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华小全
企业之所以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是期望能够节省成本,提高赢得能力,只有当企业迁移到新区位的边际利润超过其边际成本时,企业把生产设施迁移到区位才会增加股东的财富。[1]陈刚,刘珊珊从产业转移的概念、产业转移的动因、产业转移的模式、产业转移的效应和产业转移的战略与政策等方面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原小能总结了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和趋势:第三产业投资成为新热点,产业转移出现了跳跃性,生产外包成为新兴主流方式,产业出现供给链整体搬迁趋势,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3]促进东部地区传统产业向中部、西部和东北等欠发达地区大规模转移,是加快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和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有效方式。[4]利用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来加快安徽的发展,是安徽这样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赶上发达地区的必然选择。
2008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长三角”经济区由过去的16市扩容为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即“2+1”模式。长三角的扩容为将长三角培育成为世界级超大型城市群,促进区内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基础,一些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已经形成。[5]其自发转移的内在动力如下:
长三角地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成长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随着区域发展水平的提高,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禀赋也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为由过去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转化为当今资本富裕劳动力相对不足,2007和2010年两次全国性大范围的“民工荒”后,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近5年累计上涨了50%左右,这不仅压缩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也反映出传统产业在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大,传统产业只有转移出去,寻找生产要素禀赋较低的区域组织生产,才能获取平均利润。
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以上海为龙头、南京杭州为两翼的长三角地区,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三极”。然而,在某一时点上,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区域之间发展机会的竞争不可避免,谁抢得先机谁就可以优先跨入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轨道”。迈克尔 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6],对于区域竞争一样,一个区域要想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领头作用,没有高效的地区生产力是不可想象的。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为长三角高端产业发展添加了“引擎”,推进生产要素向高端产业转移成为发达地区获取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因此,一些不再受长三角 “青睐”的传统产业必将被转移出去,以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产业发展空间。
得益于长三角地区良好的基础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本、开放性的思想观念、市场化的管理方法,国际资本一直对长三角地区“情有独钟”。改革开放后1979-2012年,长三角地区累计吸收的FDI占我国的比重为25.6%。外资企业的进入为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分工协作广化提供了“助力”,随着发达国家技术升级和国际分工合作深化,一些过去发达国家限制转移的高端产业也落户长三角地区,截止2010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在长三角安家。为适应国际分工合作的最新发展,长三角本地企业的结构必须提升,集约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应当成为现代的国际分工中的优先发展产业,而传统产业应当让位于国内其他区域承接发展。
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打开了道路,以出口导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迅速成长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高地”。但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张,中国外贸依存度由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12.5%上升到2012年的47.3%,这一比例远高于全方位开放的大国如美国、日本、印度等。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商品和劳务的同时,国际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国内用来生产廉价出口商品的廉价生产要素越来越少,发达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用工荒、电荒、油荒、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用地紧张、自然灾害增多等现象,说明这种发展模式已到了必须转变的“关口”。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一些传统产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有序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既可以满足国内低端产品需求的生产能力,又可以减少大量民工异地就业,于全家团圆、家庭和谐,减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都有益。
1.区位优势明显。安徽虽然是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中的一员,但其地理位居中靠东,与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是“无缝对接”。安徽与长三角同属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理位置上的天然融合造就了经济上的必然联系,其经济统一性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建国以后,安徽一直是长三角城市的重要资源如粮油、煤电等的供给地。安徽与长三角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区,只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相对于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发展,安徽的发展是“蹒跚前行”。但这种经济关系是割不断的,安徽向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经济区靠拢,那是理所当然。
2.国家政策支持。皖江示范区在投资、财税、金融、土地、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将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必要的政策支持。2010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公布,出台40项优惠政策,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10年8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发布,示范区成为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工作重点支持地区。
3.基础条件齐全。安徽近年来加大了对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一大批交通工程在“十一五”期间竣工投入使用,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2929公里,建成“村村通”公路6万公里,以快速客运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铁路建设全面铺开,交通密集达到1.68公里/平方公里,港口吞吐能力达3.6亿吨,机场建设加速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进一步确立,覆盖全省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网基本建成,光纤通信线路、电话、互联网通达所有行政村。这些都为发达地区产业低成本地转移准备了“硬件”条件。
4.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安徽作为欠发达地区,过去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狭小的市场需求影响到了产业转移的进程,但近年来安徽的发展呈现厚积薄发、加速发展的态势,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持续旺盛,这给长三角的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外需求萧条的背景下,相邻省份的需求对许多长三角中小企业犹如“雪中送炭”,让其获得了新生的机会。2005年以来安徽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增长率,2011年超过12147.8亿元,居民消费6913.8亿元,6876万人的“市场蛋糕”诱导很多长三角企业迁移工厂,就近生产,就近供给,以实现资本利得最大化。
5.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很强。长三角地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体现“三、二、一”的发展倾向,如2011年上海市第三产业占当年GDP的比重为58%,其中金融及保险占GDP比重为11.9%,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9.9%,新兴产业如电子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居全国领先地位,第二产业有明显的转移趋势,第一产业也有与周边地区对接发展的要求。而安徽的产业结构依然具有工业化中期的特征,三次产业比为13.17:54.31:32.52,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发展仍处于以资源加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农业虽然在全国经济中有一定地位,但深层次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足,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成长的空间急需有较大的突破,正好可以利用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合作的契机,以提升安徽区域经济的发展层次。
产业转移是有成本的,包括区位变动的成本和过去投资的沉淀成本,只有在产业转移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转移才可能发生。我国到目前尚未发生如学者所期望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着科教落后、资金短缺、人力资本素质低、产业结构低级化、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制约因素,影响了产业转移和承接。[7]具体到安徽的发展,其制约长三角产业向安徽转移的因素来自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粘性”和安徽本身的引力不足。
1.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粘性”。长三角地区虽然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但就区域经济密度比较,只是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0%左右,特别是中国人口流动性较大,短期内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因此其产业转移的紧迫性不大,一些传统产业可以通过内部升级、技术改造、集约经营、细化市场等方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出于省级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产业转移也会优先选择省内的一些欠发达地区,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在2009年获得国务院批复后,苏南的一些传统产业在省政府的引导下,向苏北地区转移,而浙江省东北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南地区,传统产业的省内转移优于向省外转移。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前期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困局,提出“再工业化”的经济振兴之路,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向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节奏有所减缓,当然长三角地区传统产业向外转移的节奏也随之放缓。
2.安徽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引力不足。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区与转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能太大,否则不利于产业转移,或者说对于转出地区的企业引力不足,一般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5-10年最有利。这是因为产业转移承接区必须为转移过去的产业准备相应的配套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完备的生产要素市场和统一的产品销售市场、上下游相关产业的紧密联系、集聚经济的作用、政府服务意识和服务范围、相对有利于外来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等,这些统称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区分于基础设施等的“硬环境”。在区域竞争主导下的产业转移,区域发展的“软环境”更具吸引力。
相对于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落后于上海超过15年,落后于江浙超过10年,特别是安徽省内不同区域发展表现出相当大的不平衡,一类区域的如铜陵、马鞍山、芜湖和合肥已超过江浙省内的欠发达地区,二类区域如淮南、淮北、池州、蚌埠、黄山、宣城和安庆等要落后于上海近20年,落后于江浙15年左右,其他区域目前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因此,对于还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基础的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引力是很小的,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的初级产品加工业有承接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外,其他较高级的制造业由于缺少上下游配套产业链,无论当地政府开出多么优惠的承接条件,单个产业转移过来实际上生存是很困难的。
从整体观察,安徽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引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不仅包括劳动力市场,更包括土地、资金、技术、职业经理人等方面,一个在长三角生产的企业,当需要不同生产要素组织生产时,他可以在市场中低成本地获得,而在安徽这一途径就相形见绌了,或者说即使获得也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相当于抵消了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二是市场流通的成本,包括生产原料和商品的流通费用,在欠发达地区要高于发达地区,影响这一结果的因素有基础设施的合理规划与使用、市场交易的规模与频率,显然这两方面安徽相对于长三角地区都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三是制度的成本,包括项目的审批、生产的许可、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效率,如果一个地区官员的服务意识强、大局意识强、民生意识强,制度成本就会减少,“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就会稀少,就会增加产业转移的引力。
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是提高安徽企业管理水平、扩大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的有效途径,因此,创造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承接有利于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先进产业转移过来,是安徽这样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在实现操作过程中,要有选择性地承接,要立足长期发展谋划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不能“拾到蓝子里面的都是菜”,甚至出现少数转移企业利用部分领导急功近利的思想,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土地消耗高的被发达地区淘汰的低端落后产业向安徽转移,实际上是在变相掠夺安徽的有价资源,这会给后续的中高端产业转移堵塞住了进取之路。因此对于如何提升安徽承接产业转移层次,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对于安徽省内仍处于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的三类区域,由于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大量的土地可以利用、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不高,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缓和当地的就业压力,带动区域工业的起飞,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社会问题的缓和,地方领导“拾到蓝子里面都是菜”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思想在所难免。但对于安徽省内相对发达的一类区域,要逐步实现向承接资本、技术型产业转变,用以提高安徽产业的整体水平,从而带动安徽企业技术升级,以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产业合理布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转移不能是污染转移,承接产业不能不加改造地简单照搬、模仿、移植发达地区的生产技术、工艺和产品。[8]安徽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挥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桥头堡”作用;借助产业转移的外力,以将皖江示范区建设成为产业实力雄厚、资源利用集约、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裕的示范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安徽与长三角的发展差距,与长三角实现有机融合,推动安徽在中西部新一轮增长中走在前列。
现代承接产业转移与传统产业转移模式差别就是组团转移,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转移,还同时带来上下游企业跟随转移、生产竞争对手的转移。龙头企业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原材料供应商、中间产品生产商、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当龙头企业转移过来以后,其上下游企业出于节省市场交易成本的需要,也会紧跟其后;生产竞争对手处于抢占市场的考虑,也会同步进入。这种产业转移方式对于承接地是一个大的突飞猛进,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特别是带来了一种市场中竞争与合作的理念,将会引导区域市场发生质的飞跃。但这类组团企业的转移对转入地的要求比较高,交通、市场、政策和思想都必须满足其要求,象我省的合肥、芜湖已初步具备了承接组团企业的转移条件,因此要着力建设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的专门园区,努力使工业园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带动本地工业快速发展的基地和龙头。[9]在不放弃承接单个企业转移的同时,实现向承接组团企业转移的转变。
过去欠发达地区吸引产业转移比较多的是政府行为,多采取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到长三角召开“招商引资洽谈会”方式,在这种会议上确立的实际上往往只是产业转移的初步倾向。产业转移更多的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政府表明态度虽然很有必要,但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没有利益的产业转移不会长久的,只有双赢的产业转移才是市场的“真谛”。政府在产业转移中所要做的就是制定规范的产业政策,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政府在产业转移中过多的行动将会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企业间协作的不稳定,因此,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减少政府的行政性行为,实现企业间自主联合生产和企业区位的有利变动,从而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部地区资源型产业退出和转移较快,其在全国分工地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劳动密集型行业有所上升,东部地区内部转移趋势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型产业分工呈上升趋势;其劳动密集型行业呈下降趋势,这与全国经济高涨对资源的需要旺盛有关,也造成了中西部产业结构的逆向化发展,不利于中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承接生产加工型产业转移,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过分依靠资源的倾向,脱离“资源诅咒效应”的发展路径。生产加工型产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是整条产业链中物耗高而附加值低的区间,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性较强,实现从承接生产加工型产业向承接服务加工技术型产业转变,是产业承接的较高阶段,可以分享较高的产业利润,同时对传统产业的提升较快,皖江示范区已具备承接服务加工技术型产业的诸多条件,应抢抓先机,优先承接,从而减少资源与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约束。
吴晓军,赵海东据转移主体的性质、转移的内在机理的差别,将产业转移分为市场扩张型和成本节约型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是指产业在其原区域仍然属于成长型产业,主要出于占领外部市场、扩大产业规模的动机而主动进行的空间移动;后者是指区域的衰退性产业主要由于外部竞争和内部调整压力围绕成本节约目的而进行的战略性迁移。[10]市场拓展型的产业转移不同于衰退型产业,拓展型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细分市场、关联优势和可持续性是紧密联系的。中西部地区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为了接近这一市场、降低物流成本,长三角地区不少企业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中西部,这一部分企业毫无疑问成为诸多区域竞争的对象,因此安徽要提前为其转移进来准备条件,以获得这类企业的“青睐”。
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安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长三角产业转移这一机遇,承接来自长三角的产业转移,是提升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奠定高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实现经济起飞的一般性过程。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是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分析安徽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优势与劣势基础上,提出提升安徽承接产业转移层次的五个途径:实现从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承接单个产业向承接组团式产业转变、从政府外出招商向企业自主联合转变、从承接加工型产业向生产服务型产业转变、从承接衰退型产业向扩张型产业转变。
但在现有的产业转移研究中,理论层面滞后于实践操作。作为第一个国家级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研究长三角向安徽产业转移新的模式,构建承接产业转移的对外开放支撑体系;如何实现有序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根据功能分区,针对不同区域,将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社会发展水平赋予不同的权重来综合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以此推动产业的有序转移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将是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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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小能.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趋势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4(2):29-33.
[4] 任志军.区域间产业转移及承接研究[J].商业研究,2009(12):45-49.
[5]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EB/OL].新华网,2010-01-21.http://www.ah.xinhuanet.com/zhuanti/wanjiangcsd/
[6] 迈克尔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
[7] 高永进.我国应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财政政策[J].财政政策,2006(3):34-36.
[8] 朱建九.中西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决策导刊,2010(9):30-32.
[9] 韦 伟.安徽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几个问题[J].江淮论坛,2008(6):16-20.
[10] 吴晓军,赵海东.产业转移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J].当代财经,2004(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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