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

时间：2024-04-24

殷文生

摘要：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最重要实现形式，是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础，是党领导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国有企业在财富创造与积累，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和生产生活需要，促进平衡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全民共建共享社会财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实现了劳动者利益、企业利益、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文章从国有企业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现实经验、未来实践进路三方面展开了分析。

关键词：国有企业；共同富裕；逻辑机理；实践进路

1949年后，我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跨越。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目前已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阶段。2021年2月，***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1956年“一化三改”完成之后，国有企业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任务的重要承担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也经历了七十多年的改革、发展、锻造和成长，在共同富裕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从理论、历史经验、新实践层面总结国有企业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和担当，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坚定下一步实践的方向和目标。

一、发展公有制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需要和前提。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从充分解放生产力的角度，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能完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历史上出现的各类以私有制为基础，存在阶级分化和对立的社会，如奴隶制社会、封建地主所有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基础不够雄厚，都没有能实现共同富裕，其分配制度都是对生产资料拥有者有利而对劳动者不利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下的贫富两极分化进行了批判。资本积累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随着生产的循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劳动者获得由劳动力市场价格决定的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资本获得剩余价值后不断进行循环再生产和再投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剩余价值的生成过程，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进行了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积累使得资本的可变部分与固定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小，劳动者分配得越来越少。资本家占有了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行业竞争和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下，资本得以快速积累，社会财富不断向资本家集中，出售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却越来越贫穷。马克思曾指出，一方面劳动者付出辛苦劳动把产品生产出来，却贫困、受到压迫剥削、不平等对待，分配到的很少，同时另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不断积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经济矛盾的深刻分析，揭示出剩余价值规律，论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促进了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是阶级对立、压迫的经济根源，要消灭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和剥削就要消灭私有制。在私有制下，资本家决定了生产、产品分配，按资分配是主要分配方式。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异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分化。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成为雇佣劳動，创造财富却被资本家剥削和贫穷。发展到一定时候，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限制。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趋势。

（二）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设想

劳动者是财富的创造主力军，而生产资料和产品却由资本家私人占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要没收和剥夺“剥夺者”原来的生产资料，逐渐获取或收归资产阶级的资本，把生产工具、生产资料都掌握在无产阶级与国家手中，并且快速提高生产总量。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公有制是最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举措。公有制实现了最广大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主人，消除了人与人的剥削关系，生活资料、社会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在马克思看来，未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有三个特征，即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之间关系的高度和谐，社会每一位成员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劳动者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不再是谋生的手段，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工作种类和发展不同方面的能力与智慧。人们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通过有序的组织社会生产，既可能使得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足和充裕，而且还可能使人的智力和体力得到更全面充分使用和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生产力发达程度还比较低，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在生产出社会总产品后，扣除消耗在投资所需的生产资料等，另一部分用作消费资料由全体成员使用。劳动者的劳动量决定了在他消费品中所分得和分享的数额。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社会成员共同对社会财富进行生产、分配、消费，没有剥削阶级。劳动者进行按劳分配，共享社会生产创造的财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分配方式及其财富分配格局。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胜利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从分配关系看，按劳分配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按资分配，解决了资本主义劳动异化问题。

民众是社会财富和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有人的解放和富裕。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上推动了经济的巨大发展，但是没有解决消灭剥削的问题和实现共同富裕，而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我国领导人对公有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重要论述

1949年后，毛泽东提出建设公有制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的人民的富裕，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

邓小平活学活用理论，他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一大二公三纯”所带的缺乏激励的弊端，观察到苏联公有制建设的经验和不足，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比较大的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等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于能创造更先进的生产力，一方面，要运用各种方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保证我们创造的财富由全民共享和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多次强调只要公有制在我国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就为避免两极分化奠定了基础。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消除两极分化。公有制能够保证社会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以公有制为主体，既保证了国家对重要生产资料的持有，也调动了各种要素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他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邓小平的开创性的理论思维引领的我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践创举，为我国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根基。

***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既是从制度层面保障我国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二、我国国有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逻辑机理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和实现载体。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了“为谁生产”“怎样生产”以及怎样分配的现实问题，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重要的物质与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从1949年至今，我国国有企业展现出促进共同富裕多方面的贡献作用。国有企业是国家和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在发展理念上和共同富裕相通。

第一，国有企业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据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全国展开布局和组织生产，推动人民需要和利益的满足。相对于民企多地考虑经济效益和短期利润，国有企业在全国展开布局时会同时考虑地区发展的平衡、支持后发地区的发展等因素，可以更好体现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国有企业根据公众的长远利益、公共利益、社会综合效益开展项目谋划。比如在扶贫中，边远地区的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因为项目成本高、收益低、回收期长，有的项目甚至面临亏损，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而国有企业承担了这些项目建设任务。公有制企业消除了资本剥削劳动者的基础。

第二，在国有企业的增值和利润分享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国有资本的增值由全民共享。国有企业组织生产创造财富，实现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用于缴纳税款、上缴财政、利润分红、内部生产扩大再投资、外部投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等方面。上缴财政、划归社保等都是利润运用于公共事业。根据财政部官网数据，2007年以来，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国家财政比例不断提升，目前已达到30%，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第三，从劳动者个人的分配方面，国有企业坚持按劳分配的理念，壮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了分配，“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分配是生产的产物，能分配的物品也只是生产后的结果。邓小平也指出：“按勞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能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缴纳税款等后都归资本家，初次分配中就体现出两极分化。存量财富是流量收入的积累，流量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有利于存量财富差距不再大幅扩大，使得在初次分配时达到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实现了有限的差距和最大程度上的财富共享。坚持按分配，多劳多得，勤劳致富，有利于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知识技能，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四，从国有企业的布局来看，国有企业提供公益性的物美价廉的基础物品，为经济循环提供基础。比如中央国企提供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服务或产品，地方国企提供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领域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居民生产生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消费必需品。国有企业弥补了市场失灵、市场公共品提供不足的缺陷。国企承担了航空航天、高铁、北斗卫星、大飞机、探月工程等国之重器的建设，取得了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和工程，还开发了一些前瞻性项目，比如可燃冰等新兴能源的勘探开采、量子通信卫星等前沿科技项目的建设。

第五，在科技创新方面，国有企业的科技集成创新优势，为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是国强民富的基础和驱动力。世界各国的竞争在于科技的竞争。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航空航天、探月工程、5G通信、机械装备、特高压输变电等领域处于世界前沿和领先，打破了国际技术垄断。面对美国等对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科技封锁、产品禁售和芯片供应限制，我国国有企业立足于内生性技术供给和创新，积极争取扩大欧洲等国外源性技术供给，加快研发进度，抓住时机填补市场空缺，发展核心零部件、核心软硬件的生态系统，正在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全面自主升级发展做准备。比如我国国企中国长城对计算机系统软件的布局，上海微电子对光刻机的加紧研发，中国商飞对商业飞机发展的推动，中芯国际攻克核心芯片技术的投入。国有企业在前沿和基础科技的创新和技术扩散，带动了中下游非公有制经济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第六，国有企业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坚强后盾，也是国家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抓手和经济基础，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安全基础。我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美国的打压和遏制，为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要保证产业链、供应链不被外国资本控制。确保中国产业链的完整，确保核心科技自立自强，确保国家能源资源供应，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安全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国有企业资金雄厚、实力强、技术积淀丰厚，在国际竞争中可以与跨国企业进行竞争，利用自身专业和平台优势与国际资本进行竞争。

第七，执行国家战略任务，提供应急时的物资生产保障。疫情期间，国有企业在医疗卫生物资生产、疫苗研发和生产、病毒抗血清和药物科研、应急医院建设等方面都发挥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尽全力生产，全面保障疫情防控医药和物资稳定有效供应，平稳物价、不囤积居奇，保障了电力、通信、能源的充足供应，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支撑保障，发挥了“稳定器、定盘星”的作用。

第八，提供了普惠金融，保障金融的社会主义方向。目前我国主要银行、券商、保险企业、基础性金融交易所都由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控股或国家公共部门掌握，国有金融资产占全国总金融资产的70%左右。国有金融机构背靠国家信用，保障着居民储蓄安全、用汇安全、汇率稳定、汇率安全方面。我国也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农业开发银行、国有资本、产业基金等进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支持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国有金融企业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

三、新时代国有企业促进共同富裕实践进路

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结合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国有企业可以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在财富生产创造、分配、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金融服务等领域展现新作为。

第一，继续壮大和做强现有国有企业，为全民创造更多可供分配的财富。在商业类国企中，通过与民企的公平竞争不断做大，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盘活国有资产，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壮大国有资本，使各类国有资产效率和活力得以提升，促进国企与民企深度分工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比例，体现全民所有企业的属性。

第二，要发挥國有企业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一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利润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要确保职工劳动报酬增长速度与企业效益的增长提高保持同步。建立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有效联动机制。企业工资总额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增长。二是合理制定工资层次和档位，提高有发明创造成果、成熟工艺改造方案、知识产权、技术熟练的劳动者的报酬，营造鼓励创新激励创造的氛围。每年安排一定时间的培训课程，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发挥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项目为导向促进科技创新。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原创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抓住能牵引牛鼻子的核心科技，发挥新型举国中国企项目牵引人的优势，组织各方力量攻关，加快实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量的动力转换。做优做强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发展，加快实施一批影响全局、带动性强、引领未来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担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尤其是全面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治理。

第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有企业可以发挥在全国布局广、网点多、全国范围内统筹核算的优势，助力区域实现均衡发展，优化投资与布局结构，将区域布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公有资本新增投资可以积极地向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倾斜，促进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要积极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在区域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同类企业集聚的产业链集群。动态评估各地区的资源要素差异，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优势，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五，对标美国等金融强国，完善金融设施，构建完善强大的金融体系，逐步参与和掌握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为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撑。加大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支持、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盘活地方“烂尾”资产，落实中央“房住不炒”的政策取向，限制三、四套投机型购房的贷款额度。对标发达国家大宗商品定价的金融工具，完善金融体系和能力建设，以应对可能的国际资本冲击。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从2018年和2022年分别为1.1亿户、1.69亿户，其中2022年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0.5亿户、1亿户。企业和个体是吸纳就业的主力，金融需要提供充分的服务。坚持政策性金融，利用现代金融科技为企业和个体提供普惠金融和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放宽对小微贷款坏账的容忍率。

第六，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在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展开投资和布局，夯实共同富裕中的产业发展短板。加大绿色科技的研发和使用，在新建项目和新投资中使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在房地产领域，参股或控股房地产企业，建好长租型廉租房住房，开发实用、普惠的住房，体现社会主义住有所居的理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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