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道宪示禁碑记》的滁菊考证价值

赵祖文

《奉道宪示禁碑记》的滁菊考证价值

赵祖文

上世纪80年代，文物部门在滁州市南谯区常山乡鸦窝集发现了一块名为《奉道宪示禁碑记》的石碑。碑文内容是清朝嘉庆时一位分巡道员，处理完结一桩滁州花户越级上告的民告官案件后，特意在事发地贴出的一张安民告示。其中“花户”所指或为滁州当时种植滁菊的农户，我们可以借此碑文内容考察当时滁菊的种植范围、规模等历史情况。

滁州；《奉道宪示禁碑记》；滁菊；考证

上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在滁州境内西北角的常山乡鸦窝集小庄一家农户的后墙上，发现了一块隶书阴刻石碑[1]，它高176厘米，宽64厘米， 400余字。该石碑字迹工整清晰，石面光洁无瑕，原竖立于鸦窝集街头十字路口，供来往行人观瞻(如图1)：

图1

全文如下：

钦命江南，分巡凤、庐、颖、六、泗、滁、和等处，兼管水利、驿传、兵备道、督理凤阳关税务，加十级记录十次德，为违批勒缴，再恳示禁事。据该州江宁头保民人杜起福、李起勇、李绍武等禀称：“缘马厂集地方，因书差派买稻谷，经花户韩谦等禀宪案，蒙准，出示禁革；嗣又派买豆谷稻草，又经武得全等禀案，亦奉示禁，宪示抄录。自禁之后，伊坊乡民至今安业。今身等江宁头保突遭差承，着令地保硬散花户银两，派买稻谷并驿内马草，派买之外，又派出驴头，往凤阳县境临淮地方驮运料豆，无驴之家，勒折钱文，种种扰害，穷民难支。因思马厂集坊民，邀恩免累，身等亦恩宪子民，是时于十一月十八日，以违例叠扰，恳恩示禁等情，公叩宪辕。蒙批，仰滁州查明禁革，毋任扰累于咎。捧读金批，宪恩高厚，词已行州。身等因家是指，州主遵批，阁坊免累。不意差保胆违宪批，挨户坐逼，勒缴稻谷，否则带州比追。此等藐玩，乡民永难安业。为此，捧批陈情，再叩恩准，出示严禁阁坊，免累安农。万民顶感，哀叩。”上禀等情，并据鸦窝集保李成德、张廷元，卧龙寺上下保肖云珑、朱成绪，昌家湾上下保齐宏长、孙来泰，单砌冲保夏现明、贾元隆，常山岭上下保张邦贤、孙绍秀、王铭候，石城二保许同和、郝景扬等，各具禀前情到道处。此查，派买稻谷，以及马草、驴夫等项，久奉例禁，岂容差役人等短价勒派累民，除批示外，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州属、差保、及军民人等知悉，嗣后采买仓谷，自赴邻封产谷之所，遵例随牙市买；并驮运、驴头、马草等项，亦应发价；雇备市买，均不得违例勒派乡民，致滋扰累，乃勒石永禁。尚敢阳奉阴违，仍蹈前辙，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官则详揭请参，差书严拿，照律治罪。本道言出法随，断不宪贷，各自禀道遵，毋违，特示。嘉庆拾壹年拾贰月拾贰日示。右谕通知王斌侯、何金山、周就侯同各侯，发滁州鸦窝保实贴。

从内容上看，石碑是清朝嘉庆年间一位官阶比滁州知府高出一等，加十级记录十次德①的钦差大臣，职守为巡视凤阳、庐州、颖上、六合、泗州、滁州、和县，兼管河道水利、驿站事务、军事警备、督理凤阳关税务的江南分巡道员②，在处理完结了一桩滁州花户屡次越级上告的民告官的上访案件后，为伸张政府法令，特意在事发地贴出的一张安民告示。

上访的原因，是滁州、全椒两地都发生了强迫花户缴粮承差的扰民事件，马厂集花户经先后两次据理力争，差承得到免除。同为“恩宪子民”的滁州花户以全椒案胜诉为由，越级上告，要求讨回公道。道台大人原以为案情并不复杂，只要下达批示到滁州，滁州知府查明禁革，照章办理，就可结案。谁知差役们不买账，阳奉阴违，继续勒缴，造成久拖不决的恶性群体上访事件。为了警告失职的在职官员及有章不循的基层衙吏，最后不得不贴出示禁通告，加以戒勉。

由于碑文记载了乡保里正等公差挨家挨户勒缴稻谷，派买官府驿站中喂马的马料豆及饲草，不应差承者将被带回滁州衙门治罪，还强遣花户去凤阳临淮关驮运喂马的饲料、饲草，不仅无偿征调，无驴马驮载之家还要折交银两抵代，官差趁机勒索钱财，激生民怨等情节；同时也记载了花户越级上告至道台营辕，道台大人亲政不迨，仅二十多天就亲自颁布政令，重申禁革规章，严禁地方官员乱作为，警告如果继续滋事扰民，在职官员及属吏差役等将被参奏革职，照律治罪，严惩不贷等内容。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张极为罕见的鞭挞贪污腐败，保护黎民百姓的反贪护民碑刻，可知清代官场虽然腐败，也还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官”[2]。

读碑记不禁使人产生疑窦，这些自称“恩宪子民”的花户到底是何许人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子民纳粮应差，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为何不缴皇粮，不应皇差？为何每当他们提出自已的理由，官司总能打赢？一旦地保派差，官员不仅出面制止，还将禁革令高挂？

查阅清朝户籍管理和徭役制度，其中原委即现倪端。原来，清代将芸芸众生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不同类别的籍户，要各自承担不同类别的徭役。民户除承担正役(缴纳皇粮)外，还要承担有事则派，无事则休的杂泛差役；军户要承担兵役、战争及军事方面的差役；匠户是一个厐大的特殊群体，囊括了所有从事某种专门职业的人户，花户就是其中之一。匠户群是一个特别而享有优免权的阶层，这种特权性优免，与户籍的身份职业属性相关，史学界称作徭役优免。

为了减轻匠户们的徭役负担，大清法令规定，匠户在承担了与本身职业相关的自己应该承担的某种特定徭役之后，不再承担正役和杂泛差役。以匠户中的马户为例，为朝廷饲养战马，一户养一匹，每年上缴一匹马驹，战马伤病死亡或无崽可纳者，要折银两抵赔。坟户、陵户是为皇室看守陵寝墓地的人户，除尽职尽责打扫庭除，按时烧香烛、焚冥纸祭拜，保障皇陵及设施安好齐全外，逢祭祀大典还要鞍前马后奔劳。各种工匠、艺人、厨师、裁缝，甚至熬制阿胶的作坊主、山中捕蛇者、种植芋头的人家，都能佥拨为匠户。正如王毓铨先生所说：“封建朝廷郡国所需，皆出于徭役，徭役是按户分派的，所以又称户役，承当户役的人户，通称徭户。徭户种类繁多，皇室郡国有多少种需求，就佥拨多少类徭户。承当正役和杂泛差役的有民户，承当军差的有军户，承当造作的有匠户，承当煮盐的有灶户，牧养官马的有马户，供乐舞宴乐的有乐户”[3]等等。明白了匠户与徭役的关系，碑纪中“恩宪子民”“宪恩高厚”“久奉例禁”“违例叠扰”“出示禁革”“免累安民”等晦涩难懂的文字内涵就不难解读了。

通观全文，笔者认为，碑刻不仅具有反腐倡廉的现实意义，更为难得的是，它是笔者过目资料中，至今唯一被发现的透露出鲜为人知的有关滁菊信息的珍贵实物载体，对研究滁菊，具有不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辞源》称花户为“种花谋生的人家”[4]，显而易见，碑纪中的花户，并非当今普通意义上靠出售种植花卉而养家活口的人户，而是清代户籍管理范畴中享有徭役优免权的特种徭户。滁州当年有什么神奇的花朵值得皇家如此青睐？还特地佥拨了花户？查阅历代史料及相关文献，滁州历史上并没有出产过什么留下芳名的奇花异草，唯一例外的是，在清朝中晚叶，这里地产的野生中药材——一种白色的小花朵，却榜上有名，它就是滁州人引以为豪、当今被选定为市花的滁菊。

1927年《增订伪药条辨》曾将已有盛名的“滁菊”从药用菊花中剥离出来，单独另立一目，誉为花魁，称“滁菊，白菊花出安徽滁州”，“其花辦细软十层，花蕊小，嫩黄色，花蒂绿，尖小而平，气味芬芳，味先微苦后微甘，口含后香气甚久不散，为最佳”[5]。近代《中药志》也载：“滁菊主产于安徽滁县，品质最佳，主销江苏、浙江及上海等各大城市”[6]。清末名老中医叶桔泉先生称赞：“安徽滁州产者最清凉，不苦不甜，白菊中以此为最良，浙江杭州产者次之，俗谓杭菊湿，亳菊、徽菊燥，滁菊不湿不燥，故在江浙一带名医处方中，常以滁菊代替其它菊花，而其它菊花不能代替滁菊”[7]。如今，滁菊早已风靡医林，蜚声药坛。

早年，清廷中以皇家权贵医疗保健为己任的京城太医院、御药房的宫廷御医们，对如此优质的上等药材不会充耳不闻，滁州民间很早就存在的滁菊曾为贡品的传说，也决非空穴来风，近代《滁县地区卫生志》就记载：“清朝光绪年间，滁菊被列为贡品，所以又称滁贡菊”[8]。遗憾的是，清朝光绪二十年(1895)的《滁州志》仅载：“甘菊产大柳(今滁州市大柳镇)者佳，谓胜于杭产，而不可多得”“大柳镇产的菊花和茶饮之可以清热，名曰滁菊，颇为药商所重”[9]，并未言及滁菊进贡之事。人们津津乐道的“滁贡菊”，终因话出有因，查无实据，成了多年来文史界、医药界无法解开的迷团。根据如今凭添了阴刻碑碣实物，凭添了在青石板上镌刻有清廷在滁州佥拨花户，花户为清廷生产徭花的凹嵌文字而得以充实完备的证据链，笔者有理由认为，当年滁州花户上缴之徭花，非滁州绝无仅有的滁菊莫属。在封建社会里，民间能向皇家进献物品，被视为一种恩宠荣耀，这些进献之品又年年呈贡，岁岁来朝，自然贵称贡品。据此，滁贡菊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贡菊说也有据可考，顺理成章了。

碑记勒石于清朝嘉庆十一年(1806)，比光绪版《滁州志》刊行时间更早，它不仅纠正了地方专业志中滁贡菊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错误记载，也将其冠名起始年，向前推进了近一个世纪(至少89年)。

清代滁州为直隶州，州治设在滁，辖一(滁)州两(全椒、来安)县。碑记记载，马厂集也是花户集中居住地之一，该地唐代起，即为全椒县所辖，又与滁州大柳镇毗邻。那里也有花户，表明滁菊不仅州地出产，州地以外也有出产，这就对滁菊仅产于滁县之说提出了质疑。考诸史志，明朝泰昌元年(1620)的《全椒县志》就记载该县出产菊花，比《滁州志》记载早出二百几十年，因此，有人认为：“滁菊乃明末起源于全椒，清代成名于大柳，是清朝滁州整个直隶州地域内出产，而以州治所在地得名的菊花”[10]。碑记的发掘与再现，使这一论断得到确认。

碑记中的告状花户林林总总，人伙甚众，从居住地上看，集中在江宁头保、鸦窝集保、单砌冲保、常山岭上保、常山岭下保、石城一保、石城二保、马厂集、卧龙寺上保、卧龙寺下保、昌家湾上保、昌家湾下保，1集11保，共12处。前7处分布在今滁州市西北角的施集、章广、皇甫一带，后5处分布在今全椒县西南角的周岗、复兴一带。揭示出历史上优质正宗的贡菊出产地域，范围相当狭小，仅局限于滁州、全椒两地在此接壤的方圆百十来平方公里的丘陵山区；以清朝保甲制50户为一保计，大约500至600户人家，其承徭者规模，也得其梗概。

[注 释]

① 史料记载，清朝的加级、记录制度，是官员的政绩反映，加级类似如今嘉奖，记录类似如今立功，它涉及官员品级的升降与俸禄的奖惩。官员根据政绩，三年考核一次，吏部在呈给皇上的官员名单后，注明加几级，记录几次，是皇上提升任免官员的重要参考条件。记录四次可加一级，增俸者，照所加之级支俸；晋衔者，照所加之级换顶戴升官。加级可抵销降级和罚俸，如原为加六级，犯错降三级，于现任职官品级递降，成为加三级任留现职，若原为加二级，级不够降，只得革职论处了，罚俸类同。官员调任新职，其加级、记录，一般可随升迁带走，官员也常以此为荣。

②史料记载，清代的道员俗称道台，是省级派出的省以下，府以上的正四品官员，具体管辖某项或几项事务，设有专门办公的官署。知府又称知州，是从四品官员，对道台称下官，道台的工作轮不到知府插嘴，知府必须配合道台工作。

[1] 王甫.瑯琊山石刻选[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61-121.

[2] 闻钟.嘉庆《奉道宪示禁碑记》反贪护民[J].人文滁州(第五期)，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2012：19.

[3] 王毓铨.户役田述略[M]//明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1991：12.

[4]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683.

[5] 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1.

[6]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药志(第三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383.

[7] 叶桔泉.现代实用中药[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172.

[8] 滁县地区卫生局.滁县地区卫生志[M].内部发行，1989：61.

[9] 滁州志.卷二之二·食货志二·土产篇[M].清光绪二十年.

[10] 赵祖文.滁菊考[J].基层中药杂志，1997(3)：3.

责任编辑：李应青

K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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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794(2017)03-0010-03

赵祖文，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药(安徽 滁州 239000)。

201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