愚以为陛下嗣位之始，当顺人心，宜敕疆吏致书敌臣，使达北庭，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之罪，复与夏台。臣顷在翰林，见继迁上表云：“乞取残破夏州，奉拓拔氏祭祀。”先朝虽有批答，允许鄜州，继迁本是反侧之人，岂肯束身归国。今嗣统之后，大振皇威，亦恐继迁令人进奉，因举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战屈人之师也。[9]46

表言：“乞取残破夏州，奉拓拔氏祭祀”与拓跋小宗语意不同，应是另一章表，用的是哀兵必胜战略，进一步说明西夏寻求建元十分迫切，而章表文辞亦纵横蹁跹。根据史书记载，表文在宋朝引起强烈反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八说：

御札云“良由时事舛误，政化郁堙”。臣谓李继迁不合与夏州，又不合呼之为赵保吉。虽赐姓与名，已自先朝，然狼子野心，终是异类。昨以陛下登极，虽来进奉，锡之优诏，銟以来王。识其奸谋，辨其诡计，则可；锡之土宇，授以节旄，则非。以臣愚蒙，料彼变诈，必不肯久奉朝命，必不能永保塞垣。既如此惠之怀之而弗来，讨之除之而未得，翻成姑息，似失机宜。臣谓关辅劳扰从此生，国家费耗从此起，是时事舛误之大者。[9]91

宋真宗的检讨用时事舛误之大者，说明文章对宋的朝政的冲击力非常强大，明是无理自封，语当合礼应然。

宋景德二年(1005年)辽册封赵德明为平西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说，夏州赵德明遣牙将王旻奉表归款，赐旻锦袍、银带，遣侍禁夏居厚赍诏答之次年，宋授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两万贯、茶两万斤，西夏人终于如愿以偿。根据赵德明的称呼，说明宋朝以先朝时事为由，虽有议论，但并未废除赐赵的成命，最终还是封赏李德明为平西王。政治制度的设计低劣及其吏治的腐败必然导致文章之柔弱猥琐，观两宋文学，都不同程度带着这一抹色彩。又同书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说：“赵德明遣牙校刘仁勖贡马二十匹，因上言：‘伏以蕃陲部落，戎寇杂居，劫掠是常，逋亡不一。臣自景德中进纳誓表，朝廷亦降诏书，应两地逃民，缘边杂掠，不令停舍，皆俾交还。自兹谨守翰垣，颇成伦理。自向敏中归阙，张崇贵云亡，后来边臣，罕守旧制。天庭遐远，徼塞阻修，各务邀功，不虞生事，遂至绥、延等界，泾、原以来，擅举甲兵，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生财，去者百千，返无十数。臣之边吏，亦务蔽藏。俱失奏论，渐乖盟约。臣今欲索所部应有南界背来蕃族人户，乞朝廷差到使臣，就界上交付。所有臣本道亦自进纳誓表后走投南界蕃户望下逐处发遣归回，未赐俞允。即望敦谕边臣悉遵诏约，肃静往来之奸寇，止绝南北之逋逃。俾臣得以内守国藩，外清戎落。岂敢违盟负约，有始无终，虚享爵封，取诮天下。但恐朝廷不委兹事，诏上未察本心，须至剖陈，上干听览。’诏答：‘卿世济勋庸，任隆屏翰，翊忠规而奉上，正师律以守方。布露恳诚，条成章疏，载加阅览，备认倾输。且国家奄宅中区，统临四海，咸推覆育，岂限迩遐。凡命将帅之臣，唯存御备之戒，所有文字往来，辞说异同，部族贪残，辗转绚报，掠过生口，彼此交还。其如不见端倪，互相诬执，或因缘攘窃，增饰邀求，朝廷固不细知，边垒亦为常事。及详来奏，深究弊源，难悉推穷，当申约束。已令鄜延、泾原、环庆、麟府等路部署钤辖司，今后约勒蕃部，不得辄相劫夺，擅兴甲兵，凡于交争，须尽公办理。其有广占阡陌，隐庇逃亡，画时勘穷，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严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纪律，共守封疆，嘉叹之怀，不忘寤寐。’德明纳□，凡有表奏，并令延州承受入递，其使者不复诣阙。”[10]137-138

宋真宗赞美西夏布露恳诚，条成章疏，载加阅览，备认倾输。是对西夏文书最好的评价。就奏达文字看，并不能看出语言、章法、文风的高下，说明西夏在建元前表章的书写与宋不存在多大的区别。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但在情理的表达上，夏州的章表理直气壮，剖陈凌厉，而宋真宗表示各遵纪律，共守封疆，答应了夏州的进言，而又称嘉叹之怀，不忘寤寐，则显得意气卑微。因之，在西夏建国前的文章整体上书写技术成熟，表述语用、习惯、章法、文体上与宋朝没有区别，只是在文道上反差很大，夏州显英雄气场，而宋文柔弱卑微。

根据聂鸿音《西夏遗文录》，在《宋大诏令集》《元宪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三年(1006年)，尚有引用表书片段，多不足五十字，不足为论。《辽史》中虽多次提到遣使奉表，但没有具体的文字。在《辽史》礼志中专门记录有西夏使者朝见和朝辞的礼仪形式。《金史》亦未见西夏建国前的文章章句。

二、关于西夏的族源

党项的由来历来有争议，一般根据史书西夏君王自述应是北魏后裔。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研究拓跋鲜卑流进西羌的过程,文章认为，“拓跋就是西藏人达布”(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认为欧阳修《新五代史·李仁福传》已经称“不知其世家”[11]2。说明西夏世系本来就混乱，缺少根据。辽宋金史中李元昊等自称是北魏之后，不可靠。根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胡三省注，党项是西羌之别种……拓跋之后，为西夏李继迁。可以证明西夏为党项拓跋之后。《魏书》、吕思勉《中国通史》、缪钺《中国史枢要》亦作如是说[11]3。周伟洲《唐代党项》指出：“王静如先生《西夏国号考》，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其复数，故汉族称之为党项。”[12]6“总之，从党项、西羌的经济、习俗等方面的比较分析，也证明党项是源于羌族。”[12]16但是目前学界普遍仍然列举两说，不作选择。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些资料对证明西夏的族源比较得力，值得我们重视。下面是节选自《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三条文献：

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6]146

天地无源,空广皆胜，地深神颠,圣星已聚。霄地本根,鸟产蛋卵。感应成就,指数未全。日明星东,嘿昧垢现。[5]2

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6]147

根据资料，西夏人的族源记忆里始祖是母系，母亲通过鸟产蛋卵、感应成就了西夏人。按《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方。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13]166

《诗经》中的玄鸟生商，也是通过天命鸟产卵蛋，母亲食用以后感应生商，无疑这和西夏的传说是一致的。又《诗经》商颂的《殷武》一诗说：“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穼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適，稼穑非解。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13]167

根据《殷武》，党项曾经受享、受王于殷商，时间在武丁时代。显然，党项就是成汤时代的一支，也就是氐羌。所以西夏自称是古帝王之后也不是没有道理，而西夏出自羌，是古老的羌氐一族。这些诗说后来被司马迁写入《史记·殷本纪》，完成了神话历史化。《殷武》诗其实只是提供一条线索，参考《史记》《华阳国志》等书，颛顼的重孙陆终，娶了鬼方氏之女女隤。高阳娶了四川的姑娘为妻，然后向南行走，因此形成楚国。而秦楚因此成为天然的盟友。1976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县城南指挥镇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发现铭文26条，206字(包括重文6字)。出土的石磬上记载：

汤汤厥商。百乐咸奏，允乐孔煌。虎(鉏)铻载入，又(有)竌载羕(漾)。天子郾喜，龚(共)桓是嗣。高阳又(有)灵，四方以鼏。

文物现由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收藏。根据石磬上的铭文，我们知道高阳是楚国先祖，和秦朝祖先相同。因此，二者共同推翻周代 ，最后秦王扫六合，称帝。其实，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秦景公已经称天子，《黄鸟》等诗记载确实可信。实际上，秦楚西夏本属于相对松散的组成，但是他们实际上同根。换言之，楚秦，过去皆为党项的一部分。

西夏皇家寺院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诗集中有诗《招抚东至生日上》说：“昴星昨日色何新，今日侯门诞贵人。喜见尘寰祥凤鸟，定知天上走麒麟。书云瑞气交相应，庆节悬孤尽举陈。鼎鼐诏封非至晚，徕民更祝寿同春。”[3]366

凤凰、麒麟本身乃春秋后形成的祥瑞，与河图洛书、嘉禾黄龙同为我国古代喜庆之兆。只是凤凰由来已久，与西部关系也非常密切。周文王因为凤鸣岐山就是利用凤凰而起兵夺取天下，因为凤凰是西部共有的神祇，神祇的出现意味着得到天命，而之前还有一些故事。

汉代王符的《潜夫论·五德志》说：“世号少皞，代皇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凤凰适至，故纪于鸟。是始作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凤氏，历正也，玄鸟氏，分司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14]58又《礼记》说：“德至八极，则景星见。德至草木，则朱草生，木连理。德至鸟兽，则凤皇来，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动，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则景云出。德至深泉，则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15]1427

《潜夫论》告诉我们，少昊氏开始纪于鸟，《左传》言少昊氏以鸟名官，故各地的诸侯都叫鸟某，如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凤鸟氏等，《左传》昭公十七年还有解释，言玄鸟氏司分者也。这些后来人们都喜欢将他们与凤凰挂钩，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全部。《礼记》则将凤凰形象化为瑞兆了。凤鸟与西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周穆王曾经专门去昆仑山看望过与西周不肯合作的西王母。《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略云：

西王母及其后代服装到西周时期还保存着凤鸟之纹，说明他对殷商的凤鸟文化一直保持或传承着。而凤凰不完全是殷商的创造，根据资料还要早一些。

西夏的佛教是国家宗教，因此祭祀和宗教往往彼此带有对方的原色元素。同时，西夏对孔子十分尊敬，连西王母也成了人们普遍祭祀的王母娘娘。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7册第149图[20]116(见图2)表现的是墓主人坐在连体动物身上，这一个连体的动物形象清晰可以辨认，分别是虎和龙。虎和龙的连体表示什么意思呢？根据上引贾谊在《惜誓》、焦延寿《易林》两条资料我们看出，西王母乘坐的是太乙神的象舆，后来的神人也可以乘坐。我们再看西王母的形象。

《山海经·西山经》说:“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21]31银白肚子金乳房和虎豹身上的花纹，样子刚好能够对应。阿母长着两颗牙，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与西夏诗句出生就有两颗牙岂不是高度一致！不能说一次次巧合。也就是说殷商的后裔一支就是西王母，所以《穆天子传》记载穆天子去会西王母时，西王母称他们是亲戚。自简狄以来，这支名为氐羌的民族，代代都牢记着这两个女人，并把他们编写成歌来传唱。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西夏《颂师典》说：

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转引自张廷杰《宋夏文化交流与西夏的文学创作》，见《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按照《礼记》记载体现的礼仪，歌功主要指现实的战功，而颂德主要是感谢上天祖先的厚德。诗歌仍以母亲为歌颂对象，很显然与简狄和西王母有密切的关系。显然这是深刻的西夏民族记忆。

进入门诊输液预约工作站系统后，打开预约列表窗口，在读卡区通过刷磁条卡或读取芯片数据及输入患者姓名、身份证号、病历号等方法选择患者，当患者存在未预约的输液或化疗医嘱时，系统会弹出“选择注射医嘱”的对话框，患者可能有多张注射单，选中目标注射单后点击“确定”就可以在“预约安排”窗口选择日期和时间段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默认打印机自动打印预约回执单。“选择注射医嘱”窗口还提供“详细信息”按钮，点击可以看到患者基本信息、注射证明、病史、检验指标等详细信息。

图1

图2

三、西夏的祖先祭祀和西夏族源

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是以血缘等级权力相关联的政治制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也具有传承的特点，同时随着时代又会发生一些变化。西夏仁宗仁孝天盛十九年(1167年)制作的《御制后序》说：“仰凭觉荫，冀锡冥资，直往净方，得生佛土，永驻不退，速证法身。又愿六庙祖宗，恒游极乐；万年社稷，永享升平。一德大臣，百祥咸萃；更均余祉，下逮含灵。天盛十九年岁次丁亥五月初九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谨施。”[7]77

序文说“愿六庙祖宗，恒游极乐”，由此可见，六庙是西夏祭祀的主要方式。古代的祭祀非常重要，当然也不会造假。《左传》《论语》皆强调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祭祀的具体要求是十分清楚的。王者就是受命之君，从受命开始，由于是始封之君，因此叫太祖，地位直至朝廷灭亡，都作为祭祀对象，具有很高的地位。朝代之间也有一些区别。《论语·八佾》在谈到这些帝王死去时候，上古制造他们的形象叫木主的用材是：“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所以后代也会认可这些木材为祖先。这些材料彼此区别十分明显，目的也十分清楚。譬如周代用栗，目的是使人恐惧战栗。按《礼记》王制说：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22]72《孔子家语》三十四庙制亦承其说，但是子孙只记得周人怎么祭祀，对之前的则不太清楚了[23]39。

今检《魏书》卷一百零八《丧服传》曰：“若公子之子孙，有封为国君者，则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郑玄云：‘谓后世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则如其亲服，后世迁之，乃毁其庙尔。’明始封犹在亲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亲而迁，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庙矣。此又立庙明法，与今事相当者也。”又《礼纬》云：“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注云：“言至子孙，则初时未备也。”[24]309

查殷商时期没有昭等文字，是知殷商不可能搞昭穆祀序，而是由五到六的顺序进行和改变。全面进行祭祀应该是周人的发明，周代还将山河没有名的统统命名，并且配上相应的神。魏晋的学者清楚指出，殷商时代开始是五庙，后来是六庙，与西夏的相关规定正好符合一致。又《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在大家讨论庙太多时候说：

下诏曰：“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著亲亲也。朕获承祖宗之重，惟大礼未备，战栗恐惧，不敢自顓，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25]3118

汉代帝王庙达几百座，所以君王召集大臣们在一起讨论怎么安排好。我们从文字中可以看出，最开始究竟祭祀几位不是很确定，但是祖先的位置是一直保持的。周代之所以安排七庙，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的配置问题。其余的按照昭穆顺序流传。唐代张昭《覆议册四庙奏》说：

臣前月中预都省集议宗庙事，伏见议状，於亲庙外请别立始祖一庙。近奉中书门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议定闻奏者。臣读十四代史书，见二千年故事。观诸家宗庙，都无始祖之称。惟殷、周二代，以稷契为太祖。《礼记》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元《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後稷及文王、武王与四亲庙也。”又曰：“殷人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夏後氏立五庙，不立太庙。唯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据王制郑元所释，即殷周以稷契为太祖，夏後氏无太祖，亦无追谥之庙。[26]4014

按照张昭的奏议，殷商的庙堂制度，也就是六庙，与夏代和周代的有些不同，而后代基本上皆沿袭的是七庙制度，也就是周制。而西夏的庙堂制度与殷商同，就祭祀的严肃性看，彼此在宗法上的关系只能是一脉相承的。刘正《殷代金文中的庙制问题》认为，《礼纬·稽命征》说殷五庙，至子孙。和考古发现不一致，因为没有发现殷有毁庙制度，晚期殷商在首都建了大量的宗庙。其实，根据《汉书·韦玄成传》我们知道，殷商的庙堂制度在中途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由五庙变成六庙。殷商末期殷纣王为了得到祖宗保佑大量建宗庙，这与殷商六庙制度没有必然关系，而汉代宗庙太多又不得不采取周代的七庙制。但是，汉代的七庙制度和周代并不相同，周代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作为祭祀对象，两人的地位一直不变，而汉代只是刘邦一直不变。因此，我们认为，殷商六庙和西夏六庙应该存在着宗法制度上的延续，这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