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莱辛作品的现实主义叙事困境

章 燕

美国文艺理论家伊恩·瓦特(Ian Watt)指出，“现实主义”最初是被当作艺术审美描述来使用的，它用来表示“人的真实”，以区别于新古典主义绘画所强调的“诗的幻想”，后来“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文学术语，用来分析那些描写各种各样人类经验的作品[1]。瓦特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最核心的问题是文学作品与它所模仿的现实之间是否符合一致，也就是是否表达出了“真实”。18世纪以来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小说家的作品表现了个体通过感觉所发现的真实，他们认为外在世界是真实的，我们的感官能真实地反映它。因此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准则就是忠实于个体经验，凸显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通过对人物个性化和人物所处环境的详细表现与先前的小说形式区别开来，借此表现对生活“真实”的周详见解。但到了20世纪中期以来，传统“真实”理念受到很多作家的质疑，他们认为恪守现实主义理念创作出的作品不真实，因此陷入深深的困惑，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就是他们的一个代表。

在写了一系列描写非洲的现实主义作品后，莱辛逐渐进行叙事形式变革，代表作《金色笔记》的叙述形式“可以当作一部思考如何写小说的小说来读”[2]94，莱辛“用讲故事或编故事的方式审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的小说”[3]289。莱辛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作品是关于主人公的障碍症的，“当我决定描写我们时代的‘艺术家’或‘作家’时，我觉得有必要要给这个人物设置一个障碍，并通过探讨这个障碍的成因来阐述这个主题”[4]6。障碍症实际是莱辛自身写作困惑的体现，“黑色笔记”“红色笔记”“黄色笔记”“蓝色笔记”“金色笔记”等五个环环相套的板块中的小说、笔记等都可以看作突破写作障碍的种种尝试。

一、时代困惑：细节真实与写作障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刚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灾难，西方人对社会现实产生深深的怀疑和焦虑。笛卡尔以来理性主义的社会建构把人们拖入战争、混乱的泥淖，而这个时期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社会主义模式也日益僵化，缺乏活力和生机，由于看不到出路，焦虑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在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觉得现实主义手法无法表达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而苏联的现实主义写作又为他们所厌弃，该写什么、怎么写成为摆在作家面前的难题，写作障碍就成为作家们普遍感受到的心理危机，可以说写作障碍体现的是整个时代的困惑。

写作障碍是对如何用小说描写“真实”的困惑。当时人们相信用现实主义手法能表现社会的真实状况，莱辛却深感怀疑。她的困惑在于：如果现实主义的核心是真实，那么是不是越描写细节真实、贴近社会现实的作品越优秀呢？莱辛假借安娜表达了她的疑惑：安娜的作品《战争边缘》描写了南非的细节真实，“是这类小说中较成功的一部”[4]63，而安娜自己却对之很失望：“每次醒来，我就想哈哈大笑——讨厌的哈哈大笑。苦笑，绝望的苦笑，自我惩罚。”[4]60安娜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出真实，“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4]63

《战争边缘》“讲述了彼得与黑人妇女的真挚爱情被布斯比太太的种族偏见和妒忌心所摧毁的故事，塑造了一个追求平等自由人生、反对种族压迫的进步青年彼得的形象，反映了二十世纪中期非洲的社会现实，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2]94-95，安娜感到深深的失望，觉得没有写出真实，没有表现整个社会的真实状况。安娜的失望在于她觉得真实不仅是外在环境，也包括具有时代特质的内在精神。后一点尤为重要，也是莱辛认为当代小说所缺失的。所以说莱辛理解的真实首先须有传达社会真实状况(包括外在现实境况和内在精神特质)的态度。从前期的《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儿女”系列的现实主义，到后来各种实验手法、内外空间小说、科幻小说，再到后期重新创作现实主义小说，写出了《简·萨默斯日记》《裂缝》《又来了，爱情》等优秀作品，不论莱辛的写作风格怎么改变，她的创作历程一直贯穿着她对小说怎样反映真实的思考，以及她对现实主义本质的独到理解。莱辛评判了当代两类现实主义作品，一种为政治性的，另一种为新闻性的，它们都注重细节真实，但莱辛却并不欣赏这两类作品。

第一类现实主义作品首推政治性强的介入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呼吁文学对现实的介入，强调文学的工具性，注重描写集体，蔑视描写个人情感的作品。德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提出“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问题，它主要是政治问题”[5]14，凸显文学的政治功能。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介入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可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实践使得作家心存疑虑，对于这类作品的美学价值产生很大怀疑。在评论性作品《个人微小的声音》中，莱辛写道，“在1957年，如果一个人相信艺术家应该介入现实，总会招来仇恨和不信任，因为在介入文学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那些数量众多的劣质小说、照片、电影已让人倒足了胃口。”[6]3实际上莱辛并不是否定介入文学，她认为介入体现了作家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是她非常推崇的，她只是不赞同当代小说“介入”的方式，狄更斯也写过社会的贫困、黑暗和非正义，但他不会把小说异化成政治理念的传声筒，或有关经济诉求的宣传册。所以说当代作品的问题在于过于注重对外在社会现实的描写，而莱辛认为那不是全部真实，真实来自于作家能敏感地捕捉时代精神特质，是那种温暖、同情、人性以及对人民的热爱，正是这些特性照亮了19世纪小说并使之成为对人类本身信念的说明。这些特性是当代文学所缺少的。

第二类现实主义文学是新闻性的报道体文学。莱辛认为，人们对她早期《野草在歌唱》等作品的兴趣更多来自于对遥远大陆的猎奇心理，把她的小说作为了解非洲殖民地的报道体文学。《泰晤士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说她的作品“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黑暗，和新闻报道极为类似”[7]，新闻报道注重的只是社会的部分外在真实，这和莱辛对自身作品的期许显然是不一致的。莱辛认为，时代变化导致小说功能变化，使小说趋向它的新闻属性，“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的社团，等等，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4]64。从注重内在转向注重外在，从传达普世价值观转向记录报道性新闻材料，“小说成了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意识的一项机能。人类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无从谈起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介”[4]64。在《个人微小的声音》中，莱辛认为当代小说局限在英国生活的现时经历，而没有把人物的命运同时代，乃至人类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而这就是司汤达等大师和当代作家金斯利·艾米斯等人的区别。优秀小说应该为“不能说话”的人代言，莱辛认为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称为一个作家，那是因为(他)代表并代言了那些一直无形中养育着(他)，但却不能发言的人。(他)从属于他们，并为他们负责。

因此莱辛觉得当代小说的功能已从“哲学性”变成了“报道性”，这种功能改变正是传统小说与当代小说的显著区别，也是当代小说失去魅力的主要原因。而具有哲学性的小说是唯一使莱辛感兴趣的小说，她认为“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那种特质——即哲学性”[4]64，这种小说是“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4]65。在莱辛看来，这些特点正是传统现实主义大师作品恒久魅力的来源。而正是因为当代小说缺失了哲学性才使她“一直定不下心来再写一部小说”[4]65，成为她“写作障碍”的心魔所在。

二、质疑启蒙：分裂的主体和破碎的话语

“哲学性”是小说蕴含的哲理，它体现出时代的精神特质，涵盖着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具有的普世性和道德性特征，莱辛认为这是小说价值的核心所在，也是她所无比珍视的“真实”。莱辛14岁因眼疾退学，从此在家自学，她的课本就是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当谈到具体是谁和在哪方面这些大师对她产生影响时，她列举了一长串名字，指出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受到在‘伟大的文学’中都能找到的那种恢宏视野的影响”[8]。好的小说具有的哲学性——它的普世性和道德性——是启蒙孕育的精华。所以启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魅力之源，是传统现实主义大师作品熠熠生辉的奥秘所在。这正是莱辛希望自己的作品所具有的神采，可是虽然一直在追寻，她却一次次地失望，甚至对自己写出的作品产生怀疑。要理解莱辛对传统小说的困惑就要先从启蒙说起。

启蒙(enlightenment)指人类借助理性和科学从迷信、愚昧、神话世界的魑魅魍魉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走向澄明、理性和开放，使人类由此而逐渐摆脱恐惧与困惑，树立自我意识和自主性[9]。启蒙以来的这些基本思想，以其特有的理性观、主体观、知识(或真理)观构成关于“人”的科学体系[10]。这个科学体系相信人类的发展进步得益于存在着一个稳定、一致、可知的自我(主体)。没有什么外部的差异可影响这个理性、自觉、独立和普世的主体。在这个稳定主体的观照下，语言也必须是理性的。理性的语言是透明的；它的唯一功能就是表达理性的头脑观察到的真实世界；文字和所表达的物体之间的关系是牢固和客观的。

莱辛感受到的传统小说的魅力得益于这种主体稳定性和语言透明性。主体的稳定性来自对自身所持价值观的确信，认为它是符合“道德”的。大师们在作品中充当上帝的角色，对笔下的人物进行道德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有明确不容置疑的标准，而语言则明确传达大师的价值观，并以其丰富内涵教化后人，含有丰富的哲理意味。虽然莱辛很推崇这种文学价值观，但她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已经不存在稳定的主体，随着话语体系的更迭，语言也不再透明无歧义——总而言之，整个世界分裂了。传统现实主义是建立在作家和作品主人公主体稳定性之上，它可以明晰地通过语言传达道德判断，这是当代作品难以做到的，稳定统一的主体为分裂破碎的主体所取代，歧义性、含混性、不连续性成了时代的特点，成为评判文学真实的新标准。

主体的分裂导致话语的歧义丛生，当安娜想找到一个词来形容笔下的人物时，她发现“不管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维利，总能同时用上它的反义词”[4]73。“当我写下关于维利的这些印象时，我发现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了。要想了解一个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4]73。安娜在维利的标题下列了两行文字，一行写着“无情的，冷淡的，感情用事的”，另一行写着“仁慈的，热情的，讲究实际的”，她认为两者虽然看起来彼此矛盾但都是维利的特点。所以安娜写道“在我说‘好与坏’、‘强与弱’这样一些意义大相径庭的词语时，我的态度是超越道德的”[4]74。

究其根源，主体的分裂是其时代特点的体现。莱辛以核爆炸为例来形容时代变化对人们的冲击力。时代已经让人难以铿锵有力、毫无歧义地坚持传统现实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启蒙价值观。启蒙以来，人们对人性抱以美好的想象，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人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富有理性著称的欧洲人把自己拖入了彼此屠杀的泥淖，核爆炸使人们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人们，我们中所有人都被一种威胁所困扰，那就是即使一些‘疯狂的大人物’没有毁灭我们，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因核爆炸)生而畸形或者变疯。”[4]75几个世纪以来，利用核能是人们的伟大梦想，但利用不慎也能成为最大的噩梦。莱辛认为艺术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因为他自古以来就是“梦想与噩梦的传达者”。当梦想和噩梦合二为一，我们无法准确地宣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两难的处境超出了传统的价值判断的界限，导致传统小说所坚持的价值观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莱辛不止一次提到核爆炸对世界安全造成的威胁，以及它带来的社会环境、人们心理的巨大变化。核弹所引起的社会和人们内心的混乱状态是当时西方社会价值观崩溃的缩影。一直以来对“理性的人”寄予的厚望，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价值观的推崇，以及对民主进步的宏大叙事的建构都随着二战以来的社会现实土崩瓦解了，而这种感觉是建立在稳定主体和明晰话语上的传统现实主义无力描述的，莱辛开始思考现实主义，细节真实已经无法传达时代的分裂、人的分裂，“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东西从自己身上抹去。现在开始写作时，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让‘故事’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事实真相出现。”[4]74可见以启蒙为宗旨的传统现实主义无法表达当代语境下的真实，因此莱辛不得不感叹，“我试图表达对无力写作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绝望感,这种小说是谎言，从中你找不到现实。”[4]74

三、结语

好的作品要体现时代精神特质，但让莱辛遗憾的是当代小说过于注重外在真实，他们失去传统小说富有“哲学性”的魔力，成为满足人们了解世界某些地区的媒介，成为“报道性”的新闻材料。

而对于她称羡的传统小说，莱辛也在创作实践中渐渐发现它的局限性，认识到随着时代巨变，“人”是分裂的，现实主义大师建立在稳定主体上的充满启蒙激情的作品已经过时。遵循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小说越来越无法承担表现真实的使命，人所感受到的外界环境和内心体验都加深这种碎片化体验，语言的歧义性带来小说表达的困境。采用传统手法的当代小说由于失去了启蒙的魅力，迷失于纷乱琐碎的现实环境，而不再拥有大师作品的超越力量，但这失去的对生活的超越和对读者的指引才是小说的魅力之源。所以莱辛意识到当代语境下已难以坚持传统小说创作标准。虽然深深地了解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莱辛仍然推崇现实主义表现真实的理念，珍视小说的哲学性精神特质，这也是她后期的作品哲理意味越来越浓的原因。她一直用小说去探索真实，并用自己的写作实践阐释着时代精神。

莱辛中后期创作的很多作品越来越偏离现实主义，描写梦境、心理、疯狂、外太空等，更偏重叙事形式变革，这些变化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很多作家都经历过的，因此莱辛对现实主义的偏离颇具代表性。不过，虽然和早期作品的写作风格不一致，作品却延续着莱辛一以贯之的追寻真实、注重哲理的创作理念。要把握莱辛风格的变化，深刻理解她的创作理念是很好的研究途径，而懂得她对真实、对现实主义的思考正是厘清她创作理念的关键。可以说她的创作理念破旧立新、另辟蹊径，是当代小说理论领域里的一个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