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诗意化倾向

黄蕴雅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文学是有承续性的，也就是说，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新风格与旧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划分模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不仅新旧思潮交战、融汇，西方思想文化也冲击着相对闭塞的中国文坛。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理性精神，同时也弥漫着感伤情怀；作者追求个性化写作，同时也愿意尝试多种创作方法。这段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作家驾驭文字的功力很深，具有相当高的古典文学素养，不仅能把古诗气韵融入到白话写作中，同时也是他们将古典意境进行现代化转换的必要条件。

一、诗意化倾向之实质

自五四以来，小说作家在追求陌生化的形象美感时，已把诗意创造移植到叙事领域，其艺术追求的目的与抒情文学诗意创造的目的相一致。小说的诗意化倾向就是融诗意入小说，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对客观描写对象的一种心灵化的提升；是对生活中真善美的敏锐发现及心灵化的传达；是作家心灵波动与自然人生节律的协调、统一所产生的律动的结晶。[1]

诗对小说呈一种内在的渗透和化入，使小说获得与众不同的审美趣味。作家通过人物、情节的描写来构筑诗的氛围和诗的意境，通过叙写人和事来实现小说诗意的创造。这是一种与正统的情节叙事小说不同的新艺术形式，既是对诗和小说陈规的反叛，同时又是诗与小说文体的融合。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诗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倾向，把小说引上了一条既源于传统又反叛传统，既深受西方影响又独具民族特色的道路。[2]宋剑华在《“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中论述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

二、作家作品中的诗意化倾向分析

(一)郁达夫的感伤小说

1896年，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郁达夫进入蕙兰中学读书，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他的旧体诗的意境可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感时伤世的忧愤美、执着于爱情的缠绵美和爱国憎敌的悲壮美。[3]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概念，是中国古典诗词审美认识的核心和基础。郁达夫的旧体诗创作，无不受到了中国古代诗风及精神内涵的深刻影响。

郁达夫在《谈诗》中讲到：“旧诗的一种意境，就是古人说得很渺茫的所谓‘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那一种弦外之音，司空表圣的《二十四诗品》所赞扬的，大抵是这一方面。如冲澹，如沉着，如典雅高洁，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 1917年郁达夫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外国小说，尤以俄、德小说居多。非文学专业的郁达夫对文学一直怀有赤诚之心，从旧体诗创作开始转为小说创作，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

1921年7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强调为艺术而艺术，对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文学理论上注重自我，注重个性，忠实表现“内心的要求”，反对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倾向于启蒙、浪漫主义。作为创造社的一名成员，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最著名的感伤主义作家。他敏感、忧虑、细微，饱受性的苦闷和生的压抑，恨无力回天，遂随波逐流。他“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4]他的文字饱含了异乡漂泊者的自叹与哀怜，仿佛是倾诉自己的遭遇，不愠不火但是总能引起波澜。他的行文带有病态美，无一例外是“自我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坦诚而暴露，运用大量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描写、记叙，错落有致，感情真挚，打上很深的个人印记。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郁达夫的文章总是不受拘束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总有诗的情调洋溢其间，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总是脆弱孤独的才子，经常生病，郁郁寡欢，在一个疏远他的社会中慢慢消磨才气和一生。这样的形象和中国古代诗人的形象似乎不谋而合，因为敏感所以遇到何事都要暗自伤怀一番。在小说《沉沦》的开头就说“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奠定了伤感的基调，后文说“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文中又多次提到流泪与伤心的独白。

故事里的主人公学习东西方文学，经常阅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德国抒情诗人海涅的诗。在生出万千哀感的时候，主人公会吟诗、写诗甚至唱起诗来，如坐在离开东京的火车上写到：“峨眉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别故居。四壁旗亭争赌酒，六街灯火远随车。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夜后芦根秋水长，凭君南浦觅双鱼”。

在小说《迟桂花》中，出现大量风景描写，并以此反映自身心境，这和中国古诗情景交融、以情衬景的传统相呼应。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笔下创造的物和景，已经和生活的面貌不完全相同了，而是融合了诗人主观色彩的景和物，是诗人独特的感受和思想感情的凝结，也是诗人气质和个性的流露。“立在翁则生家的空地里，前山后山的山景是历历可见的。屋前屋后，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长这些不大知名的杂树，三株两株夹在这些杂树中间，树叶短狭，叶与细枝之间，满散着锯末似的黄点的，却是木樨花树”。登山前，“老郁”看到这样的景象“太阳已经升高了，但它的领域，还只限于屋檐，树梢，山顶等突出的地方。山路两旁的细草上，露水还没有干，而一味清凉触鼻的绿色草气，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闻了好像是宿梦也能摇醒的样子”。从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看出主人公的内心是欢乐的，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他既被翁家山的美景所吸引，又被“莲”纯洁善良的天性所打动。

象征主义也是中国古诗常用的表现手法，某一件事物在文中不仅代表事物自身，而且代表作者自身朦胧的情绪和抽象的观念。在《迟桂花》这篇小说中，“迟桂花”的形象就出现了不少次，成为全文的线索。在文章的结尾，男主角在“翁则生”的婚礼上说：“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久”，在与翁家兄妹分别时又说：“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这里的“迟桂花”就成为了一种价值符号，主人公希望大家都能够经历时间的沉淀，经过大自然的洗涤，保留自己的内心的纯净与善良，最终收获幸福。这也折射出了作家自身的不懈的精神追求，他想从苦闷与激愤中走出来，在天真自然的境界中找到归宿。

(二)许地山的禅意小说

许地山自小家道中落开始自谋生计。他在小学当过教员，后来又在中学任教。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毕业留校任教。1921年，他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在北平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虽然他未受过系统的基础教育，但他的文学启蒙居然悄然无息的发生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有浓郁的宗教色彩，表达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寻和对现世人生的人文关怀。[5]许地山所构建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园地就如王维的终南别业，他们的精神内涵是相通的，他们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信步漫游于世，坐看风云变幻，既高远深刻又闲适亲切，诗味与理趣兼备。

人生派散文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时。人生派散文以泛化的人生景观、人文化自然景观为表现对象，展示文化人的存在方式和心灵世界，美文(艺术散文)为其主要的文体形式。[6]许地山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这对他影响很大，在其散文和小说中都有体现。他的作品空灵玄奥且富含哲理，通过佛光审视社会，解剖人生，感情真挚。早期作品充满佛教与道教的思想，最终信奉了基督教。散文小说皆用白话，语言质朴，手法新颖，表达委婉，体例灵活。沈从文评价说“在中国，以异教徒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许地山)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王国维曾说南唐后主李煜有佛祖胸怀，国学大师季羡林说其诗语言质朴，老妪可解，[7]许地山的作品风格与李煜之诗品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许地山的散文短而精炼，富有诗的意境，不是长篇大论地去阐述某些人生观点，而是把人生要旨寓于一虫一物，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任意思考与想象的自由。或是借助“妻子”“父亲”的口吻给出提示，“我”和读者们一起感悟其中的道理。所以有人把其散文称作“文字的轻骑队”。[8]《蝉》这篇散文不过百字，却把急雨之后，湿了翅膀的蝉沿着树干往上爬却又被松针砸中而坠下的场景描述了出来。没有去细致刻画物的详细特征，但读者们脑海里已经出现了画面，感受到失落、沮丧与惊险，并且想象之后“蝉”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这“蝉”就是我们，努力之后也许会一场空，感到无奈、伤心，甚至会经历危险，但这就是人生。《蛇》也就是两百字左右，“妻子”给出提示，“我”得出结论“要两房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不是他伤了我，便是我伤了他。”从宗教观点上看，文章揭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忍让求和平的教义。

许地山的作品哲理深刻，富有思辨色彩。从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的小事里，他都能发掘出其中的哲理来，给读者以睿智的人生启迪和玄奥的美感享受。中国古代诗人也会借诗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比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等。《香》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和“妻子”的对话，通过“惟有爱闻香底爱不是佛法”，揭示了万物皆由心生，个人感觉影响客观评价的哲理。[9]先是写因“我”爱香，“妻子”托人从鹿港寄来的香到了，于是在香烟绕缭之中，两人清谈，谈论佛法。“妻子”说：“一一色，一一声，一一不是香，一一味，一一触。一一造作，一一思维，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底爱不是佛法。” “我”问其原因，“妻子”告诉“我”也是告诉读者：“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底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就不是本然的香了。”这是种唯心主义的论调，在平常生活中却很常见，对某人某事的评价往往掺杂着自己的喜好，做不到完全的客观。

许地山的作品宗教色彩浓厚，体现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有时文中不止一种宗教，以主人公的经历串联起宗教信仰与活动。故事发生地点经常在东南亚国家，因此很有异域风情。古诗中表现禅意的不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命命鸟》是许地山的第一篇小说，写了一对缅甸青年男女的爱情萌生、发展、受阻直至寂灭的故事。文中女主人公“敏明”信仰佛教，经历了一场大彻大悟地冥想后明白了“恋天人，而致受无量苦楚”，故决定“今夜得除一切障碍，转生极乐国土。”男主人公“加陵”见了，愿与“敏明”共赴黄泉，说：“咱们是生命的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商人妇》里写了一位妇人对“我”倾诉她坎坷的身世，先是去南洋找自己的丈夫，却被卖给了印度回教徒“阿户耶”，生活方式都要按照回教的礼仪来。“阿户耶”死后，妇人和儿子得到一个印度教邻居“哈那”的帮助而逃了出来。定居后，又得到了基督教邻居“以沙伯”的帮助，妇人继续求学然后工作。这篇文章提到了多个宗教，都是向善的一面，给女主人公积极的影响，体现了作者的宗教情怀。《缀网劳蛛》则反映了女主人公尚洁与世无争、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而其丈夫“长孙可望”在基督教牧师的感化下承认和反思了自己的错误，作者认为宗教有改变人生命运的能力。[10]

《萤灯》《桃金娘》是两篇极富有童话色彩的短篇小说，与中国传统诗歌充满情趣的审美观点不谋而合。郁达夫说：“许地山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后来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这样一种娓娓道来的文风，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文章的开头介绍昆虫“萤”和常绿灌木“桃金娘”，然后再讲述故事，《萤》赞颂了王子的机智勇敢和王子公主纯洁的爱情，《桃金娘》则讲了善良的金娘受到大家的尊重并引领众人开拓美好生活的故事，都赞颂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讴歌了美好的生活。

(三)沈从文的文化小说

1922年，仅受到过小学教育的沈从文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于是就在北京大学旁听。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旁听生”，对世界的思考有他自己的感悟，创作出了《边城》，之后两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他身上有种来自边缘小镇人特有的“憨”，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纯净而具有人性之美的理想国。沈从文的小说，确有种诗意效果，像孟浩然的诗，清淡自然。孟浩然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山水田园的刻画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沈从文也在其创作的小说中深深地打上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人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文化小说(或称诗小说、抒情小说)。这种小说包含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这种小说，不重情节与人物，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1936年上海良友公司为沈从文刊印习作选集，沈从文在为其所作的《代序》中说：“我只希望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1]这座“希腊小庙”实际上是沈从文创造出来的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满溢着生命力的王国。30年代，他的写作手法稳定且纯熟，基本形成自己的主题和书写对象，更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美学理念和美学理想。沈从文的小说有忧郁气质和感伤基调，力求发现生活之美和人性之美，并在诗化意境下，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将其呈现在一个个故事之中，体现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

沈从文关注底层人民，对故乡的农民、士兵、终生漂泊的水手船长、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这与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人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关心民间疾苦的情怀是一致的。《萧萧》写了童养媳“萧萧”的悲凉命运，女主人公对自身可怜而又卑微的生命毫无意识，始终是天真懵懂的，跟“丈夫”以姐弟身份相处。后来“萧萧”胡里胡涂怀了“花狗大”的孩子，被家族长辈发现，但最终没有被“沉潭”或“发卖”。在自己的私生子娶进大龄媳妇的唢呐声中，又一个“萧萧”诞生了，而新媳妇与“萧萧”仍然茫然无所知。这是作者对农村落后愚昧思想的批评，对天真纯洁却没有自由的善良女性的同情。《丈夫》写了农村憨厚朴实的农民为了生计而把自己的媳妇送到城里的船上做娼妓，这种生活是悲惨的。“丈夫”一次进城见媳妇，目睹了并且亲身经历了颓废的城市生活，唤醒了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明白了妻子生活的不易，后来两人一起回农村。沈从文不仅同情为了家庭牺牲自己的“妻子”，同时也同情淳朴厚道直至愚昧的“丈夫”。

在叙述上，他总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收笔，不会去讲述完整生动的故事或者塑造具有丰满人物的形象，而着重于写景状物和对情节气氛的渲染，以及对充满着浓郁生活气息的风土人情的精细描摹。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发掘人生情趣，以感人的细节、场面和气氛感染、打动读者。这使得他的小说带有明显的诗化倾向，淡化情节，追求意境，含义隽永。《三三》这篇小说在一开始就花费很多笔墨描写杨家碾坊和堡寨，为全文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背景，也详细描写了“三三”母亲在碾坊劳作的情景和“三三”不让外人钓潭中鱼的情景。这些生活画面毫无夸饰，娓娓道来，既能给人以亲切实在之感，又寄寓了作者的深沉情感。在小说末尾，“三三”和母亲得知“白脸先生”去世后，她只“望着那篮子，就蹲到地下去数篮里的鸡蛋”，有人问“为什么那么早拿鸡蛋往别处去，送谁”，“三三”“好像不曾听到这个话，站起身来又跑出去了”。后来究竟是怎样，“三三”和母亲做了什么，沈从文并没有写出来，只是让读者自己去想象揣摩。《柏子》写了水手把自己一个月赚的钱花在娼妓身上，全文没有太多故事情节，只是描写水手们生活的场景和“柏子”与妇人的对话，文末也只写了他“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在不经意间，读者就能感受到水手穷困的生活与只对付当下的心境。他没有未来，只需一点肉体上的快乐就能得到满足。

沈从文的小说对山川草木、乡土田园和当地风俗的刻画不仅表现了他对细节的特殊关注和执迷，同时也表现了他浓厚的乡土情怀。他追求一种婉约细腻的艺术风格。这样一种文风也正对应了中国古诗中的山水田园派诗风，让人想到陶渊明、王维、孟浩然一类诗人。《边城》应该算是沈从文最有名的一篇小说了，沈从文创造了一个“湘西世界”。文中充满了对茶峒风光的描写，包括小溪、吊脚楼和酉水，也描写了爷爷与翠翠生活的细节，包括渡河、编草鞋、生灶做饭。当地民情淳朴亲切。通过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主要人物的性情，镇上乡亲对爷爷的敬重可见一斑。外面世界的变化并没有对这偏远乡村带来太大冲击，这里仍保留了当地风俗，端午赛龙舟捉水鸭，中秋唱歌舞狮放鞭炮。沈从文对这些热闹的场景细细描写，情节的发展也穿插其中。他的乡土情结使他热爱这片土地，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民。通过“画面小，人物小”的“平凡情节”，对翠翠稚嫩的性别意识进行了细腻婉曲的分析，特别是天保傩送两兄弟为翠翠唱歌的画面，既充满了浓浓的抒情笔致，又像风俗画一样清妙明净。语言恬静优美却写出了残酷真相，美丽的自然景观与热闹的过节场景也蒙上了淡淡的忧愁。

(四)其他作家的诗化小说

除了郁达夫、许地山和沈从文外，还有一批作家的小说呈现出了诗意化的倾向，比如废名、迟子建、叶圣陶等人。他们共同带来了中国现代小说美学风格上的一系列变化，他们的作品既借鉴了诗歌的表达技巧，又包含了中国古代诗风的精神内涵。废名的诗化小说追求含蓄蕴藉的美感体验，注重作者主观情思的外化。[12]这从《竹林的故事》和《桃园》中可以体现出。迟子建小说语言平淡自然，在行文处时常留白，让人感受到如诗般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苍凉，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伪满洲国》中有所体现。[13]叶圣陶在关键词的拿捏上精准到位，通过雕词琢句，用极少量的字句表达出无限的含义，如同贾岛《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言有尽而意无穷。

三、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国度，中国人与诗歌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创作题材、表达形式和精神内涵无不受到了中国古代诗风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家继承了诗性传统，在创作中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诗意化倾向。外在形式上，引诗入文或借鉴诗歌写作的技巧形式，比如炼字和留白，但更重要的，则是精神内涵上的一脉相承。这些精神内涵是感伤的情怀和含蓄典雅意境，是理想主义园地的构建和对现世人生的关怀，是对纯净人性的歌颂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作家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结合对文学多元化的理解和感悟，将中国传统诗歌融入到现代文学的写作中，最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诗意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