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地域文化美学研究——以闽东诗群为例

王经纬

一、引言

对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的研究往往聚焦在诗歌表达的思想性上，因为诗歌的创作思维通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它具有跳跃性，并不被限制。但是，文学的发展是基于地域的滋养而得以延续，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也就意味着它和地域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闽东诗群，作为一个从20世纪八十年代在福建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的诗歌群体，其影响力在今天逐渐扩大。诗群中的叶玉琳、刘伟雄、谢宜兴、汤养宗、林典刨、伊路、哈雷等诗人均为闽东籍。他们的诗歌作品各有特色，但是这些诗人的作品经过整合，越来越凸显整体的品质和个性。闽东地区的经济与同省其他地方相比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这片地域山海相依，景色怡人，生活在此的人们质朴勤劳，这些特质都在闽东诗人的作品中得以呈现，逐渐形成这块地域出产诗歌的一个鲜明特色。“一个地域诗歌群体的形成，首因该是诗歌生态环境的催化作用，这里有一个地域写作的概念，需要有‘文化基因’、‘文化血缘’，或者说需要在这种文化传承和自然生态的根基上实现对地域文化的升华。”[1]

曾经生活在闽东这片地域的诗人，由于对这块热土的“血缘”关系的传承，不自觉地在创作中形成具有这片地域鲜明特色的气息，使其作品充分地表达出明晰的带有故土情结的传承性和整体性，从而使闽东诗群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得以发展和壮大，留下了情深绵延的诗歌记忆。

二、闽东诗群诗歌中的地域美学形态

中国当代诗歌地域特质的展现在民间诗歌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这也是不同诗群间形成明显差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闽东诗群形成在福建东部沿海地区，这里海洋资源丰富，物产种类繁多，山海相依，景致优美，人情质朴，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诗歌创作者写出的作品因大量描绘自然地域景致、风土人情、民俗习惯而让诗歌在更具有日常生活经验体会的同时，也更具有诗意。首先，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闽东地域的景观。山、海、石、岛连为一体的大自然所赋予的地理特征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天然的温床。如“波浪的蓝房子房子中的女孩——这滩涂上奔跑的太阳把色彩任意散放那一瞬美侵占所有记忆。”(伊路《海·浪花》)， “所有的陌生被浪抚摸所有的忸怩被风吹干外浒滩你是海岸明媚的唇吻着沉默的石头也开花”(刘伟雄《外浒沙滩》)，“风使满坡的草洪水般奔跑有没有一株是朝另一方向的风把那边山弯的雾吹到这边来有没有一颗水粒子是往回飘的满湖的涟漪像弓有没有一道是相反着的我的衣服、头发、五脏六也被刮到一边去了思绪却在逆行。”(伊路《在海岛的风中》)几乎每一位诗人都在作品中有着关于海洋的描写，无论是单纯地描写海洋的景致，或恬静或狂暴，还是借海洋来抒发个人情感，海洋这一形象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诗歌中所呈现出的不可避免的形象，也正如克利福德·吉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也就是诗人针对某一地域的特征进行重复、深层次的描写，从而进行隐秘的地方发掘。

的确，在地域这个空间概念的推动下，单一的地域特征后还包含了大量的本土信息，如风土人情、人文、历史、民俗等，都在诗歌作品中横向铺展开来。如“红丝线挽留的花韵银镯子惊羡的柔光畲山路弯弯弯在十八岁青布里心儿只为打点花缨缨的土塬把高高的发髻轻弹。”(叶玉琳《畲家姑娘》)；“我如何说出那么多灵魂的欢乐，那么多艰辛三月三，半山凉亭已妍红那按捺不住的缨缨，梦幻，真实，直到酩酊在平凡的山居，可不可以再野性地放歌一次让灵魂盛载阳光的叮咛打开大山心扉相亲到永远。”(叶玉琳《打枪担》)，叶玉琳的这两首诗歌中生动地描绘出了闽东畲族女子的服饰文化特征，和在畲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当地青年男女在劳动间歇时用打枪担来进行娱乐的民俗文化特征，简单的语言生动地勾勒出少数民族的形象和日常生活。“那么多山峦那么多田地她晒白的衣裳像粉蝶闪现在其间那么大的天空下只有一个人那么多狂野的植物中只有一个人……她每天走过的小路有新鲜的黄泥白色小羊的眼睛是最小的深潭……她在小河沟洗衣裳深山的凉气拂过她的手背她的腰……她壮实的腿是生机勃勃的忧伤她丰盈的手臂是温暖淳厚的悲凉。”(伊路《在车窗里看见一个农妇》)，在伊路的这首诗歌里，我们看到了闽东农村农妇劳作时候的景象，平缓地展现出一位农家劳作者勤劳朴实的形象，质朴风土人情托盘而出。我们不需要从这类诗歌中找寻思想性和伟大性，只需感受生活简单、平静的美。“一个村庄成为你的衍生物七百年算不算古老你说草籽已经深入你的泥土翅膀在天空飞翔老农把吊桶深入“皇帝井”苦涩的影像和浑浊的水流都在晃动那年倭寇在血光里逃窜了村庄开始沉默了下来。” (哈雷《大京古城堡》) ；又如“落船鼻，烟台下，风门屿，还有鸡角洲，大兴坑，过顶这些诞生在海边的地名祖先们赋予它特殊的含义。……故事之中的传奇，传说背后的峥嵘每一个地名都凝聚着灵性每一个地名连绵历史。”(刘伟雄《美丽的地名》)这几组诗歌中用一连串闽东地区的地名来引出这些名字背后的悠久历史，颇具一番厚重的意味。“形象既是诗人情绪心理向外部世界的投射，也是对自身精神的一种辨认和观照，观照来自于对人生命运的清醒和确证，辨认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坚守和提醒”[2]42这些诗歌中所涉及的看似分散的、普通的形象或是民俗，历史等，在诗人的作品中被重新把握和整合，成为一种情结的物化表征。他们试图竭力沟通这些事物与诗人本身的内在心理联系，这些地理景观使单纯的地域空间变得神圣化，不仅开发出了一片地方的自然、人文所蕴含的美学意味，这其中更凝聚着诗人对这片地域的情感，作品中充满浓重的诗意的抒情。

除了形象的地域性特征外，另外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便是地域意识的问题。闽东诗群诗歌作品中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体现，如感情经验、身体经验、童年时期的经验等都可以在诗人笔下被提炼、转化，最终传达为情感，这是地方诗群作品中独具特色的“优势感”。“个人经验的写作，从本质上说，首先是地方经验的写作，因为每个人必须居于一定时空之内，他的经验必然烙着地方的印章，而且个人所认定的经验，也必然最终落脚于某一个地方的实在体系中。”[2]92如“一声，两声，三声……海面上梆子声响成一片像急促的鼓点疾驰的马蹄一种多么原始的狩猎方式啊每一声都是无形的箭矢……”(谢宜兴《敲鱼》)；“弯着腰父亲象一柄旧镰牙麦捆温顺地躺在他的脚下山地的风撩起他深色的衣摆直起身他像一株抖索的黑麦弟弟戴着草帽坐在地头一根麦秆挑逗蚂蚱和蟋蟀我也曾吹着麦管游戏豌豆丢失了麦管豌豆也发了芽。”(谢宜兴《割夫》)“趁热喝，大好年华不要凉了/三泡四泡是精华啊/每壶茶/都要历经爬楼梯的过程/慢慢上去/慢慢下来/每级台阶都是一回诱惑/掌握好水温/不要过了/也不要达不到/取出茶里的兰香、稻香、果香……”(林典刨《爱上茶》)在这些诗歌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被复制在了诗歌的字里行间，也体现了浓厚的地方经验色彩：渔民捕鱼的盛景是海边人最熟悉不过的记忆，而以乡村题材写作为主的谢宜兴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大量的提到乡村的风貌和童年生活图景，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幅清新自然的乡村生活画卷。他主动将自己的创作定位在乡村，就是希望用自己的文字重新塑造过去的记忆；茶文化亦是如此，成为闽东地区日常的生活经验之一，人们在品茶的习惯性生活中体味人生，谈天说地。闽东诗群的作品正是本着对大量的地域色彩形象、景物、活动的虔诚的皈依，才使得该诗群在中国众多的民间诗歌群体中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闽东大环境下生长起来的生命体，这些都深入诗人的骨髓，生发为地域特征，打上了深深的地域的烙印。

“生命就像一个滚动的雪球，时间、事件、空间、个人、社会、族群、人性、命运等观点的表达就在雪球的滚动中粘连在一起，而后又铺散到每一行文字中去”[2]49-50可见，外在的社会、自然的资源都会转化为诗人血液中的个体经验，这些经验在诗歌中将闽东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中所蕴含的美学意味加以开发。美国学者莱斯利·怀特曾经说过：“文化是人类的一种创造的表现，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象征意义。”[3]这对处在特定文化区域的人来讲，这些文化事务成了维系彼此间社会情感的符号，代表着地方文化精神。诗人用他们自身的经验和他者的形象构建成富有地域特征的审美环境，而“地域”这一文化地理学中的名词也从侧面为诗歌的情感表达接入了新的可能要素。

三、闽东诗群中地域空间下引发的身份认同感

“闽东诗群”这一民间诗歌群体，让诗人在同一地域文化的熏染下开启了漫长的创作之旅，尽管诗群中每位诗人的创作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大环境的相似性却为整个诗群的创作带来些共性特质。通过对原型事物、生活经验的陈述和表达，激发出诗人对故乡事物的内在情结。而诗歌，这种可以抵抗时间侵蚀的写作，如同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所言的那样“投身于时间不在场的冒险中去”。[4]也就是诗人在用回忆的方式对抗当下，让过去和现在形成一种断裂。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诗人来说，即便离开童年时代所生活的区域，或是现在生活的环境已经全然改变，“家园”成为过去的概念，也能够在作品的怀旧情结中找寻精神的归属，实现身份认同感。而这不仅对诗人本身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有着类似生活经验的读者群体亦有着重要作用——即实现精神和心灵的回归。诗人用个人曲折的态度或是情感，整合着集体记忆的碎片。闽东大地给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母性般的安全感，即使身处异乡，在诗人的作品中，也能够读到拯救和慰藉的力量。

闽东诗群的作品中，几乎每一位诗人都有涉及到“故乡”这一写作题材，无论是直抒胸臆的表达还是借景达情，都流露着对故土的深厚的情感。这部分的作品中作者大都用“怀旧”的模式来打破时间对过去的瓦解，怀旧的主体凭借直觉的倾向来与真实的记忆进行完美地契合，并伴随着思念、留恋等复杂的情绪。这种“间离”的效果呈现出记忆的碎片感，也形成了地域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审美体验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不同诗人的作品体现的故乡怀旧情结：“众多的溪流都让我试着长大只有你，使我回到了童年用你的水我泡一杯清茶沏入心底的怀旧情绪慢慢浮起……这里的乡亲喜欢站在矮小的板凳上诵读经文宽大的祠堂声音上涨的时候霍童溪会静下来倾听让洗净的文字漂出一道河流。”(哈雷《霍同溪》)“离开故乡二十年一次次地回想她当我胸中容纳了无数故乡一样的村庄时我看到了她的病她贫瘠的泪水山坡上孤零零的草垛……哦，故乡，你孱弱的身子在秋风中瑟瑟发抖……”(友来《三次看故乡》)。毫无疑问，诗群内部的诗人对闽东大地上的一切都怀有真挚的血肉之情，故乡诸多的事物中能够触动作者的也许并不相同，但是故乡的一切，朴实无华，即便是痛苦的童年经历也被作者在诗歌中加以美化，这种审美体验超越了现实，在作者心中形成了更加触动人心的诗化的情感世界。远离了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故乡被观看者重新地进行审视，诗人用更加平静的态度回首那些心中无法磨灭的形象，故乡成为了一种精神符码或是内心回归情结的表征。故乡中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都在诗人的内心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怀旧的心理情结促使着诗人在作品中回归故乡，让处在漂泊状态的人找寻回心灵上的归属，将意识的价值在诗歌中得以广泛利用，于是诗人从无意识的集体记忆中追溯“过去”的价值和意义，心灵由此产生空间上的位移，形成过去和现在断裂后精神暂时回归过去的美学感受。

诗人的灵魂里都有着地域的影子，由此诗歌的创作和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域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环境基石，而诗人也不自觉地将由地理派生的地方经验、自然、活动以及人本身作为书写的对象。在闽东地域诗人的作品中，创作的共性在大量的诗歌作品中得以提炼，而这部分的共性是来自同一地理条件的孕育留下的深深烙印，同时也坚守着自己的身份表征。地域文化与美学特征的联系在民间群体诗群中的体现较为突出，也成为划分不同诗歌群体的一个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 梁笑梅.当代诗歌有效传播范式中地域文化元素的优势效应[J].暨南学报，2015(3):12.

[2] 张曙光,萧开愚,臧棣.中国诗歌评论——诗歌的重新命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 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9.

[4] 布朗肖.文学空间[M]. 北京：商务印书馆//顾嘉琛译.2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