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与情感状态研究

薛本洁

当前各地疫情形势反复，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群体在面对“校园封闭式管理”“停课不停学”“实习就业压力”等问题时极易出现焦虑、迷茫、压抑等消极心理[1]。如何化疫情“危机”为教育“契机”，培养大学生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有效应对疫情引发的负性情感体验已成为当前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课题[2]。

心理韧性又称心理弹性、心理复原力，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是个体在应对压力事件、创伤威胁时表现出克服逆境的心理品质，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心理韧性是自我修复的重要心理资源[3]。心理韧性较强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化阻力为动力，通过自我调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让心理健康状态处于良性循环[4]。以往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与特质正念密切相关，心理韧性可以通过正念训练得到显著提升，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对社会适应也同样具有积极促进作用[5]。正念一词最早起源于佛教，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Kabat-Zinn引入心理学领域，他认为正念是个体以非评判的态度对当前自我意识状态进行注意和觉察[6]。正念作为一种高效稳定的知觉意识形态，是通过自我注意力指向集中，进而对意识进行监控的过程。个体在内观意识察觉过程中弱化了外界刺激带来的主观情感偏向，达到减少负性情绪产生的效果[7]。Burzler在对特质正念与情绪预测的研究中发现，特质正念与情绪调节显著相关，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采用接纳、宽容等方式应对外界变化，积极情感体验更多[6，8]。Hillh等研究者也进一步证实，特质正念较高的个体能够对生活事件有更加客观的情绪反应[9]。

面对疫情反复导致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大学生心理状况和情感状态备受各界关注。情感状态作为衡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是伴随自我认知过程产生的态度体验。可分为特质情感和状态情感两种，相对于状态情感特质情感在人格结构中较为稳定，表现为积极和消极情绪状态的个体易感性[10-11]。近年来已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心理韧性、正念及情感调节进行了探究，其中齐小飞在对退役军人的研究中发现，正念水平在个体情绪调节和心理弹性关系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周迪在对高中生群体的研究中也进一步证实特质正念、情绪调节与心理韧性存在中介效应[8，12-13]。虽然关于心理韧性、正念与情感状态的探究已步入研究者视野，但以大学生群体为主体的相关研究还鲜有涉及。尤其是当前疫情防控特殊阶段，大学生校外社交及社会实践活动普遍减少的情境中，他们的情感状态更需要教育者高度关注。疫情期间心理“防疫”不可缺席，对大学生出现的情感偏差问题教育者要高度重视，并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和调整。本文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探究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关系，旨在为大学生应对疫情不确定境况下引发的情感偏差提供借鉴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依托“问卷星”平台进行在线调查，选取安徽省三所大学的部分在校生作为施测对象，共发放问卷502 份，回收481份。剔除明显敷衍等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469份，有效率 97.5%。施测对象平均年龄分布为(18.91±0.87)岁。

(二)研究工具

1.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采用Connor和Davidson编制，于肖楠等修订的版本，共25个项目，包含坚韧、力量、乐观三个维度，采用0(从不)到4(总是)5点量表评分法[14]。在本研究中，Cronbach’sα系数是 0.90。

2.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选用Brown与Ryan编制，陈思佚等修订的版本，共15个项目，采用了从 1(总是)到 6(没有)6级评分方式，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特质正念水平越高，反之亦然[15]。本文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

3.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采用David Watson编制，邱林等修订的版本，包括积极情感(PA)和消极情感(NA)两个因子，每个因子各有9个情感体验描述词，采用1(几乎没有)到5(非常强烈)5点计分[11]。本文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2和0.79。

(三)统计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统计、相关分析、Cronbachsα系数分析、Harman检验法、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将心理韧性、特质正念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各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1个，其中首个公因子解释率为 26.21%，小于40%。模型拟合指数较差：χ2/df=8.12，GFI=0.47，RMSEA=0.11，表明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二)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文对469名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r=0.85，p<0.001)，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r=-0.39，p<0.001)；特质正念与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r=0.59，p<0.001)，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r=-0.58，p<0.01)；心理韧性与特质正念呈显著正相关(r=0.63，p<0.001)(见表1)。

表1 心理韧性、特质正念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469)

(三)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抽取5000个样本，考察心理韧性对特质正念、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中介作用。使用MPLUS软件，将数据与假设模型的拟合度进行验证分析，验证结果：χ2/df=2.157，RMSEA=0.064，GFA=0.894，CFI=0.936，TFI=0.968，模型区分度良好。中介分析显示：心理韧性对特质正念有显著正向预测(β=0.28，p< 0.001)，心理韧性显著正向预测积极情感(β=0.36，p<0.001)，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消极情感(β=-0.47，p<0.01)(见表2)。

表2 心理韧性、特质正念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中介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心理韧性对特质正念的直接效应为0.29，占比58.21%；间接路径1：心理韧性对特质正念、积极情感的效应为0.31，占比51.97%；间接路径2：心理韧性对特质正念、消极情感的效应为-0.18，占比26.25%(见表3)。

表3 心理韧性、特质正念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四、讨论

(一)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现况分析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动态清零”防控措施持续开展，大学生在校内基本实行封闭式管理措施，学习与生活均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分数为(M=53.19，SD=10.61)，特质正念分数为(M=58.67，SD=9.12)，与王丹、马靖雯等研究者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的调查结果相似[16-17]。在情感体验方面，大学生积极情感分数为(M=2.97，SD=0.78)，消极情感分数为(M=3.18，SD=1.12)，与邱林等调查结果相比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数出现了倒置情况[15]。情感信息理论角度认为，情感体验是个人幸福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将积极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作为生活满意度的评估依据，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的情感状态还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高度关注[17]。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与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当前部分地区疫情还有反复，封闭式校园管理措施可能是导致大学生积极情感降低的原因，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幸福感与心理韧性、正念水平、人际交往、社会支持等因素密切相关[11，15，18]。部分研究者在关于心理韧性、特质正念以及情感预测偏差作用的研究中也有类似效应，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解决困境；在情感体验方面，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专注当下保持正向自我觉知，不加评判的接纳意识流的存在，使自身不易受过往经历和未知事件的困扰[4,10,16]。特质正念中的注意聚焦是情感预测的重要认知成因，个体注意力专注的品质能够合理调节认知方向，减少情感体验偏差，因此具有较高正念水平的大学生适应性更强幸福感体验更高[9]。

(二)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中介效应

本文通过Bootstrap法对大学生心理韧性、特质正念、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大学生心理韧性能直接正向预测特质正念和情感状况，心理韧性和特质正念作为影响大学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预测变量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以往研究也表明具备较高心理韧性和特质正念的个体，在遇到不可预测的应激源刺激时，更有能力通过改变自我认知，调动情绪信息加工思维模式进而调整情感体验状态[17]。这与情感调节聚焦理论中的促进聚焦和防御性聚焦观点相似，心理韧性和特质正念较强的个体在面对突发性应激事件时，更多采用促进性聚焦方式启动大脑的认知重评系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重新解释自己所面临的压力，从而减少负性情绪体验[19]。作为教育引导者，我们也要认识到大学生自我意识体系还在不断完善中，每个学生的情感调节系统均有差异性。面对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性影响，大学生的认知和情感状态不可避免地会有波动，对于一部分采用防御性聚焦情感调节模式的大学生或将对负性事件更为敏感，疫情刺激或将增加他们的消极情感体验[9]。研究表明心理韧性、特质正念具有内在协同性人格特质，能够作为情感体验的预测性变量。这也提示在疫情防控校园封闭式管理特殊情境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正念训练、提升心理韧性等方式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增加更多积极情感体验的动力源。

五、建议与展望

疫情防控仍是当前全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抗“疫”之路不仅时刻要与新冠病毒较量，“心理防疫”同样不可或缺。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认知水平和自我意识还在不断完善阶段，面对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情感体验极易波动，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注意打好“心理防疫”这剂“疫苗”。大学生人格特征中的心理韧性、特质正念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包含多维度因素，诸如主观能动性、情绪稳定性、心理资源整合能力等。实证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干预、正念训练能够对被干预群体的情绪困扰产生积极效果[6，20]。

疫情防控背景下，建议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结合学生具体心理需求，有针对性的对大学生心理韧性、正念水平进行干预和训练。心理韧性干预的方法主要有国际心理弹性研究计划项目组(IRRP)提出的“我有、我是、我能”的策略，宾夕法尼亚心理弹性项目(PRP)，我国香港学者李德仁开发的“成长的天空”心理弹性方案等[20]。正念训练方法有Kabat-Zinn开发的团体正念减压疗法、Segal等研究者开发的正念认知疗法团体训练[6]。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依据心理韧性及特质正念的相关理论和干预策略，结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以更全面有效的方法提升大学生心理韧性及正念水平。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帮助他们历练出过硬的心理品质，为国家培养出具有坚强韧性、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