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桐城方氏的杜诗观

程 冲，方盛良

桐城方氏诗学是构建桐城诗派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桐城诗派研究较为深入，但是对于桐城方氏诗学，特别是方氏对杜诗的接受问题，则缺乏系统研究。易代之际的方拱乾、方文等成员，倾注于杜诗极大心力，嗣后清前中期的方贞观、方世举，以及清代盛衰转捩期的方东树等人，在承前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涌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杜诗评点著作。通过对他们各自杜诗观的分析，可以发现桐城方氏有尊杜的传统，评点时重视对杜诗中“情”的阐释，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桐城文派影响的加深，越来越注重以古文文法点评杜诗。

一、以身化作少陵

方氏迁居桐城后，世代以读书为生，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子弟。方拱乾①、方文在阐扬家族诗学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方拱乾因江南丁酉科场案牵连，于顺治十六年(1659)全家流放宁古塔。在此期间，方氏全身心投入对诗学的精研，特别是对杜诗的发挥，更是这一时期心灵孤寂的表征。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谓方拱乾“寝食少陵”，方拱乾亦说自己“寝食杜诗中”[1]62。方拱乾的曾孙方世举有言：“余家传诗法多宗老杜……先宫詹公(方拱乾)又集学杜之大成，晚而批杜，章法、句法、字法皆有指授。”[2]772方氏成书有《杜诗论文》②。此本乃融合数本方拱乾批点杜诗的辑录本③，可谓方拱乾一生诗学思想的结晶，以批点杜诗的形式训示子孙，并在书中提出“少陵诗，诗中六经也，以诗诣言，所谓集大成也”[1]8，正说明杜诗在方氏心中的地位。

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重视将自身体验融汇其中，其首句便是“看老杜诗要将我身化作老杜，亲尝其悲欢离合之境遇”[1]1，在龚鼎孳序文的天头眉批处再次阐明此观点：“要当以身化作少陵，令啼笑耳目，历历现前”[1]2，而在吴典祚为其兄所撰序文的眉批处亦有相同的阐述：“不以诗求少陵而少陵现，以身化作少陵而少陵之诗现”[1]15，可见“以身化作少陵”是方拱乾批点杜诗的核心观点。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以身化作少陵，进而习得杜甫真传呢？方拱乾在潘眉所撰《杜诗论文序》的眉批处提出：

凡诗以有人所不有、不有人所有为佳至。公(杜甫)则无所不有，人不能有其所有，复不能不有其所有，之为佳也……公则本乎性情学力，无所拟，无所不拟，而成公之诗，故曰“诗来觉即神”、“诗应有神助”……学公者，正不必规规然拟其外貌以为步趋，惟本我之性情学力以学之，而庶乎遇之乎！[1]19

方拱乾认为杜甫的诗之所以能够“无所不有”，既有前人遗韵，复具后人风采，就在于杜甫作诗能够“本乎性情学力”，然而据方拱乾所说“老夫阅杜诗批释本概二十种，大约执其一字一句，或年月之参差，事实迹之虚实，呶呶聚讼，□未有一人入其堂奥。”[1]63后世学杜诗者若以这些批释本为底本，“争以声调字句求之，只袭其衣冠……江河日下，竞趋于饾饤一路。”[1]25读杜诗就要“以我之性情化为作者之性情，如身历其景与事”[1]56，加之熟读深思，“工力在平时”[1]57，方可化杜诗为己用，即是方氏所言“诗当用人，勿为人用”。方拱乾亦以自己读杜诗现身说法：“论诗者以身居诗外，予则以身入诗中，门径原且判然，堂奥安然合辙。”[1]30如评“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句：“触景引痛，天然悲响。”[3]98再如评《咏燕》：“诸诗各有天地，各极性情，以全身入一物中，复出其外，千古咏物，无出其右。”[3]133同时，方拱乾在具体诗歌评点时重视对字法、句法、章法的解读，如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入题见结……如此起当如此结。”[4]8评《万丈潭》“黑知湾澴底，清见光炯碎”句：“‘知’字、‘见’字妙。”[4]44此句在历来杜诗选本中“知”多作“如”，两相对比，愈见方拱乾评诗眼光独到。

方拱乾对于杜诗的崇拜并非是盲目的，而是有其独到见解，并且对历代学者将杜诗称为“诗史”有自己的看法：

读公诗，当先破其“诗史”二字。诗固何事，而可以史辱之耶？“独隺昏鸦”、“青竹(‘竹’疑是衍字)松恶竹”，一时兴会所致至耳，必以为有所指，则少陵是一龌龊荆棘人矣，尚足语风雅乎？兴比赋三百篇，了了可寻，而诗家注尚无定解，乃□以性情歌啸。作□弹人大账簿，冤千古不白矣。公不合时宜，则有之，然温厚和平，其得天籁者原深，非叫跳恣睢者比也。[1]6

在方拱乾看来，诗是性情的产物，与史有一定区别，他反对杜诗“诗史”之说其实是对历来解杜者逐字逐句逐年逐月附会杜诗的批驳。如杜甫《偪侧行赠毕四曜》中有“只宜常会喝几杯，何惜青铜三百钱!”宋时丁谓即据此句证唐代斗酒三百钱，何其谬也。同时方氏身处两朝交替的敏感时期，而自己又酷爱作诗，旗帜鲜明地提出诗与史的分离，避免有心者对自己诗作的刻意解读，未尝不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手段。

方拱乾评杜诗的核心观点是性情，认为只有以自我之性情融入于杜诗，才能把握其本味。他对于杜诗本身是极度赞扬的，所反对的只是后人在评骘杜诗时所提出的“诗史”之说等。

方拱乾族弟方文④，同样热衷于杜诗评点。方文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四处游食的他目睹了太多民生疾苦，他欲以赤子之心揭露社会的黑暗，为百姓鸣不平，杜甫自然成为其学习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方文因自己与陶渊明、杜甫、白居易同生于壬子年，便作《四壬子图》，这也是其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时人称他“悬知杜老是前身”[5]687，其“嵞山体”以叙事手法抒写遗民心史的诗史精神亦是其学杜的具体实践。学杜的前提是对杜诗有深刻的理解，方文曾说自己：“平生癖好惟三种，左马文章老杜诗。”[5]348他不单熟读杜诗，还品评杜诗，被誉为“得少陵之风骨，深知其阡陌者”[6]。有关方文品评杜诗，据刘重喜考证，有《杜诗举隅》一书，今不存，目前散见方文批点杜诗，或为别人对《杜诗举隅》的删存钞录⑤。何焯的《义门读书记》辑录方文评杜诗46首，其中辑古体诗15首，近体诗31首；钱陆灿的《钱注杜诗》转钞方文评杜诗69首，其中古体63首，占绝大部分，近体计6首。今有童岳敏据此二书勾稽出方文评点杜诗凡百条，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便利。由此亦可窥见方文是如何“铺陈杜老诗中史”的。

杜甫最负盛名的长篇叙事诗《北征》为例，方文以大量的篇幅对其进行逐句解析，与当时盛行的将诗歌分四段进行分析不同，方文将诗歌细分为六段：“此一段记北征岁月与恋主之情也……此一段乃出凤翔时一路所见也……此一段乃至鄜州所见也……此一段乃羌村入门之状也……此一段言朝廷有恢复王势也……此一段言朝廷有恢复之望也。”⑥当然，方文对于此诗的分析并不限于对结构、内容的分析，还有对于字词的训诂，如“老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中的“老”，在其它杜诗选本中都写作“况”，方文认为皆不足训，他认为杜甫临老陷贼，归时已发须尽白，是可哀之事，用“老”字比“况”字更能体现杜甫当时的心境。此外还有对此诗字句的赏析，如对“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四句，方文评为“真是有化工赋物之妙”。方文评点杜诗，还注重对于杜诗音韵的分析，如评《洗兵马》：“此诗分四段，正段七韵，平仄相间”，评《送重表侄王砯评事使南海》：“此诗分二段，每段十九韵，可见前人诗格。”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体现在诗歌的具体创作上，就包括对字句、音韵的精准运用，方文注意到这点，选择几篇诗歌作重点分析，为自己及后人研习杜诗之法提供了路径。

对于《北征》这类古体长篇，方文认为“必以情事、议论为主”，可见有“情”、有“事”、有“理”是方文品评杜诗的管钥，如对于《捣衣》诗，他认为该诗首句少情，尾句缺理，并非杜甫所作。这一论断虽不是那么牢靠，却也凸显了方文的杜诗观。方文作诗宗法杜甫，李明睿《徐杭游草序》称方文之诗“妙于叙事”，是说方文以叙事之法写抒情诗，因此“其诗千态万状，无一事相同”，其实这亦是从杜诗中学来的，方文评《送重表侄王砯评事使南海》“人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陈翦髻髮, 鬻市充杯酒”四句：“‘鬓发’、‘髻鬟’四字得左氏法，上自既剪而言，下自未剪而言，以下叙致有法，操纵详略，无不如意。”严迪昌认为可以用“朴老真至”四字概括方文的诗，以为方文之诗诗语明白如话，诗心深挚苍凉，诗境清朴纯真，这正与众人评杜甫后期诗作极为相似。

明清易代之际，方拱乾、方文两兄弟虽然在政治上的选择截然相反，但在诗学崇尚方面，都选择以杜甫为指归，以评点杜诗的方式为后学示范。方拱乾以“性情”论杜诗，方文以“情”“事”“理”评杜诗，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杜诗的内涵。此外，二人在解读杜诗时也显露出以文解诗的趋向，而这对其家族后辈解杜提供较大借鉴。

二、批杜与崇杜

桐城方氏诗学经过方拱乾、方文等人的推演，渐成气候，呈现出日新之貌。方拱乾曾孙方贞观⑦、方世举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家族诗学传统，以杜诗为最高典范，从中汲取营养，所作之诗颇受时人好评，二人诗名尤著，与方文一起被称为“方氏三诗人”[7]216，被认为是桐城诗派的先声。

方贞观的诗歌“凡数变：最初学张籍、王建，既又学孟东野；三十以后尽弃其所素习，沉浸于贞元、大历之间，镕炼淘汰，独标孤诣，务极雅止。而贞观固欿然，自以为未足……夫难生虑表流离颠踬，穷愁无聊，托之讴吟，贞观之诗之工亦大可哀矣！……又经十年矣，所为诗益造平淡，益近自然”[8]。严迪昌说流放期间的方贞观“深味法网严酷，文网严密，才情既富也就只能抒述戍边之哀或记写边地风物风情，诗心已是自相紧裹，岂敢放胆而吟？”[9]既是如此，其《南堂诗钞》缘何在乾隆年间遭禁？邓之诚分析原因，认为其集中《拟古边词》有“中华多少未耕土，偏爱边荒一片沙”之句，又云“可爱猜疑汉天子，寻常甥舅作仇雠”，为征准噶尔而作也，已伤讦直。其《重有感》云“圣世穷兵武亦羞”，又云“漫道弓藏缘鸟尽”，则为年羹尧鸣不平，所以得出结论：“遭禁或由于此欤？”[10]可见方贞观是一位敢于抒发“我之性情”，“敢出怨言”的诗人。这也与他在《辍锻录》中的主张相同：“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关我性情”[11]。

方贞观虽称自己“性不近杜”，但受家学及世风影响，亦对杜诗有着自己的见解。据周采泉考证，方贞观曾手批杜诗于康熙间金陵叶永茹刻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之上，“每卷均有题识, 批语均以蝇头小楷写在书眉上, 编者所见眉批之精, 莫与伦比。于杜诗抑扬参半, 但都有卓见。”[12]此书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名为《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周氏之所以说方贞观评杜诗“抑扬参半”，大抵是因为方贞观于书中对个别杜诗的语言以及对杜甫夔州后的诗歌的批判，对杜诗精绝高妙之处也不惜笔墨加以赞扬。对杜诗的批评如：

其思深力大，气古才雄，自应首推。然其病亦不少，有累句，有晦句，出词有卑鄙者，用意有牵凑者，气韵有甜俗者，意象有叫号者，多凑韵，多复韵，使事不无错误，先后屡见雷同窠臼，不除习气，亦固后人信之太笃，奉之太过，比之太高，求之太深，举其病而忘之，不独忘之，且迁就附会以讳其病，一字一句为科条，确然不可易。又各执臆说，聚讼不已，殊可笑也⑨。

他认为杜诗语句有芜累晦涩之病，或鄙俚直率，语不高华；或遣词拙涩，句不明爽；还时有造语重复的问题。他又在第六册题识中说：“客夔州以来诗，气势多散漫，意义有重复，少波澜，不精紧，无沉郁顿挫之致。”在方贞观看来，频繁的战乱使杜甫颠沛流离，身心遭受极大的创伤，诗歌创作水平亦随之下降，多写丧乱病痛，不够精警。同时，与其曾祖父方拱乾一样，方贞观对于学者阐释杜诗时提出的“诗史”说与“一饭不忘君”说予以驳斥：“说者动曰子美‘诗史’也，又曰‘一饭不忘君’也，究竟子美之诗，其妙处果在是乎？流俗小夫，妄学捉笔，脱口必言时事，落笔忧国忧民，岂遂可与子美抗行乎？是子美之所以为子美者，正有在。”方贞观在此并非是批判杜诗，而是批驳持这两种观点的文人，杜甫的诗能够做到“诗”与“史”的完美统一，而当诗歌中“史”的因素太多，以致影响诗歌的艺术性时，方贞观会毫不犹豫偏向“诗”所应有的含蓄蕴藉的一面。因此他说：“吾愿天下之读杜者，勿攻其实，勿遗其虚，勿惑于‘诗史’之说，勿惑于‘一饭不忘君’之言，含咀其精华，吐弃其渣滓，庶几斯道正宗，不终断绝也。”可见方贞观并非对杜诗全无好感，认为杜诗无一处可取，他在书中对杜诗的赞扬也不在少数，如他认为杜诗“所以感人易而入人深者, 不在魄力而在神致, 不在气骨而在音声”，再如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通篇典贵高华, 曲折深细, 五排之正宗也”，都是对杜诗的揄扬。

方贞观手批杜诗时正值中年，对人生的体悟做不到像杜甫一样深刻，诗学观念也不是那么成熟，因此他在批点杜诗时贬多于褒也是可以理解的。流放十年，“十年中别母妻,弃丘陇,行动羁絷,极人世之困穷,然境穷而诗乃工矣。”[13]此时方贞观的诗风正向着杜诗“沉郁顿挫”的方向靠拢。放归后，他与世无争，诗歌“益造平淡”，与杜诗“萧散自然”极为相似。在创作《辍锻录》时，他对杜诗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因此在《辍锻录》中再也见不到方贞观对杜诗的批评，就连他之前最诟病的杜诗的语言，他也有新的理解：

诗必言……故有时宁割文雅，收取俚直，欲其相称也。杜子美云：“老去渐于诗律细”。呜乎！难言之矣。

体裁惟七律最难，须五十六字无一牵凑，平近而不庸熟，清老而不俚直，高响而不叫号，排宕而不轻佻，尤忌删去两字便可作五言诗读。欲除诸病，惟熟读少陵及大历诸名家，则得之矣。

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非奇险怪诞之谓也，或至理名言，或真情实景，应手称心，得未曾有，便可震惊一世。子美集中，在在皆是，固无论矣。对于杜诗名篇，他更是大加赞扬：

《赴奉先县五百字》，当时时歌诵，不独起伏关键，意度波澜，煌煌大篇，可以为法，即其中琢句之工，用字之妙，无一不是规矩，而音韵尤古淡雅正，自然天籁也。⑩

方贞观在批点杜诗时曾用“少陵才华干气象, 衰迟离乱损精神。自从同谷歌声歇, 辛苦披沙一捡金”来批判杜甫后期诗歌水平下降，读者只能披沙捡金。如今的他诗艺已臻成熟，在学习了诸家诗歌之后，在历经许多磨难后，对杜诗有了新的认识，于众多诗家中独推杜甫，真可谓“辛苦披沙一捡金”。相较于曾祖方拱乾，方贞观加强了对于杜诗“诗史”说以及“一饭不忘君”说的反驳，又因自身的特殊经历而对杜诗有更深刻的体悟。

与方贞观对杜诗前后态度转变不同，方世举对于杜诗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姚鼐《恬庵遗稿序》提到桐城前辈为异乡学者仰重的名家，只举了方苞、胡宗绪和方世举、方贞观四人，金天翮亦说：“桐城之方凡五宗，推其朔，固一本也。遐考名人及其行谊，忠孝问学，首推以智；文章莫若苞；而诗之有闻者，文与贞观、世举其尤也。”[14]可见方世举的诗歌是备受好评的。需要说明的是，方世举虽酷爱作诗，能“于广座中伸纸濡墨，顷刻赋数十篇”[7]218，但他好自改窜以及删诗，这一点曾遭袁枚批评：

予最爱方扶南《滕王阁》诗云：“阁外青山阁下江，阁中无主自开窗。春风欲拓滕王帖，蝴蝶入帘飞一双。”叹为绝调。后见其子某云：“翁晚年嫌为少作，删去矣。”予大惊，卒不解其故。桐城吴某告予云：“扶南三改《周瑜墓》诗，而愈改愈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可称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已觉牵强。晚年又改云：“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真乃不成文理！[15]

但瑕不掩瑜，方世举的诗歌在桐城诗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陈诗称其“真得杜、韩之法乳”。

作于方世举晚年的《兰丛诗话》实际是其与侄方观承的论诗精华，书成于其逝世之乾隆二十四年(1759)。据书中所述，作者少时泛览唐诗，即作有诗话，未及成稿而弃去。中年在都下与翰苑诸同事谈诗，复录有《梁园诗话》，后亦亡佚不知下落。又在扬州与其侄方观承谈诗，观承私录有诗话一册，后为作者所知，本书即在此基础上整理而成，由其次子可之编录，世举亲自删订，是最能代表方世举一生诗学观点的作品。桐城方氏世习杜诗，方世举承其家法，言及用韵、章句等法，大都取义于杜诗，所述非泛泛之论。因此，纵然方世举没有专门的评点杜诗的作品，我们亦可从此书一窥方世举的杜诗观。诗话开篇，方世举便开宗明义，指出自己的诗学崇尚：“诗屡变而至唐，变止矣，格局备，音节谐，界画定，时俗准。今日学诗，惟有学唐。唐诗亦有变，今日学唐，惟当学杜；元微之断之于前，王半山言之于后，不易之论矣。”[2]771然而杜诗有如诗国里的群山之巅，初学者“登高自卑，宜先求其次者”，方世举指出：五古、五律先求王、孟、韦、柳，七古歌行先求元、白、张、王，七律则先求“白香山之疏以达，刘梦得之圜以闳，李义山之刻至，温飞卿之轻俊”[2]773等，门径甚明。方世举的这一观点，正符合桐城派的诗文评点理念：先树立一绝高典范，再示初学者以门径。对于杜甫自创新体，方世举也是予以赞扬的：“古乐府必不可仿。李太白虽用其题，已自用意。杜则自为新题，自为新语；元、白、张、王因之……杜句‘衣冠与世同’，可作诗诀。”又“七排似起自老杜，此体尤难，过劲荡又不是律，过软款又不是排，与五排不同，句长气难贯也。”甚至对于杜甫《北征》一诗存在前人诟病的“以文为诗”的问题，方世举也为之作了辩护。然而方世举也并非一味的拔高杜诗，在他看来，杜诗也有不足之处。如对于杜诗的用韵问题，世举就有自己的看法：“换韵，老杜甚少，往往一韵到底。太白则多，句数必匀，匀则不缓不迫，读之流利……吾辈终当布置均平。”杜诗不喜换韵，世举认为会导致读来不流利。

方世举最为世人所知的是《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可见他于韩诗用力颇深，而他在晚年所著的《兰丛诗话》中讨论最多的是杜甫，评价最高的也是杜甫，益见杜甫在方世举心中地位。纵然杜甫地位绝高，方世举也敢于指出其诗中存在的问题，这也凸显了其诗学观念的独特价值。

方贞观受方拱乾影响，深入批驳历来评杜者提出的杜诗“诗史”说及“一饭不忘君”说，方世举亦能犀利地指出杜诗中存在的问题，兄弟二人承家学，深研杜诗，相较方拱乾、方文，他们对杜诗的见解更趋全面，他们以品评杜诗进行诗教的意味也更浓。

三、以文解杜

桐城方氏解杜的主要理念是一贯的，从方拱乾萌芽的“以文解诗”的诗学思想，至方东树《昭昧詹言》渐趋成熟，呈现出家族诗学集大成特点。此书共二十一卷，分述五古、七古、七律三种诗体。诗话内，涉及杜甫的条目甚多，解说最为全面，多达204条，居全书之最，可见杜诗在方东树诗学观中的地位。此外，关于杜诗的评价，更是充斥整本书中。比如，“杜公，本《小雅》、屈子之志，集古今之大成”[16]5，“邱壑万状，惟有杜公，古今一人而已”[16]40等。值得注意的是，较之方氏先祖，方东树在书中多次“杜、韩”并举，如：“杜、韩尽读万卷书，其志气以稷、契、周、孔为心，又于古人诗文变态万方，无不融会于胸中，而以其不在世出之笔力，变化出之，此岂寻常龌龊之士所能辨哉！”[16]212这应该是受桐城文派独尊韩愈的影响。方东树认为“杜公立志，许身稷、契，全与屈子同”[16]217，书中有意多选多评杜诗以进行诗教，不但教后人作诗之法，也教人胸怀家国天下的仁爱之心。

受业师姚鼐“诗与之文，固是一理”[17]思想的影响，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好以桐城文派倡导的“义法”解诗，尤其是解杜诗，这是此书的特色。钱钟书认为方东树“欲以古文义法，入之声律，实推广以文为诗风气。读《昭昧詹言》三录可知。”[18]方东树在书中对“义法”进行罗列：

欲学杜、韩，须先知义法粗坯，今列其统例于左：创意；造言；选字；章法；起法；转接；气脉；笔力截止；不经意助语闲字；倒截逆挽不测；豫吞；离合；伸缩；事外曲致；意象大小远近，皆令逼真；顿挫；交代；参差。[16]213

他深刻领悟诗歌的体格与布局，主张将具体的文章创作之法灵活应用于诗歌，使诗歌章法明晰，结构完整。他高度评价杜诗、韩诗，认为他们的诗妙在活用文法：“文法不过虚实顺逆，离合伸缩，而以奇正用之入神，至使神鬼莫测。在诗，惟汉、魏、阮公、杜、韩有之”[16]214，“读杜、韩两家，皆当以李习之论六经之语求之，乃见其全量本领作用。至其笔性选字，造语隶事，则各不同；而同于文法高古，奇恣变化，壮浪纵宕，横跨古今。”[16]259《昭昧詹言》中对大量的杜诗进行了具体分析，如评析《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章法作用，奇怪神妙，此为第一，韩、苏以下无之。起突写二句妙。下始接叙画，已奇矣。“画师”以下接叙人，作两层跌入。“得非玄圃”数句，又接写画，乃遥接“烟雾”句下也，欲隔两段。“耳旁”句，随手于议写中起棱。“反思”四局棱汁。“野亭”六句又接写画，乃遥接“闻猿”句下也，欲隔一段。“不见”二句，又于写中起棱。“刘侯”一段铺叙，乃接“杨契丹”句下也。每接不测，奇幻无伦。“若耶”四句，另一意作结，乃是兴也，远情阔韵。[16]379

方东树认为这首诗最能体现杜诗的章法神妙，起句奇纵，以避平叙，中间以两层接续、顿挫、铺叙等层层推进，最后另起一意作结，诗歌布局“往复顿挫”，文气起伏。所谓“杜公所以冠绝古今诸家，只是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这是从章法的角度评析杜诗，对于杜诗的字法、句法等，方东树亦有分析，如评《白帝城最高楼》：

此亦造句用力之法。句法字字攒炼。起句促簇。次句疏直而阔步放纵，乃立命之根，通首根此所见也。中四句，二近景，二远景，以下三字形上四字，句法已奇。五六更出奇采，所谓意想高妙，与康乐“早闻夕飚急，晚见朝日暾”同其奇。于东见其西，于西见其东，极形高处所见之远，出寻常想外，只完题“最高”二字。收句气格历落，用意疏豁，非是则收不住中四句之奇崛。如此奇险，寻其意脉，却文从字顺，各职其职。[16]416

方东树认为此诗想象奇、诗境奇、造语奇，却又“文从字顺”，益见杜诗的字句功夫。再如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起段叙。‘唇焦’句用古。‘归来’句总束一笔。‘安得’数句，宕开起棱。”从句法的角度对诗歌展开具体分析。

至于方氏先祖评点杜诗时常提及的“性情”，《昭昧詹言》也非常重视，他说“诗之为学，性情而已”[16]1，“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节，尤在性情”[16]20，如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凄凉沉郁，令人不忍卒读。然意俱明，甚易究也。”[16]260

方东树和方氏先祖一样，认为杜甫乃诗国的绝高典范，较方文、方贞观等，更加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他评点杜诗既是教人作诗，也是教人做人。在杜诗的评点过程中，他以桐城派倡导的古文“义法”通之于诗，强调诗歌的章法、句法、字法等。同时方东树对“性情”说予以重视，则是接续了方氏诗论的传统。

四、结语

桐城方氏诗书传家，于诗法上一脉相承，多宗杜甫。仔细体味方氏一族的杜诗观，会发现其中的些许变化：方拱乾将杜诗奉为“诗之六经”，方文性癖杜诗，“得少陵之风骨”，他们兄弟二人对杜诗非常崇拜；方贞观由中年对杜诗扬抑参半，到晚年独推杜诗，方世举主宗杜甫，但认为杜诗也有不足采之处，他们兄弟二人对杜诗推崇的同时敢于提出批评；方东树亦推尊杜诗，可以看出杜甫对桐城诗派的影响自始至终。不过从方世举主宗杜甫亦瓣香韩愈到方东树多次“杜、韩”并举可以看出，韩愈在方氏诗学观中地位的逐渐上升，体现桐城诗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也从侧面反映了桐城文派的影响之大。

[注 释]

① 方拱乾(1596-1666)，明太仆寺少卿方大美第五子，原名若策，字肃之，号坦庵，晚年自号甦庵或甦老人，安徽桐城人。著有黑龙江地区现存第一部诗集《何陋居集》，遣还后又著《甦庵集》与《绝域纪略》。

② 方拱乾“晚而批杜”，最终成本见国家图书馆藏方育盛题跋并手录、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吴见思撰，康熙岱渊堂本)。

③ 参见曾绍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④ 方文(1612-1669)，明户部主事方大铉之子，初名孔文，又名一耒，字尔止、明农，号嵞山，别号淮西山人、忍冬子，安徽桐城人，是方拱乾的族弟，方以智的从叔。著有《嵞山集》，集中之诗也因方文以遗民身份抒写真情而形成一种易代之际特有的诗体——“嵞山体”。

⑤ 参见刘重喜：《方文的评杜与学杜》，《古典文献研究》2014年第2期。

⑥ 转引自童岳敏：《方文〈杜诗评点〉辑录》，《古籍研究》2013年第2期。本节中随后引文皆出于此，下不再注。

⑦ 方贞观(1679-1747)，名世泰，字贞观，以字行，一字履安，号南堂，也作南塘，又号洞佛子，晚年自号三乳老人，安徽桐城人，方拱乾曾孙，方苞的从弟。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贞观受从祖父方孝标牵连，隶入旗籍，于康熙五十二年流放关外，十年后始得赦归。因左都御史孙嘉淦曾从之学诗，雍正十三年诏开博学鸿词科，孙嘉淦首举方贞观，贞观以老拒辞不就，布素终生。著有《南堂诗钞》六卷，诗话《辍锻录》一卷。

⑧ 方世举(1675-1759)，字扶南，号溪堂，晚年自号息翁，康熙年间国子监生，安徽桐城人，方拱乾曾孙，方贞观从兄。师事秀水朱彝尊，后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祸及方氏族人，方世举被累没入旗籍，远戍塞外。雍正元年恩诏放归，世举客寓扬州，闭门著书，绝意仕进，乾隆元年朝廷广开博学鸿词科，世举也婉拒了侍郎的推举，甚至其侄方观承抚浙江时，请之亦不往。著有《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春及堂集》、《兰丛诗话》，另有《汉书补注》、《世说新语补注》、《家塾恒言》等已佚。

⑨ 方贞观：《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第一册题识，转引自杨曦《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随后四段引文皆出于此，不再另注。

⑩ 以上所录皆出自方贞观：《辍锻录》，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36-19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