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寓言中的社会心态探析

马佳佳

寓言是以故事形式寄托讽喻意义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最早起源于民间。先秦是我国古代寓言产生发展的黄金阶段，在诸子专著中寓言被视为阐发理论主张、总结历史经验的有力证据和手段。但是这一时期的寓言只是文学的附属，没有获得独立的文学地位。直到两汉时期，劝诫性很强的寓言才出现，并且出现了寓言故事专集《说苑》《新序》［2］，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寓言也只是承袭旧有模式，但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直至唐宋，寓言发展的第二黄金阶段到来。随着唐代中期古文运动的兴起，以柳宗元的寓言创作为分界点，唐宋寓言凭借其寓意深刻、风格多样、题材广泛等优势成为一种独立而独特的文体，同时柳宗元也运用多种题材、多种创作手法巩固了寓言这一文体的地位。但面对柳宗元这座高峰，苏轼并没有丝毫畏惧，而是逐步丰富文学样式，完善已有的体裁，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寓言专辑《艾子杂说》。可以说苏轼对寓言的成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寓言简洁精炼，常于嬉笑怒骂中，深层次表现“时代生活的情绪的历史”［1］，隐含着作者的社会心态，散发着作者独特的精神和个性之光。

所谓社会心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社会主体，由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环境发展变化而引起的一种社会心理取向或心理反应，是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3］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宋代是一个君主专制体制日趋严密的时代。在苏轼初入仕途时，北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开始暴露，他一身豪情壮志专注于国家，并积极提出了“丰财”、“择吏”、“强兵”［4］的建议，“奋厉有当世志”［5］的苏轼很快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中不能自拔。不久苏轼因政见不同被李定等人网罗罪名入狱，即“乌台诗案”，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因为这场文字狱，苏轼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了重大打击，他开始从曾经“建功立业”这一社会自我价值向内部转移，进行更多对于社会人性的理性思考。

正应了白居易那句话“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面对痛苦，苏轼并非一味的逆来顺受，他用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政敌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迫害，把固穷的儒家坚毅精神、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老庄超脱态度以及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禅宗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疏解痛苦，珍惜美好，并将这份旷达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成就了他体现社会心态的寓言作品。其寓言也正以其战斗匕首作用符合了苏轼“缘诗人之意，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这一艺术主张。［6］

一、对自己仕途现状的无奈与自嘲

面对政治生活的不尽人意，壮志难酬的苏轼将自己的不得意倾注于笔端，以物寓己，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之情一泄而出，但是又不同于他人的表现手法，而是采用自娱自乐自嘲之法注入寓言作品，其心态可见一斑。如《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

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稭如嚼竹。

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

岂如厩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

莫教优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铜历。［7］429

寓言中通过描写战马拼杀战场，御马无所事事，两者不同的表现却换来相反的待遇，这一比较手法的运用深刻地揭示了朝廷中有才之人不得重用，庸人却飞黄腾达的不合理政治现象:山西战马有着“蹄间三丈”的实力、“不信天山有坑谷”的壮志，他们肩负着祖国的兴衰荣辱，在战场上驰骋流汗流血，但却只能“夜嚼长秸如嚼竹”－为国效力而待遇微薄，以至使其体瘦如柴，惨不忍睹。而皇帝御用的厩马，仅仅依靠其华丽的外表而讨得皇上的欢心，每天庸庸碌碌而享尽荣华富贵。题目虽为“戏”，实则是一种讥讽，嬉笑怒骂尽藏其间，同时也间接抒发对自己的身世遭遇的悲愤之气。又如《宝刀》，该寓言用龙雀宝刀自藏虎皮包内，表明了作者对诽谤而无可奈何，才大而不被重用的无奈与愤怒。“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长叹”，虽然有长叹不被重用的失意，但仍然有“非其人”的傲气，“以待知者看”，诗人的豪壮之气更是溢于言表。此外《梦中投井》是以一种奇之又奇的方式表现自己的近况:“梦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这一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情形出人意料地表现了作者意欲积极进取而半路受阻的尴尬现状。苏轼一生仕途坎坷，经历浮浮沉沉磨砺的苏轼更能以寓言的形式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特定的社会心态，或有不得志的愤慨与失意，或有对自己才智的肯定与“以待知者看”的乐观。而“乐伴磨难度春秋”的态度决定了作品中后者更多一些。

二、对国家百姓的关注与同情

程千帆先生说“苏轼对于人民生活困难的深刻同情，仍然是值得重视的”［8］，在寓言中苏轼大胆而无所顾忌的批判了宋代的专制暴政和各种各样的贪官污吏，即表现了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和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百姓的深切同情。《诛有尾》是表现这一内容的代表作:

艾子浮于海，夜泊岛屿中，夜闻水下有人哭声，复若人言，遂听之。

其言曰:“昨日龙王有令:＇应水族有尾者斩＇。吾髦也，故惧诛而哭。汝蛤蟆无尾，何哭？”

复闻有言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会蝌蚪时事也。”［7］381

寓言中“应水族有尾者斩”便把统治者施行暴政和肆意迫害隐喻地表现出来，蛤蟆虽然没有尾巴但亦“恐更理会蝌蚪时事也”，更巧妙的把统治者肆意迫害无辜者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淫威表现的淋漓尽致。结合苏轼当时生活背景，“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李定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罗织罪名迫害苏轼，文中“蛤蟆”害怕因为自己曾经是“蝌蚪”而遭遇杀身之祸，反映了作者对“乌台诗案”仍心有余悸。以小见大，同时这不仅是苏轼的遭遇，更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整个社会人心惶惶之态由此可见。《愚子》《鸭栩兔》《打钟》等寓言或冷嘲或热讽，都是讽刺性语言的杰出代表。此外，苏轼还有很多涉及到国家政治主张、选用人才方面的寓言，但并没有强烈性的讽刺，更多的是提出自己的治国、选才主张。如《齐王筑城》是将如何处理福国和利民之间的关系的寓言，文中齐王只看到筑大城防御敌国的好处，却没有想到筑城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所以智者艾子借雪中饿民的故事讽谏齐王，不要只看到将来的好处而不惜把人民折磨死。以百姓受难为代价换来的好处，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民为本”的思想也见其中。再如《衰世苟且之法》中，苏轼以养生寓治国，提出了有节制，目光要长远，不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治国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政治类的寓言中多采用穿插性散文的形式，这是对柳宗元散文的一个突破，发展了先秦政治性寓言的论辩性地位，同时寓言的匕首作用也更进一层。在这类作品中苏轼的心态更显急迫，他深切同情水生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境遇，并迫切希望社会进步，“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是苏轼本人最真实的社会心态表达。

三、对世态人心的批判和引导

北宋现实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和人情世态的弊端，苏轼在寓言中针对这些陋习进行讽刺、批判，表现出苏轼的伦理道德观和心理价值取向。在文中他常常猎取一些微小的生活事物表现人们习性，或者挖掘一些不相协调的事件本身发现谐趣，令人读后幡然感慨而有所悟。《百钱独载》是代表作:

艾子见有人徒行，自吕梁托舟人以趋彭门者，持五十钱遗舟师。

师曰:凡无赍而独载者人百钱。汝尚少半，汝当自此为我挽牵到彭门，可折半直也。［7］375

寓言中通过对舟师荒谬无耻语言的描写，舟师财迷心窍、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让人一览无余。《鬼怕恶人》中嘲笑了大王庙中的神灵，它只能把自己的灵威施加于对它敬畏的人，而对于敢于践踏它的恶人反而不能加以灾祸，从而辛辣地嘲讽了惧恶欺善的丑恶人性。此外，《营丘诸难》犀利讽刺了只会巧嘴善辩的夸夸其谈者，《公孙龙辩屈》讲述了公孙龙善用大话的本事炫耀自己的见多识广，殊不知被人用大话反嘲弄的可笑可叹。《秦士好古》则讥讽了秦士表面上托名好古、自诩风雅实际上只追寻物质上的古老，而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尊古是寻求古老事物背后的精神文化价值，为物所劳役最终咎由自取。在苏轼看来，这些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者，急功近利、名利至上者，夸夸其谈、不会实干者，都应该受到鄙视，苏轼的社会心理趋向由此可见一斑。这类作品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特别对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下的年轻人的不好的行为价值取向，进行了多方面的警喻，为初生牛犊的他们端正行为，纠正航向，走向成功有很大的社会引导作用。

四、对于美好人事的珍视与褒扬

面对自己社会诉求的不满足，作者疏解郁结不仅仅要靠自己超脱的态度，对美好事物的关注则更能满足作者的希望感。对于聪慧者的高度褒扬，表达了作者虽仕途受挫，却要坚持保持旷达洒脱的社会心态、“达兼穷独”的社会态度，良好的社会道德观指引的信念。《小儿不畏虎》即是:

忠、万、云、安，多虎。有妇人昼日置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水者。虎自山上驰来，妇人仓皇沉水避之，二小儿戏沙上自若。虎熟视之，至以首抵触，庶几其一惧，而儿痴，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惧之人威无所施欤？

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侯其醒；非侯其醒，侯其惧也。有人夜自外归，

见有物蹲其门，以为猪狗类也。以杖击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处，则虎也，是人。

非有以胜虎，而气已盖之矣。

使人之不惧，皆如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则虎畏之，无足怪者。［7］484

这两个故事意在告诉我们无论是面对恶势力还是面对艰难困苦挫折磨练都不应该畏首畏尾，自伤锐气，应当无所惧怕，做一个勇敢的人，这样我们才能更接近成功。《艾子杂说》中创造出一个才华横溢、聪明绝顶、有远见卓识的正面典型－“艾子”的形象，如《三脏》:

艾子好饮，少醒日。

门人相与谋日:此不可以诔止，唯以险事怵之，庶可诫。

一日，大饮而哕，门人密抽彘肠致哕中，持以示日:凡人具五脏方能活，今公因饮而出一脏，止四脏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视而笑日:唐三藏犹可活，况有四耶？［7］375

寓言中刻画了艾子这一形象具有乐观幽默的性格，面对门人对自己的调侃，不卑不亢不怒，而运用“脏”与“藏”的谐音巧妙地替自己解围，聪慧、反应敏捷的智者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隐喻沉溺于酒醉而不清醒的人可能是在经历了纷繁复杂之事后，企图麻醉自己以忘掉社会的龌龊和黑暗，不是不醒而是不愿意清醒，只是不愿与社会同流合污罢了。他表面笑着，但内里却隐藏着无比的痛苦与激愤。诗人以艾子自喻，同时也是自警，因为“一肚子的不合时宜”［9］，所以艾子是他的理想中人，这一完美形象的塑造是圆作者一个现实中不能实现之梦，是作者社会心态中美好事物的寄托。

寓言是一面多面镜，它用广泛的题材，巧妙的故事把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客观世界及它所具有的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出来，是特定时代的社会风尚、世态人心的投影，同时也是作者对社会的体验和感悟。通过苏轼的寓言，我们可以知晓一个具有淑世情怀的文人才子，理解他的诙谐幽默与无奈奋争，同时其寓言也为还原一个较为贴近真实的北宋社会添砖加瓦。直到现在，苏轼的很多寓言仍深受人们喜爱，当然带上了我们现代人的理解，真正地做到了一代有一代之解读，散发着它独特的文化魅力，闪烁着作者的智慧与精神之光。

［1］ 高尔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6.

［2］ 黄瑞云.中国寓言发展史述略——《新译历代寓言史》前言［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8－14.

［3］ 娜 拉.新疆蒙古族社会心态调查分析［J］.新疆社科论坛，2002（2）:22－26.

［4］ 苏 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4）:115.

［5］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46－51.

［6］ 朱靖华.朱靖华序跋书评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21.

［7］ 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1.

［8］ 程千帆.苏轼札记［N］.光明日报，1957－5－19（7）.

［9］ 阮延俊.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