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都皇陵石像生的装饰性与审美追求

时间：2024-06-19

王磊

(蚌埠学院艺术设计系,安徽蚌埠233000)

明中都皇陵石像生的装饰性与审美追求

王磊

(蚌埠学院艺术设计系,安徽蚌埠233000)

“石像生”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它们如同一批“卫士”守护着陵寝,成为仪仗的象征,是王侯将相陵墓前特别的装饰性建筑。凤阳明中都皇陵石像生在内容、风格上兼容并蓄,在雕刻手法上突出多样统一的装饰性,造型生动、形象精美,具有典型的明初雕塑风格,对研究中国古代雕刻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中都皇陵;石像生;艺术特色;装饰性

淮河流域的明中都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及兄嫂的陵墓,按建制看来是一座帝王规模的陵墓,它地处淮河流域,距凤阳县西南7公里。明天启年间,凤阳县令袁文新撰《凤阳新书·刘继祖传》记载,“洪武二年,命临濠府加修寝园,厚封广植,崇列华表,始称皇陵。”[1]其后由于朝代更迭疏于管理,战火烽烟中皇陵宫阙殿宇荡然无存,惟存石碑、石像生。近年来,当地政府正逐步进行复原工程,使得明中都皇陵及其遗迹可以重新焕发光彩。

一、明中都皇陵石像生的特点

陵墓前设置石像生起源于秦汉,经过魏、晋、南北朝逐步演变,在唐代其内容与形式形成一定模式,从艺术风格的演变看来,秦汉时期注重现实性,艺术风格粗狂、古拙。唐代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艺术风格雄浑、凝重,宋代讲求细腻、多变。至明中都皇陵石像生,其艺术风格沿革唐宋之精神,外形厚重、圆浑,且更加注重石雕毫发之间的细节表现和装饰意味,其石雕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造型之细腻,可谓承前启后。

1.石雕数量众多,前所未有

明中都皇陵神道位于陵前正北方,长两百余米,宽近七米,精美的石像生对称地排列在神道两旁,从北大门至金水桥依次排列有:麒麟、石狮、望柱、石人与马倌、石虎、石羊、文臣、武将、内侍等共32对,如以数量计算,明中都皇陵石像生可位居全国陵墓石像生艺术之首。

2.石雕形体巨大,雕刻工艺复杂

明中都皇陵石像生与之前石像生最主要的不同点是体量出现的变化,经过实地勘察显示,明中都皇陵的每件石像生连同其底座都是由一整块巨大的青石雕刻而成,造型统一完整,雕刻工艺复杂精细。在注重整体比例及动势的基础上,强化局部细节的精雕细琢。由于造型表面装饰纹样的丰富性,使人感到线条圆润流畅,融整体宏大与局部精细为一体。历经数百年,至今石面上的各种纹理清晰可见,其雕刻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3.雕刻内容、雕刻手法兼容并蓄

唐宋之前,南朝帝王级别的陵墓神道大多设置石麒麟来象征威武庄严,而北朝相同级别的陵墓神道设置中却没有石麒麟,而设置同样表现威武的石狮子来作为帝王陵墓的象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雕刻工艺的融合,明中都皇陵突破了以前的设置格式,将石麒麟与石狮子共置其中。笔者分析这是由于明中都皇陵所在地凤阳地处中原,所以兼取南、北诸陵的特色,以显示明代帝王无上的尊贵和威严[2]。明中都皇陵石像生的雕刻艺术风格兼容并蓄,它从气势上吸收了唐朝石雕的大气磅礴,从表现手法上吸取了宋朝石雕的写实细腻,取二者之长,并有所创新。明中都皇陵石像生雕刻着重表现人物、动物身体各部分的比例结构关系和肌肉毛发质感,注重形体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韵律变化,其雕刻语言精炼华丽,这些线条像古典中国画的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而成,整体艺术风格、构思和雕刻技巧与前朝历代相比都显得更加成熟、自由。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明中都石像生雕塑对整个明清陵寝石雕艺术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二、石像生在造型与纹饰上的装饰性

明中都皇陵石像生从表现题材上可以分为:人物、动物和望柱三大类。人物包括:文武大臣、内侍、马倌;动物有:麒麟、狮子、马、虎、羊等。石像生用整块青灰色石料雕刻而成,借石取势,精雕细刻,强调体块与线条之间有机照应,在造型与文饰上具有强烈的装饰性,以下逐一分析:

1.石麒麟

两对瑞兽麒麟,融狮头、鹿身、牛蹄、马尾于一体,头顶有独角。颈后毛发垂肩,眼眉、嘴角和四肢上部有浮雕状的火焰纹。头部、背部、腰部采用线雕手法雕刻出一片片波浪状鳞甲,层层叠压,极富装饰意味。侧面观察可见,麒麟昂首挺胸,呈微微后仰的状态,头部、胸部和腹部形成优美的“S”型曲线,整体形象流畅自然。两对麒麟不同之处在于,北面一对麒麟,前后右腿前迈,左后腿后蹬,背部至臀部微弧,似有向前行进的动势,静中有动;南面一对麒麟,头部微昂,正视前方,四肢并立,尾巴直垂至底座,尾毛雕刻精细,从根到梢,一丝不乱,造型雄浑,神情矫健威武,与前朝麒麟雕刻相比更具生命力。

2.石狮

石狮共八对,皆为蹲踞状,吸取了南北朝以来佛教石狮雕刻的工艺,造型夸张适度,生动而富有变化。石狮两侧为半浮雕式圆形卷曲鬣须,随颈部两侧旋转雕刻顺延至脑后,呈分缕状向头顶集中。浮雕形式的佩带绕颈一周系结飘于肩后,并紧贴胸部,胸前挂着三只响铃花结。尾巴卷绺,自然内旋于胯下足趾,腿肌隆起,显得浑实健硕。

3.望柱

“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3]可见望柱的作用主要是标明墓葬的位置。中都皇陵的两对望柱在造型上运用了建筑学上的“收溜”,由下往上逐渐收缩,既增加了石柱的稳定性,又增添了皇家建筑的装饰性,体现了皇权的崇高与威严。柱身为八面棱状,棱与棱间刻有细槽,柱础吸收了宋代柱础雕刻的特点,为四方座上加圆盘。北面一对高5.75米,柱础上面线刻圆形覆莲花瓣,刻画细致.柱身每个棱面各向内微凹,并雕饰缠枝宝相花图案,相邻两个柱面为一组,组成图案单元,形成四种不同的团花图案。柱头装饰为八棱座覆莲图案的圆盘上置圆雕的宝珠,是南北朝时期的特征;南面一对高5.3米,柱础,柱身皆无纹饰,而柱身棱面向外微凸,柱头装饰是八棱莲花座托起火焰宝顶,取自佛教中的“摩尼珠”,延用唐代形制。两对望柱整体形象庄严肃穆,雕刻纹饰的细腻精致而不失华丽,虽然是断裂后重新架起,但仍不失皇家气派。

4.马倌与石马

石马分为雄雌,雄马高头巨身,颈系响铃,鞍蹬齐备,魁伟雄壮;雌马身躯较为矮小,口含悬勒,青伏锦鞍,温驯可爱。明皇陵的马是有马鞍的,体现了明初鞍马征战的时代背景。马倌们都身着宽袖大袍,双手举于胸前,紧握马鞭,神态不尽相同。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从马倌相貌、发须上来看,他们的年龄有很大区别,年轻的马倌的眉清目秀、双眼有神、气宇轩昂;中年马倌双目下视,身材健壮却唯唯诺诺;老年马倌两眼微闭,面部肌肉下垂、胸间的胡须显示了岁月的沧桑,这些细腻的表现深入刻画了老中青三代马倌们不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匠师们抓住执辔者与坐骑的特征,将控马人与马连为一体,马倌一手叉腰,一手举辔,紧倚在马的南侧,略略偏斜的马头也巧妙地表现了人马之间的关系,充满内在力量。这一匠心处理,既继承了宋元雕刻细腻写实的表现手法,又将“情感”融入雕刻之中,使得石像生的艺术形象更加生动。

5.石虎与石羊

这两种石兽无论造型、比例和技法,都与宋朝帝陵前所置的相似,造型浑实,通身未饰花纹装饰。石虎风化较为严重;石羊半跪半卧,取“羊跪乳恩”之意,在此安置石羊有君臣父子人伦孝悌的道德观,以示朱元璋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在雕刻风格上尤其注意石兽身体各部分的构造和肌肉的表现,石虎朴实凝重,石羊窈窕灵动,艺术风格由平实浑厚向夸张豪迈发展。

6.文臣、武将与内侍

文臣与武将分别有两对,神道东面的都没有胡须,而西侧都有胡须,这是代表着青年和老年的大臣。文臣身穿祭祀用的朝服,衣服宽袍大袖,方心曲领,头上佩戴朝冠,脚穿云头靴,双臂于胸前抱笏交揖,神情肃穆。《明史·舆服志》中载:“凡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九品,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差,并同朝服。”[4]中都皇陵神道石刻文臣的服饰与这一记载符合,所以文臣所穿的祭服,与它们在陵前所处的身份是相符合的。文臣服饰最有特点住处在于,通身表面阴刻云纹状装饰纹样,显示出衣服质地考究;前腰部浮雕悬饰两枚环形佩玉绶带,绶带与玉环之间用盘长结并排相系,自然飘垂于腰前,左右衔接,脉络清楚,层次分明,富有民族特色。这些雕饰既有儒家礼玉的性质,又有引人注目的装饰功能,烘托了墓主人的皇家身份。武将的盔甲、衬衣分为两个层次,被匠人们雕琢得相当精细,他们头部佩戴战盔,身披甲胄,有虎头形护肩,甲胄上雕刻有密布的山纹图案,内部衬衣广袖袍服,袖口扎束;方巾系于胸前。腰部垂带扎束悬坠于身后两侧底部,下身铠甲亦做山纹状,脚蹬云头靴,双手拄剑,挺胸待立,面部丰满,浓眉瞪目,大鼻薄唇,神态傲岸,目光威严。内侍头戴高冠,身着圆领长袍,双手拢袖于胸前,颧骨平缓,肥大的衣袖雕刻得飘洒自然,身体轮廓线与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给人以明显的动感,这些线条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提炼而成,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特征。

三、明中都皇陵石像生的审美追求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深受传统工艺美术的影响,从远古的彩陶文化到夏商周的各种礼器文化,中国传统美术的重心一直倾向于工艺美术范畴,各种装饰纹样和造型在彩陶和礼器上挥洒着艺术的光芒,形成一定的制度,对雕塑艺术影响深远。

中都皇陵石像生在雕刻手法上运用了圆雕、浮雕、线刻的技法,经过精琢细磨,使石像生的细部显得流畅华丽,人物、动物的表情神态、毛发须眉、服饰衣纹都刻画得淋漓尽致。中都皇陵石像生注重对人物、动物的头部刻划,头部以外的部分,表面施以线刻装饰,充满了装饰意味的图案和线条,具有东方诗歌一般的意象美感。石像生对称式的站姿和图案化的衣纹处理,使之显示出传统工艺美术的装饰趣味,也因为这种意象的装饰性,更增添了石像生的神秘感,增强了石像生雕塑的庄严肃穆。石兽的整体造形,犹如青铜礼器上的动物图案,夸张而又具装饰性。经过这种变形,石兽更威猛,更具仪卫功能。同样,人物衣纹的图案化处理,也显示出浓厚的传统装饰效果。由于中国古代历来重视绘画艺术的缘故,其雕刻艺术风格也具有强烈的绘画特征,比如在刻画人物时注重形体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更重要的是重视对刻画对象的意象表现,反映在石雕艺术中就体现了雕刻语言的精炼和朴实。这些雕刻的线条与绘画得线条相同,都经过了艺术家们的提炼与推敲,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雕塑区别于西方写实雕刻的关键。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这种意象性具有东方艺术的神秘感,恰好体现了石像生所要求的庄严肃穆。

石像生群中常见花卉、花结、回纹等民间吉祥图案,这与当时流行的宗教和民俗密切相关,作品散发着世俗化与民族化审美倾向,使个体刻划的细腻化和装饰化,成为明代石刻艺术的审美主流。

在艺术形式上追求多样统一,包含了对称、均衡、对比、和谐、节奏、比例等因素,除了个体自身的形态、纹样充满多样统一的装饰性以外,整个石雕群也包含着多样统一的装饰美感:石像生在神道两侧相对而置,体现了对称的美;石人、石兽或站、或蹲、或卧,高低错落有致,但它们之间等距离排列,远远看去既有节奏韵律的变化,又显得和谐统一;明中都皇陵被三面群山环抱,青灰色的石雕在青绿色山峰的掩映下,更具冷静、肃穆的庄严感,石雕群的色彩和陵墓的整体气氛十分统一、和谐。

中都皇陵石像生是承前启后的,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体现了石雕艺术的整体感与局部刻画的多样统一,而且在石像生形体结构与露天放置的适应性,以及不同视角、不同位置的观赏效果等方面,也有令人寻味的艺术旨趣[5]。如石人改变了正常的人体比例,雕像上肢和躯干的比例结构准确,但故意缩短下肢高度,这种夸张变化了的形体比例与造型,一方面可以适应露天放置,不易倾倒,另一方面又可以表现出一种纪念碑式的庄严肃穆。在中国传统服装的掩盖下,适当地缩短下身的比例,可以弥补视觉上的误差,人们仰视时石人才能显得匀称适度,体现了石刻匠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