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滁州诗文创作与行迹研究

陈学军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积极支持的新政失败了，而自己又被卷入“张甥案”中，幸遇内侍供奉官王昭明的秉公断决，才使得他没有蒙受太大的冤屈。但在反对派弹劾声浪中，欧阳修还是避免不了朝廷的贬斥，最终罢免都转运按察使，降知制诰、知滁州。据《胡谱》载其敇：“博学通瞻，众所见称，言事感激，朕尝宠用。而乃不能淑慎以远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于私门；知女有室归，而纳之群从。向以讼起晟家之狱，语连张氏之资，券既弗明，辩无所验。朕以其久参近侍，免致深文，止除延阁之名，还序右垣之次。仍归漕节，往布郡条。体予宽恩，恩释前吝。”[1]2604应当说，仁宗皇帝对欧阳修的评价是客观的，对所涉及“张甥案”的处理也是留有情面。但从欧阳修立场来说，皇帝的这种徇情，“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结案，使他有口难辩，从此背负舆论、道德的谴责，远赴偏僻的滁州，在情感深受创伤、内心惨遭打击情况下，他号“醉翁”，流连于山水泉林之间，沉吟于诗文遐想之里，为滁州留下了宝贵的人文遗迹，成为皖东文化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一、欧阳修滁州诗文创作

令欧阳修以及其他人没有想到的是，滁州不仅没有成为欧阳修的伤心地，反而成了他调理生息、修复创伤的世外桃源。“身处滁州的环境，离朝廷统治远了，自然离平民百姓就近了，离政事庶务远了，离山水林泉就近了。是滁州，提供了欧阳修在散文写作上拓展的空间。”[2]因为滁州，欧阳修的诗文创作迈向了新的高峰，滁州的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期间他的散文风格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一)诗文创作总体情况

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到滁州的第二年，他在给梅尧臣信中曾说过：“诗颇多，不能一一录去。”[1]2453说明欧阳修此时已经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可能还有部分诗文没有留存下来，现存滁州期间创作的诗文如下表所示：

表1

注：主要依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欧阳修诗文校笺》(洪本健编)。

上表中六十四首诗，山水、咏物约三十八首，饮赠约十七首，抒怀约九首。四篇记中，三篇写的是滁州“两亭一石”，也是标志欧阳修散文成就的重要作品，另一篇是看图写话，赞扬腾子京拟修洞庭湖大堤的劳功善政。两篇序，其一是给好友梅尧臣诗集作序，另一是为鼓励后进杨寘。六篇祭文，是身为滁州地方长官的欧阳修，为祈晴求雨而作，且篇幅不长。一篇神道碑铭并序，是受曾巩之托为其祖父所撰，另一篇墓表所追述的是滁州邻郡寿春令连庶的父亲生平，虽然欧阳修在滁州写的墓志铭(表)较少(只有两篇)，但足以展现出欧阳修刻画人物传神的功力。

关于《游琅琊山六题》写作时间，《居士集》中注为庆历七年(1047)，其实有误，该组诗应作于庆历六年。庆历五年欧阳修初到滁州即写下了《石篆诗》，庆历六年他与好友梅尧臣通信说到：“琅琊泉石篆诗，祇候子美诗来，已招子美自来书而刻之。《游山六詠》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见寄也。”[1]2452而同年，梅尧臣也有《和永叔琅琊山六詠》诗，由此可见《琅琊山六题》写成的最晚时间也应当在庆历六年。

(二)诗文风格的变化

“这次被贬滁州后，欧阳修的表现不同以往了。”[3]28滁州，作为欧阳修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虽然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但还远远不够。欧阳修贬谪滁州后，与前期在创作风格上呈现出较大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

1.由骄躁向稳重转变。年轻的欧阳修具有强烈的淑世情怀，他希冀社会变革，踌躇满志以建立功勋来实现儒家“平天下”理想，因此他成为改革派范仲淹的无条件追随者，哪怕是以牺牲前程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上范司谏书》：“拜命以来，翘首企足，竚乎有闻，而卒未也，窃惑之。”[4]1751对新任谏官范仲淹尽快有所作为的急迫期望跃然于纸上。欧阳修宦海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是被贬夷陵，贬谪的原因是他“无端生事”、辱骂朝臣，并没有人蓄意栽赃陷害，完全是他“咎由自取”，站在朝廷的立场上，给予适当惩戒并无不妥之处。范仲淹发动的两次改革，欧阳修都是摇旗呐喊、鼓角扬帆的“斗士”，毫无遮掩又激进的他，每一次争斗下来都是严重的受害者，“高滩复下滩，风急刺舟难。”[4]4虽然年青时的欧阳修有率真可爱的一面，但同时兼具骄躁、难以约束的个性，说明他此时对政治的认知是粗浅的。而贬谪滁州，欧阳修已在“封疆大吏”的高位之上，又近不惑之年，冒失自然会少了一些，更多的则是“三思而后行”，《偃虹隄记》中所说“三宜书”，既是对腾子京政绩的褒扬，也表明了自己的慎重、熟虑，大有四平八稳之风。

2.由爽直向含蓄转变。《宋史》评欧阳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5]无论是《与范司谏书》、《上高司谏书》，还是《朋党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事状》等等，欧阳修的言语中都闪动着刀剑的光芒，尖锐犀利，不让人半分。欧阳修来到滁州后的作品，风格转向含蓄委备，即便遇有感慨，不得不发之时，也是点到为止，不再是以往那样雄辩滔滔、一泻千里，针砭时弊、疑古惑经的文章滁州几乎没有。庆历六年欧阳修写下的《啼鸟》、《憎蚊》，这两首诗借生活中鸟啼和蚊虫的可憎，影射奸佞小人的可恶。前篇“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4]66随即话锋一转，“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惟恐鸟散花飘零。”[4]66“憎恨”的怒火散发殆尽于花鸟美酒、忘我陶醉之中，转而表现出对“鸟散花飘零”后的担忧，对现实不满以及各种的心酸痛楚，统统笼罩在花鸟酒闲之下，须拔去字面上的自在、闲趣，才能窥探见作者空虚、惨淡的内心世界。后篇“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4]73接着是详尽蚊子如何把人折磨的“手足不自救”、“思之不可见恶者无由逐。”虽然气愤难平，但是无计可施，仿佛让人看到欧阳修身受“群小”攻击欺凌却无可奈何的窘态。“张甥案”发生后被贬，使欧阳修诗文不光是锐利深而不露，就连牢骚怨气，也是隐晦、藏掖着，有节制的宣泄。

3.由倾心风姿向注重深度蕴含转变。经过“张甥案”的教训，欧阳修对事物的认识变得深刻多了，诗文向注重内含深度转变。知滁州军政事期间，他写下了不少贬谪题材的诗文，《偃虹堤记》《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书王元之画像侧》《沧浪亭》等，构成了一组与贬谪官员相关的作品。然而这些“失意人”作品，并不多见戚戚怨嗟穷愁不堪文字，在仍然保持着吞吐曲折的姿态美同时，却多了一份对生活别一样的理解和感悟，这需要读者细细品味，方能领悟。被称为宋学“三先生”之一、“泰山学派”创始人石介，“与欧阳修的交谊最笃，相知最深。”[6]欧阳修得知石介被反对派栽赃迫害含冤而死，悲痛万分，他在滁州多次展开石介诗集，反复诵读、揣摸，愤愤于石介悲惨际遇，联想到自己蒙冤受屈，不禁涕泪涟涟。但欧阳修并没有因此嚎啕不止，而是从“石介事件”中，觉悟出对人生、荣辱的新见解，“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谗诬不须辨，亦止百年间。”[4]75这表明欧阳修对生活的认识趋于深化，与世争锋的气焰渐趋平息，个人承受挫败的能力明显增强。苏舜卿是欧阳修一生为数不多的挚友，因遭反对派打击被革职削籍，在苏州修建沧浪亭，作《沧浪亭记》和与亭相关的诗数篇，并邀友人共赋，欧阳修因此作《沧浪亭》诗遥相呼应。欧、苏两人志同道合，又同病相怜，心思自然相通相映。诗中，欧阳修着力于对沧浪亭的大加赞美，借范蠡隐退亦有风波之险，抒发出“丈夫身在岂长弃”的入世观念，实际上含有与好友共勉的意思。王禹偁约早于欧阳修五十年被贬滁州，受到滁州人的爱戴，滁州为纪念他，画像建祠。王禹偁也是欧阳修所敬仰的人，欧阳修到达滁州之后，很快就去瞻仰这位前贤遗像，“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4]334诗中套用王禹偁谢表言语，其实包含着怀才不遇的感叹，需要细嚼慢咽才能品尝出其中的滋味。

二、《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的创作

谈及欧阳修对文学的贡献，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他的散文。明清以来，“六一风神”被概括为欧阳修的散文美学特征，也成为对欧阳修散文赞美、高度评价的专用词。有关“六一风神”代表作问题，比较有权威的观点有两种：(壹)如刘德清先生2001年5月在滁州研讨时所说：“《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传世名篇，也是其散文风格‘六一风神’的代表作。”[7](贰)如韩国学者黄一权则认为：“欧文如《丰乐亭记》更是达到了‘六一风神’精神的最高点”[3]23不论孰是孰非，欧阳修在滁州所写的两篇亭记是达到共识的。《醉翁亭记》(以下简称“醉记”)、《丰乐亭记》(以下简称“丰记”)所取得的成就是全面的，其极高的文化价值，一时还难以估量。但两篇亭记也是各有特征、各有侧重：

(一)纵与横的构思

“丰记”开头只用数行文字，交待了兴建亭子以及周边优美的环境，接着插入百年之间五代的滁州，回顾太祖皇帝赵匡胤大胜南唐军平定滁州的伟绩，感慨今日的滁州“乐生送死”“四时之景无不可爱”，究其原因是“幸生无事之时也”，更深的则是皇上的仁德善政。一唱三叹，因此清人评说“文字横空而来，兴象超远，气势淋漓，极瞻高眺远之概。”[8]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纵向对比，烘托、强化歌颂圣上恩德的主题。“醉记”“如累叠阶级，一层高一层，逐旋上去都不觉。”[9]367其中“一层高一层”的谋篇布局，主要结构是采取线型的，以“朝而往、暮而归”一条线，撒出去一个面，山、泉、亭、人、鸟等全在其间。首段“山行六七里”，末段“夕阳在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表明“醉记”是按照行、闻、游、宴、归为顺序依次展开，来饱览 “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伴随着场景的变换而结束一天的历程，可以看成是一种透过横向的空间视觉，游历、享受琅琊山的自然美景。

(二)阴与阳的心态

两篇亭记均写于庆历六年，这一年欧阳修的思想情感非常复杂，郁闷之中稍带颓废而号“醉翁”，彷徨于山水松林之间，寻觅“乐亦无穷也”的境遇。而这一年，也是他“儒家思想回归之年，随着思想上的康复，欧阳修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10]尤其是在丰山幽谷之中意外发现了一眼甘泉，犹如沁人心脾的“神水”，将欧阳修近似枯萎的心，滋润的鲜活起来。因此在泉水之侧凿石建亭，并命名为“丰乐亭”， 经常与同僚往游其间，欧阳修的心情自然会开朗、豁达，正是这种情形之下，“丰记”一挥而就，阳光的表达：“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4]1018而“醉记”的写成，欧阳修经历的时间要长久一些，前后思想上有个“失”与“归”的过程。读“醉记”能够感受到，在琅琊山“日出而林霏开”的“晦明变化”之中，欧阳修自醉于山水之间；在众宾“觥筹交错”喧哗欢乐之间，欧阳修自甘做个“颓然乎其间者”。外在的当下与内在的情感，不断的错位，群体的热烈与个体的暗淡，形成强烈的反差，暴露出他内心此刻阴冷的一面，怀着这种深藏不露的痛苦和悲哀，“醉能同其乐，醒以述以文”，[4]1021情真意切、自然感人，因此融入“醉记”中的真情要胜过“丰记”。

(三)虚与实的表现

欧阳修的“醉记”不仅情感是真实的，所描写的山、水、亭、人都是现实真切的，“醉”以及醉的场景也不是虚拟的，“醉记”就是一幅幅活生生的生活画面。而“丰记”除开头部分写实，几乎全是“遥想”与“感慨”，“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11]“丰记”中所称“幸生无事之时”，事实上积贫积弱的北宋战火不断，庆历二年(1042)，宋夏发生战争以宋国大败告终；庆历四年，宋、辽、夏边境纷争再起。“涵煦百年之深也”，其中多少有些渲染成分，而身处贬谪之中的欧阳修所极力的“宣上恩德”，与他在琅琊山中“爱之欲忘返，但苦世欲牵头。”[4]68两相比较，其中的虚、实不难判断。

(四)变与承的手法

“以古论今”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手法，欧阳修作为熟知历史的散文大家，深谙“典故”的运用，在文章中穿插一些往事来铺陈追叙，这种“历史的手法”，在他的杂记、碑铭等文中比比可见，既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又增添了文章的转换、顿挫。“丰记”正是欧阳修这种惯用手法打造出来的精品，陈衍为此感叹：“此欧公平生擅长之技，所谓风神也。”[9]1311其实不止如此，“丰记”通过正面宣扬浩荡皇恩，在思想内容上迎合了儒家的正统观念，在创作理论上秉承了韩愈等前辈“文以明道”的观念，同时也实践了欧阳修“道胜文不难而至”的文学主张。因此，“丰记”深得朱熹称赞，誉其为“六一文之最佳者。”[12]而“醉记”则更多的表现出创新，在欧阳修几十篇杂记之中独树一帜，其流转的文字朗朗上口，最为人们所喜爱。欧阳修是北宋中叶时期诗文革新的重要人物，“醉记”以其深远的影响力，对反对华而不实的“四六文”和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虽然有人称“醉记”“未有此体”，[9]325但并不是欧阳修凭空恣意而作，而是在继续前人创作成果基础之上，通过对晋代小赋的变体，形成风格独特的游记，方苞称其为“以赋体为文”。[9]828因此，“醉记”被一些学者奉为“破体之文”。

三、欧阳修滁州行迹考

对欧阳修行迹的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他思想、情感形成、发展、变化的缘由、过程，也能更好的理解作品的意蕴。《欧阳修年谱》是研究欧阳修行迹最详细、最权威的资料之一，因为是胡柯所编，所以又称《胡谱》，但其中对欧阳修在滁州的记录过于简略，其他诸如欧阳发《先公事迹》、吴充《行状》、韩琦《墓志铭》、苏辙《神道碑》、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脱脱《宋史本传》以及其他本传(实录、旧史、国史)等，均存在同样问题。而欧阳修在滁州的作品是研究他行迹可信的一手资料，通过对他诗文、书信和相关史料的研究，虽不能全部完整地还原他在滁州的行迹，但也可以约略了解大概。

欧阳修《滁州谢上表》：“已于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讫者”，[1]1321《胡谱》：“闰正月乙卯，转起居舍人，依旧知制诰，徙扬州。”[1]2604《扬州谢上表》：“已于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讫者”，[1]1326资料表明，欧阳修在滁州最多只有二十九个月的时间。

那么，欧阳修到达滁州后出行的第一站是哪里呢？庆历五年欧阳修写下了两篇有关滁州古迹名胜的诗，即《石篆诗》并序和《永阳大雪》，前篇是写滁州西南琅琊山上庶子泉的，后篇是写滁州西北的清流关。孰先孰后？可以作为欧阳修先上琅琊山还是先登清流关的史证。在诗文编次中，后篇被编入《居士集》，而前篇则收录于《居士外集》，所以依此不能断定先后。但前篇序中：“某在馆阁时，方国家诏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于阁下，因得见李阳冰篆庶子泉铭。学篆者云：‘阳冰之迹多矣，无如此铭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此来，已获焉。”[4]1348从这段文字中可知，欧阳修对李阳冰庶子铭钟情已久，到滁州后急切上山寻访，了却夙愿应在情理之中。不过这种臆断，很难具有说服力。好在从欧阳修当年与扬州主政的韩琦两封通信中，可以判定前篇在前。欧阳修到滁州之后，韩琦即予候问，欧阳修回信说：“地僻事简，饮食之物，奉亲颇便。”[1]2332并未说及滁州下雪之事，而后一封信中：“某此藏拙，幸今岁淮甸大雪，来春二麦有望。”[1]2332这说明欧阳修到达滁州之时，并未下雪，而是在接近春节之时才下了一场大雪，欧阳修乘雪游清流关，“升高以望”，缅怀太祖皇帝功德。而有关《石篆诗》，欧阳修与梅尧臣等友人的通信中，均未提及有下雪之事，这表明，他在下雪之前已去过琅琊山一饱李阳冰篆铭了。从欧阳修对李阳冰庶子泉篆铭的喜爱，能够感受到他对文化遗存考证的执着，正因如此，才使他成为金石碑拓学术价值研究的创始人，由他开创的新兴的、独立的学科金石学，对保护文物、搜集人文资料贡献巨大。“自余集录古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1]2109

庆历六年夏天以前，欧阳修除处理公务之外，基本上盘桓于琅琊山之中。当年所作《游琅琊山》首句“南山一尺雪”，与前一年《永阳大雪》首句“清流关前一尺雪”，印证了那场大雪临近于春节。雪后不久，春节刚过，欧阳修就率众僚上山了，“归时始觉远，明月高峰巅。”[4]68沉浸于琅琊山景色之中，到了天黑以后才想起回程。他在《集古录跋尾》中记道：“右庶子泉铭，李阳冰撰并书。庆历五年，余自河北都转运使贬滁阳，屡至阳冰刻石处，未尝不裴回其下。”[1]2243这表明常去不假。

庆历六年夏天，“岁暮晴和”[1]2334，天气炎热，一个偶然的机会，欧阳修发现了丰山中的幽谷泉，他十分高兴与喜悦，因为泉眼离州府很近，并且四周风景优美，因此他产生在此做些什么的念头，“顾我应可怪，每来听不足。”[4]72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最终决定“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这件事，欧阳修不仅在“丰记”中予以交待，而且在与朋友书信中也有叙述。与韩琦信：“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1]2333与梅尧臣信：“去年夏中，因饮滁水甚甘，问之，有一土泉在城东百步许，遂往访之。乃一山谷中，山势一面高峰，三面竹岭回抱。泉上旧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号丰乐，亭亦宏丽。”[1]2453其中州东有误，丰山在滁州古城西南、琅琊山之北。为增加丰乐亭的可览性，“又于州东五里许菱溪上，有二怪石，乃冯延鲁家旧物，因移在亭前。广陵韩公闻之，以细芍药十株见遗，亦植于其侧。其他花竹，不可胜纪。”[1]2453扬州距离滁州不远，韩琦真会锦上添花。而此后，直至欧阳修离开滁州，他的游乐基本上是围绕丰乐亭的，连办公有时也移至亭上。因此欧阳修与丰乐亭相关的诗文增多起来，《丰乐亭游春三首》、《谢判官幽谷种花》、《丰乐亭小饮》、《幽谷晚饮》、《幽谷种花洗山》相继问世。这些作品透露出欧阳修对丰山、丰乐亭、滁州人以及在滁州生活的喜爱，表现出他崇尚自然与人、社会和谐共处的情怀。

在构建丰乐亭时，欧阳修又计划对滁州城墙进行加固。庆历七年，春节刚过，滁州“冬雪春雨，其多已太”[1]1210，连绵不绝的春雨严重影响了城池加固进程，欧阳修一连写下了三篇祈晴的祭文。最让欧阳修感到不舒服的是先雨后旱，“滁水不载舟”，浅浅的西涧流域很快就干涸了，需要老天赶紧下雨，因此他又一连写了三篇求雨的祭文，并且还在百子坑举办赛龙求雨。短短的六篇祭文和一首《百子坑赛龙》诗，表现出欧阳修爱民如子的儒家仁政理想。到了年底，让欧阳修感到欣慰的，远在卞京的仁宗皇帝并没有忘记他，据《胡谱》载：“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骑都尉，进封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散官，赐如故。仍放朝谢。是岁，子棐生。”[1]2604欧阳修抑制不住的喜悦，作《拜赦》诗，“欣欣草木意，喜气消残雪。”[4]99并与同僚们登上当时最有名的怀嵩楼解带畅饮，“会须乘醉携嘉客，踏雪来看群玉峰。”[4]338庆历七年刚过完年不久，欧阳修便奉朝廷之命奔赴扬州，从此永远别离滁州。

四、欧阳修笔下庶子泉、智仙及其他人文遗址(迹)考

欧阳修给滁州留下了丰厚的人文资源，成为皖东文化、滁州旅游的重要内容。欧阳修诗文中所提及的不少遗迹故址，需要去考证、研究、开发。

(一)庶子泉(铭)

(二)智仙

欧阳修“醉记”中：“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4]1020然而除此之外，欧阳修其他作品中均没有再说到智仙，反倒是有几次提到琅琊寺惠觉方丈。《琅琊山志·宗教·名僧》(1989)里载有“慧觉禅师”和“智仙禅师”，前者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住持琅琊山寺院，并改名为‘开化禅寺’。”后者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住持开化禅寺。”[15]290这里可以假设，倘若欧阳修所说的“惠觉”与《琅琊山志》里的“慧觉”为同一人，就是说慧觉方丈在住持琅琊寺的时候，欧阳修还没有出世呢，两人又怎有交往？又若两人不是同一人，那么欧阳修在滁州之时，开化禅寺岂不是有惠觉、智仙两位住持，这又怎么可能？《琅琊山志》的记载是依据《五灯会元》，而《五灯会元》成书时间主要是在南宋，属于间接资料，与欧阳修的实地实事相比，可信度大打折扣，欧阳修有《惠觉方丈》一诗，明确了惠觉住持的身份，因此可以断定，当时的开化禅寺住持只有惠觉一人。

那么智仙是谁？欧阳修为什么在“醉记”中写下此名？

倘若真有智仙其人，只不过是一般的和尚，这个假设也难以令人信服。欧阳修庆历五年去琅琊寺，接待的正是惠觉方丈，亲自给欧阳修指认庶子泉，说明惠觉并不是与世隔绝之人。虽说佛门清静，但礼遇各方来宾也是常理，更何况欧阳修是主持滁州军政的大官要员，到让泉边接待欧阳修的理所当然也应当是惠觉，即使是委派寺院中诸如典客之类的高僧，虽有可能，但欧阳修“醉记”中说的是“作亭者”，如果不是惠觉方丈出面建亭，开化禅寺里的僧人又谁敢“冒韪”领头？“醉记”中所谓智仙，让人不禁产生就是惠觉的推测。

欧阳修“醉记”中为何不直接使用方丈的法号，而用智仙？其中另有深意。

欧阳修来到滁州，游琅琊山、琅琊寺，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醉翁亭记》。直到如今，不断有人指出“醉记”过于滑稽，不可效法。《惠觉方丈》诗句：“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声名传海上。”[4]95表面似是在说超脱、淡泊，其实暗含劝诫释家弟子之意，原因在于欧阳修本人对佛教态度是疏远的。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为释秘演诗作《序》：“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4]1051嘉祐年间作《酬净照大师说》诗：“佛说吾不学，劳师忽款关。吾方仁义急，君且水云闲。意淡宜松鹤，诗清叩佩环。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间。”[4]1485欧阳修在《本论》和其他作品中，都有佛教传播危害性的表述，在《集古录跋尾·唐司刑大脚寺迹敇》(卷六)更加明确地指出：“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听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1]2207欧阳修在“醉记”中的“智仙”，可解释为“智慧的神仙”，而佛教通常不言仙，欧阳修有意混淆佛道，潜在的意图是为自己儒家正名，表明与僧人之间是有节制的交游。智仙是否真有其人尚且存疑。

(三)与欧阳修相关的人文遗址

1.清流关。清流关位于滁州西北约二十华里处，相传南唐时始建，是横亘于南北交通的重要关隘。清流关见于史料，最早应是欧阳修所载，之后司马光《涑水记闻》、元脱脱《宋史》中也有记载，但对清流关的发掘、开发，与其雄姿巍峨远不能相称。

2.王元之祠。欧阳修在滁州《书王元之画像侧》诗题下注：“在琅琊山。”当时应当有专门纪念王禹偁的场所，肯定不是现在丰乐亭景区的九贤祠(今名危楼)、醉翁亭景区的二贤堂，因为欧阳修的诗在前，而此二景在后。

3.其他遗址。至于欧阳修在滁州《百子坑赛龙》《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等诗文涉及到的遗址，以及汉高祖庙、城隍庙等故址，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为滁州灿烂的文化增添光彩的一笔。

五、结束语

虽然欧阳修在滁州时间不长，但他对滁州怀有深厚的感情。离开滁州时依依不舍写下了《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4]339他到扬州之后，回诗赠滁州的谢判官，“闻道西亭偶独登，怅然怀我未忘情。”[4]340嘉祐元年(1056)特地写下了《忆滁州幽谷》，“滁南幽谷抱千峰，高下山花远近红。当日辛勤皆手植，而今开落任春风。主人不觉悲华发，野老犹能说醉翁。”[4]370又写下了《赠沈遵》：“恨君不为醉翁客，不见翁醉山间亭。”[4]161欧阳修还有《赠沈博士歌》、《思二亭送光禄谢寺丞归滁阳》、《答资政邵谏议见寄》二首等等，诗文中充满着对滁州眷念之情。最为感人的是嘉祐六年(1061)，夜深人静的时候，欧阳修重又翻开“醉记”，在其后写下：“西斋静览，思滁山之胜，绝不可见可。”[1]2574之中饱含着他对滁州的记忆与怀念，因可能终生不得再见，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伤感油然而生。而滁州人也同样怀念着欧阳修，“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表达了滁州人对欧公千年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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