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与逻辑经验主义的比较研究

邹顺宏

在现代，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地利是西方思想的重要摇篮之一。在经济学与哲学等领域，几乎同一个时期相继兴起了两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学派（以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等为主要代表，因著名的“边际革命”而成为微观经济学主流支系）与哲学学派（以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等为代表）。奥地利经济学派也被广称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在哲学思潮中享有盛誉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或Vienna Group）是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也几乎是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代名词。作为现代分析哲学运动的主将，维也纳哲学学派在现代哲学革命的语言学转向中处于中心地位、并起着关键作用。以纽拉特和霍勒看来，这两个维也纳学派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发展绝非巧合，而是深刻地蕴涵了奥地利哲学所共有的传承，也鲜明地体现了西方哲学以维也纳为堡垒的学术互动与历史冲突。巴里·斯密斯称这种观点为“纽拉特－霍勒命题”（the Neurath－Haller thesis）。［1］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认为是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开拓者。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米塞斯的行为学纲领至今独步社会科学领域，并与逻辑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化”进路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其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明显早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范式革命。因而，两个学术流派的互动争锋构成学术比较史的重要篇章，而对奥地利经济学派和维也纳逻辑经验主义流派的再认识更成了STS运动中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热点。

一、米塞斯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观比较

在米塞斯看来，在认识论方面，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事件和思想与行动领域中的事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鸿沟没有因为自然科学的任何发现和成就而变得狭小和弥合。这两个领域的相互联系正在于形而上学。［2］米塞斯批评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观，他认为实证主义否定形而上学合法性的教条只是更精致的、披着现代科学文明外衣的、伪装的新形而上学。关于这种批评，石里克曾在论哲学的第三条道路时有过反思，但他在批判哲学的历史与现象学路径时，仍然保留了形而上学的存在地位。石里克认为，我们怎么向前发展都会把形而上学引向更深入的矛盾。他的这种保留态度与米塞斯的观点比较接近，这也是维也纳哲学学派研究须区分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细微之处。但是，在石里克1928年访美之际，以纽拉特和卡尔拉普为首的其他维也纳学派核心成员发表了令哲学界震惊的“统一科学”宣言。就这样，逻辑实证主义一举成为了唯科学主义的典范。事实上，米塞斯因为战乱流局而来不及对维也纳学派作进一步的追踪与探究，由此导致了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有失深度。但米塞斯还是很精明地抓住了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要害，他的批判不仅在新康德主义意义上保存了形而上学，且在更深层次上为建构统一的社会科学纲领，即人类行动学，提呈了基础框架。可以说，米塞斯的形而上学观构成了其行动学方法论的元哲学论证。

一方面，米塞斯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分歧既是双方关于新康德主义理念的交锋，即体现了在康德主义基础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激进较量，同时这也是米塞斯推进先验论和批驳实证主义的后续环节。另一方面，米塞斯和维也纳学派一样，都有着深厚的逻辑主义情结，并在现代科学革命的立足点上倾向于科学主义的态度。逻辑实证主义渴望在物理主义的核心理念下统一整个科学世界观，米塞斯则借助于人类行动学的纲领而试图统合全部的社会科学。众所周知，物理主义方法论作为科学逻辑的典型形态，其基本理论来自于归纳逻辑，这是自然科学中有着辉煌历史和卓越功用的主流方法。而行动学方法论则属于公理化体系的演绎科学。两者的逻辑主义共轭点揭示了其所由以出发的延异点，即，逻辑实证主义反对与拒斥形而上学、米塞斯则持包容并悬置的立场。前者将形而上学作为“超科学的理论形式”，［3］视之为无意义、非科学。“科学逻辑”充当为划分理论科学性的基准，并构成哲学科学化的前提，这要求“毫不含糊的明晰、逻辑上的严密和无可反驳的论证”；而所谓的形而上学充斥了独断的断言和无从检验的思辨，这有悖与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之发展，“应当完全取消形而上学。”［4］这种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设立的科学划界标准以经验可证实性与命题逻辑证明性为基本原则，体现了并代表了传统科学主义的形式主义诉求与基础主义理念。

米塞斯坚决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立场，他认为，“科学不探讨超经验之物，不探讨思想和经验无法接近的东西。它对于那些涉及形而上学领域的学说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5］197在此，米塞斯采取了中立态度，这也体现了奥地利学派的整个历史发展线索，即希望把经济学建基为科学的“客观知识”。他进一步设想将行动学方法论推广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即将行动推理建立在“无法动摇的基础上”，“目的在于普遍正确的认识的科学”。［5］131但是，米塞斯及其对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观的批判思想体现了由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所生发的两种思潮的共同理想，在其针锋相对的幕后隐含了不同程度的科学主义情怀。这使我们联想到普特南的批评:“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至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6］

二、米塞斯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比较

“当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早期开始自我大发展的时候，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于新康德主义二元论的实效性问题再一次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7］众所周知，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代表了从培根－笛卡儿理想开始的近代哲学的集中成果。在古典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张力之间，康德以中庸的集大成理论体系达成了近代学术思潮的认识论转向与近代哲学革命的完结。在理论上说，康德的“概念”体现了笛卡儿“沉思”与洛克“观念”的辩证综合。以康德看来，我们认识世界与获得知识的可靠途径依赖于人类（相对于、并归属于自然宇宙）在漫长演化历史中的先验理性与后天经验的有机结合，这即是著名的“分析与综合”论题。此论题体现了康德理论体系中的两难困境，也即是使理性与经验关系极端化的两条哲学研究进路。第一种情况是语言表达对于心理范畴的逻辑进路，于康德而言，这些范畴作为内在的心理结构是为所有语言通用的逻辑形式。第二种情况体现了康德对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并被现代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所继承并发扬。［8］28

近代哲学革命揭示了人类理智与外在世界之间关系的核心难题:认识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即克拉克所说的，“在什么基础上，人们能够宣称知道，存在着物质实体，它们独立于人的思想及其意识？”［8］20但无论是实在论者洛克和笛卡儿、还是唯心论者贝克莱等人，都执着于心灵并将内省作为主导方法论。关于统觉理性与经验基础的争论延续迄今，理性与经验的关系问题进而构成了哲学基础问题。而所谓的哲学革命则是认识过程的质变式飞跃。现代哲学革命则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与形式科学的成果上，颠覆了近代哲学的主观式、机械式方法论，开创了实证研究与语言分析的新时代。

实证主义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以孔德为代表，其《实证主义的一般观点》提出了人性发展的三个时期，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或实证阶段。作为“实证主义”开创者，孔德为科学主义的滥觞鸣响了号角。密尔和斯宾塞继承了实证主义。紧接着是第二次实证主义，它以马赫、阿芬纳留斯和庞加莱等为主要代表，体现了近代科学哲学发展的最后辉煌。第三次实证主义又称为新实证主义，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最大代表，也包括实用主义、操作主义等各种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哲学思潮。逻辑实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哲学革命的中心思想。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总体上与我们所谓的实证主义思潮相关。”［9］以现代哲学的康德思想遗响为线索、以科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两分对垒为主题，对以米塞斯为代表的行动学方法论和以卡尔拉普为代表的实证科学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揭示理性与经验之辩证关系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的深刻困境。

三、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与历史义理

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冯·赖特说过:“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以及它在哲学的整个发展中扮演着发酵剂的作用。”［10］实证主义与逻辑主义引致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转向。这鲜明地体现为曾作为现代哲学领头羊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基于旧实证主义的理论局限与发展困境，逻辑实证主义及时总结现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通过对理论与实践、知识与经验之间精确关系的研究，将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紧密联接起来。维也纳学派首领石里克所主张的“科学逻辑学”观念揭示了该学派的理论宗旨。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理论建基于观察，一切陈述必须通过观察的检验，观察语言决定理论的真值意义。科学问题就转换为实质上的语言问题，科学知识命题通过还原为经验元语言而生成意义。如此一来，“哲学问题向语言问题的转化”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最大成果。［11］78在统一科学运动的纲领中，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倡导物理主义基本观点，通过对科学理论进行语言学逻辑构造，把科学方法论由还原论和逻辑主义推到了极端化。［11］21

同逻辑实证主义的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操作主义的新实证主义思潮，由物理学家布里奇曼在其1927年《现代物理学的逻辑》一书中提出。操作观认为，一命题为真的标准在于它能被一有效程序或一些确定操作的有限序列所测试，此命题的意义由涉及证明或运用它的操作所组成，科学中所有理论术语都须通过这种程序或操作来加以规定。布氏指出，“一般地，我们仅通过一套操作来意指概念；概念等同于一套对应的操作。”并且，“一个概念的恰当定义不在于其属性，而是根据实际的操作。”［12］5－6针对庞加莱的物理哲学，布里奇曼认为对物理现象作多样性的可能解释是失败的，为得到现象后面的真实机制，须深入到物理学的深层“思维构造”（mental constructs）。面对更复杂的物理学情境，在涉及与感觉经验只有间接联系或者经由推论的关联处，我们需要更明晰和简捷的认识方式及其概念和理论。布里奇曼对当时的“原子”概念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我们对原子的认识不符合操作标准，因为它不可观察、没有显明的物理实在性，超出了认识疆域。他进一步把其思想推广到全部科学，“以操作的观点来审视，关于社会的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的很多问题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了。如果像在物质科学中一样，把思维的操作性模式运用于其它所有的探究领域，它无疑会极大地有助于思想的澄清。”［12］30马克卢普对此批评道，操作主义妄想把其学说作为科学话语的普遍纲要，科学的意义变成了操作性定义，这同实证主义如出一辙，甚至更为极端。［13］

诚然，语言学转向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哲学运动的发展。但逻辑经验主义把传统经验主义的“符合论”转换为逻辑主义的“融贯论”，知识与真理的标准被唯心化、绝对化与形式化了。在方法论方面，逻辑经验主义强化了传统的经验归纳法，通过实施科学的语言原则，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哲学研究的基石，导致了“方法论的唯我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驳，“证实性”原则开始修正为更合理的“可实证性”或“可确证性”原则。波普尔之后，以库恩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有称之为“新科学哲学”）在六十年代掀开了科学观的革命变化，它依托于鲜活的科学史实研究，破除了传统科学哲学的唯科学主义要义。库恩在量子物理知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心理、历史与社会等多维研究视角，对传统科学观中的中性真理观、关于科学知识的积累式或渐进式发展观、以及明确的观察测试标准等作了深刻而广泛的批判。［14］自此，现代科学观迈入了新的后现代性转向。

四、结语：米塞斯对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的启示

米塞斯严厉批评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统一科学”运动的物理主义纲领及其经验主义路线。他指出，其科学主义宗旨在于把牛顿经典力学的机械论方法运用到对人类社会及行动的研究，以建立对人类社会和行动进行精密预测和调控的“社会工程”，即孔德所谓的“社会物理学”。其做法导致了现代关于科学和人文、理性和德性、自然和社会等两分思想的极端混乱:“以一种工程师利用技术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方式来处理活生生的人”。［5］序言1－4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空前浩劫，米塞斯流离失所、并辗转到了美国，同时，逻辑实证主义也因为法西斯力量的嚣张而被迫解散，这导致了米塞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隔距，就像后来拉赫曼所直言的，米塞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最新发展分配了不均衡的、不足量的批判火力。［5］

米塞斯在相当程度上是最早对逻辑实证主义思潮进行批评和剖析的杰出思想家之一。米塞斯的贡献在于，他紧紧抓住了当时代自然科学（包括形式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最新的发展成果，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建构起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启示价值的、基于经济逻辑的人类行动科学理论体系。一方面，米塞斯把传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遗产中关于经济理性的演绎主义思想推进到极端的理性主义层面，其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为后来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后学”发展奠立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成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论证源泉。另一方面，米塞斯借助于斯密、李嘉图和门格尔等人的理性主义传承与德国新历史主义学派的新康德主义思想而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发展到自韦伯和狄尔泰以后更深广的研究视阶，其人类行动学方法论的独特演绎科学体系对于逻辑、哲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Barry Smith.Austrian Philosophy:The Legacy of Franz Brentano［M］.Chicago and LaSalle，Illinois: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94:17.

［2］ Ludwig von Mises.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An Essay on Method［M］.Sheed Andrews and McMeel，Inc.，1962:54.

［3］ 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16.

［4］ 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0.

［5］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6］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96.

［7］ James Bohman.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in T.Baldwi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1870－1945［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669.

［8］ D.S.Clarke.Philosophy＇s Second Revolution［M］.Open Court，1997:28.

［9］ R.Solo.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nd Economics［M］.Macmillan，1991:37.

［10］ 冯·赖特.知识之树［M］.上海:三联书店，2003:146.

［11］ 洪 谦.论逻辑经验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 Percy Bridgman.The Logic of Modern Physics［M］.New York:Macmillan，1927.

［13］ Fritz Machlup.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M］.Academic Press，1978:164.

［14］ Alex Rosenberg.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2nd ed.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5: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