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高阿丹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口号诗是诗歌体式的一种,严羽《沧浪诗话》将其独立为一种诗体(1)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口号,有歌行,有乐府,有楚词。”将“口号诗”作为和歌行、乐府、楚词等并列的独立诗体。参见严羽:《沧浪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足以见其在古代诗歌中的独立地位,但这一独特的诗体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近来关于口号诗的研究也不多,刘湘兰的《唐宋“口号诗”考论》、任竞泽的《中国古代“口号诗”的文体特征》、刘春霞的《口号:古典诗歌的另类表达形态》三篇论文,对口号诗的发展历程和文体特点做了梳理分析;宋代是口号诗的兴盛时期,杜少静的《宋代乐语研究》和薛丹的《宋代口占诗研究》对宋代口号诗的内容和特点都有所总结;但是关于口号诗重要的形成发展期——唐代的口号诗,却没有专论涉及。本文在介绍口号诗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总结唐代口号诗的创作概况,分析唐代口号诗和非口号诗的区别以及探讨唐代口号诗在上承南北朝、下启宋代口号诗中所作出的开拓与创新。
关于口号诗的界定,首先需要区别三个概念:口号、口号诗、口占。口号与口号诗的区别,即口号是一种文学创作方式,口号诗则是一种文学体裁,但由于口号一词自产生起就具有口号诗的意味,因此口号和口号诗往往被通用作名词“口号诗”的意思。在文学创作方式这一意义上,口号和口占相近,在唐代及以后甚至可以通用,二者的区别仅在于产生之初,口号的内容是有文学色彩的诗歌,而口占则多与政务密令相关。但发展到后世,这种微妙的区别就已经逐渐消融而被人们忽略了。
“口占”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中关于“口占”一词的使用在唐代以前共有五次,两次出现在班固的《汉书》中,两次出现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还有一次出现在魏收的《魏书》中,都是作为“口授”的意思来使用的。如班固《汉书》:“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1]陈寿《三国志》:“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奄忽,忠款不昭……’”[2]唐代以前,“口占”都是当作即兴口授的意思来使用的,口占的内容主要是政务、奏疏和遗言。到了唐代,“口占”一词仍被沿用,但是“口占”的内容已经不仅仅限于政务、奏疏和遗言了,而是增加了新的时代内容——诗歌。正如仲秋融所说:“官文书运用口占形式也是其处于文体自身发展初级阶段的表征。”[3]官文发展到唐代,程式俱备,各种文书都有严格固定的格式,撰写文书者只需按照既定的标准格式来写即可,没有可供发挥的余地,且唐朝官文多采用精雕细琢的骈体文,而口占的创作方式讲求即兴随意,已然不再适用,于是文人才士便把逞才较技的对象转向诗歌,口占而成的诗歌多被称为“口号”或“口号诗”。
“口号”一词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其一出现就是作为“口号诗”的含义来使用的。南朝宋鲍照有一首诗为《还都口号》,这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一首口号诗。其次就是梁简文帝的《仰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庾肩吾、王筠也写了同题的口号诗。广义上的口号诗指所有即兴口号而成、不假雕琢的诗歌,这也就是李商隐为什么说“柏台成口号”(2)李商隐《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柏台成口号,芸阁暂肩随。”详见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90页。,即把汉武帝及其群臣所联句而成的《柏梁台诗》,作为口号诗创作的开端。狭义上的口号诗只包括题目或小序中明确指出是口号而成的诗歌。由于很难判断诗歌是否诗人口号而成,因此,我们只能研究狭义范围内的口号诗,即在诗题或小序中明确指出的口号诗。
唐代以前的口号诗,目前现存的仅有4首,口号的内容也仅限于歌颂皇家威严、宫廷盛苑。口号诗从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朝,随着公文格式的成熟和固定,口占的对象转移到了诗歌,用于酬赠往来、宴饮集会或表达一些不那么严肃重大的主题。但唐代的诗歌形式上讲求格律,艺术上追求意境,为了与精心锤炼打磨的诗歌区别开来,诗人往往特意在题目中标明其为即兴创作的口号诗。因此,唐代是口号诗真正兴起发展的时期,流传下来的口号诗有近百首。
唐代的口号诗多律诗和绝句。口号诗有古体和近体之分,南朝宋鲍照和梁简文帝所作口号诗为古体诗,入唐以后,在现今所存的近百首口号诗中,古体诗有23首,并不是像刘湘兰所说:“唐代口号诗皆为绝句与律体。”[4]古体口号诗多作于中晚唐时期,初唐时期仅有僧人慧棱所作的《又口占一颂》是古体诗。近体口号诗中包括59首绝句和11首律诗,近体诗中多绝句的原因也与口号诗本身随口吟出、速成草就的特点有关。
从流传下来的口号诗的内容来看,题材上有很大的趋同性和一致性。较常见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唐明皇的《潼关口号》和张九龄《奉和圣制潼关口号》、张说的《奉和圣制潼关口号应制》等,不仅从内容上承袭了南北朝口号诗的题材,形式上也与梁简文帝与庾肩吾、王筠的君臣唱和相类。这类诗歌绮而艳,辞藻华丽,文采华美,多奉谀谄媚之作。
第二类是书写个人片刻的即目所视或须臾的情绪所感。这类感怀诗或缘景而发,或因事而起。由于口号诗诗体自身随口吟出的特性,表现出来的感情便更加偏向直抒胸臆,这类感怀诗在口号诗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所统计的93首口号诗中,此类感怀诗数量有一半之多。根据感怀内容的不同,又可大致分为即兴写景和即事抒情两种。即兴吟咏眼前所见之景,如贾岛的《口号》:“中夜忽自起,汲此百尺泉。林木含白露,星斗在青天。”[5]6675即兴书写自己半夜睡醒之后所看到的浸透着露水的林木和天上挂着的万千星斗。即事抒情者,或感叹历史人事的变幻无常,如孙逖《途中口号》:“邺城东北望陵台,珠翠繁华去不回。无复新妆艳红粉,空余故垄满青苔。”[5]1198或抒发游子在外漂泊零落的思乡之感,如皇甫曾的《路中口号》:“还乡不见家,年老眼多泪。车马上河桥,城中好天气。”[5]2184或表达忧时伤世的家国情怀,这类诗歌以杜甫为代表。杜甫不仅是唐朝创作口号诗数量最多的诗人,多达22首,同时也是用口号诗这种诗体来抒发自己家国情怀的第一人,如《西阁口号》《晚行口号》写诗人对处于战乱中的国家命运的担忧,还有《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写诗人听闻战争胜利消息时的兴奋和喜悦。深沉的家国情怀被杜甫以口号诗组诗的形式吟咏出来,不仅是对口号诗这种诗体存在意义的肯定,更是使口号诗从吟咏繁缛的宫廷生活、歌颂盛大的威严场面、抒发狭隘的一己之思的藩篱中脱离出来,大大扩展了口号诗的题材范围。
第三类是亲友唱和或临别酬赠诗。酬赠唱和题材的口号诗共有30多首,也占据了口号诗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或是亲友唱和往来,如孟浩然的《赠王九》,窦牟的《早赴临台立马待漏口号寄弟群》;或是临行送别的酬赠之作,如刘禹锡的《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以极为通俗晓畅的语言表达不舍的离别之思,憧憬未来的重逢之喜。
此外还有一类比较特殊但不能忽视的口号诗,其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特殊,或带有戏谑的性质,或具有教化的意味,或带有讽刺的效果。这样的口号诗共有5首,其中3首为伶人所作,2首无名氏所作,虽数量不多,但却因其开创性而对后来口号诗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伶人敬新磨的《六目龟口号》带有明显的戏谑逗乐的性质;无名氏的《罗吉口号》和李花开的《孔庙口号》具有讽刺的意味。伶人李花开随主人拜谒夫子庙的时候,看见其破落衰败的景象,便进献一首《孔庙口号》,讽刺了唐五代时期战争频仍、学校不修的乱象,并且达到了很好的劝谏效果。仅有一句四字的《罗吉口号》“罗钳吉网”[5]9995,也是底层民众对当时朝廷由李林甫专政的讽刺。这类具有讽谏意味的口号诗极大地提高了口号诗的品位和地位。
以上从唐朝口号诗的创作数量、兴起原因以及诗歌内容等方面介绍了唐朝口号诗的创作概况。口号诗之所以能独立成为一种特殊的诗体,在于其与非口号诗有着很多不同的特点,下面辨析唐朝口号诗和非口号诗的区别。
口号诗和非口号诗在诗歌内容上、语言上、艺术效果上都有很大的差异,诗人在诗题中明确以“口号”作为诗题,也体现了诗人对口号诗和非口号诗诗体特征、适用题材不同的一致认识。唐代的口号诗和非口号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口号诗草成速就,不假雕琢,由于是随口吟出,重在抒情达意,因此不讲究诗歌的形式技巧和艺术手法,很少运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以及虚实结合、用典、象征等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也不追求炼字、炼意、炼句,更考验诗人的敏捷性,因此多成为宴会上诗人们逞才弄技的对象。这与唐代一般的诗歌有很大不同,以贾岛为例,我们来看他的口号诗和非口号诗的区别。
口号
中夜忽自起,汲此百尺泉。
林木含白露,星斗在青天。[5]6675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5]6695
贾岛的口号诗是一首古体诗,不讲究平仄和对仗规则,平铺直叙地讲述了诗人半夜醒来所看到的夜景,诗意浅显而意脉流畅,清新隽永,得自然之真美;非口号诗则是一首经过苦心锤炼的五言律诗,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尤其是这一“敲”字,更显清幽之境,以动衬静,意境幽美。有字、有意、有句,这种由诗人精心雕琢打磨而造就的诗歌艺术与口号诗的天然意趣是完全不同的。
口号诗所写皆为诗人即目所视或心中所感,脱口而出,不假雕琢,诗人所见所思皆可入诗。感情表达上,更加直抒胸臆,被用于宴会的口号诗有时带有戏谑、娱乐的性质。这与唐代其他的非口号诗不一样,非口号诗多经由诗人精心锤炼打磨,或叙述宏大的主题,或抒发深沉的情感,或表达远大的志向,或用于精密的说理。如刘禹锡的七首口号诗(《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阙下口号呈柳仪曹》《酬仆射牛相公晋国池上别后至甘棠馆忽梦同游因成口号见寄》),其创作数量并不算少,但这七首口号诗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写酬唱或送别,而要抒发自己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或独立不移的精神气概或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或对历史、人生的沉思感悟时,则又以非口号诗的形式寄托自己的心境。《秋思二首》《杨柳枝词九首》等都是如此。即使同样是酬赠的作品,刘禹锡的五首口号酬赠诗和那首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也完全不同。试看其差别:
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 其二
自从云散各东西,每日欢娱却惨凄。
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5]4123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5]4068
口号诗单纯叙述与朋友的惜别之思、离别之苦;而这首非口号诗,颔联借用典故抒发物是人非的感慨,颈联又借用自然事物的勃勃生机来展示自己豁达的襟怀,对仗极为工整,融诗情、画意、哲理于一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同样是酬赠的作品,口号诗和非口号诗因其适用题材的不同,所蕴含的思想深度和诗歌境界也有很大差异。
用作歌功颂德的颂诗和应制诗,往往辞藻华丽,风格绮靡,如杜甫的《紫宸殿退朝口号》: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
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
昼漏希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
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5]2413
因其所选用的诗歌意象本身就具有华丽的宫廷意味,再加上诗人有意为之的歌颂意识,因此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雍容繁复的风格。但除此类题材之外,用于抒发个人心绪或用于亲友唱和酬赠的口号诗,语言上都具有用词不避俚俗,多用口语等通俗化的语言,诗义浅显的特点,如皇甫曾的《路中口号》:
还乡不见家,年老眼多泪。
车马上河桥,城中好天气。[5]2184
完全就是口语化的语言,随口吟出,没有高深的用词,没有雕琢的工巧,没有晦涩的用典,只是把诗人路途中瞬间涌现的思乡情绪平铺直叙地叙述出来,诗意如泉涌般自然流出,故得情感之真挚自然,读来犹如一篇音韵和谐的散文,这与唐代非口号诗语言用词上具有典雅、精炼的特点是不同的。
口号诗多为近体诗,93首诗中,古体诗23首;绝句59首,其中五绝16首,七绝43首;律诗11首,五律9首,七律2首。明显可以看出,绝句远远多于律诗。从首句是否入韵上来看,绝句中,五言绝句不入平韵者多,且多仄起;七言绝句则以首句入平韵者为多,平起和仄起都有。律诗中,五律以首句不入平韵者多,平起和仄起的都有,仄起较多;七律只有2首,首句皆仄起入平韵。从诗歌格律上来看,口号诗和普通的绝句、律诗大致一样,五绝和五律以首句不入韵、仄起为常见,七绝、七律以首句入韵为常见,但口号诗的七绝、七律平仄都有,以仄起稍多,这一点和普通的七律、七绝不太一样,普通的七律、七绝以平起为常见。总体上来说,口号诗除23首古体诗外,也基本遵守近体诗的格律要求,尤其是律诗,也讲究平仄规则和对仗规则。但口号诗绝句和律诗都存在有较少出韵的情况,所出的韵用的都是邻韵,如吕洞宾的五言律诗《口占》:
非神亦非仙,非术亦非幻。
天地有终穷,桑田几迁变。
身固非我有,财亦何足恋。
曷不从吾游,骑鲸腾汗漫。[5]9775
幻押十六谏;变押十七霰;恋押十七霰;漫押十五翰。没有遵守近体诗押平声韵的规则,押的是去声韵,而且还是邻韵;首联两句第一字、第三字和第五字都有重复,不符合律诗同一位置不能出现同一字的规则;颔联和颈联也没有严格的对仗。由此来看,口号诗对格律的要求并不像非口号近体诗那样严格,也可以说是口号诗的创作由于受到格律诗的影响而逐渐有意识地讲究押韵、平仄和对仗,但最终是否严格遵守还要看诗人的主观意愿和创作追求。
唐代口号诗在继承南北朝口号诗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其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对宋代口号诗的进一步发掘、发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初唐的口号诗在内容和风格上都继承了南北朝时期鲍照、梁简文帝等人创作的口号诗,内容限于宫廷盛世,风格偏向华丽绮靡。但随着众多诗人逐渐加入口号诗创作的行列中,其题材领域也不断扩大,逐渐由初唐张九龄、张说等人的集体谀颂、应制之作,发展到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亲友酬唱,再到中唐以杜甫为代表的以口号诗写战争、写时事,再到晚唐李商隐、杜牧等人的个人抒写。随着其题材范围的扩大,口号诗的整体风格也由绮靡华丽、歌功颂德逐渐转向浅近自然,表情达意。
唐代口号诗在诗歌题材和风格变化的同时,创作群体也开始有所变化,由最初的君臣官吏逐渐下移。这一诗体不仅受到诗人的欢迎,没有深厚文学素养的底层民众、伶人乐工也加入口号诗创作的队伍。诗人和底层民众的加入,无疑为口号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变化促进了口号诗两方面的发展:一是开创了口号诗戏谑逗乐的新风格,李白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已经具有诙谐调笑的性质,张世南《游宦纪闻》载:“唐庄宗时,有进六目龟者,敬新磨献口号云:‘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6]这是一首插科打诨、逗乐调笑之作。诙谐随意这一风格在宋代被进一步发扬,诗人创作了很多“游戏”之作,如欧阳修《戏答仲仪口号》、文与可的七首《可笑口号》等。
另一方面是促进诗与乐的结合,并在宋代被一种综合性的表演形式——“乐语”所吸收成为其表演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乐工伶人曾一度成为口号诗创作的一大群体。唐代由伶人所作的口号诗在宋代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了乐语的表演范畴(3)北宋陈旸在《乐书》中说:“唐时谓优人辞捷者为斫拨,今谓之杂剧也。有所敷叙,曰作语。有诵辞篇,曰口号。凡皆巧为言笑,令人主和悦者也。”详见陈旸:《乐书》,明刻本重修第十九册,第31页。,用于大型的宫廷宴会或其他重要场合。但是由于伶人乐工所作的口号诗多近浅俗而不符合其应用场合的严肃性,于是经钱惟演上书请求官撰口号之后,“本为俳优临机发挥的口号,成为由舍人院撰写,或由俳优撰写再送呈舍人院进行修订的类似演出脚本性质的文辞”[7]。尽管在重大场合中,提前官撰的口号代替了乐工伶人临场应变所作的口号诗,也抹杀了口号诗即兴创作的特点,但在普通的宴饮集会和民间活动中,伶人百姓仍是口号诗创作的一大群体。
唐代口号诗由于创作群体的下移,由底层民众、伶人乐工所创作的部分口号诗有时会具有民谣的性质,即利用口号诗朗朗上口、易于传记、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特点去表现底层民众的集体心声。唐代仅有一句四字的《罗吉口号》“罗钳吉网”[5]9995,是对当时李林甫专政,重用酷吏罗希奭、吉温,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罗织罪名,残杀异己的讽刺,后来甚至演变成了成语,专用于指酷虐诬陷,足见其传播影响之大。但在唐朝,下层民众利用口号诗易于传播的特点去传达集体心声的情况还不多见,在宋代这种情况却屡见不鲜。在宋代流传下来的口号诗中,诗人往往在诗序中注明“下采民言,上陈口号”之类的文字,如苏轼就在《兴龙节集英殿宴教坊词致语口号》中说:“始庆猗兰之会,愿赓《击壤》之音。下采民言,上陈口号。”[8]这类口号诗的创作者是下层民众,诗人只是对其进行加工整理而已。口号诗所具有的易于传唱的性质使得某些表达民众集体心声的口号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从而成为统治者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这一点类似于汉魏时期乐府机构采集民谣民谚以观民风民情的现象。
口号诗作为一种诗体,其源始自南朝鲍照,但其题材、风格的开拓和创作群体的扩大是在唐代,可以说,唐代的口号诗创作奠定了后世口号诗发展的基本方向,其很多开创性的特点对宋代口号诗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宋代的口号诗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发展,其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达到了八百多首,形成了口号诗创作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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