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的湖南文献史研究

刘雪平

文献是人类历史社会的产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出现，它是一种有系统、有价值的知识载体，是不同时期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和缩影。而地方文献则是一种特定的文献类型，是一定区域内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记录载体，主要反映某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军事、教育等内容，是研究某一地域的重要资讯和知识资源，地域性是其本质特征。我国地方文献产生很早，早在《春秋左氏传》中就有记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如今地方文献的类型更为丰富多样，涵盖了地方志、地方史、地方丛书、地方年鉴、地方档案、地方著述、谱牒、舆图、碑志、照片、地方报刊、地方文献书目、地方音像资料、地方网络资源等不同类型。地方文献在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促进地方经济方面的作用也越发重要，因此人们对于地方文献的研究关注度持续升高，地方著述考、藏书文化、文化望族等等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或着眼于本地区文献发展的整体历史脉络，开始探索本地区文献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如湖南已经开始尝试湖南文献的历史、方法论、本质特点的研究，成果初显。笔者认为，要开展自身区域文献史的研究，应当注意引入“大文献学”和文化视野的关注。

一、区域文献史的研究不应割裂古今，而应倡导“大文献学”的研究视野

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地方文献，应当突破当今一般行政区域划分概念，结合历史上本地区行政区划的沿革和地理位置来研究本地区的地方文献，充分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各个时代行政区域设置不同的具体历史情况。同时还要注意区分“学“与”术“的分别，不能囿于一般地方文献工作的实践层面，而要跳出具体工作的狭小层面，上升到学科理论高度，从整个学科体系的视野出发来看待地方文献的概念，正如有人所言“每门学科有‘术’又有‘学’，无‘术’即无‘学’，无‘学’则‘术’难以有突破的进展。”[2]

这个“学”则应是“大文献学”，古代文献学以古典文献为研究对象，目录、版本、校雠是它的主要内容，它有自身特殊的体、法、史、论，现代文献学以日新月异的现代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现代信息技术尤其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研究文献的搜集、组织、传播和检索等。但两者在许多方面又有共通之处:首先,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文献——知识与信息的载体。其次,它们都研究文献的生产、搜集、整理、传播、利用。第三，它们的根本任务,都是实现知识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3]因此，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不应划疆而治,而是应建立兼容古今的完整的文献体系,促进学科的健全和发展。纵向看,古今兼容,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有机结合；横向看,整体把握,多学科多角度地拓展文献学的学术空间。研究区域文献史，就是要建立起这种一脉相承的文献学体系，用“大文献学”的指导思想来帮助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围，不要人为割裂古今，偏古轻今或偏今轻古，使得文献发展的脉络强行被割断，这也不符合区域文献发展的历史现实。

二、区域文献史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文化视野，不能囿于文献的小视角

地方文化与地方文献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有着独特的因果循环关系。文献作为自然和人类活动的记录载体，通过对文献的生产、组织、整理、开发、传播能继承和创新文化内涵，促进文化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产生更多新的有价值的文献。

(一)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地方文化通过对文献编纂者的内在作用引导着地方文献的思想内容和观念意识走向，地方文献中蕴含的主题内容、道德思想、心态观念是文化的具象体现，没有文化这个本质内核的支撑，文献就缺乏自身的灵魂。因而一定区域内的不同时期的文献体现了一定区域内文化不同时期的特征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

(二)地方文献对地方文化的继承、传播、发展、创新具有重大推进作用

地方文化的记录与继承、交流与传播、发展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文献这个知识载体。这些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各种文献，以文字、录音、摄影、传拓等多种记录方式反映了一定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包含了一个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地理、风俗民情、自然资源、人文景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地方文化的积淀者和物化者。而通过文献知识的记忆、传播、重组，能挖掘地方文化系统中的隐性知识内涵，促进地方文化体系创新，从而赋予地方文化新要素，构筑新的文化架构。这种地方文献知识系统的整合和构建，使得整个地方文化系统成为一个生长的有机体。

因此，应从文化系统论的角度审视区域文献的概念，即从观念文化层面审视地方文献所反映的地方文化与地方文献主体所处的行政区划之间的地方关系，揭示地方文献的文化层次特性，冲出一般行政区划的樊篱，用文化的核质来划定地方文献的范畴，从文化辐射面的角度来判定地方文献的归属。这就要求区域文献史的研究要引入文化视野，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研讨各时期各类型文献的产生和演变情况，及其与学术史之间的相互影响。

三、湖南文献与湖湘文化的研究

(一)湖南文献历史概貌

参照文献和地方文献的定义，湖南文献应该是记录湖南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的载体。湖南文献是湖南区域范围内产生的地方性文献，是湖南社会变迁和湖湘文化发展的沉淀和缩影。“湖南汇洞庭之汪洋，聚南岳之奇伟，承屈贾周程朱张之学术，人文辈出，述作綦详，前哲遗规，迥乎远矣。”[4]湖南乃风雅故乡，湘澧英灵，著述繁多，作为湖南社会和湖湘文化的主要载体，历代湖南文献其内容反映了湖南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涵则彰显了湖湘文化的本质精神。

先秦时期，湖南土著文化与楚文化相互融合，出现了具有湖南特色的宗教和神话文献，如屈原的《楚辞》、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战国帛书等，诗歌、散文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两汉时期湖南代表文献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大批医学帛书和两部我国至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天文学专著——《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还有几幅古地图。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则出现了最早的哲学著作——耒阳人罗含所著的《更生论》，湘乡人蒋琬、澧州人阴铿和长沙人桓阶等所著诗文集开始崭露头角。唐代出现了澧州李群玉、李宣古、刘蜕、胡曾等知名作家，还有怀素、齐己两位诗僧，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的书法作品也是名扬全国。宋代，湖南出现湖湘学派，在理学先驱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和胡氏父子、朱、张的教育之下，理学文献开始兴起，出现了胡大时、彭龟年、钟镇等一大批湘籍理学巨子，理学、经学、史学、地学、佛学文献均有著述。“至元欧阳元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昌诸人”[5]，湖南人才骎骎始盛，湘阴夏原吉、郴州何孟春，益阳郭都贤、益阳罗敦仁、罗喻等人著书自成一家，长沙廖元度、湘潭周圣楷等湖湘士子开始注重乡邦文献的整理，补采遗风，出现了诗文总集《楚宝》《楚风补》《楚诗纪》等。

明末清初，衡阳王夫之著书见志，其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湖湘文化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方向，实为近代湖南文献之发端。湖湘文化在清代尤其是清中后期空前发展，湖南文献事业蓬勃发展。如总集、丛书编纂成绩显著，出现了邓显鹤编纂的“以诗存人、以人存诗”的《沅湘耆旧集》，罗汝怀编纂的“网罗放失、荟萃精华为文家之渊薮”的地方文章总集《湖南文征》。而道光以后，经世思潮兴起，倡导经世致用学风的安化陶澍、善化贺长龄兄弟、邵阳魏源、湘乡曾国藩、湘阴左宗棠、郭嵩焘等人，著述颇丰。同时家谱、方志蔚为大观。如《湖南通志》三经纂修，体大思精，裨益国史；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胡林翼的《皇朝一统舆图》，郭嵩焘的《湘阴图志》，李元度的《南岳志》等，皆矩矱森然，详录完备；而家谱至清代，纂修数量骤增，体例渐次完善，结构也日趋合理，具备了显著的内容特征和版刻风格。清末维新思潮高涨，浏阳谭嗣同的《仁学》等书冲破历史樊篱，成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民国期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黄兴、蔡锷等人著述发人深省，振聋发聩。《湖南官报》《湖南白话报》等近代报刊呈现整体发展态势。而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等人所著的革命文献，激情澎湃，强烈抨击了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号召人民解放思想，为革命发展推波助澜。

1949年以后，湖南文献事业几经沉浮，几经蜕变，体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文献类型日趋繁多，湘版图书、地方志、地方年鉴、政协文史资料等湖南文献的编写进入正规化和常态化发展轨道，传统纸质图书、电子版、网络版等文献资源多元并存，文学湘军、出版湘军更是大放异彩，领一时风气之先，湖南文献的生产、传播、收集、整理、研究等活动相当活跃。尤其是21世纪，湖南文献的资源系统建设、数字化资源建设、共建共享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湖南文献在服务地方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二)湖南文献与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与湖南文献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天然不可分割的，湖南文献深植于湖湘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湖湘文化依赖湖南文献得以传承和发扬。

1.湖湘文化是孕育湖南文献的源头。湖南文献的产生必须以湖湘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为前提，湖湘文化历代积累下来的知识、信仰、思想、艺术、道德、习俗等，都储存在历代的湖湘文献中，成为湖南文献的内质精髓，离开湖湘文化的背景，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湖南文献的价值本质。湖湘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献的发展，这可以从湖湘文化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来进行佐证。湖湘文化孕育初期，“三苗”等湖湘土著文化与稍晚进入的楚文化相互交融，后又被中原文化所影响，形成了自身瑰丽雄奇、苍郁沉厚的特点，这时期湖湘大地上产生的屈原《九歌》《天问》、贾谊《鵩鸟赋》等伟大的文学作品，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南宋时期，湖湘文化飞跃发展，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的湖湘学派形成，影响了一大批湖湘士子的著述治学，出现了《太极图说》这样划时代的理学开山之作。近代湖南，世风突变，西学东渐，从“师夷长技”的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运动的倡导，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风云，再到马克思主义传播，近代湖湘文化不断求新思变，吸收外来思想，近代湖湘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其间产生的湖南文献也是洋洋大观，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蕴含的“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6]等精神，“保守与激进”并存、兼容中西的思想倾向，无不是湖湘文化赋予的特征。由此可见，湖南文献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湖湘文化发展而独立进行的。

2.湖南文献的文化价值阐读。(1)凸显湖南文献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功能。湖湘文化的丰富、发展、沉淀、传承必须依靠文献这一重要载体，湖南文献中记载着湖南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人物事迹、历史掌故等，是湖湘文化源源不竭的资料源泉，现代湖湘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必须吸取有用的传统文化资源，承继古代典籍，有意识地保存当代文献。当务之急，必须构建符合湖南地区实际情况的湖南文献资源体系，对文献收藏进行规划，确立收藏原则和重点，在对湘版图书、地方志、湖南年鉴、湖南文史资料等基本文献收藏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原始文献、非印刷型文献的补充收藏，对重要历史典籍、口述文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收藏，为湖湘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史料依据，为湖南经济、政治发展提供资政参考。

“公家所藏之图籍富，则人民之研究有所资，而物象所陈，非惟足以发思古之幽情，兼且可以迪童蒙之新智。”[7]新时期，随着信息与知识的发展，更应该认识到保存历史典籍的重要性，重视湖南地方文献的“存史”功能和对湖湘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加强对湖南文献的收集与保护，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资源建设体系。

(2)加快湖南文献的整理研究、传播交流，促进湖湘文化的创新发展。文化的飞速发展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冲击、碰撞和交流。而文献在这种文化传播和交流中起着关键的媒介和推动作用。历史上，湖湘文化的不断发展，伴随着与外来文化、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如先秦时期与楚文化，秦汉时期与中原汉文化，三国时期与北方的道教、印度的佛教，近代与西方文化，与多种异质文化的交流融汇，使得湖湘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献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南朝阴铿的诗歌，开唐宋近体诗之风，它的流播对杜甫等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南岳佛僧怀让、石头希迁等人的佛释著作，让湖南成为了中国佛教禅宗传播的中心之一，影响波及东南亚，许多禅宗高僧都来到湖南研修佛经；而近代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的著述，更是驰名全国，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湖湘文化就是在这种交流中不断适应、借鉴、整合，形成新的文化体系。

湖南文献资源丰富，其文献特色、文献内容、发展历程都有鲜明的湖湘特色，通过湖南文献的研究，总结湖南文献的理论体系与指导方法，找出湖南文献的发展规律，指出未来的发展趋向，培养湖南文献专门人才，更好地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湖南社会的进步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动力，是当前湖南文献建设的重点。

目前湘学研究蓬勃发展，对湖湘学术、湖湘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而文献学的专门研究方面，有湖南图书馆利用丰赡的文献资源，组织编纂了《湖南文献撷珍》《湖南文献概论》《湖南少数民族文献史》等诸多研究著作。《湖南文献撷珍》一书近200个独立选题，分为上、下两篇及其附篇。上篇以湖南人著述、内容有关湖南的著作为主，从上古先秦贯穿至近现代，在跨度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选取各个时代重要的人物著述或文化现象，以时间为经加以编排，湖南文献的发展脉络清晰了然。下篇以目前湖南所藏的珍贵文献为主，所选有宋元佳椠，亦有精校旧钞，也不乏名家稿本，揭示出这些湖南刊刻、或流传至湘的文献概貌，反映湖南地区文献出版和流布情况。附篇则区别于上、下篇的图书文献形式，择取若干种历史上有广泛影响力的非书形式的文献，如名家书画、舆图碑帖、通告手札等，凸显湖南文献类型的多样性。《湖南文献概论》一书则从湖南文献的基本理论、湖南文献的类型及各类文献的特征、各个时期湖南文献的建设与发展、湖南文献的整理典藏、开发利用及数字化建设构想等角度展开论述，充分体现了“大文献学”的思维视角。而《湖南少数民族文献史》一书则拟从湖南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出发，论述历代湖南少数民族文献的种类、发展、特征、价值等，整体概括湖南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与开发。

研究湖南文献就是要在“大文献学”和文化的视野下，研究湖南地区产生的古往今来一切文献的历史、理论、方法、文献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不仅包括古代文献和现当代文献的各种载体和类型，也包含了文献目录、版本、校雠、编纂等文献整理与研究活动，同时文献的生产、存贮、传递、交流、研究、利用、发展，以至于资源的数字化和共建共享等内容都涵盖其中。

[参考文献]

[1] 李玉安.中国图书散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40.

[2] 雷树德.文献、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学论考[C].津图学刊.1997.3:81.

[3] 潘树广、黄镇伟、涂小马.文献学纲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

[4] 湖南文献委员会.湖南文献汇编[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

[5] 朱汉民.湖湘文化通史·近古卷[M].长沙：岳麓书社.2015:6.

[6]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7] 湖南文献委员会.湖南文献汇编[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