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小说的内在逻辑方向

孙仁歌

(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淮南232001)

意识流小说的内在逻辑方向

孙仁歌

(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淮南232001)

尽管意识流小说是不确定性的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逻辑的,它看似“浪荡失态”、“横流不羁”甚或杂乱无章,但却是在一种内在逻辑方向不动声色的“引导”下进行的。这种内在逻辑方向也如同潜意识一样隐蔽得很深,是一种不自觉的逻辑方向、非显在的逻辑“路线图”,就像一种无声的音乐,优美在内在感觉中,而不在实在的听觉中。它对于意识流小说来说就是一种听不见而又最好的音乐。

意识流小说;文本价值;显在逻辑;内在逻辑方向

一、关于意识流小说

在表述意识流小说的内在逻辑之前,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意识流小说这种文本及其特征。弗洛伊德有关“诗人与白日梦”的论述,其实也就是对作家创作行为中的一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探索。其“白日梦”这个关键词用在意识流小说家的创作律上更为恰切、也更为生动。意识流小说家在创作中的“梦化”状态更为突出,他几乎就是虚幻与缥缈中的一条“游鱼”。虚幻与缥缈正是不确定性因素生成的极致效果。至于这种效果究竟是怎样具体营造出来的,那就是一个谜了,连弗洛依德也只能给出一个“白日梦”这个关键词,而不能指出具体的谜底所在,故而才认为“至今还是一个最为隐蔽的秘密。[1]”他同时又指出,“(作家在)呈于自己幻想的同时,又提供给我们形式的或审美的愉悦,使我们获得快乐和满足。[1]”这就是说,作家创作的心灵“暗箱”是隐蔽而秘密的,但也是美的,让人能够接受的。意识流小说虽然在诞生之初就遭到种种非议或排斥,但最终还是被人们接受了。不确定的、内倾化的无限魅力使意识流小说成为二十世纪的“宠儿”。意识流小说的不确定性因素的特质之生成因素还在于意识流小说家具有非同凡响的想象力。

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作家许多时候就活在想象中,而不活在时间推移的物理状态中。这种沉潜于意识中的想象,是不确定中的不确定,更是意识中的意识。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除了成功地运用多角度描述和“神话模式”等手法,也成功地、大篇幅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故而才使这部小说也同样弥漫着许多不确定的神秘色彩。小说的前三章就是作家意识横流的癫狂表现,看上去既没有显在的逻辑感、时序感,也没有显在的直奔主题感或有的放矢感,人物的思绪总是跳来跳去,飘浮不定,犹如幽灵破空而来,梦化的意识完全“解构”了作家显在的确定性意识,在那些随梦而出并颠颠倒倒的文字里,全然没有作家主观的任何“裁判”的痕迹,故而才让人难以捉摸,不好把握。虽然这些意识的流动、变换往往也借助某些物的依据(如看到某种物件、闻到某种气味、听到某种声音等等),但这些物件、气味、声音都不是有备在先,而是不确定意识中的偶然到来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都没有规定性。如小说的第一章有这样一段意识描写:“我能听见时钟的嘀嗒声,我能听见站在我背后的凯蒂的出气声,我能听见屋顶上的声音。凯蒂说,还在下雨,我讨厌下雨,我讨厌这一切。接着她把头垂在我的膝盖上,哭了起来,她搂住我,我也哭了起来。接着我又看着炉火,那些明亮、滑溜的形体都不见了。我能听见时钟、屋顶和凯蒂的声音……一根长长的铁丝掠过我的肩头,它一直伸到炉门口,接着炉火就看不见了。我哭了起来。”[2]这种徐缓、悠然而又完全颠倒乃至完全消解时空概念的意识流效果,让人可感其意识的鲜活,却不可知其意识的“来龙去胧”,也就是说弄不清这些零碎断续流出的意识“颗粒”到底是在怎样的潜意识支配下产生的。又如,第二章从169页到186页整整18个页码的文字都没有加标点符号,让人读起来既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又有一种坠入云里雾中不知所云的感觉,从那密密的意识林丛中钻进钻出,到头来落得的尽是一头雾水。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她的脸仰望着天空天宇很低使夜色里所有的气味与声音似乎都挤在一起散发不出去如同一座松垂的帐篷里特别是忍冬的香味它进入了我的呼吸在她的脸上咽喉上象一层涂料她的血在我手底下突突地跳着我身子的重量都由另一只手支着那支手痉挛抽搐起来我得使劲呼吸才能把空气勉强吸肺里周围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灰色的忍冬香味/我恨他我情愿为他死去我已经为他死过了每次有这样的事我都一次又一次地为他死去/我把手举了起来依然能预感到刚才横七竖八压在我掌心下的小树枝与草梗咯得我好疼……”[2]无疑,这是意识流小说表达的一种需要,作家不能用一种确定的叙事话语去描绘人物复杂的性格和摇摆无常的内心世界,只能用这种诗意的、怪诞的、茫然无序而又消解节奏感的意识符号去营造一种“人体彩绘”的效果,使其变得模糊而朦胧,模糊而朦胧的本身可能就展示着一种不便说清的真实。正因为如此,《喧哗与骚动》也如《尤利西斯》一样,“神似”大于“形似”,人书如同“天书”,书中迷津丛生,虚幻的潜意识密布字里行间,它的确堪称一部“迷路的现代人的神话”教本,充满了忧患不安、恐怖和矛盾。所以,这部书也很难以一口气读下去,诸多细密而零碎的意识流、内涵都隐蔽得很深很远。它犹如一部心灵的“密电码”,硬读或硬评都是不可取的,你只要懂得一种形式享受,也就是一种阅读的胜利。

二、不确定性因素举要

如果说福克纳在创作中还受到较多的确定性因素的制约,那么,到了伍尔夫这里,意识流动的癫狂状态或不确定因素就更加明显,这或许与她生命中与生俱来的一种“过于敏感”有关,有关她疯狂不治最终而致死的原因至今还是一团迷雾。对于她的小说,有人曾从以小见大、顿悟、象征性意象、对照修辞手法等角度进行过分析和批评,而本文则侧重于其小说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例证探寻。伍尔夫其人本身就具有很多超乎常人的独异性品质,就她小说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而言,更是风起云涌,八面来风,让人眼花缭绕。你在肯定她是20世纪一个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家的同时,你可能也会发现一个被自己的作品“堆积”出来的被虚构了的伍尔夫,连她自己都承认她与她的小说已不分彼此几乎浑然一体,甚至她把它当作面具一样戴着在世上走。她在传记《奥兰多》中说:“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中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3]可以说,她的所有作品就是她人生所有价值和意义的总和。尽管她把自己“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然而,读她的作品,任何读者都可能被她置于一种“悖论性处境之中”[3],连她的传记作品也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一种狂放恣肆、奇崛怪异的面貌,其小说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她曾把自己的生活准则形容为“棉团”后而存在着的“一种隐藏的模式”[3]。这个“棉团”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解开。走进她的小说世界,也就等于走进了她这个无人可知的“棉团”之中。在《未完成的小说》里,五个人物都是她意识里不确定的生命符号,“我”看着他们,“想”着他们,而他们却在“看着生活”,互不交谈,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到站下车,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妇人,仍然望着窗外的“生活”。而孤独抑郁的“我”并没有与老妇人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只是在想象中“还原”老妇人一个“五彩缤纷”的人生故事。如此以想象“炮制”出来的一个虚幻的老妇人形象,对于“我”来说,似乎就解开了老妇人的人生之谜。直到后来老妇人也到站下车、与前来接她回家的儿子一块消失了,“我”却感到绝望,只好面对现实,而意识里却仍然交织着一些奇怪的意念,甚至连彼此都分不清了:“他们走了,朝大路的尽头走了……我的世界崩溃了!神秘的人物!母亲和儿子。你们是谁?神秘的人们……未知的人们,我崇拜你们……”[3]可见,伍尔夫笔下的那个老妇人,是一个永恒的不确定物。老妇人到底是谁,“我”不清楚(也意味着作家自己不清楚),读者就更不清楚了。这诸多的不清楚,或许就正中了作家那个“棉团”或“非存在”意识,说穿了,就是展示了一种“无价值的、无意义的存在或生命”[3]。她的另一篇小说《墙上的斑点》,与《未完成的小说》的写法几乎如出一辙。这篇小说也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时空完全是模糊的,有关“我”的一些来龙去脉也完全是模糊的,至于墙上的那个斑点的驱动力何在、何以会引起“我”浮想联翩、幽思无限,以及“我”的意识世界里到底怎么了等等,那就更是模糊中的模糊了。虽然小说最后揭开了它的原形是蜗牛,但这个蜗牛的真正象征意味,仍然是一个存在着种种可能性的悬念,是形似的确定中隐藏着神形的不确定因素。假如你平面地认为作家写这篇小说不过就是向读者抛出了一只蜗牛的存在,那你就等于把作家和读者都送进了“无聊吧”。与《未完成的小说》、《墙上的斑点》风格相近的还有《鬼屋》、《邱园记事》和《蓝与绿》等。伍尔夫笔下的不确定性艺术效果的创造,还得益于她善于运用象征性意象。如《达洛卫夫人》中的“大本钟”、《到灯塔去》的“灯塔”、《海浪》中的“海浪”等,都暗示着某种抽象观念,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来自于作家“心理隐秘区域”的宏观意念。伍尔夫的小说素材都是在“存在的瞬间”捕捉到的,又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她给我们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艺术的“阻拒”性魅力是丰富的,在她笔下涌出的一幅幅充满不确定性文字功力的审美蓝图,就如同她最终的自杀——死是确定的,而死的具体过程乃至心理图式就永远也无可奉告了。

三、内在逻辑是一种无声的音乐

以上赘述种种,似乎已把意识流小说的不确定性因素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如此浓墨重彩地强调意识流小说的不确定性因素,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或淡化意识流小说家创作的意图和审美理想,也更不意味着要否定意识流小说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关系。尽管意识流小说在展示人物意识的操作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或不确定性,也无论其怎样“横流”不羁、辐射无序,让人难以捉摸,但它终究不是乱流或无方向流,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潜意识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潜意识中原本存在的逻辑“幽灵”的制约。也就是说,它看似无逻辑、非理性——存心是与确定的、常形常态的逻辑世界进行对抗,其实它并没有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内在逻辑悄然布下的“天罗地网”。倘若我们否认了这一点,那么从意识流小说家笔下涌出的种种意识“宝贝”,就是一盘散沙了,如此,也就实现不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审美理想。所谓内在逻辑方向,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正式成为逻辑学中一个约定成俗的名词术语,在大量的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的文章里,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人运用这一概念去系统地论证意识流小说的内在逻辑问题。内在逻辑方向的关键词是“内在”。据《辞海》词条解释,“内在”这个词源出拉丁文,意为存在于某物内部、某物固有的,它与康德哲学中的“超验”相对,是指处在经验界限之内的一种意识。而在二十世纪初德国内在哲学创始人舒佩那里,又被解释为一种哲学观念,认为存在内在于意识,客体不可分离地与主体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只有思维着的才存在着的”命题[4]。以上这种具象兼抽象的解释,虽没有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内在”与内在意识的关联。既然有内在意识的活动,自然也就有内在逻辑的活动,只是这种内在逻辑的活动也像意识或潜意识一样隐蔽得很深,是一种不自觉的、非显在的逻辑方向,它就像一种无声的音乐,优美在内在的感觉中。而不在实在的听觉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最好的音乐是听不见”的,套用这句话说,最“柔软”的逻辑也是看不见的。它又如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所提出的“深处的秩序”之命题,是一种隐秘的交响诗贯穿在作家的意识深处,总是不动声色地在引导着作家笔下的意识符号朝着某种审美理想的方向“漫游”、“汇合”。又如洛夫的诗,形式上是无韵的,但却存在一种内在节奏的生成因素,无韵是外在的,有韵是内在的,故有学者从内在律和外在律两个方面去探讨洛夫无韵诗的魅力所在。这与意识流小说的内在逻辑方向具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看不到韵,不等于无韵;看不到逻辑不等于无逻辑,表面上的无逻辑往往正体现出意识流小说家对于确定性的预警与防患。然而,作家可以绕开确定性因素可能造成的干扰,却绕不开内在逻辑——这个如魂附体的“软组织”。也就是说,意识流小说家也如其他现代主义小说家一样要“毁掉”确定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也一定要“毁掉”小说的逻辑,尤其小说的内在逻辑,应该说,这种内在逻辑是作家想“毁”也“毁”不掉的逻辑,如果真的被“毁”掉了,那么作家也就等于“毁掉”了一切——包括他的创作意图、审美理想乃至文字的意义和某种意念的传递。意识流小说家在意识的无序运行过程中,作家的显意识里虽然没有树立“一盘棋”的逻辑“路线图”,但作家笔下涌出的种种意识、思想、情绪的何去何从,看似茫无去向、无“家”可归,其实不然,这些貌似被生命“遗弃”的“奇思异绪”自有“出路”,直通“家园”,这“出路”就是在不自觉中按照意识流的一种潜在的规律直奔作家创作的中心意念的“老巢”。也可以说内在逻辑其实就是一条作家潜在的思想“路线图”。这种逻辑方向与意识同在,它们虽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确定性,但它们并不排弃规律性。又可以说,作家笔下涌出的种种“浪荡失态”的意识、虽神似从精神的“牢笼”里逃出的一只只“异形怪鸟”,但这些“异形怪鸟”什么地方都不会去,只会去作家生命里早已悄然植下的“森林”。作家笔下涌出的意识终究是人的意识、生命的意识,而不是草本的意识或“植物人”的意识,这些意识都是鲜活的、滚烫的、富有血性的,它们的流出也并非是凭空的,而是凭物的,也就是说,意识流小说家笔下涌出的意识往往都是借物而流,如没有物的存在、没有物的媒介作用,作家笔下的意识也就无从生出了。这些物的存在或存在的种种身外之物,也是构成意识流小说内在逻辑方向的重要元素。如伍尔夫笔下的那座“灯塔”,就是小说中的大的“物件”,可以说是作家笔下意识“飞行”航线的潜在的“导航员”;至于作家笔下涌出的一些零散破碎的意识,也都是借助身外世界的种种小的“物件”飞宕而出的。《墙上的斑点》更为突出,倘若没有那个斑点的出现,作家笔下的许多联想也就无从产生了。其他意识流小说也同样,种种意识与种种物(或大的物件或小的物件)紧紧联系在一起,是物带出意识,而不是意识本身就能带出物,如果一定认为是意识产生了物,那么意识流小说就真的成了无根之术或无舵之舟了,如此,其内在逻辑方向也就无处可寻了。

四、内在逻辑与“实存的逻辑”

内在逻辑方向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方向感,这种方向感就是一切从作家内心世界里断断续续流动出来的意识,又断断续续地回到作家内心世界里去;出来的东西是偶然的,回去的东西却是必然的,然而它们都是在作家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的。意识流小说家也同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反逻辑,唯恐真实的内心世界会被显在的逻辑思维所“定型”,一旦如此,也就等于输掉了创作的“赌注”。所以轻视甚或拒绝显在的逻辑制约——对于意识流小说家来说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曹文轩在《小说门》一书中谈到“现代小说的策略”时说:“(现代小说家)反逻辑,恰恰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逻辑的划分与解释,使文学背离了复杂无序、丰富无边的实存,而成为虚假的东西;反逻辑,正是维护文学能够合乎实存的逻辑,而实存的逻辑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言说,便与实存的逻辑相去甚远。[5]”所谓“实存的逻辑”,放在意识流小说里来说,就是一种潜在的逻辑,是一种与显在的逻辑相对的逻辑,是意识流小说家在不动声色地反逻辑中又不动声色地获得逻辑的结果。由此可知,意识流小说家反逻辑虽然是肯定的,但意识流小说家并没有葬送逻辑,从他们笔下涌出的那些貌似无序而杂乱的意识,其实都与“实存的逻辑”悄然牵手并“相依为命”,就像盲人开车——虽然双眼看不到路,但手里的方向盘就是路。所不同的是,盲人握在手里的方向是有意识的,而意识流小说家握在手中的方向是无意识的。至于有关逻辑的另一种解释——即“小说的逻辑性与实存的逻辑性无关——小说的逻辑性是自足的。人们允许它有自己的逻辑性,并在长久地阅读之后习惯了这种逻辑,反而怂恿小说远离存在的逻辑性而只局限于自己的逻辑圈内。人们容忍并喜欢这种虚假,就像实际生活中的人喜欢幻想和谎言一样”[5]——这种否定“实存的逻辑”的说法,已不属于反逻辑范畴,可视为一种极端的逻辑观,是虚幻化阅读或阅读虚幻化的形而上学倾向。前面已经说了,意识流小说家反逻辑或者说拒绝显在的逻辑制约,并不意味着要消灭逻辑或切断逻辑的“命脉”,无意识的内在逻辑就是一种逻辑,作家在创作中虽不依赖于显逻辑的指使,却始终有一种方向感在暗中牵着“说梦”人的手,你尽可以倒着“流”或横着“流”,也可以跳着“流”或散着“流”,但终究都不是漫无目的,“流”到最后,自然都被收在内在逻辑的“囊中”,这个“囊”正是作家发散种种意识的“思想源头”或审美理想的“王国轴心”。伍尔夫的《没有完成的小说》几乎让每一双“明亮眼睛”都不知所云,很多事无巨细的叙述看上去都实实在在,也有物可循,可看着看着就会困惑,作家究竟要表达什么、从作家笔下涌出的那些展示意识的文字到底都有什么意义、那个老妇人到底是谁、她的实际存在情形究竟如何等等,作家并没有给予解决。那一番辛辛苦苦、絮絮叨叨的叙述都是无用的,不过是叙述者自我的“说梦表演”,不单显在的逻辑无迹可循,而且就连潜在的逻辑方向也似乎成了一堆无意义文字的牺牲品。倘若真是如此,作家还写此小说作甚?应该肯定地说,这篇小说的内在逻辑仍然是存在的,作家是在无意识中走到了一种方向的尽头:这就是作家旨在通过这篇小说显现人的想象和探求未知世界的力量的实际存在和价值。或许,这就是作家在不经意中所向往的“笔墨归宿”。当然,这里虽强调意识流小说家在创作中存在内在逻辑方向,也同样并不意味着这个内在逻辑方向就系结着一个确定性的主题蓝图,即便与作家的创作意图或审美理想存在着“暗”中融合的规律,但也要警惕过于确定,弄不好就“强奸”了作家的原意。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一部意识流小说或某些内倾化特征比较突出的现代小说的时候,无论其具体写了什么,也无论其内在逻辑方向“暗通”得多么“铁”,也依然存在一个“猜想”的因素在里面,也就是说,解读要与“猜想”同行,笔者反对那种动不动就给一部意识流小说“一锤定音”的“话语霸权主义”做派,尽管一部意识流小说的内在逻辑方向不容置疑,也尽管这种内在逻辑方向的指归与作家的创作意图或某种审美理想息息相通,犹如瓜与秧、鱼与水一般不可分割,但我们还是要坚信: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留下的不确定性因素的空间越大、越辽阔,就越诱人、越撩人,如此也就越有可能成为一部经典或一部不朽的大书;而那种让人一目十行、未待掩卷就尽知尽懂的小说,无论你给它贴上多少耀眼的标签,窃以为都不是现代意义下所能圈定的好小说,最起码与笔者同一审美情趣的人,不看好这种小说。总而言之,意识流小说的不确定性因素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其内在逻辑方向也是与文并存的,行而无序的文字,绳之于无形的逻辑,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我们宁肯被不确定性因素“误入歧途”,也要当心坠入确定性文字的“光天化日”之中,让你死都死得清清楚楚的“此在”深渊。

[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诗人与白日梦[M].王嘉陵、陈基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2]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3]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5]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I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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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794(2010)04-0024-04

孙仁歌(195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小说理论。

201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