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犯罪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崔玉平， 南 娜



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犯罪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崔玉平， 南 娜

外来务工人员促进了城市经济繁荣，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但与此同时，在一段时间内，伴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犯罪率也同时上升。在梳理汇总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城务工人员增加与城市犯罪率之间的潜在关系得以清楚阐述。正确认识、剖析二者之间的联系，对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进城务工人员；城市犯罪率；城镇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城市产业快速发展迅速拓宽了城市劳动力市场，许多乡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进城务工人员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犯罪率也急剧上升，1978年全国刑事犯罪总数为53万多起，犯罪率约每10万人50起，到1990年犯罪率超过每10万人200起，2001年突破300起，而到2005年，犯罪率约为1978年的七倍，达到每10万人358起。犯罪的绝对数额从1978年的50多万起到1990年突破了200万起，2001年突破400万起，2005年犯罪总数为468万多起，是1978年犯罪总数的8.7倍。犯罪总量在28年间年均增长约8.4%，而犯罪率在此间年均增长了约7.1%[1]。与此同时城市犯罪率也在逐年增加，城市犯罪率增加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进城务工人员增加以及城乡之间流动人口增加吗？对此，需要作出理性分析。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一)主要概念界定

1.进城务工人员

进城务工人员通常指来自于外地的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城市务工人员，与农民工含义接近。一般泛指以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为主的非本市户籍市民的从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是现今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关心越来越多。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所在城市带来了棘手问题，城市犯罪现象增加便是与人口流动相关的社会问题之一。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对等开放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犯罪率在上升是事实，但是，外来务工人员增加和城市犯罪率上升之间有没有某种直接关联或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分析。另外，随着新型城市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将逐年增长，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务工人员将转变为城市新市民，这一趋势将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城市市民生活质量在提高，城市生活成本也在上升，在城市工作多年的进城务工人员期望成为合格市民、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提高生存质量、改善家庭生活的诉求也更加强烈，但是，外来务工人员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国家、社会和企业帮助解决，尤其是需要帮助他们提升依靠合法途径改变生存与发展状况的能力，防范他们误入歧途。

2.犯罪率

犯罪率是犯罪统计学中度量犯罪相对强度(或密度)的指标之一，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犯罪人数或刑事案件数占该时空范围内人口总数的比例，通常用万分比或十万分比来表示，即每一万人或每十万人口中发生犯罪事件数量或犯罪人数。犯罪率指标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比较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同类型人口的犯罪严重程度[2]。

传统的犯罪率指标包括人犯率和发案率两种表达方式。人犯率是一定时地经过法定诉讼程序确认的某类型人口的犯罪人数与该类型人口总数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某类型人口的人犯率=一定时地某类型人口中犯罪人数÷该时地该类型人口总数×10000

其中，上式中犯罪人数必须经法定诉讼程序予以确认，它包括被法院判定为有罪的人以及被检察机关免予起诉的犯罪嫌疑者。

发案率是犯罪率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发案率是指某地在一定时期内由公安、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和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数与人口总数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发案率=一定时地的刑事案件数÷一定时地的人口总数×10000

这里所说的刑事案件数包括公安、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数和法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以及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较轻微的刑事案件数。它不受是否已破案或作出有罪判决的限制，也不受破案速度、诉讼速度和司法管辖的影响。因此，发案率比人犯率更能真实地反映社会治安状况，更能及时准确地传达一定时地的犯罪信息。然而，二者在衡量犯罪率程度上都略有不足，因此，有人提出犯罪率的计算公式应该是：

犯罪率=某地一定时期内的犯罪人数或刑事案件数÷该地一定时期内总人口中可能犯罪的人数×10000。这里，该地一定时期内总人口中可能犯罪的人数是指那些具有行为责任能力的人口数量。

比较以上两种核算方法，确定进城务工人员犯罪率的计算公式应该是：

进城务工人员的人犯率=一定时地进城务工人员犯罪人数÷该时地进城务工人员总数×10000。

(二)文献回顾

流动人口犯罪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它是我国现有国情和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下的正常产物。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加以正视，采取适当措施对外来务工流动人群的行为进行有效地引导和管理，从而减少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行为的发生。目前已有很多文献分析研究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问题，但仅有几十篇文献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增加与城市犯罪率上升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出确切论证。

检索中国知网上的学术论文，发现明确论述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犯罪率关系的代表性文献仅有20篇左右，其中，陈刚、李树、陈屹立认为，大规模人口流动是中国犯罪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人口流动性每提高1%，犯罪率大约上升3.6%，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大约能解释犯罪率增幅的20%[3]；陈屹立的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均显著地导致犯罪率上升，国民教育水准的提高则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率，失业和农村贫困也对犯罪率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则大大提高了中国犯罪率[4]。在研究人口流动与犯罪率关系问题的文献中，学者们对进城务工人员犯罪与城市犯罪的原因、特征以及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也提出了很多可行性措施，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社会犯罪率急剧增加。许承余和刘海燕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犯罪主要归因于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社会方面原因包括户籍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口管理制度的缺陷、流动人口就业压力、城乡文化冲突引起的行为失范、社会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衡、流动人口犯罪管理控制困难等[5]；个人方面原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心理承受能力差、求富心态作祟等[6]。这些导致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的因素是由于社会系统不完善、运行无效率和个体生存条件不利等多方面因素长期积累而成，并非是犯罪者自身缺陷问题。陈屹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确对中国犯罪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收入不平等、城市化、失业等宏观社会经济因素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问题；无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还是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也严重影响了犯罪率[4]。这些滋生犯罪的因素是否可以通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制度约束、有效防范、加强教育等途径使其得以清除，值得研究。

当前，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现象呈现出犯罪数量持续攀升、侵财型犯罪比重加大、团伙犯罪比例持续增加、智能化和暴力性犯罪程度加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上升等若干特征。面对这一特殊人群犯罪特征的变化，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加以治理、遏制和防范。苏鹏、王祥兵认为：首先，社会管理方式转变和制度建设是强化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重要基础。转变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方式要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基本宗旨、以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培训为重要管理环节。其次，需要加强行业监管力度，保证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效的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分配制度[7]。宏观上讲，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失衡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是社会外来人口犯罪的最主要根源；在微观上，个人遭受社会福利分配不公平待遇是外来务工人员具体犯罪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和保障性经济收益，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问题。第三，还应该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推进市民化进程，实现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市民在社会地位和社会福利享受上的平等，逐渐消除城乡之间的歧视与隔阂[8]。

二、外来务工人口犯罪的相关理论阐释

(一)社会不平等状况与犯罪

社会学的紧张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状况严重则容易造成社会紧张，穷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对社会产生不满，地位的不公平感导致穷人可能通过犯罪来提高自身满足度，由此可能引致低地位的人犯罪。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而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如果穷人将时间更多地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鼓励了穷人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当今我国社会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城乡户籍制度的不平等、接受教育权利不平等、经济分配制度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9]。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和风气造成了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够提供的期望值之间的巨大偏差，使人们心理处于一种失衡状态。长期处于这种失衡状态，很容易让人产生厌世、玩世不恭或沮丧、失望等消极情绪，促发各种失范或犯罪行为。

(二)国民教育水平与犯罪

国民教育水平提高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存量，减少失业风险，促使个体合法收入增加，由此提高了个体犯罪的机会成本，从而发挥了抑制犯罪的作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可能过着更为体面的生活，如果他们因为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则会对他们的名誉、地位、心理等造成更大损害，导致受过较高教育、拥有稳定工作的人不敢轻易犯罪；教育也可能使人变得更文明、更有修养，更能改变他们的不良偏好，进而减少犯罪的可能性。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学校教育确实可以显著地降低犯罪率，但是，受教育水平对不同类型犯罪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实证研究发现，街头犯罪一般受其影响较大，而白领犯罪则不明显。也有研究发现，成人受教育程度对暴力犯罪没有显著的、一致的影响。我国犯罪案件中有很多起因于因生活场所转变而产生的文化冲突，长期文化冲突得不到有效消减，会对人心理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教育可以缓解社会现实中文化冲突与人民内部矛盾，促进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使城市文明更具有包容性。在整体层面上国民教育提升了国家人口整体素质，构造了全民文明环境，能够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行为形成围剿之势。

(三)社会转型与犯罪

当前我国社会处在新型城市化不断推进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这一社会大趋势，一系列社会新问题不断产生，犯罪数量增加和犯罪率上升是表现之一。一般认为，在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减弱了社会成员遵守既存社会行为规范的意欲，反社会情绪得到充分释放；社会成员对社会共同精神家园的共同守护不复存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以及社区的异质性不断增加等，都会破坏社会原有的动态平衡，使传统社会的权威约束和控制减弱。这一切都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在动荡分化中的越轨行为，可以推断，转型过程中利益受到削减的人越多、贫富差距越大，资产流动性越高，外来人员流动频率越高，社会控制力越弱，犯罪率就越高。同心圆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流动人口犯罪分布状态，犯罪率在城市中心的过渡地带最高，离市中心越远，离城市边缘区越近，发案率越低。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城市社会做出更多努力，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务必与时俱进，才不会让转型期的城市社会更加混乱。

三、基于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犯罪率关系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农村人口和贫困地区闲置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伴随这一变化趋势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具有一定得历史合理性，需要正确分析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特征以及有效管理与应对的策略。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增加与城市犯罪之间关系的论证，传统观点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导致了城市犯罪率的增加，尤其是在财产犯罪上表现最为明显。近年来，有大量学术研究文献研究分析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流动的背景、原因、特征，并针对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尝试性和建设性的解答，其中，有部分文献专门探讨进城务工人员犯罪问题。为了进一步梳理荟萃有关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犯罪率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这里采用文献内容分析方法，对有关文献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以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学术期刊，检索条件定义为“篇名”中含有“流动人口”或“外来务工人员”并且含有“犯罪率”或者“城市犯罪”字样的学术论文，时间不限，期刊来源不限，删去不深度涉及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问题的文献，共获得样本论文20篇。根据文献研究内容将流动人口犯罪原因梳理为一级、二级、三级，分类统计各层次原因在样本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及其所占的百分比，并将统计结果汇集于表格1中。

表1 基于进城务工人员犯罪原因分类的文献统计表

从表1中，可以直观地发现科研工作者们对流动人口或进城务工人员犯罪原因的看法，其中，认为制度因素导致犯罪的文献篇次最多，占总篇次的26.1%，其次是个体心理失衡因素，占总篇次的23.1%。在20篇样本文献中，100%都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差是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有95%认为就业机会不平等、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总体上看，阐释犯罪内因因素的论文篇次(82篇次)略少于论述外因因素的论文篇次(87篇次)，可见人们相对更加重视研究导致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的外生因素。在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犯罪率关系的问题上，很自然地考虑到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变化可能造成城市犯罪量和犯罪率的变动，所以研究流动人口犯罪原因及其与进城务工人员数量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对20篇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归纳、统计出文中作者的核心观点，展示于表2中。统计数字显示，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增加直接导致了城市犯罪数量增加或犯罪率上升的文献篇次占篇次总数的88%；认为外来人口犯罪的确与城市犯罪数量或犯罪率上升有关联，但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城市犯罪及犯罪率增加归因于进城务工人员增加的文献篇次仅占12%，这部分文献从更深层面分析进城务工人员犯罪的原因及其对城市犯罪率的影响。样本文献中有85%的文献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导致城市犯罪数量增加，仅有30%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

表2 选定参考文献主要观点统计表

从样本文献研究结论与观点上看，大多数学者支持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犯罪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几乎都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增加是导致城市治安状况恶化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但外来人口增加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观点只是建立在理论推断和片面观察上，缺乏大数据统计研究结果支持和经验验证。印度学者Avijit Debnath 基于印度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净迁移率对城市犯罪率的影响无关紧要，表明移民和犯罪率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这个研究结果没有支持印度国内人口流动与迁移是犯罪活动显著影响因素的假设[10]，这一研究结果可能有其合理性。现实上看，第一，增加的城市务工人员中包括了可能犯罪人和不可能犯罪人，导致了城市中潜在犯罪人口数量增加，只有城市条件具备时，这部分潜在犯罪人才可能转变为现实犯罪人；第二，涉及犯罪率的计算，可以做一个数学假设：假定某城市一定时期内人口总数为100万人，其中犯罪人数为3500人，那么该城市犯罪率为35，；当新增外来人口100万人，外来人口犯罪率为20?，则由于外来人口增加而导致城市犯罪人数增加到5500人，此时城市犯罪率降到了27.5。由此可见，如果用人犯率来度量城市犯罪率，只有当外来人口犯罪率大于城市原驻人口犯罪率时，城市犯罪率才会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而上升；否则，当外来人口犯罪率小于城市原驻人口犯罪率时，外来人口增加不会拉升城市犯罪率，相反会降低城市犯罪率。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犯罪率的影响并不在于数量方面的变动，最重要的是外来人口遵纪守法的程度以及外来人口犯罪可能性大小。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与城市犯罪率关系上存在表象与本质之分，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增加导致了城市犯罪数量迅速增长，某些地方可能也体现为城市犯罪率上升，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深层分析会发现，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不足、守法素质欠缺、实际生活水平大大低于市民、融入城市困难以及城市社会歧视等种种因素才是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率上升的深层次原因。

四、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正常现象，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和城市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社会进步趋势。在城市化持续推进过程中，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经济发展和腾飞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城市也应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一个更为开放和安全的容身之处，让进城务工人员个体与城市市民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传统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人员增加直接或间接第导致了城市犯罪率的急剧上升。这一观点已达成了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在此问题上，仅仅寻找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以及加强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更深入关注城市外来人口群体素质提高和境遇改善。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探索进城务工人员增加与城市犯罪率互动关系背后的内在机理，发现务工人员素质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成为潜在犯罪人的可能性。当外来人口犯罪率大于城市市民犯罪率时，城市犯罪率会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否则，当前者小于后者时，城市犯罪率会呈现下降趋势。所以，进城务工人员增加与城市犯罪率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而是有条件相关。应该注重观察表象背后的本质性影响因素，从提高务工人员公民素质、加强教育培训、健全管理制度、提供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加强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等方面入手，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帮助，从而减少因进城务工人员增加而引起的城市犯罪问题。在多方面采取有效干预与帮扶措施下，外来务工人员增加对城市犯罪现象的影响必然会逐步下降。

[1] 张小虎.转型期犯罪率明显增长的社会分层探析[J].社会学研究.2002(5):28-31.

[2] 刘广三,刘 晓.论犯罪率[J].烟台大学学报.1994(2):29-35.

[3] 陈 刚,李 树,陈屹立.人口流动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4):52-54.

[4] 陈屹立.收入不平等、城市化与中国的犯罪率变迁[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1):108-118.

[5] 许承余.论城市外来人口犯罪与我国目前犯罪率上升的共同根源[J].法制与社会,2008(3):42-43.

[6] 刘海燕.我国城市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4):90-91.

[7] 苏 鹏.城市中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2.

[8] 王祥兵.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工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D].重庆:西南财经大学,2012.

[9] 陈 炜,王伟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预防流动人口财产犯罪[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3):50-52.

[10] Avijit Debnath, Niranjan Roy. Linkage betwee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crime:Evidence from In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Crime and Justice，2013(41):203-212.

责任编辑：刘海涛

Theoretical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MigrantWorkerandCrimeRateinCities

Cui Yuping，Nan Na

With the advance of urbanization, urban crime has increased.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urban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migrant worker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 of urban crime rate.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of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 increase and the urban crime rat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promo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migrant workers; urban crime rate; urbanization

C913;D917

：A

：1673-1794(2014)04-0020-06

崔玉平，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矫正教育学、教育经济学；南娜，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江苏 苏州 2151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3JJD190003)

2014-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