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彦在桂林的活动及其对抗战文化的贡献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由于诸多原因桂林的文化繁荣在全国独树一帜，堪称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中心、文化名城，很多文化名人都来到桂林，在此挥洒他们的才情，也留下了抗日战争时期值得重视的文化宝藏，由此形成著名的“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作家王鲁彦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把生命中最后的热忱都挥洒在桂林抗战文化城之中。王鲁彦1938年底到达桂林，以后几年，除曾到三江学校任教一年、到湖南养病半年外，一直居住在桂林，1944年8月在桂林病逝。在这期间，王鲁彦虽贫病交加，但仍为抗战而奋发工作，曾任文协桂林分会主席，以一个组织者的姿态出现在国统区的进步文坛上；他所主编的《文艺杂志》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文艺青年。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王鲁彦几乎在他的全部文学活动中都是热烈地号召人们起来抗击侵略者的，他对抗战文化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他因工作繁忙，又身体多病，在此时期的创作并不多，但各种题材的作品都有少量出版。有未完稿的长篇小说《春草》、短篇小说《胡蒲妙计收伪军》《陈老奶》《我们的喇叭》《千家村》《破铜烂铁》《樱花时节》等，短篇小说集有《我们的喇叭》，有散文《从灰暗的天空里》《火的记忆》《弹弓》等，还有一些通讯、短评和杂文。作为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对祖国有深沉的爱和对广大人民命运怀着无限关切的作家，王鲁彦是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的①。但长期以来，提到王鲁彦，想到的就是“乡土文学代表作家”，学者对他进行研究也很少跳出“乡土文学”的圈子，关于他后期即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创作活动，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笔者认为，王鲁彦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活动及其对抗战文化的贡献，有一定的整理研究价值。

一、王鲁彦在桂林的抗日活动

王鲁彦抵达桂林之始，就在桂林行营政治部工作，此后他热情地参加抗日战争的实际工作并抱病创办了《文艺杂志》。《文艺杂志》出版后，由于内容精彩丰富，受到读者的重视，在当时的国统区被誉为最好的大型文艺出版物。

（一）参加抗日工作

1939年1月16日，王鲁彦在《国民公论》第1卷第5、6期合刊发表通讯《长沙火灾的前后》，文章记述了当年长沙大火前前后后的情况及惨状。7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委会成立，王鲁彦就积极参加筹委会的工作。10月，成立了全国文协桂林分会，王鲁彦任分会主席，设立了文艺习作指导组，还举办了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以培养新人。1940年3月1日，文协桂林分会会刊《抗战文艺》创刊，王鲁彦在创刊号上发表短评《别忘记团结的重要》，文章主要强调团结抗日。4月，发表杂文《呃，“和平”！》，打响全国文艺界联合讨汪的第一炮。1941年底，王鲁彦把他所写的赞美抗日战士和鼓励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的喇叭》《杨连副》《陈老奶》等几个短篇结集为《我们的喇叭》，并在这个集子的《后记》中写道：“抗战以后，我总共只写了约莫十个短篇，现在挑选了这几篇……在这时候，即使我的笔力不大，我也要贡献出来，参加抗战的！”②1942年2月15日，王鲁彦代表《文艺杂志》编辑部写了《告读者》：“抗战以来，我们文艺工作者和千千万万的同胞在一起，无论在前方后方，都受着敌人大炮飞机的威胁。在这样不宁静的生活中，我们不但没有畏缩，却愈加奋励，只想以国民的身份，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有助于抗战，多用自己的笔，忠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③王鲁彦一直记着这个诺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他召集了许多向上的文学工作者围绕着《文艺杂志》，主动地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积极地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1943年底，王鲁彦病情加重不能再维持杂志的运转，但他也尽心安排好一切，在《文艺杂志》第3卷第1期上登有《王鲁彦启事》，述说自己病重，杂志托端木蕻良办，并希望作家和读者不断爱护刊物之热忱，使刊物可以一秉初衷。

（二）创办《文艺杂志》

《文艺杂志》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出版的进步文艺刊物之一，它是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办起来并坚持下去的。《文艺杂志》这个刊物在桂林创办的时候是1942年1月，前3卷都是王鲁彦主编的，总共有15期。1942年1月至10月是第1卷，有6期；1942年12月至1943年的11月是第2卷，也有6期；再至1944年的3月是第3卷，有3期。后来王鲁彦病逝，再加上桂林失守，《文艺杂志》迁到了重庆，由邵荃麟接着主编，为新1卷。

王鲁彦之所以创办《文艺杂志》，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更是延续“五四”的文学革命，秉承其战斗传统，他希望团结一群上进的文学和艺术工作者，主动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文艺杂志》发表的作品在当时都很有分量，国内的大部分有名作家都为它写稿。它刊登的作品包括长中篇小说、长篇童话（如张天翼的《金鸭帝国》）和多幕剧。长篇小说如艾芜的《故乡》、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沙汀的《奈何天》等；中篇小说如王西彦的《风雪》、巴金的《还魂草》、易巩的《杉寮村》等；老舍的《大地龙蛇》和李健吾《草莽》等都是有名的多幕剧。该杂志出版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宣扬抗战到底，要求民主和自由，并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小说在《文艺杂志》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这里出版的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大部分都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控，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小说作者十分同情苦难者且极其厌恶制造苦难的敌人，写下了抗日战争中广大人民因战争遭受的严重灾难。《文艺杂志》上的诗作也不少，王亚平、臧克家、方敬、李满红和邹荻帆等诗人都为该刊物写过诗篇，诗的内容大都是赞扬抗战和歌颂祖国，是战时诗歌繁荣的象征。诗人们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诗作表达了全国人民同侵略斗争到底的决心，以及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王鲁彦是《文艺杂志》的主编，虽然他当时的处境极为困难，但他对工作一直很认真，做编辑工作十分严肃，投稿作者也能感受到他的热情和负责，许多进步作家被他召集团结起来为杂志做出他们最大的贡献，因此该杂志在抗战期间成为后方最具影响力的大型出版物之一。王鲁彦为主编《文艺杂志》费尽心血，才使得杂志有如此整齐的作者阵容和影响广泛的作品，杂志在促进抗日救国、倡导民主与自由以及揭露黑暗统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艺杂志》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抗日战争史上也留下了它的功绩，这一切王鲁彦功不可没。他以自己的才华和不断的战斗业绩，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队伍注入中坚力量，在桂林为抗日战争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王鲁彦在桂林的创作活动

在王鲁彦的早期创作中，没有多少作品是直接关注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这方面的，创作成就最大的还是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而王鲁彦后期即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写作活动，积极地实践自己主编刊物的战斗号召。他的小说大都是与抗战有关；在他许多优秀的散文中，更是直接地正面地书写自己的愤怒的感情。

（一）小说创作的思想内容

王鲁彦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所写的小说并不算多，到1942年，他写了10篇左右。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没有回避生活，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表现抗战的。虽然都是表现抗战的作品，但这几部小说的表现方式前后也有明显的转变，笔者以《我们的喇叭》《陈老奶》《千家村》这三部小说为例进行探讨。

在《我们的喇叭》这个短篇小说里，王鲁彦比较真实地描写一名抗日战士的成长过程。主人公小喇叭，从忍让安分地做小生意到勇敢地站在战场上以他那嘹亮的号声来打击敌人，他在战火中成长起来了。主人公的转变虽然还是简单了些，起点不高，而且有着一个成长的过程，特别是为了继承香火不愿参军的思想，既受封建迷信观念的影响，也包含着基本人性的要求，这便多少与抗战初期许多小说正面人物一出场便高大、英雄、勇敢、机智的状况区别开来。作者比较真实地揭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同时，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批判了对待抗日战争的消极退让的态度，而热烈地赞扬那积极投入战斗的行为。但是《我们的喇叭》带着明显的虚构，写主人公半夜发现鬼子来袭，偏偏游击队员喝醉了酒无法醒来，这时他用力吹起喇叭，于是，“满山满谷，像有千万个喇叭一起怒吼起来，月亮失了色，黑云落到了阵地上，树木岩石都从山里冲了出去！狂风卷着飞沙向着敌人那边掠了过去”④。敌人吓破了胆，我军被唤醒，奋勇冲杀，打了一个大胜仗。这种情节里作者的良好愿望太过明显，然而又不能代替现实。这就反映了因为在大时代的激发下王鲁彦所产生的巨大的战斗热情在短时间内还寻找不到最恰当的表现方式，就不能不以主观编造的故事写出了。

几年后，王鲁彦终于为他所要表现的热情和思想寻找到最适合的表现方式，这就是运用他二十年的文学生涯里最拿手的乡村题材来表现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内容，创作出了《陈老奶》《千家村》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陈老奶》中的主人公陈老奶，是作家着力刻画的一个抗战中普通劳动妇女形象。陈老奶是一个农民家庭中年迈而坚强的“舵手”，在时代的狂风逆浪中，她驾驶着家庭的小舟，紧握船舵，顶风破浪前行。抗战爆发后她将她的一个儿子送上战场，病魔又夺去另一个儿子的生命。官府对她欺压骗诈，榨光了她的积蓄。但是，陈老奶不管受到怎样的打击，都坚定地屹立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上。陈老奶最后在“仗打完了，孩子穿着军装回家了”的梦境中安然逝去。她用最普通又最坚韧的话语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坚持，用自己走过的生命为时代、为国家尽了最后一点责任。虽然这位老太太并不是一个浴血冲锋的抗日战士，但是她却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应尽的职责。不管是怎样严酷的考验，怎样惨重的损失，这位老太太都严峻地屹立于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目光闪闪地正视前方，仰望未来。可以看出，王鲁彦在这里不仅是单纯写一个老奶奶，我们仿佛看到，在这篇作品里耸立着一座焕发着民族豪气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而美丽的巨像，它沉着而坚强地挺立在历史的风雨中，永不动摇。《千家村》这篇小说，描写了中国农村有组织的抗敌工作，歌颂了中国人民在浩劫和蹂躏中的坚韧不拔的自信心。王鲁彦运用现实主义的写法，通过描写一个村庄所经历的苦难，从一定程度反映出了百年来乡村人民的遭遇，离乱时代惊心动魄的图画跃然纸上。在这篇小说里，王鲁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也在字里行间显现。

从王鲁彦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抗日战争所作的文人独有的贡献，也能察觉到其小说创作的思想内容在抗战时代的背景下日渐丰富和深刻的程度。

（二）散文创作的思想情感

王鲁彦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创作的散文虽然比较少，但是作品的情调明朗且昂扬奋发，没有了以往暗淡且低沉忧郁的情调。这是因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王鲁彦把自己的一片爱国热忱全力投入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对抗日的前途，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在散文《火的记忆》中，王鲁彦在叙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所引起的愤怒心情以后，直抒胸臆：“倘若我能活着，能够活下去，谁又能给我暴风一样的力，我一定伸出巨大的手掌，扼住所有敌人的咽喉，一直到他们倒下而且灭亡。”⑤这充分表现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和对敌人切齿痛恨的情感。在散文《从灰暗的天空里》中，王鲁彦则深情地怀念着在敌人铁蹄蹂躏下的故乡。他向“灰暗的天空”询问：“你看见了那被敌人践踏着的土地吗？同胞的血涂满了地面了，我们的屋子，我们的道路，现在是谁在住着，谁在走着？谁牵去了我们青年的妇女，谁夺去了我们用血汗灌溉出来的谷米？……呵，你不说，我全知道了。我看见一切了。”于是他呼喊着：“不，我不愿在这里徒然的述说那些控诉了，我要飞回去，从这灰暗的天空里飞回我的故乡，带着这些声音，和发亮的枪尖一起。”⑥在这些篇章里，王鲁彦对于野蛮残暴的侵略者，表现出何等巨大的愤怒。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的思想的确有了较大的进步，曾经幻想着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王鲁彦，在这时候，他也愤怒地发出“我一定伸出巨大的手掌，扼住所有敌人的咽喉，一直到他们倒下而且灭亡”的呼喊，并且表达愿意“和发亮的枪尖一起”的战斗要求。在散文《弹弓》中，王鲁彦反复以亲切的语气告诉孩子要练就一身杀敌本领，因为他寄希望于孩子身上，期待孩子们长大了可以亲自走上战场，杀死面目可憎的敌人。

三、王鲁彦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作品的艺术特色

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王鲁彦的作品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他后期的创作特色大体如下：真诚且朴素地描绘现实生活，叙述语言不仅流畅明快且抒情，字里行间不时荡漾着诗意，凸显出以小见大的构思特点。

（一）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

受整个抗战文化的影响，桂林抗战文化城小说基本上以再现生活的创作方法为主。王鲁彦也不例外，在桂林创作的小说基本都与抗战有关，号召人们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有论者指出：“鲁彦是一个忠实于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家。”⑦王鲁彦的《春草》虽未完稿，但前七章写爱国青年周旭坚决摆脱旧家庭的阻拦，勇敢投身抗战的曲折过程，表现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忱。《我们的喇叭》写一个原先安分守己、胆小软弱的小贩，在时代的感召和环境的影响下，终于加入抗日队伍并在战斗中立了功。《破铜烂铁》写一个被汉奸迫害得糊涂了的老人仍念念不忘向汉奸报仇。《胡蒲妙计收伪军》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爱国青年胡志敏化装回乡组织民众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后又改名打入敌人司令部，与爱国青年蒲逸民策反伪军的故事，颇富传奇色彩。《樱花时节》题材别致，写一个日本士兵因良心发现而颓唐苦闷，终于自杀，控诉日本侵华战争的不义。王鲁彦的这些作品，受形势和急躁情绪影响，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未能充分发挥。它们多以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人公，挖掘不够，对广大人民群众蕴藏着的巨大抗战力量和热情认识不深。在艺术上，满腔的战斗激情未能通过真实的情节和细节自然地表现出来，这就在小说里出现了编造故事、理想化的痕迹。

随着全面抗战的深入，王鲁彦对文学形式的认识有很大提高，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有更扎实的理解。反映在创作上最鲜明的特点，便是他将视野收回自己近二十年来最熟悉的乡土生活，试图用一种新的“乡土小说”来表现时代内容。于是，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后几年，王鲁彦转向农村题材，努力挖掘人物身上真实的精神内核。《陈老奶》着力塑造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作品不再以比较简单的苦难去锻炼主人公，而是不断地用生活困厄去捶打她的灵魂。厄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后陈老奶在身心劳瘁之中逝去。作者只是真实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叙述，并没有对这令人同情的人物加以任何安慰式的笔墨，也没有给她加上光环式的描写，小说从朴实的叙写中产生了比较憾人的艺术力量。读者从这位普通农妇身上，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同样的，《千家村》更是在一篇短小的小说中，用大量篇幅刻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称“千家”的村庄经过洗劫后，剩下的农家已不足百户。但是，全村人民仍然在血泊中挺起腰杆，开始有组织地抗日。作品更像是一篇纪实的散文，如实记录“我”的所见所闻，现实主义的力量就自然地从中溢出。当然，这种仓促的缺乏典型描写的笔法，也影响了作品更完整的感染力。但无论如何，王鲁彦在桂林抗战文化城后期的创作，已经调整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使自己的作品表现出了明显的突破势头。

王鲁彦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创作，大部分是切切实实地反映生活、揭露现实，不去粉饰太平，也不作无边无际的幻想，他是既能紧跟时代步伐，又把双脚踏在现实土壤中的作家。

（二）艺术风格的朴素细腻

王鲁彦在桂林创作的小说总是细腻地描绘生活场景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他的抗战小说详细而深入地描述了从农民那里改造出来的士兵形象，不仅反映了农民的家国意识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被唤醒，还凸显了他们在抗战中不断成长的性格，通过其性格优缺点的多方面描写，彰显了他们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幸福甘愿牺牲自己的精神特质，也指出了他们相应的性格缺陷和不成熟的思想，如《我们的喇叭》中的小喇叭。在《千家村》中，王鲁彦的细节描写也很到位，让读者身临其境，仿佛读者的耳旁都是乡亲们的哭诉，读者也和他们一起呜咽。他还通过语言把战争给乡民造成的灾难直接展现出来，比如福全哥在战争中被逼疯，只会说“玉皇大帝”这类奇奇怪怪的话了。

1940年4月载于《广西日报·漓水》第19期的散文《弹弓》也很好地体现了王鲁彦创作的艺术特色。这篇散文从亲切朴素的问句开始，接着用嘱托的语言娓娓道来，教孩子怎么使用弹弓，怎么练就一双像老鹰一般的锐眼，然后告诉孩子在使用弹弓的时候不要伤害对人类有益的鸟类，不要误伤同胞，并最终告诫孩子应该将弹弓对准全国人民的大敌人——日本侵略者。文章以小见大，取材一件小事但立意却很深刻。全文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并与疑问句结合起来，很有气势且吸引读者。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有九个问句的排比句，王鲁彦通过这些排比句对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进行猛烈控诉，满腔愤慨且气势磅礴，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这篇散文体现了王鲁彦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也提高了文章的思想价值。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的客观现实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使王鲁彦在桂林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早期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喜欢采取一种梦幻的形式和抒情的笔致来表达自己在现实中的感受，转向比较严格地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平凡故事，冷静客观地塑造普通人物的形象。这种转变不仅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作家的创作渐趋成熟，因此在王鲁彦的创作过程中，这种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这一时期，受战乱的影响，加之王鲁彦贫病交加，所以他的创作并不多。虽然创作的作品数量并不很多，但我们从这些作品中却可以看到，王鲁彦几乎是用他全部作品的篇幅从各种角度来描写与抗战有关的题材，为抗战文化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

注 释：

①③⑥ 曾华鹏，蒋明玳.王鲁彦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87，49，187.

② 苏关鑫，雷锐，黄绍清，等.旅桂作家（上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45.

④ 王鲁彦.王鲁彦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99.

⑤⑦ 云仙，敏之，定与.王鲁彦与《文艺杂志》[J].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6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