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与文本的缺陷

张太兵

(滁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滁州 239000)

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与文本的缺陷

张太兵

(滁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滁州 239000)

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寻根作家对传统文化赞美与批判的迷茫心态,二是寻根作家对外国文学排拒与借鉴的迷茫心态。这种迷茫的创作心态导致了寻根文学的经典文本《棋王》出现瑕疵,《爸爸爸》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有一定的局限。

寻根作家;创作心态;迷茫;文本缺陷

寻根文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创作流派,寻根作家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寻根文学的创作很快走向平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而这种迷茫又导致了寻根文学的一些经典文本出现重要的缺陷。

一、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

(一)赞美与批判——寻根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迷茫心态

寻根文学的两个重要作家韩少功与李杭育对传统文化既赞美又批判。赞美与批判产生了迷茫心态,导致了他们创作能力的衰退。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他认为要想出现文学的真正繁荣,最终还要依靠我们本民族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可见韩少功对传统文化是持赞美态度的。但是韩少功在自己的代表作《爸爸爸》中,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丙崽是《爸爸爸》中最主要的人物,韩少功用丙崽来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深含批判意味的。丙崽的“爸爸爸——×妈妈”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粗鄙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象征了中国人思维的简单和不健全。韩少功认为丙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缺乏文化自净力和创新精神的。

寻根文学的另外一位代表作家李杭育在他的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人格进行了赞美。作品的主人公福奎在葛川江被污染以后恪守着古老的人生原则,以自己的善良、本分、执着、坚韧,和现实世界的见利忘义、浮躁势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韩少功不同的是,李杭育在自己的理论文章《理一理我们的“根”》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敦煌的异彩、唐诗的斑斓,应该说得益于佛教及西域文化的传入、交流。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2]重实际而黜玄想的传统,与艺术的境界相去甚远。李杭育是“寻根”文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很尖锐、很犀利同时也是毫不留情的。

寻根作家中,对传统文化赞美的还有郑万隆、阿城、莫言、郑义等。郑万隆认为自己的根在东方,他的创作离不开东方的文化;阿城认为“中华棋道,毕竟不颓”;莫言在作品中表明中国人的原始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郑万隆、阿城和莫言的这些文字充分表现了“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依赖与归依。此外,郑义在《老井》中对传统文化中家庭(家族)伦理进行了赞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寻根作家在思想上、心理上是比较重视传统文化的,并且认为离开了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学很难繁荣和新生,他们对传统文化是赞美的。除了韩少功、李杭育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外,对传统文进行批判的寻根作家还有王安忆和陈忠实等。王安忆曾表达创作《小鲍庄》的初衷是对儒家文化中的“仁义”进行反思与批判,她说捞渣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崩溃。小鲍庄的人从捞渣的死中得到了不少的实惠,十来和二婶的婚姻得不到保守的小鲍庄人的认可,鲍秉德的再婚也面临来自传统文化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不同的寻根作家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产生了迷茫心态。这种心态对创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常常使他们陷入两难的处境,不同的寻根作家的观点相互拆解,他们所依靠的和他们所批判的是同一个对象,这种迷茫心态在他们的文本中明显可见。作为一个创作群体,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迷茫的;就单个作家来讲,比如韩少功、李杭育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迷茫的,这种状况影响了他们文本的思想深度和美学力量。从艺术角度看,寻根文学则包含着两种走向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传统与现代、愚昧与启蒙、先进与落后,正是这些矛盾的相互纠缠和转换,寻根文学最终走向平落,并在现代化主潮的带动下,与先锋文学一道逐渐被兴起的新写实思潮所代替。

(二)排拒与借鉴——寻根作家对外国文学的迷茫心态

韩少功认为,在国内所读的读外国文学,绝大多数是在国外已经获得肯定的、获奖的或经典的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加上当今不少译者的文学水准未见得很高,翻译的作品中透露出别国的文化色彩,是十分十分难的。所以他在《文学的“根”》这篇文章中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外国文学有外国文学产生的土壤和文化背景,中国文学有中国文学产生的土壤和文化背景,我们应该立足于我们本民族的土壤和文化背景来创造自己的新文学,靠机械的模拟外国文学来建设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很难很难的。从这里是否可以看出,韩少功对外国文学是有排拒心理呢?

韩少功的同事蒋子丹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了韩少功平时生活中的一些表现。这位海南省作协主席,一般不参加象派对、家庭舞会等特别西方化的社会活动;在一些正式的社交活动中,经常使用他的湖南方言;喜食中国的辣椒与豆腐干,对西方的汉堡包、可口可乐以及分餐制表现出强烈的排斥。从上述生活细节的描写中是否可以看出,韩少功在心理上对外国文化(文学)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和抵触呢?

对外国文学的排拒是对过分学习外国文化的一种自觉的反驳,实质上是本能的民族文化的保护,根本的原因是保护本民族安全的需要。莫言认为,经过文革的闭关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令中国的读者耳目一新,许多作家在阅读外国文学的作品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每看几行字,脑子里浮想联翩,激活了过去的许多生活,然后就模仿西方的文学进行自己的创作。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肯定是有模仿痕迹的,也是不成熟的,没有变成自己的血肉。

作家与评论家都坦言新时期文学(当然包括寻根文学)对外国文学进行了广泛的吸收与借鉴,寻根作家学习外国文学在文本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在《红高粱家族》中,小说的某些细节具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味道。如“二奶奶恋儿让黄鼠狼魅住,害了魔症,由山人用道家的驱邪术,为她抓妖驱邪。二奶奶被日本兵轮奸后,含恨而死,但她的身体像弓一样弯起来,眼看就坐身而起。她振振有词,不住的破口大骂,叫骂声几乎震破了窗纸”。[3]这些都证明寻根文学对外国文学是吸收借鉴的。对外国文学吸收与借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寻根作家学习外国文学时存在排拒与借鉴的迷茫心态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寻根作家认为要建设本民族的文学必须向外国文学学习。因为无论是古代的和现代的外国作家确实创作了很多非常好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是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象灿烂星空中的甘霖和雨露一样滋养着人类,哺育了后代的文明。要创造一种新文学,必须把外国文学作为一种资源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寻根作家认为要想创造本民族的新文学,最根本的还是要深深植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寻根作家倡导的这种学习其实是带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深的眷念的,带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的学习,而真正的彻底的学习是应该彻底忘掉本民族文化,是不应该有眷念和感情的。因此,我们只要注意分析一下寻根文学的代表性的作品,就会发现寻根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只是停留在表现技巧的借鉴上,而没有能够吸纳外国文学中真正的自由精神、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超越意识。寻根文学对外国的迷茫心态导致对外国的学习只能停留在物质层面(技巧的层面),而外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本质的精神追求却没有学到。我们不禁要说,在学习外国文学的过程中,如果不扩展精神的广度与深度,而只是在物质形式上打转、在技巧层面上徘徊,其实质是上演了现代版的“买椟还珠”。这样的学习最终导致了寻根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只能在低空滑翔而难以飞上辽阔无垠的蓝天,不能给读者以哲学上的启示,因此他们的文本也未能像哥伦比亚作家那样走向世界。

二、寻根文学经典文本的缺陷

寻根作家这种迷茫的创作心态导致了寻根文学的经典文本出现了诸多缺陷,下面我们以《棋王》和《爸爸爸》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一)《棋王》的瑕疵

《棋王》是寻根文学一个经典性的代表文本,绝大多数读者比较喜爱这部作品,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感到有些许缺憾,特别是在赞美道家文化及其作用的同时又某种程度否认道家文化及其作用。《棋王》写了一个“吃”和“下棋”的故事,作品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凭借着极其简陋的“吃”和“下棋”,亦即物质与精神的最低层次的需求度过了许多动乱的年代。作品中的那个十年动乱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动乱年代的一种。而“吃”和“下棋”贯穿其中,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了民族的韧性。作品流露了这样的暗示:道家文化传统似乎是中国人应付乱世的有效工具。这一观点是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观点。但是在反复的阅读之后却又让人感到:道家文化传统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应付乱世的有效工具,它有时也不能有效解决现实的矛盾与问题。在现实的饥饿和困难面前,它似乎显得力不从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棋王》是一个有瑕疵的文本。一方面,阿城通过《棋王》表明中华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在“九局连环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借老者的口说出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的态度,那就是“中华棋道,毕竟不颓。”[4]1303)另一方面,阿城在《棋王》中又无意表露了这种辉煌文化是导致中国社会巨大灾难的原因之一。从《棋王》中我们可以感到伤痕文学的伤痕,也可以窥见反思文学的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文革”那样的悲剧,不能仅仅归结为一部分人的错误,完全归结为人为的因素,即使是一部分人发动的,也不能否认有发动这种荒谬历史事件的土壤和空气。几千年来一直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是否是这种土壤和空气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文革”从表面上看它的形态是反传统文化的,“文革”的发动和“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在本质上是否有相似之处呢?一方面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情况下,下棋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有效的途径,躲在棋里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就可以暂时忘却饥饿,这样一来道家文化似乎是应付乱世的有效工具。但是在文本中我们却看到有些实际问题道家文化似乎也应付不了。“何以解忧,唯有下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怎样解决现实的问题呢?那就是用道家文化出世的态度来对待现实,这里“棋”实际上代表了道家文化。但是,我们进一步追问,道家文化真的是那么有用吗?文本是这样回答的:“王一生叹了一声,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4]562“可我妈说:‘咱不去什么象棋组,要学,就学有用的本事。下棋下得好,还当饭吃了?有那点儿功夫,在学校多学点儿东西比什么不好?你跟你们老师说,不去象棋组,要是你们老师还有没教你的本领你就跟老师说,你教了我,将来有大用呢。啊?专学下棋?这以前都是有钱人干的!妈以前见过这种人,那都是身份,他们不指着下棋吃饭。’”[4]574另一方面文本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棋”再好,它也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王一生的生存状态可以这样概括,他只专注于两件事:一是吃饭,二是下棋。吃饭满足的是其生理需要,下棋则为其精神的向往。在此两者之中,王一生首先重视的是前者,强调的是生存的本义,饭不饱何以下棋?后来王一生到了农场以后,尽管有饭可吃,每月还领二十几元的工资,但这仅仅是较以前稍微好了一点而依然为困顿的窘境,依然有着无可作为的无奈,诚如王一生自己所言:“咱们现在吃喝不愁了,顶多是照你说的,不够好,又活不出个大意思来。”困扰他的也是想活出个“大意思来”。应该说,此时的王一生对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这是一种隐性的积极人格。但后来长期的迫于生活的现实际遇加之捡破烂老头的影响,王一生逐渐地又转入了“为棋不为生”的超然的人生心态。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人生心态是被逼出来的,是无奈之举,是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以后的无奈,并不是所谓的应付乱世的有效工具。在《棋王》中王一生常说:“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4]566“下棋吧,有忧下棋解。”[4]571他遇到困难时就去下棋,从现实的麻烦和困境中出来,从世界的纷纷攘攘中出来,进入艺术的世界中,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棋”解决现实的烦恼只能是短暂的,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主体性的焦虑。

(二)《爸爸爸》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局限

《爸爸爸》也是寻根文学的经典性的代表文本。但是仔细阅读《爸爸爸》,它还是有缺限的。从创作论的角度看:作家用“丙崽”这一人物形象来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但从这一形象身上我们只能看到传统文化的负面,而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因素。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他们是一个水乳交融的有机的统一体,正面中包含着负面、负面中蕴含着正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韩少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片面夸大了、强化了,从而削弱了文本的思想批判的力度。片面夸大和强化中国文化的负面是不理性的,所以“丙崽”不能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这是从文本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如果这是韩少功有意为之,我们尚可接受和理解;如果不是,而是“丙崽”代表了韩少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那就令人非常遗憾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我读了《爸爸爸》有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但是压抑不是缺陷,压抑是一种张力、是一种力量,压抑得越狠,说明作者越是达到了自己预定的创作目标。缺陷是,韩少功在文本中没有告诉读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丙崽的出现?“丙崽”是长不大的,而且智力水平相当的低,象征中国文化的不健全,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不成熟。但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韩少功先生没有给读者一个清楚的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丙崽的长不大呢?丙崽生活的封闭的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让读者想到了二十年代的国民性批判,那时的作家写中国人的缺点、写中国人的丑陋,当时的文本出现了许多丑陋的麻木的中国人,但是谁也没有将一个理性的、健全的、健康的中国人展示给读者,包括伟大的鲁迅先生,这是那一代文学家、艺术家的遗憾,也是读者的遗憾。但是时隔60年之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铺开,思想界异常活跃,经济建设也比较繁荣的背景下,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却又出现了和二十年代国民性批判相似的情形,这就令人非常遗憾了。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中国文化是不健全的,但是健全的、有活力,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从文本找不到答案,韩少功没有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健全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是否可以这样说,就是文本的解构意识过强、建构意识不够呢?《爸爸爸》的时代背景是模糊的,鸡头寨、鸡尾寨可以是唐代的,可以是宋代的,也可以是清代的,也可能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某一个组成部分。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远离现实生活,远离现实政治,带来了消极面那就是作品的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和现实生活的含量。《爸爸爸》在文体上也有其独特的贡献,整篇文章弥漫着一种神秘感,借鉴了拉美魔化现实主义的手法,作品打破生死、人鬼、时空的界限,多种现代派手法在作品中运用,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此外,《爸爸爸》还存在着对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模仿痕迹,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悖离倾向。[5]

[1] 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2]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J].作家,1985(6),2-5.

[3] 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M].英美评论家评红高梁: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44.

[4] 阿 城.棋王[M].陈建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A].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5] 朱栋霖,丁 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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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

A

1673-1794(2010)03-0024-03

张太兵(1970-),男,硕士,讲师,研究兴趣:中国现当代文学。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0sk480)

201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