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鸿燊诗中的思想抵牾

（百色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晚清诗人曾鸿燊（1863-1933），字子仪，别字此愚，自号瓶山道人，广西同正（今扶绥）人，工诗之外，兼擅书法、绘画、音乐。曾鸿燊少时被选调入广州广雅书院就读，得张之洞和朴学大师朱一新的教诲，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赴京三试而不第，期间参加“公车上书”。后回乡任教，任丽江书院、康山书院讲席。

曾鸿燊一生跨越清末民初，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目睹了清朝覆亡和西风东渐的沧桑巨变，因而思想十分复杂，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矛盾冲突。一方面，身为张之洞提携过的青年学子，他深受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民生思想等改良思想的影响，主张开放，反对闭关锁国；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的没落深感忧虑。行为上则儒道并用，一生坚守出处进退思想。

一、客愁与抱负的抵牾

在回乡任教之前，曾鸿燊多半时间都在读书应举中度过，主要的活动集中在京、沪、粤、桂等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诗人自沪上归山后所作《拟我所思四首》，直是诗人一生行状、际遇之缩影。四首诗的次序按照距离故乡扶绥的远近排列，依次为京华、沪上、广州、桂林，这也是他距离出仕梦想越来越远，而距离回归粤西故土越来越近的排列顺序。每一首开头一句分别是“我所思兮京华”“我所思兮黄浦”“我所思兮广州”“我所思兮桂林”。其中第一首云：

我所思兮京华，燕山横亘秦城斜。黄屋穹窿耸霄汉，朱门赫赫王侯家。万里求名远游子，九衢侧立混都市。日中马车如雷轰，十丈淄尘雾烟起。京华京华拱帝居，桂炊玉食嗟穷闾①。

诗写自己“万里求名”赴京应试时所见京城帝居威严赫赫的气象，对比自己故乡的荒远鄙陋，不由心生感慨，诗人心中的抱负袒露无遗。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在落第后诗人备受打击，如《出都与江韵川同年留别》第一首所言：“又别燕山去，炎州万里遥。看君天上月，送我海南潮。衣已缁尘染，裘将朔雪凋。固应驽下质，端合溷渔樵”，又绝望地吟出“沧海悲时事，家山悔客心”“长安难久住，粤徼是遄征”这样的诗句，满腔抱负瞬间化作无边的客愁。实际上，出处进退的矛盾心理几乎贯穿了他整个诗歌创作的历程。

由于出身粤西荒徼之乡，少年时又被作为才俊选调就学广雅书院，自然被乡人瞩目。年轻的曾鸿燊身上背负着家人和乡里的希望，科考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这也使他的很多行旅、山水、感怀等题材的诗作带有明显的焦虑感。如在去桂林应试所作的《丽江舟次》（自注：时赴郡院试）中说“风清枕书眠，山好启蓬望。身世夫如何，卧游水云上”，触眼前景想未来事，顿生身世漂浮之感。有时山水相似，但由于应试前和应试后境况不同，而展现出迥异的色彩。如《观阳朔一路诸山赋此寄兴》发出“咄哉！何其险怪也若此，使我逸情欲作飞仙起”的欢呼；“我今重来游，嶒嵘添气象。丘壑满胸中，烟霞生纸上。偶一呼之众皆鸣，寂寂四围耸相向。痴心且欲戏山灵，乞借一峰当户青。”这样的诗句则逸情飞扬，与奇山异水相互呼应，似乎可见诗人手舞足蹈之状。最后两句更是一任性情之语。而同样是写粤西山水的《桂岭行》，却说“今日重来访层峦，山回水复行路难。前有削壁之危峰，后有激雪之奔湍。鹄唳空兮云外，猿叫月兮林端。穷途一失所，流落空长叹”。不同心境下山水迥然不同，对粤西山水奇绝如欲界仙都的赞美，与穷途失所行路难的感叹对比强烈。昔日东赴广州求学时充满好奇兴奋，今日科场失意，屡试不第，山水亦由美转恶，由旖旎转艰危。又如由粤返里所作《苍梧舟次》曰：“又过苍梧郡，风烟万岭阴。水连三管阔，云接九疑深。嶂影低鸿雁，霜华入树林。客途秋自好，送我故乡心。”描绘粤西风物十分真实。故乡风烟笼罩，万岭皆阴，真实反映了诗人想念故乡又不忍见之的复杂心情。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梧州自古便是广西向东的门户，诗人行旅诗多次作于此地。同时梧州在诗人生涯中似乎也是个中转站，连接着广东与广西。一个是通向青天的康庄大道，一个是闭塞的山野荒陬。当理想屡遭挫折时，便经梧州回归山林，这座小城见证了以曾鸿燊为代表的无数广西学子的出处进退之迹和挥之不去的思想冲突。

求学求官的路途是无比艰辛的，然而亲情和乡情的牵挂更加重了漂泊的无助之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诗人自沪返粤，在广雅书院盘桓十余日，不料更增客愁：“南来珠海几朝昏，怅望云山感客魂。车马尘中携古剑，弦歌丛里醉芳樽。初春柳色金阊棹，五月荷花白下门。落拓游怀成底事，可堪蓬转最离根。”（《粤中客感》）回到广州，却仍然是作客之身，此行经历过了南京、上海乃至京城的繁华热闹，很快归于沉寂，六朝怀古的情绪自然涌上心头。尽管如此，和乡间故友相比，出外求学的经历也是足令诗人引以为傲的。诗人初到广州读书返里时所作的《小园》诗曰：“小园闲倚树萧骚，俯揽年芳首自骚。蝶过晚花白日静，鹰盘遥嶂青天高。山林伏处意堪适，岭海游归情足豪。寂历砧声秋向尽，纷纷霜叶下亭皋。”诗中小大比较之意甚明。小园、小蝶之比于青天、老鹰，偏远的山村和繁华的广州对比强烈，似乎也预示着粤西山林走出的文人在豪情过后终将回归山林，而他们在面对飞黄腾达的同年和闭塞寡闻的乡里同伴时内心的落魄与自豪是交织在一起的。

亲情的牵挂也时常萦绕在诗人心头，令诗人内心充满矛盾。正所谓“游客日尚远，此心不欲归。及其归渐近，此心急如飞”“回思情转淡，故我愧家人”（《四月二十三日还山》），游子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写得十分真切。愧对父母是“月宫听罢霓裳曲，遥想高堂一笑哗”（《南宁舟次》）；愧对娇女是“忆我出门时，娇女牵我衣。不知将远别，索抱犹依依。一别日以远，魂梦相暌违”（《夜雨书怀》）；愧对妻子则曰“出门真怅惘，去住两难休。多病怜卿瘦，离怀苦我愁”（《出门》）。不仅如此，不时传来的亲人噩耗更使这种心情变本加厉。《亡弟哀辞》云：“昔余东去日，双泪泫临歧。那料生离恨，终成死别悲。”诗人东去读书，与弟生离忽成死别，不禁悲从中来。《哭姐婿陆彤甫》挽姐夫陆彤甫，其中“今日恸灵前，幽明成异俦。怀想旧丰神，犹如相对酬。老母哭在堂，悲痛命不犹。凄凉二遗孤，嬉笑不知愁。为慰阿姐言，饮泣拭双眸”等语沉痛已极，真挚感人。从自注看，陆彤甫应为吴地派驻粤西的官员，二人同为读书人，在粤西文化贫瘠之地有此亲缘实属难得，彼此最是情投，故其哀也切。还有“人伪传我死，叹息心尚惆”二句，自注曰：“余在粤东，里人伪传我死，君初恸惜，继乃未信。”两广之间音信难通，诗人读书广州，竟有谣言传其死讯，闭塞不通加人心不古，诗人内心的矛盾痛苦可见一斑。

落第之痛给诗人带来的是深深的刺激和无尽的憾恨，自言“名场落拓负平生，千载追游感旧情”（《名场》），并自知“一朝富贵贫贱殊，难与争前驱”（《拟君马黄》）。当背负着巨大希望的举业一朝破灭，诗人一度出入欢场，并且借酒佯狂来麻醉自己，及时行乐思想成为化解内心矛盾和苦闷的精神药剂，如诗人举业失败后返乡途经梧州所作的《苍梧舟次赴何寄梧同年夜宴侑酒别后书寄》二首。其一自称“酒徒到处逢俱醉，花债沿途补未完”；其二曰：“载妓随波载酒行，中年陶写亦人生。那堪秋雨文园病，翻感荒江白傅情。木落关河衫袖薄，山围风月管弦清。吴淞花柳幽燕雪，到此回思旧梦萦。”此时过梧州，落第的失望转化成沉沦和放荡不羁，于是索性与友人纵酒狎妓。

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以狂生隐士自许，效法古之名士狂客，慰藉自己功业不成的遗憾。如《狂士歌》中言道：“伏息峤西与谁侣，放怀且作狂士歌。古人已往不复作，乾坤寥落仍山河。兀坐既无聊，独行亦无绪。眼中浊世长浑浑，只合渔樵共游处。”满腹牢骚寄托在诗中。《春日江上醉歌行》更是直接表达及时行乐思想：“君不见人生在行乐，富贵何时恣欢谑。又不见为乐当及时，惜费徒为后世嗤。昔贤放达已如此，何况我辈穷居士。”值得一提的是，曾氏自称狂客的诗几乎都离不开饮酒，如《元日放歌》云“忆昔江湖旧游迹，琴樽几度嗤狂客。醉来兴发笑碧空，紫霞晕酒朱颜红”；《松下小饮作消夏之游赋此纪兴》云“携酒西山曲，乘凉到古松。看云随坐啸，籍草得疏慵”。可见曾氏自许“狂士”不过是借酒消愁，功业未就的不甘和世路艰难的无奈交织成的矛盾心情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史料称曾氏“志行高雅，不苟然诺，廉介而慈祥”[1]，可知曾氏平日之为人。而其诗偶有狷介不羁之声，正可见其内心之激荡不平。

二、改良与传统的两端

与韦丰华、蒙泉镜等壮族诗人不同，曾鸿燊自少年时便远赴广州读书，其后又到过京沪等地，而且他求学应举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正如他的诗里所说是“桑海风尘惊世变”（《闲来》）。在广雅书院读书时，他深受张之洞和朱鼎甫（朱一新）的影响。如张之洞拟定的课题诗《拟韩昌黎李花》（序曰：“张制府香涛广雅书院官课题”）前四句为“南中二月春风暖，繁卉杂开野山满。寒梅既随冰雪散，乃有此花白照眼”，后二句张之洞许为佳句。考韩愈原诗，有“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暂入都交加”等句[2]。曾氏后二句反用韩诗之意，与时事相对照，有振兴民族精神之意，故张之洞特加褒奖。还有题画诗《题醉仙人图》：“玉山自倒玉壶春，谪后青莲放浪身。只为既醒仙枕梦，不妨常作醉时人。”后二句自注曰“二句是张制府香涛所改”②。前二句紧贴画面，意思虽佳而流于一般，后二句经张改后便脱出画幅笼罩，意思转而深沉，于世事有所感悟，果然改得高明。可见在张之洞等人的教导下，曾鸿燊的眼界大大开阔，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他的改良思想大概也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但作为饱读诗书的传统文人，曾诗中时常出现传统文化思想与改良新思想之间的抵触。

鸦片战争让清政府看清了坚船利炮的威力，之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租界西洋文化大举进入，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科技产物在令曾鸿燊这样的读书人惊叹之余，“欧风美雨”对中国自身传统产业的冲击也引起了他深深的忧虑。如《古驿》：

电线有新政，驿亭空尔为。烽墩缠蔓草，楼壁挂藤枝。世已今非古，人将夏变夷。关河日平靖，戍鼓尚舟师。

此诗作于公元1891年，鸦片战争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清廷又面临新的危机。电报通信等西方技术的普及加速了驿站等古老通信工具的淘汰，西方思想的侵入也日渐明显，身在广州的诗人对此有直接的体会。“世已今非古，人将夏变夷”是对世态的准确判断，也是对未来的大胆预言，今日看来仍然无比的惊警犀利。

又比如《游香港》：

十洲尘事起天涯，万里夷风入汉家。碧岛凌沧环巨舶，绿阴夹道走轻车。商通西域难为利，地割南洋渐乱华。极目海云正纷郁，山楼重叠耸园花。

巨舰轻车、新物利器纷纷进入，“夷风”渐成“乱华”之势，诗人已经敏锐地预感到西方列强将对古老中国在经济、文化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极目海云正纷郁”和“山楼重叠耸园花”正是诗人透过繁华发出的忧虑，也是内心矛盾的体现。百年之前，曾氏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钦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诗人到上海，再次被租界繁华热闹的景象所震撼：“梯航共道万方来，绝岛风云海上开。晦夜灯明天坠月，晴时车走地惊雷。衣冠远集新文物，瓦砾全销旧劫灰。为问悠悠珠履客，漏巵日去孰筹回？”（《沪上杂感》其二）外来文明来自海上，在沪上汇聚，夜里街灯长明如月，大小汽车轰然穿梭，西服洋装遍地可见，富商豪客夜以继日狂欢不倦，诗人眼中的上海充满前所未有的新奇风貌。在这里诗人已经形成了反对闭关锁国的开放思想，《沪上杂感》其二曰：

考工竟被鬼工窥，到眼机心不可思。水火纷驰开混沌，风雷飙闪入希夷。便将割地归他族，已觉谈天出我师。从此宁邦多变故，闭关难再隔藩篱。（自注：中四句即蒸气电力租界阳历之类）

“考工竟被鬼工窥，到眼机心不可思”，中国传统手工业在西洋工业技术面前显得如此落后和原始。马车之与火车，舢板之于轮船，油灯之于电灯，西人占据租界享受超国民待遇，这一切都令诗人感叹闭关拒绝外来文明已绝无可能，开放是必然的选择。因此，他在《火车行》中呼吁“既难闭关以独治，何若辟门任所届。自强要在善驾驭，远人讵必限诸外？呜呼世变日益奇，从此车书轶百代”。在《电线行》中他又提出“德流纵道速于邮，终觉富强在工艺。舍短取长逐时变，未防建设便斯世。从兹顷刻驱风雷，亘古迄今一趋势”，主张改闭关锁国为开放吸纳，发展工业以图强，其思想在当时十分大胆，很有远见。

由于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加之目睹西方机械工业的先进和本国工业的落后，曾氏的改良开放思想逐步形成，因此有了赴京参与“公车上书”之举。“桑海风尘惊世变，草庐烟雨欲躬耕。上书感我悲韩愈，修表凭谁荐祢衡。”（《闲来》）正是曾氏回到故乡后对自己这段往事的回顾。然而，曾氏并不主张全盘西化，并时常显示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乘坐“番舶”（即轮船）归乡所作《渡海南旋》其四：“日照三山不可求，神仙今已作仇雠。天教亘古存中夏，未必鲸涛没九州。”是年为甲午海战发生两年后，诗中反映出对日寇从蓬莱仙山到民族仇敌的认识转变，在旧知识分子中具有强烈的代表性，现在读来仍能令人感到振聋发聩。同年所作《冬夜杂感》其三曰：

华夏辟亚洲，纵横万余里。西北控边塞，东南际海涘。自古防在陆，今防并在水。绝岛有诸夷，入贡自唐始。文教所沾暨，莫不被遐迩。何图此倭奴，变法乃锋起。负隅莫敢撄，遽尔逞蛇豕。鼓浪辽东营，扬波台北垒。屏藩归异化，门户失表里。吾为琼厓虑，及今当料理。法人据南越，眈耽正虎视。

甲午海战惨败，《马关条约》丧权失地，诗人不仅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感，更针对国策得失提出自己的改良主张，指出日本变法图强后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提醒清政府提防法国对广西疆土的觊觎之心。同时提出若再不变法图强，则中华将有灭国之虞。

虽然曾鸿燊整体上对西方科技文明持开放、吸纳的态度，承认“欧风与美雨，潮流日洊至”的现实，但内心深处仍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并不时地流露在诗歌中。如《沪上杂感》其四写道：“灯火通宵映碧虚，弦歌向晚出楼居。二分明月知何在，十里春风恐不如。暮雨潇潇人赴局，青山隐隐客听书。江湖我亦樊川子，赢得邮亭一梦余。”其中描述的上海景象全然是中国式的。在西方文化流行之余，传统文化在沪上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歌楼唱曲说书仍能吸引大批有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国人。这组诗前三首尽是西方文明横行沪上的景象，与此诗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人矛盾复杂的心态尽显无遗。

三、文学描述和文化认知的错位

此外，曾鸿燊诗对西方文化的描述基本上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按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的，是中西文化矛盾中各个层面在晚清知识分子身上的集中体现。就艺术形态来说，曾氏对西方艺术的认知存在极度的陌生感。如《友人惠我镜像赋此为谢》：

西人精画工，乃不出于画。像以玻照成，咄咄事殊怪。吾友多情者，入市获所爱。彼美兮何方，传神阿堵内。我本好好色，一见作请丏。不图千金诺，竟许萧斋挂。每当弦诵罢，微吟静相对。镜花与水月，空幻于此绘。既非耽禅悦，道心容妙会。微笑书赠君，偿此换诗债。

诗人对西方照相心情复杂，好奇、喜爱、不解兼而有之，每日悬挂思索，如参禅悟道，对截然不同于中国画的西方女子镜像好奇痴迷，反映了艺术家对未知审美世界的探索。而曾氏对西方艺术的中式体认，用中国传统艺术思维方式解读西方人像摄影，表面上很滑稽，实际上却反映了中西文化的错位和冲突。摄影是镜像投影，人体虚幻空灵，在诗人看来似乎正合严羽论诗羚羊挂角、空灵蕴藉之旨。而对于发明摄影的西方人来说，不过是对油画艺术追求逼真的理念在光学领域的复制罢了。禅悦、道心这样的解读反映的却是观赏者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其效果实在是如同隔靴搔痒。

对于西方工业文明，曾氏的解读依然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如《火车行》：

我读周易既济卦，水在火上终日戒。西人以之制行车，烝为气力运机械。凹其铁轮碾铁轨，发动所由自遄迈。一乘缀以数十乘，大道长征无阻碍。迥如游龙戏山野，昂首蜿蜒吐烟霭。倏如群鸟腾风云，瞬息奔踶绝尘塧。我坐琼窗纵遐眺，过眼村林未转睐。惊飙骇电声隆隆，飞鸟之疾恐莫逮。

按周易之言，水火不相容，蒸汽机车却反其道而行，令诗人大惑不解，以为惊骇之事，反映了清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机械的懵懂寡闻。机车运行借助机械巧力燃烧煤炭转化为蒸汽，产生能量带动车辆前行，对于身处小农经济下又出身于偏远荒陬的诗人来说，的确是感到惊诧莫名的。还有写火轮船的《辽海遇风赋此纪事》：

泰西制轮舟，其疾甚称快。一日千余里，刻期济所屈。我行自津门，南旋日言迈。浩渺无际涯，汉漫出两界。极目不见地，天水远一画。隆隆至辽海，大块忽一噫。风涛耸天立，汹涌鼓澎湃。素车与白马，起伏舞狂怪。银山与冰窖，崩隤迭摧坏。左倾右复仄，眩晕不能话。呕吐如大病，咄嗟何其惫。却疑尾闾火，煮沸天为隘。更疑蛟龙斗，翻掀吐沆瀣。沧海真一粟，筛簸此秕稗。杯水泛堂坳，藐哉蚁附芥。忠信虽足恃，浮生良可喟。又历一险难，为读既济卦。

诗人乘轮船自津门出渤海南下，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轮船的迅捷，庞然大物竟能“刻期济所屈”，在海上一日千里，顿使人眼界大开，同时伴随着惊恐与喟叹。全诗用《庄子》中《逍遥游》《秋水》等篇典故渲染西方先进技术带来的奇异感受。如形容轮船劈开水浪，是“素车与白马，起伏舞狂怪”；形容海水颠簸甲板是“却疑尾闾火，煮沸天为隘”；写自身渺小无助则是“杯水泛堂坳，藐哉蚁附芥”。自古我国建造楼船巨舰皆借风力、人力而行，西洋船舶竟以火力机械横行海上，其声隆隆如巨怪，对诗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也只有借助庄周、昌黎之言方能表达这种感受了。

又如《电线行》对电报电话的描述：

泰西之人窥造化，能以擦磨发电气。匀铁系柱旋轮机，千万里遥飒然至。在陆跨山水入海，直欲经纬遍天地。须臾往复杳一瞬，咄咄而书实怪事。

对于未经西方科技教育的旧式知识分子而言，只能用东方诗人的思维描摹新式科技，带来的往往是充满荒诞的文化错位之感。

因地域和时代的限制，曾鸿燊诗一向少有人知，但亦有慧眼识珠者。近代国学大家陈柱（广西北流人）为曾氏广雅书院同学苏寓庸门人，他在与黄冕的信中说：“今以柱所知，为省中岿然灵光者，厥惟同正曾子仪（鸿燊）而已。……惜乎吾省人之知者少也。”[3]对曾鸿燊评价如此之高，除了因曾诗符合其“不坠纤俗”“绝去浮伪”等诗歌观念之外，和他诗中表现出的思想探索也有很大关系。曾鸿燊作为晚清乃至近代思想较为开放进步的壮族诗人，忠实记录了晚清社会政治的沧桑巨变，以及自身的命运沉浮，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有真切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诗史”视之。而其思想在前所未有的时代面前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也在诗中烙下了清晰的印痕，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注 释：

① 本文列举曾鸿燊诗皆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编《瓶山全集》。

②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时任两广总督，故尊称“制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