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皖北特委的历史考察

李 论，梁家贵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地方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地方特委”，一般是应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而设立的一级地方党组织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领导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权。[1]地方特别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地方武装革命斗争所需要的组织层级。中共皖北特委(以下简称皖北特委)作为其中代表之一，在皖北地区开展一系列革命工作，领导发动了震惊黄淮平原的四九起义，将皖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推向高潮。目前学界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特委领导武装暴动方面的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①但对于皖北特委缺乏深入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其领导的四九起义上。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阜阳地方党史资料，对皖北特委创建、与上级党组织关系，以及主要革命活动等问题进行系统考察，以期对其进行较为客观历史评价。

一、皖北特委的创建问题考察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也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2]205。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各地的党组织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的武装暴动。两湖、广东、江西、河南、安徽等地均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暴动。皖北特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并领导了四九起义。

当时，驻扎在皖北地区的军阀派系较为复杂，实力较强的有杨虎城部、高桂滋部、柏文蔚部等，阜阳及周边各县实际上处于各军阀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在各县建立党部，并利用各县党部来管理各乡党部，从而形成统治网络。其中，为了镇压人民运动和清查共产党员，专门成立党政军联席会议和清查委员会[3]50。

在这些军阀中，杨虎城的思想较进步，在陕西驻扎时，就与党组织保持联络。且杨虎城的部队中从1925年就有共产党员开展活动，[4]105但是由于部队轮换驻地，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络。河南省委在得知杨虎城部驻扎到皖北地区后，对在杨军中开展组织工作十分重视。在当时河南省委关于杨军工作决议案中提到：“杨军有人七千余，枪亦七千余，其中并有不少我们的同志，所以省委认为相当的实现我们化一部分或全部分武力为土地革命的可能”。[5]3为了切实整顿杨军中的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八七会议确立的新路线方针，并迅速在基层士兵中发展党组织，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派出与杨虎城私交甚好的南汉宸(化名于基)来到阜阳开展工作。南汉宸来到阜阳后，按照河南省委要求，成立了中共杨军特别委员会(亦称皖北特委)。此委员会由三人以上组成，在省委的指导之下，有执行一切事件之全权。[5]8南汉宸任特委书记，魏野畴负责组织工作，蒋听松负责宣传工作。

1928年初，蒋介石派遣韩振声以“慰劳”之名到阜阳进行“清党”活动，韩振声要求杨虎城逮捕南汉宸、魏野畴等共产党员，在其逼迫下，杨虎城不得已将第十军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离开杨虎城军队后，南汉宸转移到亳县，准备联系当地的红枪会发动农民暴动，后被当地军队镇压，南汉宸回到开封。魏野畴、李力果等同志转移到太和，继续开展革命工作。[6]71

为了进一步推动阜阳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继续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的路线方针，1928年2月9日，魏野畴在太和主持召开了皖北特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检讨清算了特委机关之前的机会主义，会议提出要重新组建皖北特委，继续执行皖北土地革命暴动的任务。会后，特委派人将此次会议形成的新特委领导班子名单和会议主要内容报送河南省委，并请其帮转给中共中央和安徽省临委。[5]24此次会议选举魏野畴任特委书记，选举胡景陶、高望东、昌绍先、胡英初、李力果、李端甫、蔡甲午等任特委委员。[3]65特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杨虎城部、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一部分则是阜阳本地的早期共产党员。

1928年3月13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安徽政治情况及党的工作方针决议案》。在决议案中，根据区域范围和革命客观情况，中央将党在安徽的工作分为四个中心区域。其中将阜阳归为“丁”地区，包括颍上、太和、亳州、凤台、蒙城、涡阳等，东北至河南永城、江苏属之萧县，横贯江苏、河南两省。这一区域党的工作皆由皖北特委负责。[5]33

二、皖北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关系的考察

(一)皖北特委与中央关系考察

1928年2月底，皖北特委就皖北的革命形势和发动武装暴动可能性，向中央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同时转交河南省委和安徽省临委。在报告中，皖北特委的领导同志对当时皖北地区的社会情况作出具体分析，皖北特委认为当时阜阳等地驻扎的军阀驻地较为分散，内部分裂复杂，极易破坏。且皖北各县均有较大的地主，到处有土豪劣绅作恶，农民在小军阀和土匪的骚扰下生活得异常艰难。所以，农民革命热情较高，农村革命条件非常具备。结合当时皖北地区激化的社会矛盾，皖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执行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之任务，将土地革命扩大到整个皖北地区，破坏十军和十九军，引导五六百万农民。”[5]24

作为较早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的皖北特委，它向中央提出的报告引起了重视，中央也根据其当时所面临的政治情况及时给予指导。1928年3月25日，中央回复了皖北特委的来信。在信中，中央对于皖北特委的报告进行了总结，认为：“皖北现在高、杨、方、柏一班小军阀统治之下，他们的利益相互冲突，是明争暗斗的。同时他们军队组织不坚强，我们有可能来分化和破坏他们。”[5]36同时强调，皖北地区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较大，把他们组织起来反抗，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皖北党组织的力量很薄弱，虽然在这些军队中发展了部分党员，但工农基础较差。结合这些实际情况，党中央指出，皖北特委有引导农民暴动的可能性，但是暴动需要等待时机成熟，“亦决不是无计划的盲目暴动，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5]36。基于上述分析，中央为皖北特委提出较为具体的革命任务，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②

1.继续发展群众斗争。特委要领导群众反对捐税，反抗军差，抗租抗粮。利用贫苦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引起普遍的“杀”土豪劣绅活动，煽动农民反抗地主官吏、国民党官员。同时也要重视城市的工人运动。“一乡起来时，即由群众选举苏维埃，没收土地，割据一乡。一县起来，即割据一县。各县斗争都起来了时，即可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个皖北割据的局面。”[5]37

2.发展党的组织。在斗争过程中，要继续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大力发展工农运动，大批吸收斗争勇敢的工农分子入党。

3.建立指导机关。皖北特委需要健全自身组织，除此之外，各县各区的指导机关也要及时建立起来，指导机关必须让工农分子参加，务必使党能在群众中起到核心作用。

4.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起好的联络。皖北特委作为安徽省临委的下辖机构，要接受其领导。在开展斗争工作时，要考虑全省的工作情况和局势。六安、寿县、蚌埠等地与皖北相邻，皖北特委应该与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建立切实的联络。除此之外，因为皖北地区与河南毗邻，皖北特委还应与河南省委保持密切的联系。

5.关于军事工作方面。党中央认为过去在军队工作的同志，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不注意开展对士兵的宣传工作。军事运动新政策是在武装暴动下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为了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秘密增加武装力量，除了要在国民党旧军队做工作以外，还要在工厂里、农村中组织训练秘密的工农兵，必须用红色军队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应该尽可能多的送工农同志去当兵。

这五个方面指导意见，体现出当时中央对于地方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暴露了党在地方的基层组织，而且损失了大量的党员干部。至于失败的原因，除了国民党反动力量强大以外，地方党组织在组织开展武装暴动时，大多存在盲目性和功利性，出现很多“为了革命而革命”的现象，出现明显的“左”倾，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指导意见。在这封指示信中，可以看出中央对于当时地方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支持态度，但也准确地指出了地方党组织急于发动革命的盲目性。

(二)皖北特委与河南省委的关系考察

由于皖北地区临近河南，河南省委一直很关注皖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杨虎城部队进驻皖北后，河南省委指派南汉宸赴皖北在杨军中开展工作，南汉宸在河南省委的指导下，组建皖北特委。可以说，皖北特委是由河南省委的指示下创建的。这就注定皖北特委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与河南省委的联系较为密切。

在河南省委关于杨军工作决议案中，河南省委明确提出：“特委受省委直接指挥，同时须与豫南特委发生密切关系，当发展到豫南特委所辖范围内，受豫南特委之指挥。为灵敏指挥和传达消息起见，杨军和省委及豫南特委须有极密切的联络——专门交通员。”[5]4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河南省委和皖北特委保持着良好的联系，河南省委还希望皖北特委与当时河南农运工作开展较好的豫南特委加强工作交流，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其领导。

皖北特委成立后，河南省委为皖北特委就如何在杨虎城军队中开展工作制定工作计划。在工作计划中，河南省委首先分析了杨虎城军队中的阶级性，认为杨军与其他旧式军队一样，保守性较强，难以介绍革命理论；其次，河南省委指出杨虎城本人左倾思想的来源，认为他只是因为军事受挫、军械粮饷短缺而急于寻求帮助才愿与共产党接触；再次，河南省委提出具体工作意见，如发动土地革命、改造兵士工作、组织农暴、设立党代表、组建工农兵联盟等。最后，河南省委指示皖北特委：“此计划特委必须坚决执行，未经省委允许，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改变。”[5]8从后来皖北特委开展的革命活动来看，皖北特委对河南省委制定的这份工作计划给予足够重视，并得到很好的落实。

(三)皖北特委与安徽省临委的关系考察

四九起义前，皖北特委曾将皖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向中央和安徽省临委报告。安徽省临委在收到报告时，起义已经发动。但是由于信息闭塞，安徽省临委并不知晓起义被镇压。在四月十六日、四月二十五日连发两次指示给皖北特委。在第一封信中，省临委认为皖北地区的群众运动还没有普遍地开展起来，群众基础还差得远，不具备立即发动暴动的条件，并指示皖北特委继续发动地方群众，组织工会、农协，扩大政治宣传，组建工农赤卫队和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培植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力量。省临委得知皖北特委已经发动四九起义后，在第二封信中指示皖北特委：“现在你们既已发动，并聚有四五百兵士，二百多支枪，仍然是很有作用的。皖北农民群众普遍穷困不堪，并有红枪会等原始武装组织。我们大可以原有的武装势力与你们群众汇合起来，从游击战争到总的暴动，占领区域，建立苏维埃政府。”[5]43省临委对于起义后如何继续开展具体工作给了皖北特委十一条指示。最后省临委认为，皖北地区的反动统治较为涣散，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党可以阜阳、太和为中心，并联合鄂东豫南形成数县割据的有利局面。

皖北特委虽然名义上是属于安徽省临委下辖的革命机构，但是当时的安徽省临委设在芜湖，[7]由于交通条件较差，皖北特委与安徽省临委的联系较少，远不如与河南省委的联系密切。

三、皖北特委的主要活动考察

(一)皖北特委加强地方组织建设

中共皖北特委成立后，便立即派人报告河南省委，并请其向安徽省委和党中央报告特委情况，以便安徽省委和中央向皖北地区派遣干部。为了在皖北地区发展壮大党组织，领导地方上的工农运动，皖北特委决定在亳县、太和、阜阳等地设立特委分委，其中派李力果接任太和县委书记，派蒋听松到亳县组建特委分委并负责那里的日常工作。[3]65除了派遣党员干部到地方开展党组织的日常工作，皖北特委积极加强阜阳地区的党组织建设。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据河南省委指示：“在下层士兵中，严密的进行我们的宣传和组织，而须从士兵的[切]身经济问题上，着手鼓动指示其政治出路，发展党的组织，此工作要注意集中力量，每一营中、每一连中必须有我们坚强的支部”。[5]6同时强调，特别委员会向军队团、营派驻特派员，营与营的特派员、连与连的党支部以及各党小组之间均互不联系，分别由特派员、支部书记和小组长传达由上而下的命令和由下而上的意见。具体组织架构见图1。这样建立起来的党支部能够保持上下级的联络，保密党员个人身份，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壮大。但当其中的某一个特派员或者支部书记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党组织开展工作。比如，当皖北特委发动起义部署大体就绪时，杨虎城部党的特别支部代理书记宋树勋反对武装起义，叛变投敌，把起义计划和党员名单泄露给十军代理军长孙蔚如。这直接导致军校学员并收缴武器，十军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被迫提前仓促发动，很快失败。[8]99

图1 党在杨虎城军中的组织系统与关系示意图③

皖北特委在征得河南省委同意和杨虎城的要求下，时任特委书记南汉宸在第十军开办军事政治学校。学校的学员都来自第十军，约有500余人，编成4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成立一个党支部，军校成立总支，南汉宸出任总支书记和军校校长。军校在开展军事训练的同时，重视政治教育，打破了旧式军队只讲军事不讲政治的传统。特委组织党员干部为军校学员上政治课，向他们讲授革命知识和社会知识，还秘密向学员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6]70

其次，在太和创办革命青年研究会和青年训练班。研究会设置在太和城北关帝庙内，吸收了100余名太和县城的进步青年参加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革命理论，研究会内有大量的进步书籍，如《国家与革命》《中国青年》等，研究会同学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阅读讨论进步书籍，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和中国革命未来的胜利方向，为当时的阜阳地区党组织储备了大量的后备力量。太和青年训练班设在太和文昌阁内，有学员40余人。[3]63训练班开设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政治课程由魏野畴负责讲授，军事课程由孔从洲讲授。魏野畴教导训练班学员要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鼓励学员们努力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知识，将来成为党的地方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最后，皖北特委还注意开展妇女和青少年工作。积极在皖北各地成立妇女联合会，例如，在太和成立了太和县妇女联合会，由杨虎城夫人谢葆真出任联合会主任。太和县妇女联合会积极向当地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特委还专门指派党员干部负责共青团和少年先锋队工作，积极扩大党在青少年中的影响。

皖北特委通过加强和完善组织建设，为日后领导发动武装暴动做了较为充分的组织准备，也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皖北特委开展的农民运动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路线，皖北特委非常重视开展农民运动。

在特委成立之初，河南省委在关于杨虎城军队中的工作计划里就指出：土劣专横，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中虽未曾有何种组织与宣传，但不能据此即说农民不能革命，杨到太和后，杀一土豪，已使许多土劣畏缩逃亡，可见这种恶劣的统治，是非常容易撼动的。[5]7当时河南省委对皖北农民的情况作出分析，认为皖北地区农民生活困顿，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但是只有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先从经济方面开展斗争，在乡村反抗一切税捐，不交债息，不纳租。通过经济斗争建立组织，由斗争而产生的组织才是真正具有阶级性的，才是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组织一旦在乡村建立，农民就会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推动政治革命的发展。

皖北特委的第一任书记南汉宸关心农民运动，曾多次到农村做调查。在国民党“清党”后，南汉宸离开阜阳，特委书记由魏野畴接任，他也十分重视农民工作，曾多次前往太和、行流农村开展调查，发动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地主压迫、进行革命斗争。亳县特分委委员王世英，根据特委的指示精神，住进亳县南谷堆集的农户家中，组织当地的农协会员贴标语、发传单，发动更多农民加入农协。[9]138

阜阳行流集一带的农民运动基础较好，在李端甫、昌绍先的领导下，当地的农民运动形势发展迅速。当地农民公开提出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差等口号。在他们的影响下，附近的乡镇也不断出现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农民协会人数激增。据统计，当时阜阳县农民协会会员达到六万余人。[10]190

1928年2月，皖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韦金同志(魏野畴化名)奉命来阜阳组织特委常委，到达以后，顺路整顿了流集工作。四天以内，建立了十个农村支部，介绍了四十余农民同志，即刻成立区委。昨今两日以来，农民完全处于革命的热潮上边，几有一触即发之势”。[5]24可以看出，当时皖北地区农民在特委的领导和发动下，革命热情高涨，农民运动的形势发展迅速。

当时的皖北地区，农民在地主和军阀的剥削下生活困苦。农村社会中，贫苦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多具有自发性，特委充分利用农民的反抗意识，很容易将农民运动开展起来。

(三)皖北特委领导四九起义

4月5日，魏野畴在阜阳召开皖北特委扩大会议，阜阳县各区委负责同志及十九军党支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魏野畴听取各地起义工作的安排和群众发动情况的汇报，提出要进一步开展思想和动员工作，并强调要加强各部军事训练。会议决定4月底或5月初，以十九军教导三团为主力，配合十军军校学员和农民协会会员，在阜阳城发动武装起义。当时皖北特委判断，皖北地区农民革命热情较高，农民协会已组织起来，且当时阜阳地区驻军空虚，发起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会后，宋树勋投敌叛变，将起义计划泄露。这一突发事件，打乱了皖北特委之前对于发起武装暴动的部署。为扭转被动的局面，皖北特委在4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改到4月9日凌晨，成立以魏野畴为总指挥的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部设立于阜阳城东南的文峰塔下。组成以申明甫、胡怀西为队长的两支敢死队，以举火为号，发起武装行动，采取内外夹击、占领阜阳城。[11]93成功占领阜阳县城后，即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在阜阳地区全面发动土地革命。如若敌人反扑，部队则往豫南地区发展，解决那里的土匪武装，以继续壮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

1928年4月9日凌晨，起义正式爆发，由申明甫率领的一支起义部队向十九军司令部发起攻击，冲出司令部后他们遂到达文峰塔下集合待命。同时，杜聿德率领的教导团也开始起义，经过血战，冲出城门，赶到文峰塔下与魏野畴等会合。

由于此时敌人早有准备，城中也失去内应，攻城受阻，再加上起义当天天气恶劣，原定协助起义的农民赤卫队未看见举火信号，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武装配合。总指挥魏野畴决定起义军分兵撤离。魏野畴、蔡乘波率领三个连向阜阳西南方向转移，杜聿德、申明甫等人率领剩余部队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行流集地区。

魏野畴率领的起义部队，于9日下午到达阜阳城西90里的老集。部队十分疲惫，决定原地休整，并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尾随的敌军陆续赶到，魏野畴决定冲出敌人的包围，撤离老集。在撤离的过程中，队伍被敌军骑兵追击，魏野畴等领导同志被抓捕，起义部队的武装被解除。当晚，魏野畴就被敌人杀害在老集。

昌绍先、杜聿德率领的另外一支起义部队于4月9日到达行流王官集，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起义部队与当地的农民赤卫大队会师，并在王官集召开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到场的群众有两万余人。会议由李端甫主持，他宣布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正式成立。大会选举李端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烈飞为副主席；昌绍先、杜聿德为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指挥。会议结束后，开展了打土豪、分财产活动。当地许多群众积极参加工农红军和赤卫队，工农红军很快扩充到一个团，赤卫队也发展到近万人。4月11日上午，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始对新诞生的皖北苏维埃政府展开围剿，将王官集地区包围。为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抗，经过几个小时的血战，沉重打击了敌人。但由于起义军装备较差，缺少武器弹药，再加上很多新参加红军的战士未经训练，战斗力较弱，而且战斗发生在平原地区，无法进行战略迂回，最终起义被敌人镇压。

四九起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下很快失败了，但是它打响了安徽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鼓舞了群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北地区的统治基础，为日后党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对皖北特委的历史评价

皖北特委在地方开展起义准备工作的过程中表现较强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与同时期且相邻的豫南特委比较而言，豫南作为当时河南农民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是河南省委较为看重的暴动区域，1927年9月，河南省委派省委常委兼农运部长陈克新前往信阳组建豫南特委。河南省委为了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一再催促豫南特委在当地发动武装暴动。但是豫南特委却以武器经费短缺、群众热情不高等理由屡次拒绝发动暴动。河南省委与豫南特委的矛盾最终在中共长江局的调解下告一段落，豫南特委也因“藐视省委命令”和“犯了很深的机会主义错误”被河南省委给予全体委员警告处分[12]。而皖北特委在群众基础较差、缺少相关活动经费和武器的情况下，立足皖北，积极加强党组织建设，主动吸收国民党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最终领导发动了四九起义，建立了安徽第一个革命政权——皖北苏维埃政府，有力地推动皖北及周边地区革命形势发展，为党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可以说皖北特委的主动革命精神使党的八七会议的路线方针在皖北地区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

虽然皖北特委在暴动的准备上不够充分，有一定的盲目性，没有考虑到当时群众基础尚未完全成熟，而敌人的反动势力又过于强大等现实情况，最终导致起义失败，党组织遭到破坏。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去否定皖北特委之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要运用唯物史观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当时皖北特委对于发动武装暴动操之过急的态度实际上是囿于时代局限，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13]皖北特委的这段革命历史，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艰难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经过多次探索、多次流血牺牲后，我们党才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时代，我们要从党史学习中汲取革命先烈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转化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不竭精神动力。

[注 释]

①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方罗耒：《阜阳暴动和皖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合肥工业大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张道远：《阜阳“四九”起义失败之我见》(《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郭照东，王可雅：《中共长淮特委历史功绩述论》(《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刘喜元：《略论组织沿革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的成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邓思静：《论闽粤边特委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南方论刊》2021年第11期)；张小清：《中共闽西特委研究(1928—1930)》(2020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王丽彩，黄文治：《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策动与应因(1927—1928)》(《苏区研究》2021年第6期)；黎志辉：《戈横暴动的组织网络和革命叙事——兼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史》(《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王友才：《被动与主动之间：江西暴动的策动与终止(1927—1928)》(《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等。

② 以下五方面是根据《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阜阳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1990年7月印刷，第36页内容整理而成。

③ 本图根据《河南省委关于杨虎城军队中的工作计划》，《阜阳革命历史文件汇编》(一)，1990年7月印刷，第9页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