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研究综述

黄 毅，屈赵嫚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文化的发展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比较集中研究这一问题的，一是文化哲学学科，二是文化人类学学科。在文化人类学学科中，除了经典文化人类学有相关的研究外，近年来，因国内文化热的出现，一些学者也结合现实的需要研究了文化发展问题，并取得了一批成果。这批成果与经典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有密切的关联，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三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是不同的，所以所得到的结论也不一样，因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一、文化哲学的文化发展研究

文化哲学的文化发展研究属于大文化演化发展规律的研究。这是一种跳出具体的、繁杂的文化现象对文化发展的规律所做的整体的研究。文化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以对文化发展的动力的不同认识，文化哲学的文化发展研究有如下数种思路：

(一)文化生境推动文化发展

如地理学派。地理学派认为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正是因为炎热使热带民族胆怯、懦弱，寒冷使寒带民族勇敢、坚强、热爱自由；大平原使亚洲出现专制主义大帝国，多山使西欧形成了众多不大不小的国家，并进而形成民主自由的传统。19世纪美国的布克尔继承了孟德斯鸠的观点，不仅较全面地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组织和种族的影响，还把气候、食物、土壤等的一般状况视为文化发展的物质原动力。德国的拉策尔也认为文化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但他已经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缺陷。他认为，文化是自成系统的，文化的发展是一种贮藏和积累的过程，文化的发展是由传播决定的，各种族之间广泛的接触是文化发展的最有效手段，而种族的迁移则是推动文化传播的最好方式。

地理学派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把文化及其发展看成是完全被动的则不符合事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地理条件通过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而间接作用于社会和文化系统，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决定着一定的地理环境能否作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及在何种程度上作为生产要素加入生产过程，因此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展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更符合实际，更科学。

(二)文化自身的特点推动文化发展

这种思路又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文化如同生物，自有其生命周期。维科、斯宾格勒等都持此种观点。维科是17世纪意大利学者，他在其名著《新科学》中把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这三个阶段总是周而复始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就充满私欲，就骄奢淫逸起来，这时社会就由平等变为不平等，罪恶也随即出现，于是人类又回到野蛮时代。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三个时代不断循环的历史。斯宾格勒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其历史哲学也称为文化形态学。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体，每一种文化都像生物有心灵和生命那样自有心灵和生命，也都像生物那样有生命周期。每一种文化的生命周期都包含三个时期：前文化时期、文化时期和文明时期。和生物一样，每一种文化起初都生意盎然，生机勃勃，日新月异，茁壮成长；渐渐地它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然而不幸也随即开始了——它并不能永葆青春，随着时间的逝去，它开始进入垂暮之年，并日渐显出老迈之相——生机渐失，枝叶枯槁，并逐渐凋零。最后，它在风雨飘摇中元气耗尽，生命顿失。斯宾格勒分析比较了各种文化，包括埃及、印度、希腊、阿拉伯、中国等，他认为，这些文化莫不如此，于是他得出结论：尽管当今的西方文化独步天下，顺风顺水，如日中天，但它走向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认为，文化本身的特点使文化得以发展。如汪澍白在其《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多层的结构：处于表层的是器物层，其次是制度层，内核是精神层。[1]根据经济唯物论的观点，器物层是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而制度层和精神层是上层建筑。但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精神层才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这两种观点各有长短，实际上，文化的三个层面是相互作用的，起主导作用者，有时是内层，有时却是外层，这都是会发生变化的。但主导方面的变化推动着文化的整体发生变化。

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也和别的生命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这种观点在西方是很普遍的，但问题在于，文化并非生物，认为文化也和生物一样有生命周期，会自然生长和死亡，显然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认识。而认为文化本身的多结构特点推动文化发展的观点，则仅仅看到了一种文化发展的可能，没有能真正弄清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机制。

(三)人自身的特点推动文化发展

这种思路又有四种观点：

1.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推动文化发展

汤因比是20世纪英国的历史哲学家。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循环的，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要经历产生、发展、消沉、瓦解和灭亡等五个发展阶段。每一种文明都是由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开创的，这部分人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他们带领怠惰的多数人应对来自自然界、历史和社会的各种挑战。但当这部分人的施政演变为对多数人的施暴时，他们的政权以及他们开创的文明就会在天灾、战乱中灭亡。汤因比特别重视宗教的作用，并把人类宗教精神的完善看作文化进步的基础，因此他把宗教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作为文化分类的主要标准。

2.人的需要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如李鹏程认为，文化是不断地发展进步的。[2]所谓进步，指随着时间的推进，人的文化越来越具有更高的质量和更高的水平。进步的动力是人想要改变现状，进步的标准是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优化。进步的机制是：当文化结构中的每个子项关系协调，文化就会发展进步。潘定智也认为，人类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便不断地进行文化的创造，进行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从而推动着文化的发展。[3]因此，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的文化需要。

3.人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认为，历史地考察，到目前为止，人类所经历的文明形态有三：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这三种文明形态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三种文化模式：原始社会文化模式、传统农业社会文化模式、现代工业社会文化模式。[4]历史地考察这三种文化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经历了这样的演化阶段：首先，是常规期或稳定期；其次，是怀疑期或紊乱期；最后，是剧变期或革命期。三个阶段依次更替，概莫能外。仔细探究其演变的原因则不难发现，人的内在本质与文化的外在约束是这种演变的根源：人的内在本质与文化的外在约束导致了文化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之间的矛盾，而文化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了文化危机的产生，并最终导致了文化模式的更替。因此，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文化的内在的矛盾运动，而文化的内在的矛盾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活动的内在的矛盾。操奇也有相似的观点。在《文化发展哲学引论》一书中，他认为，人是能动的且不断地发展的，其发展主要在三个方向：一是，指向自然的生产力的提升；二是，指向社会的交往力的提升；三是，指向自身的解释力的提升。但对于具体的人而言，他生活在前人创造的文化中，这些文化是现成的，也是稳定的，它总是按照既有的形式对人施加影响，在成就人的同时也对人构成了束缚。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现成性与生成性的矛盾。正是这对矛盾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动力，推动着文化不断向前发展。[5]

4.人性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上的进退逡巡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如陈占彪就认为，人性推动着文化发展，并且，人性在物质、制度和精神这三个层面上的有待与无待、监禁与自由、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规制了文化的发展路向：在物质文化层面，有待与无待的矛盾，促成了文化的发展；在制度文化层面则呈现为监禁与自由的矛盾，促成了新的文化精神的形成；在精神文化层面，理智和情感的矛盾冲突也促成了新的文化发展形成。[6]

(四)多元混合的因素推动文化发展

这一思路认为，文化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文化发展是多种动力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如许苏民在其《文化哲学》中就认为，人化的内在自然的永恒冲动、文化交流、文化反省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推动着的文化发展。[7]许明、花建在他们合著的《文化发展论》一书中认为，“文化”是多元多层面的：首先，是“文化—自然”层面；其次，是“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层面；再次，是“精神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层面。文化发展的动因因此也是多样的：与“自然—文化”层面相对应的动因有“人性”和“环境”；与第二个层面相对应的文化发展动因有“意识形态”“商品”“资本”和“技术”；与第三个层面对应的有“精神”“器物”“制度”动因。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多种动因的推动下发展的。[8]韩民青在论文《略论文化发展的动力》中也认为，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它处于多重关系之中，与众多的因素相互纠缠，正是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与纠缠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文化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主要有：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文化自身的相互作用等。[9]

(五)无固定因素推动文化发展

韦伯、马晓燕等持此种观点。韦伯是20世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认为，历史具有不确定性，它只能用可能性或者机遇来解释，而不能将整个社会的状况简单地还原为某一个因素的决定作用，不管这种因素是经济、宗教、政治还是人的天性。各个民族的文明自有其独特性和唯一性，历史只有个别的、单一的现象之间的联系，而没有普遍的规律。韦伯也不赞同决定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不同意认为人类宗教都是从“原始阶段”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高级阶段”的这种包含历史确定性的理论。

马晓燕在论文《论精神文化发展的动力》中认为，文化本身结构的丰富多样和错综复杂导致文化发展的动力是多样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动力，不存在纯粹的、固定不变的文化进步动力。实际上，文化进步的动力可分为本质性因素和非本质性因素两类，“本质性动力因素包括：人的需求、群众的创造性活动、科技的发展、教育的进步等”。[10]

文化哲学的文化发展研究，其长处是能舍弃繁杂的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形而做宏观的思考，往往能穿越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发人深省。但也由于这种类型的思考是一种舍弃现象的思考，因此又常常给人以空疏感——讲得有道理，但不能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

二、经典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发展研究

经典文化人类学一直重视文化的发展研究，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都对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而有益的见解，现综述如下：

(一)文化积累推动文化发展

这是古典进化论学派的观点。古典进化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鲍耐特·泰勒认为，人类的高级文化是从人类粗糙的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传播起来的，正是对粗糙的初级文化的不断完善并不断地积累，人类才有了高级的文化。[11]31人类之所以能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文化，不是因为人的本能，而是因为人具有对自然所赋予人的物体和印象的选择、采用和改善的能力。[11]68-69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也认为，文化发展的方式是积累，“最近关于人类早期状况的研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12]3古典进化论学派不仅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是通过积累发展起来的，对于积累本身他们也有清醒的认识，如摩尔根就认为，积累并非简单地拼凑，积累本身就是一种发展。他说：“发明和发现总是一个累进发展的过程，而各种制度则是不断扩展的过程。前一类具有一种或多或少直接连贯的关系，后一类则是从为数不多的原始思想幼苗中发展出来的。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它们一脉相承，贯通各代，既有其逻辑上的前因后果，亦有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脉。”[12]4总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关于文化发展的观点是极具启发性的，尽管他们所主张的单线进化的思想颇被人们所诟病，但他们关于文化是发展的，且由低向高发展的思想仍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

(二)文化传播推动文化发展

这主要是传播学派的观点。传播学派也认为人类的文化是发展的，但他们认为，文化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是传播，如W·里弗斯说：“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的主要推动力。”[13]167文化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发展的，“佩里同其他传播主义者一样，甚至以更为极端的形式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民文化的提高，不能经过独立发展，而只能通过吸收某人从高级文化中带来的东西。”[13]171其实，不仅是传播学派，古典进化论学派也注意到传播能推动文化的发展，如泰勒就说：“然而这种发展也许由外来的影响引起比由本地的影响引起要快得多。文化也如植物一样，它比起自身的发展来，更多的是传播。”[11]55可见，传播推动文化发展的观点的确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观点的缺陷也很明显：如果仅考察一个区域的文化的发展，那么这样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以人类的文化为考察对象，那它就很难解释那种更先进的文化来自何处。传播学派极端的学者，如英国的人类学家史密斯认为，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全部来自埃及。他大概就是因为不得以才这么说的吧！

(三)多种因素推动文化发展

历史学派主张这种观点。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认为，文化是发展的，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很多，生态、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因素都能影响文化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不同的文化中，这些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并且很难找出规律，因此，对每一种文化的发展都要做具体的考察。他说：“每个文化集团(族体)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该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14]160由于这样的认识，博厄斯特别注重事实的挖掘和积累。本来，早期的博厄斯还是认为文化有其发展的规律的，并把寻找这种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目标，但随着挖掘和积累的事实的增加，他发现，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之间要概括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规律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放弃了对文化发展的规律的概括，而只注重事实的收集和积累，这样，他事实上也就放弃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寻找和概括。

(四)技术与能量推动文化发展

这是新进化论学派的主流观点。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之一——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认为，文化发展进化的推动力是人类的技术。在《能量与文化进化论》一书中，怀特认为，文化实际上包含着四个较大的部分：一是技术的部分，包括诸如工具、生计方法以及防御与维护的器具等等；二是社会的部分，或人际关系的模式；三是观念的部分，包括各种文化概念与信仰等；四是态度的部分，包含感觉与情感等成分。在上述四个部分中，技术部分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因素，对其他几个部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技术获得了发展进步后，文化的其余部分也要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以适应技术的变迁。而技术的先进与否可以以其帮助人类对能量的消耗的多寡来衡量。先进的技术总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落后的技术则相反。因此人类的文化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也完全可以以其对能量的消耗的多寡来衡量。怀特的进化论又被称为“普遍进化论”，它较好地解决了古典进化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衡量一种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五)适应推动文化发展

这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的观点。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才是文化发展进化的真正动力，他说：“数千年来，处于不同环境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这些变迁基本可归因于技术与生产安排的变化所引起的新一轮适应。”[15]由于环境是多样的，文化适应环境的结果就是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因此，斯图尔德的进化论又被称为“多线进化论”。斯图尔德的观点较好地解释了文化的多样性的问题。但他的观点与怀特分歧明显，后来萨林斯和塞维斯把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弥合，即认为怀特的观点强调的是文化的一般性发展，而斯图尔德的观点强调的是文化的特殊性发展，一般性发展与特殊性发展相结合才是文化发展的全貌。这种弥合还是有道理的。

(六)创新推动文化发展

一些研究文化变迁的学者多认为文化变迁源于创新，如威廉·费尔丁·奥格本，他在《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中说：“什么是解释文化进化的因素呢？它们是如下四个因素：发明、积累、传播、调适。”[16]又如H·G·巴尼特，他在《创新：文化变迁的基础》一书中认为，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并且认为，所谓创新，就是指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它包括进化、发明和发现、传播或借用等具体形式。[15]211再如克莱德·伍兹，他在《文化变迁》一书中说：“变迁的研究者们都认识到创新采取四种基本的形式：(1)渐变；(2)发现；(3)发明；(4)传播，或借取。”[17]文化发展与文化变迁是有区别的，文化变迁指文化的一切变化，而文化发展仅指文化的正向变化。但创新显然与文化的正向变化即文化发展相关联，因此创新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创新确实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但创新说更像是对前述诸种文化发展的观点的综合，因为，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前人多已提出来。

文化人类学对文化发展的研究通常具有其学科特点，即重视实证研究，言必有据，而不做空疏的推理。就此而言，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发展研究是更可靠的一种研究。另外，由于许多文化人类学研究都面对实际，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因而它的研究成果更具可操作性，而这也成了它突出的特点。

三、近年来国内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文化发展研究

近年来，受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等的影响，中国社会不断地快速发展变迁，传统文化的命运于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国家对发展文化产业日益重视。这两股潮流促成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都投入到了相关的研究中，成果也大量涌现。尽管这些研究的重点大多不在文化发展上，但部分研究还是涉及了文化发展问题，现将这部分研究综述如下：

(一)调适推动文化发展

一些学者在研究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时提出，调适是发展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手段，可通过调适使传统文化获得发展。如学者王希恩在论文《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中认为，“变异”使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得以保留和发展，他说：“变异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得以保留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强调：“不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不从现代生活中汲取养分的文化都将走向枯萎。”他在这里所说的“变异”，其实指的就是调适。[18]张利洁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总会产生种种“不适”，这不仅会阻碍少数民族前进的步伐，更有可能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崩坏乃至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具有的调适功能就有了重要的作用，发挥其作用，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及时有效的选择和调整，才能使它适应时代的发展，重新勃发生机，保持其活力。[19]裴圣愚也认为，一个民族要发展，就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但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不能丢，于是，传统文化就必须进行调适，从而使其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并最终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20]

那么，什么是调适呢？《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调整使适应。”[21]《文化学辞典》的解释是：“指社会调适，即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经过调适，产生彼此间的和谐关系。”[22]调适作为文化发展的方法，其实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就已经有论述，之后的奥格本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根据他们的研究，调适能推动或促进文化发展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它能使文化重新适应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环境，从而使文化恢复活力。

调适的方法，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的调适就是把一些新的文化要素引入到传统文化中，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功能。如张利洁认为，哈萨克族原本没有商业文化，并以经商为耻。改革开放后，哈萨克族对他们的文化进行了调适，引进了商业文化，现在，他们不再鄙视经商，对与人讨价还价也已经神色坦然了。[19]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的调适就是删减掉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如黄丽的博士论文《湖南维吾尔族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记述了湖南维吾尔族自六百多年前在湖南省桃源县定居后，其民族文化不断调适的情况。论文认为，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来到湖南定居的维吾尔族不断地对他们的文化进行调适，其中大量的维吾尔族传统文化，如语言文字、民族服饰、房屋建筑、宗教信仰等被删减淡化，以至在外人看来他们不像是维吾尔族人。[2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的调适就是改造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部分。改的方法有多种，有的是对某一要素进行改造，如肖远平、杨兰在论文《文化调适与民俗变迁——基于麻山苗族民俗转型的实证研究》中介绍，由于政府推行火葬，麻山苗族的丧葬习俗不得不以泥土来代替逝者的灵魂以完成他们的仪式。[24]这是一种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使其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调适。有的则是把旧有的多种元素进行整合，如张杰、姚远在论文《武术变迁与文化调适》中介绍，戚继光吸收各家武术之长，创长拳三十二式套路，武术由此得到了发展。[25]这也是一种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使其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调适。

(二)重构推动文化发展

一些学者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时指出，传统文化的重构也能使其获得传承和发展。如祁庆富认为，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永远停滞在“传统”中不变而能发展进步。[26]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只有通过转型、创新，重构出继承优秀传统的新文化来，才会使文化获得发展,传统才能获得新生。李佳研究了我国乡村文化的发展问题。她认为，只有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精神性重构和制度性重构，才能使传统乡村文化获得新的生命，繁荣发展。[27]喇明英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问题时也认为，当前，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即在变化发展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因子，选择性地进行文化创新，采借及整合其他优秀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28]

重构这个词最初在西方的计算机领域使用。据严墨的说法，重构一词最早是用于计算机软件设计的，指在不改变代码外在行为的前提下，对代码做出修改，以改进程序的内部结构。后经哈贝马斯、沃尔夫冈·韦尔施等人的使用才广泛使用开来。[29]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个词才被广泛使用。起初人们只用它的本义，即重新建构或重新构造，后来才把它运用到文化研究领域，专指文化重构。它的含义，多指文化引入新的文化因子，经改造重组而实现的新旧更替。如彭克宏认为，文化重构是指新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被纳入本文化之中的整个过程。[30]罗康隆认为，文化重构是指在族际关系互动中一种文化受到来自异种文化的一组文化因子持续作用后，将这组作用作为外部生境的构成要素去加以加工改造，从而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的适应性更替就是文化重构。[31]

文化重构在西方经典人类学中较少提及。但从学者们的研究看，它能促使文化发展，关键也在于它能使文化适应新的环境。如覃彩銮在《壮族节日文化的重构与创新》一文中谈到重构壮族的传统节日的必要性时说：“节日文化的这种自然的自我调节和与时俱进功能，还不足以适应和满足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还不足以承载当代地方文化品牌的打造。于是，节日文化的重构和创新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寻求有效的重构和创新机制，使之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需要。”[32]

文化重构的方法，一些学者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如高丙中在《文化影响与文化重构——土族的例子》一文中通过土族文化重构的具体形式总结了文化重构的五种方法：融合式、组合式、替代式、嫁接式、互补式。[33]无独有偶，朱潇潇也在《回族节日文化重构的几种类型——基于云南巍山回族圣纪节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研究》一文中通过回族圣纪节文化总结了文化重构的六种方法：借用型、重组型、延展型、转换型、替代型、融会型。[34]高、朱两人提出的文化重构的方法虽略有不同，但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是通过引入外文化的因子或因素而实现的重构。高丙中提出的融合式、组合式、嫁接式，朱潇潇提出的借用型，都属于此类型。第二是在新观念的指引下使原有文化实现的自我更新的重构。朱潇潇提出的重组型、延展型、转换型、融会型都属于此种类型。第三种是完全以外文化填补或取代旧有文化类型的重构。高丙中提出的替代式、互补式，朱潇潇提出的替代型，都属于此种重构。这三种重构类型都有新旧交融的特点。

调适与重构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研究文化发展问题时比较重视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切合我国当下文化发展的实际，因而得到广泛的重视，不仅相关的成果丰富，在实际生活中，也发挥了它们独特的效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由于这两种方法都强调通过适应环境而推动文化发展，因此它们也容易被混淆，并产生误解。实际上，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首先，调适是微调，而重构是大调。不少学者认为，调适的主体是文化本身，而重构的主体则肯定是拥有文化的人。其次，调适一般是不自觉地进行的，而重构一般都是人们有意为之。具体的表现是：几乎没有学者讨论调适的原则和方法，但探讨重构的原则和方法的学者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