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嬗变逻辑、理论内涵与政策取向

孙 飞，曹守慧,段 柯

(1.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徐州市行政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9；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3.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数量型、粗放式高速增长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1-2]。在此历史转折关口，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的重大判断。此后，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均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明确要求：“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标志[4]，同时，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5]。那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嬗变逻辑是什么？如何科学界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如何准确甄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方向？只有科学回答了上述问题，才能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提供更加精准的依据。

一、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嬗变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提出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发展方式与增长路径的转变过程，更是一个在科学把握经济发展理论与历史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嬗变过程，是理论、历史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理论逻辑

从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看，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递进的内在联系。由于“经济增长”(这里视同于高速增长)在经济学理论中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概念，且一直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众多[6]。如以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以罗默(Paul M. Romer)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等，这些理论均将所有的经济关系抽象为“精确”的、“单一增长”的数量关系。然而，基于对一些欠发达国家“有增长无发展”的现实观察与思考，诸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渐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分开来，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7]，其关注焦点逐渐从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规模转向经济发展的综合质量与效益，这极大拓展了经济发展观的研究视野。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新理论产生于新实践，新实践需要新理论指导。具体到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观或经济发展理念而言，在充分吸收有关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也经历了从单纯重视物质积累的初级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再到高质量发展观的嬗变历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最迫切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宁可少活二十年，拼死拼活也要拿下大油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企业利润最大化”成为人们基本的经济行为理念。在“以物为本”的初级发展观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既源于初级发展观、又高于初级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高质量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科学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8]，高质量发展观中的“高质量”突出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与新要求，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质量水平的高级状态。

(二)历史与现实逻辑

纵观新中国70余年、改革开放40余年的奋斗史，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高速增长阶段(1949—1965年)、停滞徘徊阶段(1966—1977年)、回归高速增长阶段(1978—2016年)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四个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和异常严峻的国际环境，党中央提出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核心的高速度发展战略，历经1949—1965年期间(具体又包含国民经济恢复期以及“一五”“二五”“三五”计划时期等)的快速发展，中国初步建立起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且结构基本合理的现代化工业体系[9]，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由1952年的679亿元、119元/人增长到1965年的1717亿元、240元/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8%与7.8%。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部署，至此，国家从宏观经济发展的“不考虑速度”重新回归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速度”的轨道之上[10]。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进一步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党的十八大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经过不懈努力，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并成功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在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差距扩大、传统人口红利消退、资本回报率整体下降、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也日益凸显[11]，传统的数量型、粗放式高速增长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尤其在“物本位”“唯GDP论”的惯性思维下，不断涌现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标志着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将“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纳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使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中长期战略决策，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科学界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是新时期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不同于强调相对单一的总量扩张、速度加快的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范围更广、内在要求更高，诚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的，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那么，到底何为“高质量”？将“质量”及“高质量”作为核心概念置于当前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意涵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挑战。这是因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质量”一词往往被易于理解和衡量的“价格”或“货币”替代，进而导致同“使用价值”相关的所有变量被“抽象”为“交换价值量”，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中也就不再有质量的含义[12]。所以，探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来。

马克思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根本标准、基本条件、制度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根本标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中心问题，同时，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马克思经济学远远超越了西方经济学[13]。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未来社会必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第二，基本条件：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较早地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14]。可见，即便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十分重要[15]。第三，制度指向：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强烈批判违背人的发展旨归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指出共产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修复”的共产主义是实现更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制度指向。此外，马克思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外在表征主要有微观层面关注产品质效提升、中观层面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区域平衡发展与宏观层面实现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做好新时代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自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后，这一概念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结合中央有关会议精神以及已有文献的不同观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核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维度。

第一，价值取向：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其中，“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在2021年专题研究共同富裕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6]***关于共同富裕“两是”“两不是”的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将共同富裕理论推向了新的发展境界[8]。从中可以看出，共同富裕至少包含三层含义：就实现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而非少数人的富裕，即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就实现内容而言，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而非片面的物质富裕，它涵盖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就实现进程而言，共同富裕是差别有序富裕，而非整齐划一的同一时间、同等程度的同步富裕。

第二，历史方位：进入新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变，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并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16]。新发展阶段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新时代这一时空范围更长、内容包含更广的历史进程，“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17]。不同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在时间跨度上是指“十四五规划的起始年即2021年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亦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18]，简言之，新发展阶段是2021年至2049年的时间阶段，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这一阶段“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17]。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锚定战略目标，牢记‘国之大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19]。

第三，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17]。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自提出之日起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发展理念，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指导原则[18]。其中，包含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包含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等各方面的“协调”是推动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这要求我们必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要求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四，路径选择：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国内国际发展形势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同时也是应对新阶段发展机遇与挑战、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路径选择。就其本质而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在于“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7]，从“十四五”及长远发展趋势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21]，唯有此，才能“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进而“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22]。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23]。

第五，目标状态：高质量发展。***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换言之，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充分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和稳定性的综合。需要强调的是，高质量发展描述的是经济发展本身的状态即质量的高低，并不包括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或者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的情况[24]。

综合马克思经济发展质量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即“三新一高一取向”)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在经济总量和规模高速增长到一定阶段后，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以新发展格局为路径选择，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取向，推动人民在经济等诸多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好满足的发展状态[25]。究其本质，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回归经济发展本真价值、体现系统均衡特征的经济发展高级状态，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导向开始由数量和规模赶超转为质量和效益赶超。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全局。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必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为我们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其中，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与预期达到的目标状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都要服务并落实到高质量发展上来，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一)把握新发展阶段，以促进共同富裕为中心任务

“辨方位而正则”。***总书记强调，“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17]，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特征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时，重点突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指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可见，贯穿于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的新发展阶段，是以全体人民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心任务。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6]。因此，在脱贫攻坚后，应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助力农民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要求，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此外，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偏大、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是当前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首要问题，所以在新发展阶段必须理顺国民经济分配体系，建立健全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共同富裕制度，“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推动形成更加公平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三大变革”为重要抓手

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阶段，面对“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理念及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其中，推动质量、效率与动力“三大变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同时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坚期的重要内容。

作为“三大变革”中的主体，质量变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仅要求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要求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质量。效率变革是“三大变革”的主线，要求破除当前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类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组织活力，增强政府服务能力，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组织效率与运行效率，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动力变革是“三大变革”的基础，要求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中国传统发展动力减弱后，通过科技创新培育形成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所需的新业态、新模式。概言之，推动“三大变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从而为奋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构筑坚实基础。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在2020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6]。其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为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所以“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将“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确定为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从而使“扩大内需”走向制度化、长期化。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需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并贯彻落实。

中国是具有超过14亿人口与100万亿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已具备依靠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因国民经济循环不畅通、供需结构不均衡引致的内需挖掘不充分问题还很突出。为此，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这为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内需战略仍要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继续深化供给侧各环节的调整、改革，加强供给体系与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堵点，提高生产、消费等诸环节资源资金要素的市场化运转效率，助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完整内需体系。

四、结语

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标志。站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要求，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推动高质量发展也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始终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以促进共同富裕为中心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质量、效率与动力“三大变革”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争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