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请东封”考辨

吴彦勤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一、大理《请东封表》非求加封，前人误读

北宋初年，大理国王曾向宋廷上《请东封表》，此表并未保留至今，惟北宋大臣王禹偁代表朝廷所作《批答南诏国王请东封表》收入其个人文集《小畜集》中，我们从其批答当中可以间接了解大理上表的基本内容。大理国的上表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理解为大理国王要求宋王朝对其加封而作为大理对北宋政治上主动接近的一个例子广加引用，如云南大学尤中先生《云南民族史》对该事件有如下陈述：

大理因屡次要求宋王朝对它进行加封。当公元989年 (宋太宗端拱二年)的一次要求加封时、宋朝廷不得不在其批答大理国王的文中说：“卿觐(1)核对《小畜集》原文，“觐”应为“勤”之误。王岁久，望阙情深，特推北拱之心，远有东封之请。”但由于内地灾荒和北方、西北的辽、夏扰边．只好对大理国王的请求加封表示抱歉，希望大理国王“善育人民，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即勉励大理国王治理好自己的人民，保持着愿为藩臣的思想而“谨奉正朔”便了，至于加封的事，等到内地的社会秩序安定以后再说。[1]

此种理解在云南史学界影响很大，北宋初年大理国主动请求加封说成为社会一般认知。

而我们通读《批答南诏国王请东封表》，发现“要求加封”完全是一种误解。《批答》原文如下：

敕南诏国王某所上表事具悉。卿勤王岁久，望阙情深，特推北拱之心，远有东封之请。嘉赏之外，愧耻良多。朕闻封禅之仪，皇王大礼，苟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虽力行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矧在凉德，敢诬介丘。况燕土未平，河流屡决，中夏之人，罹于羌戎；多稼之田，垫于水潦，一念至此，恫瘝乃心。而又鄗黍江茅，东鹣西鰈，未之有也。泰山梁甫，匪予意焉！卿当善育人民，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诞布朕心，固宜知悉！所请宜不允。[2]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大理国方面所说的“东封”是指“封禅”。 封禅是指中国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活动。《史记·封禅书》说：“古者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3]则封为祭天，指天子登泰山祭天；禅指天子在泰山脚下的梁甫祭地。《批答》中很明确地有“封禅之仪”“泰山梁甫” “登封之请”的表述，意义如此明确，不知如何理解成“要求加封”？古代帝王一般在太平盛世举行封禅，大理国劝宋举行封禅，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恭维态度，而北宋朝廷以北方边患未除，内地多水患等等情况表示北宋的统治远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而表示不宜举行封禅。

以上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大理国王向宋朝上《请东封表》，“东封”二字， “封”是指封禅，“东”指泰山在北宋东京开封府以东。虽然大理国建议北宋举行封禅也是大理国政治上对宋亲近友好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成宗藩关系意义上的要求加封。

《云南民族史》产生如此误解还有一个细节上的但却很重要的原因，即《批答》中“卿勤王岁久”，“勤”被误读为“觐”，觐，是一种具体行动，进而理解成已多次遣使而来；而勤王则为泛泛表达，外交文书的客套而已。经核对《小畜集》原文，“觐”应为 “勤”之误，故而进一步加深了误读。

二、大理《请东封表》的年代问题

《请东封表》并未保留至今，王禹偁所作《批答》也未说明时间。《云南民族史》给出了确定的时间：端拱二年。其对时间的考证如下：

据《宋史·王禹称传》，王禹称于端拱二至三年间为左司谏知制诰。四年，拜左正言，出知单州。后再入知制诰。至道元年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后又出知滁州。真宗即位之初，又曾知制诰。按，《宋史·职官志》，知制诰“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赐大臣、大中大夫、观察以上用批答及诏书。”王禹称所撰《批答南诏国王请东封表》一文，乃其为知制诰时所作。然而，王禹称知制诰的时间或断或续，此《批答》究竟作于何年?考诸《宋史》各帝王《本纪》及《王禹称传》，情况与《批答》中所说内地汉族地区灾荒相符者，惟端拱二年。又《宋史·太宗本纪》及李攸《宋朝事实》都有记载，端拱二年，邛部川首领入贡。则大理国王请求加封的表文，应即由邛部川首领携入呈递。因此把大理国此次请求加封和王禹称写批答的时间订在端拱二年。[1]

王禹偁曾三次出任知制诰，所以以上考证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宋史》各帝王《本纪》”中“内地汉族地区灾荒”的时间，由此得出和王禹偁出任知制诰所相符的“端拱二年”。然我们看《批答》中所说的灾荒是“河流屡决” “多嫁之田，垫于水潦”两句，既然是“屡决”，显然是泛指一般水患，而非指特定的某次，至于“多稼之田，垫于水潦”也是类似的意思，无特定所指，如何从《宋史·本纪》中找出“相符者”呢？又更何况，我们查阅《宋史·本纪》“端拱二年”的内容，根本没有水患记载，相反却只有“五月戊戌，以旱虑囚，遣使决诸道狱”； “冬十月辛未……岁旱，彗星谪见”[4]两处旱灾的记载，“相符者”从何而来呢？至于“表文应即由邛部川首领携入呈递”则更是出自臆断了。

综上，大理《请东封表》的年代我们只能依据王禹偁出任知制诰的时间来推断，考察《宋史·王禹偁传》，王禹偁出任知制诰的相关记载是：

(端拱)二年，……即拜左司谏、知制诰。是冬，京城旱……未几，判大理寺。

(端拱)四年……召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至道元年，召入翰林为学士。

真宗即位……复知制诰。咸平初……出知黄州。[5]

以上可知，王禹偁三次出任知制诰的时间分别为：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太宗端拱四年(991年)—至道元年(995年)；真宗咸平元年(998年)。

大理国《请东封表》已不能确定具体年代，但王禹偁事后作《批答》当在989年、991年—995年、998年三个年份当中。又鉴于998年为真宗继位元年，那么基本可以说大理国《请东封表》为太宗朝事，而于大理国则为段素英朝事。

三、结论——北宋初年理宋关系的重新认识与定位

太祖太宗朝粗定天下，未遑远略，弃大渡河外以自守。而作为大理国不能不以极为审慎的态度观察这个新兴的中原王朝，段素英遣使名义上建议宋朝应泰山封禅，实则是为了入朝探望虚实，了解动向，这是古代中国列国并立时礼聘往来的常见目的。太宗朝平和超脱的态度使得大理国大体摸清了宋并无进一步经略西南的意向，放下心来，于是两国关系沉寂了一段时间，直至高氏逐渐专擅权柄，段氏积弱而开始寻求外部大国政治支撑，于是以大理国应宋之请擒杀侬智高为契机，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段思廉才再次遣使入贡，此距段素英遣使已过七十余年，所以《滇考》说到：“函送侬智高首于京师，段氏始闻名于中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