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观石读史”

唐凌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谈“观石读史”

唐凌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石刻是一种珍贵而重要的文化资源。加强“观石读史”，既是提高历史专业能力，实现创新的需要，也是保护、开发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还是契合国际学术潮流的需要。要围绕着“观石”和“读史”能力，开展新的知识构建，在挖掘石刻历史价值和增强石刻资源应用性方面下功夫。必须转变学习与研究方式，走向田野，走入社会，大力搜寻、整理存放于各地的石刻，运用非文本解读的方法，破解有关的历史信息，并将其蕴藏的智慧及财富，贡献给社会。

观石读史；专业能力培养；资源开发利用

一、“观石读史”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专业意识及能力

“论从史出”是历史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所谓“论从史出”，就是要做到依据事实研究社会发展变迁过程及其规律。治史首先要治史料，这是中国历史学一贯性的优良传统，延续至今。

史料的构成很丰富，既有文献，也有实物，还有运用科学技术统计而形成的“抽象”数据等。只有真正读懂各种史料所蕴藏的信息，才能将其运用在研究中，揭示历史的内幕。中国历来重视以石存史，因此，学会“观石读史”，是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基本任务。

石刻广泛存在于社会中。一般说来，石刻主要包括记载历史的碑文和表现各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石雕、石像等。所谓“观石读史”，就是通过观察石刻，发现其所蕴藏的历史信息，再利用这些信息，解释历史现象和规律的过程。每一个石刻都位于特定的环境和地点，都有特定的内容及表现形式，通过石刻，就能认识一个具体的历史。而一个个小历史认识的集合，就能达到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特征的目的。所以，“观石读史”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导我们从“小历史”走向“大历史”。这是历史学习和研究非常需要探索的一条道路。

历史专业的学习与研究需要具备许多能力。能力需要培养。学会正确“观石读史”，有助于强化专业能力。虽然人们都知道构成史料的元素很多，但是主动有意识地解读石刻信息，并利用这种信息认识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在实践中却不常见。受传统方法局限、缺乏创新精神、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都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石刻作为记载历史的一种形式，其史料特征与普通文献相比，是大不一样的。在中国，有官方文献和民间文献之分。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立场，决定了不同的石刻有各自的内容与表达方式。从创新的角度观察，石刻中的历史信息更丰富些，对历史教学与研究更有意义一些。例如，广西上林县澄太、白墟二乡所存的《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碑》，一成于永淳元年（682年），一成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是壮族地区最早出现的碑文。这两块碑刻，为人们了解壮族社会历史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具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价值。①众所周知，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开发较晚，官方记载唐朝广西社会变迁的文献数量十分稀少，尤其是壮族活动的文献更是缺乏。这两块碑的文字虽然不多，却涉及壮族地区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折射出中原地区与壮族地区的关系。显然，这是为人们打开了透视西南边疆地区壮族社会的一扇窗口。不仅如此，通过这两块唐碑信息的解读，人们也会对唐朝的整体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经常开展“观石读史”活动，就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发掘石刻中的历史价值，促进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历史专业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书斋中是难以实现的，必须深入社会开展实地调查，广泛收集石刻资料，从中选择有价值的进行解读，方能增强“论从史出”的能力。

对历史专业工作者而言，“观石读史”是一种社会责任。中国是保存石刻最多的国家之一，每一种石刻，都有不同的文化寓意。随着城镇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石刻连同古建筑、古村庄、古遗址等迅速消失。这种状态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石刻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及其所关联的环境缺乏应有的认识。例如，桂柳运河开凿于唐朝，历经1300多年的风雨沧桑，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少遗址保存至今，是桂林一张靓丽的历史名片。良丰江与相思江交汇处原有的5个码头，还有各时期修建码头的碑刻。最近为了修筑公路，这些码头被改造、清除，只剩下一个作为历史古迹保存下来，多数碑刻也在修筑公路的过程中被破坏或失踪。也许有关部门认为只要有一个码头保存下来就可以延续桂柳运河的历史，殊不知，在以水路运输为主的农业社会，码头的数量与密集程度，是运河地位与价值最重要的证明，就像现在机场、火车和汽车站的吞吐量取决于其场所的容量一样。只保留一处，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就大为降低了。不少码头修筑捐款碑虽然只有捐款者及捐款数量的记载，内容单调、繁琐，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信息，例如，通过对不同时期捐款者姓氏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经济移民的结构变化；通过对不同时期捐款数量的统计分析，可以懂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捐款商人籍贯及其店铺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历史上经济行业的力量等等。这些碑刻资料，可对地方经济开发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若“观石读史”的理念与方法能被社会广泛认可，这种重视现代城镇建设，轻视历史文化保护的悲剧就可以大大减少。再例如，祠堂是寄托家族精神，开展家族教育的场所。家族的有关规定，以石刻的方式长久保存，其中许多内容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有助于凝聚家族力量，促进社会和谐。但是，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广大乡村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空心化趋势。家族的教育力量衰落了，祠堂破败了，记载家规家训的碑刻也逐渐消失了。乡村空心化发展的结果，不仅造成更为严重的城乡差异，还造成传统文化根基的动摇。现在，国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保护乡村文化的重要性，201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发出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通知，②提出了明确的保护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这对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然而，要想真正取得成效，必须使民众对乡村的历史资源价值有所了解，因此，引导社会加强“观石读史”，这种责任就显得非同寻常。显然，在历史教学与研究中，贯彻“观石读史”的理念与方法，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任务，而是一项事关国家文化是否具有竞争力，中华传统文化是否能够有效传承、发展的战略方针。文化保护与利用靠高度的社会自觉，而社会自觉靠养成教育。“观石读史”无疑属于社会养成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内容。这种养成教育要从学校教育开始，延续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是一个系统的教育工程。

“观石读史”是增强历史学科应用性的需要。历史除了资治之外，还要服务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学会“观石读史”，就能有效促进历史资源转换为建设要素。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变革，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行业。这些行业，对历史资源的依赖性很大。事实上，许多石刻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要将其成功地运用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中，必须真正读懂其所蕴藏的信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目前许多石刻资源的利用，尚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表现在：第一，对文字或形象的寓意缺乏深入理解，无法与古人和古代社会进行有效对话，所以，在利用过程中也就难以引起现代人的共鸣。第二，对石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缺乏深入探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往往是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一旦利用起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就在所难免。第三，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石刻缺乏总体认识，具体石刻的解读，往往就事论事，无法揭示彼此之间的联系，并进行历史逻辑分析。因此，石刻文化的整体力量难以聚合，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作用就受到局限。在这种情况下，学会“观石读史”，明确历史工作者的责任，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就显得特别重要。可见，“观石读史”的能力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担当能力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只有不断增强“观石读史”的能力，才能有效服务社会，这是新世纪对历史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新要求。刻于桂林王城独秀峰岩口右上方的王正功《鹿鸣宴劝驾诗》，在前人赞誉桂林山水的基础上，写下了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诗句，对桂林山水魅力的宣扬，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从南宋开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传播就一直没有停止，时至今日，桂林作为世界旅游名城，仍以这一诗句为基本符号。可见，解读这块碑刻，仅从文字本身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刻理解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同时，还要把这块石刻与其他类似的石刻进行比较分析，才能真正掌握其文化精髓。桂林七星公园龙隐岩有一块“元祐党人碑”，反映了宋代朝廷党争的历史，目前全国仅存两块，均在广西，其中，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的那块限于交通和保护条件，未能正常向社会展示，人们要想了解当时党争的实证，只有参观桂林龙隐岩的这块“元祐党人碑”。历史文化的体验属高层次旅游，需要珍贵石刻作为支撑。桂林作为世界旅游名城，“元祐党人碑”在文化体验中无疑是十分珍贵的资源。因此，社会经济转型越是加快，就越要加强“观石读史”，提高历史学科的应用性。

“观石读史”是契合国际学术潮流的需要。当前国际历史教育与研究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注重历史整体运动。即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用开阔的视野，看待世界各国的历史，展现文明成果和历史运动规律的共同特征。二是注重诠释历史的细节，增强各国各民族文明的独特性和生动性。这两者的高度结合，才能提高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质量。分布于各地的石刻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学会“观石读史”，就能对石刻中的历史魅力进行正确诠释，进而更客观、更科学地去看待历史的整体运动，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目前，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重视石刻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目的就是利用这些新发现的石刻资料，丰富历史的内容，增强历史的表现力。因此，加强石刻资料的整理研究，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尤其是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石刻资料，由于具有国际性和无可替代性，更是备受重视。在这种国际学术潮流的影响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教学倡导生活化的课程导向，即创设条件，让历史走进生活，让生活走进历史。通过“观石读史”，引导人们关注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获得重要的学习和研究资源，从而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大量的事实证明，石刻是各国各民族文化根脉的承载体，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但是，要将这种具体的影响上升为具有世界文明共性的成果，就必须加强“观石读史”方法的训练，使解读工作既忠实于具体石刻的内容与形式，也符合世界历史教育与研究的发展趋势。显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需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付出艰苦的努力。

二、“观石读史”过程的知识构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观石读史”既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历史学习与研究的能力。那么，实现“观石读史”，需要如何进行知识构建呢？

“观石读史”是现代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基本任务。知识的构建当然不能偏离历史学科体系。但是，“观石读史”的对象主要是石刻，因此，这种专业指向决定了有关知识的构建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如同打基础一样，要掌握“观石读史”的能力，首先必须了解石刻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结构。石刻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全世界都有分布。中国的石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碑早在周代就已产生。《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宮必有碑，所以识日景（曩），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庙以石，窆用木。”由于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及特点。因此，要对石刻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系统学习，了解石刻制作的基本方法，同时，还要了解石刻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异同。尽管两者都具有文献特征及存史功能，但无论形式还是作用都有较大差别。一般情况下，石刻主要集中在宫殿、宗社、庙宇、祠堂、风景名胜以及其他民间公共社交场域，礼制、呈现方式、寓意、语言风格等散发出独特的“石刻”文化色彩，因此，在学习中不仅要了解石刻文字、图像所包含的内容，还要了解其支撑体系。在中国，该体系涉及政治制度、职官制度、祭祀制度、科举制度，以及金石学、考古学、年代学、风水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制度，广泛涉猎这些知识，才能打下“观石读史”的基础。

历史学习与研究，主要探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石刻类型可围绕这些关系大致划分，也可以按照历史学科的传统知识构架，大致划分为政治类石刻、经济类石刻、军事类石刻、文化类石刻和综合类石刻等。无论何种类型的石刻，都要重点关注其内容，尤其是那些充分反映地方特色，而且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石刻内容，更要深入学习、研究。诚然，石刻的内容往往比较复杂，类型的划分事实上难有明确的界线，但是，应当意识到，不同类型的石刻，解读的方式、侧重点是不同的。因此，在知识构建方面，要依据各种类型的石刻，学会寻找相关的线索，真正读懂其中的信息。例如，在对商业会馆石刻资料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就要知道农业生产力条件下的墟镇，通常设立在河流的两岸，与会馆同时设立的，往往还有码头（集散货物）、戏台（利用墟期宣传产品）、庙宇（大宗贸易在神灵面前商定，加强诚信）、街道、骑楼、商铺等，每一建筑通常由商人集资修建，有关修筑的经过及捐款的情况都在这些场所立碑为证。可见，会馆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商业系统的核心，与之相关的因素是很多的。因此，要围绕着会馆这一核心，将有关因素联系起来，分别解读碑刻资料，认识才是完整、正确的。再如，西南边疆地区有不少“平蛮碑”，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对这些碑刻，当然可以进行综合解读，但是，若分别从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进行探究，对有关因素的分析就会更具体更深入，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会更客观些。从专业能力结构来看，“观石读史”，既包括“观石”的能力，也包括“读史”的能力。“石”重在“观”，“史”重在“读”。学会科学分类，先立足于在具体的领域进行解读，逐渐积累经验，扩大线索，再进行综合解读，是提高“观石读史”能力的明智选择。知识的构建过程，应遵循这一原则。

石刻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学会“观石读史”，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些资料，促进历史学习和研究，同时，促进现代经济和文化建设。深入挖掘石刻的历史价值，是利用的重要前提，而要进行有效挖掘，一方面要正确掌握石刻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要了解其历史价值形成的过程及意义，此外，还要掌握评价这种价值的标准与方法。当前，要将石刻资源转换为经济和文化建设要素，应从产业链的形成规律以及经济、文化发展基本模式入手。众所周知，所谓产业链就是生产、加工、销售的相关环节。而经济、文化发展模式往往与产业链密切相关。只要将石刻资源成功利用，文化产业链就会逐渐形成，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仍以商业会馆石刻资料为例，目前，许多城镇保存有一些商业会馆及其附属设施。围绕会馆这一核心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可选择多种模式：一是将会馆开辟为文化教育旅游发展模式（如百色的粤东会馆），二是将会馆资源融入步行街的文化休闲模式（如阳朔县西街的江西会馆），三是将会馆资源融入民俗风情区的文化生态旅游模式（如三江县丹洲镇的福建会馆），四是将会馆资源与其附属设施共同组配的宗教体验旅游模式（如梧州粤东会馆天后信仰祭祀活动）等等，这些会馆内的各种石刻，均能有效支撑这些不同模式的产业发展。在“观石读史”过程中，将会馆的石刻资源转换为这些产业的支撑因素，就必须关注这些产业链的不同组合方式，努力使石刻资源在各个环节都能发挥作用，同时，还要从提高利用效率开展研究，例如，站在文化旅游的立场，将会馆里的石刻进行讲解词设计，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其文化内涵，普及历史知识，渗透德育和美育思想，就能大大提升文化品位，增强历史资源的应用性。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利用石刻服务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意识和能力都是比较薄弱的，缺乏务实有效的措施。因此，当前，要提高“观石读史”的质量，不得不根据社会经济转型的新形势和新变化，研究文化产业的需求，在“应用”二字上多下功夫。从理论转向实践应用，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关知识的建构必须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方案上。值得高兴的是，各级政府对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越来越重视，制定了明确的规划，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观石读史”的环境和条件越来越有利。只要善于学习和研究，知识的更新与完善的速度就会不断加快。

“观石读史”需要大量素材。所以，学会收集整理石刻，也是知识构建中不能忽略的内容。传统的拓碑技术现在虽然已不多用，但是，对于一些很重要，字迹、图像却比较模糊的石刻资料，只有利用传统的技术才能拓出来，用于教学与研究，因此，这种技术必须掌握。现代数码技术的普及，使石刻资料的收集整理成为常态，但是，要想做到科学、规范、有效，仍需要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其中，拍摄技术、图像处理技术、文字转换技术以及在网络平台的呈现技术等，更要及时掌握，这样，才能跟上时代潮流，使“观石读史”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要牢固树立石刻是珍贵财富的观念，养成关注、收集石刻资料的习惯。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看到有价值的石刻，都要及时拓下或拍摄，之后抽空进行整理。既然史料是历史教学及研究的基础，具有不同的价值，所以，每掌握一种石刻资料，就等于积累了一份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的财富就会逐渐增多，价值也会逐渐加大。而当这种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创建某一领域的石刻数据库，也就有了基础。这是历史工作者应该树立的财富观和发展观。

三、加强“观石读史”必须改变学习与研究方式

石刻广泛分布在社会不同的场所，要加强“观石读史”的能力，就必须走向田野，深入社会开展调查研究。因为只有不断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石刻，了解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实际需求，进而才能知道如何将石刻资源运用在历史教学与研究中，实现创新，以及如何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开展调查只要科学安排工作时间，持之以恒，一定会取得成效。指向非常明确的石刻调查固然重要，而指向并非明确的石刻，调查研究也不能忽视。要认识到，再普通的石刻都有价值，因为前人把它刻在岩石上，都有一定的原因与用途，都是历史的产物。例如，兴安县城附近古严关口的一些纪事碑，看似简单，其实通过实地调查不难发现，这些石刻既介绍了该关口修筑的历史，还反映了许多社会政治、军事、生活状况，将这些石刻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一部地方史。所以，把创新的立足点放在田野、社会，学习和研究就会形成新的动力和新的追求，工作和时间的矛盾自然就会得到正确处理。更重要的是，创新立足点的转变，会从根本上改变学习与研究方式，促进历史教学与研究新格局的出现。

不同时期的石刻，语言文字和图像设计各具风格，另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撰写的碑文和塑造的形象，也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及其特征。因此，在“观石读史”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研读古文的训练，确保能在语言方面与古人和古代社会的对话没有太大的障碍。许多历史学者反复告诫：掌握语言的能力与实现创新的能力成正比。其中，外语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能面向世界走多远；而古汉语运用能力的大小，决定了面向中国社会能走多深。因此，遇到石刻中的古文，要舍得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识读。不仅如此，石刻的解读除了关注内容外，还要关注书写者、绘制者、倡导者、发布者、镌刻者等，石刻中的地名、人名、事件、现象等，更要进行深入探究。同样一个建筑，政府号召修建与民众自发组织修建，意图就有很大的区别；著名士绅撰写的碑文与平民百姓书写的碑文，所表达的语言与方式截然不同。石刻中出现的一些残缺、残漏现象，并非自然因素所导致，而是人为因素所然。例如，桂林叠彩山上有一块碑刻的内容为康有为在维新运动期间讲学时写下的感言，现在许多字迹被凿掉了。因为戊戌政变发生后，西太后残酷镇压维新派，康有为在桂林活动印迹全部被清除。所以，面对该残碑形成的原因，就要依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寻找答案。可见，石刻文字、图像的解读，必须转变方式，在实践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学习与研究的重点，不是文字、图像本身，而是其蕴藏着的文化内涵及其相关因素。

由此，要进一步明确“观石读史”的基本方法为“非文本解读”。从古到今，人们的阅读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否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资料来开展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专业发展的能力。不同的石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到底如何理解，人们的回答往往不尽相同。这种差异的出现，与是否具备较强的非文本解读能力有着密切关系。非文本研究是本世纪初，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受到高度重视的研究方法之一。它是从功能派理论中引进的研究方法。解读非文本资料的方法很多，有的比较成熟，有的还在探索之中。运用到石刻资料解读中，如下方法值得借鉴：

第一，把石刻资料与其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解读。前面对此已有一些具体论述，从方法论来说，坚持把石刻资料与其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解读，就是要做到石刻的文化信息与环境信息统一，使解读精准、深刻、全面。这种方法，若运用在不同地区相同类型的石刻解读中，效果更好。例如，昭平县黄姚古镇、灵川县大圩古镇、象州县的运江古镇、南宁市的杨美古镇等都有青石板街道，其宽度均大约为2米，人们习惯把这种街称为“扁担街”，挑着担子能自由通行。这一宽度，由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开始兴盛，墟镇相继建立。货物运输主要靠人力。街道宽，通行自然便利，但修建成本较高，造成民众负担过重。街道窄，修建成本低，但是通行困难，影响商业贸易。而2米宽的街道，则是修建的最佳选择。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后，看各墟镇的修建记事碑和捐款碑，从中比较异同，再探究其中的原因，不仅思路大为开阔，而且很容易就能找到学习与研究的创新点，对各古镇在社会经济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自然就容易进行科学的区分。

第二，把石刻资料与文化习俗源流联系起来解读。文化习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读懂其真实寓意，既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可促进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在古代桥梁、庙宇、祠堂、学校等建筑中，常常可以看到体现“马上封侯”“喜上眉梢”“连中三元”“鲤鱼跳龙门”等寓意的石刻，这些石刻既是这些建筑的装饰，也是社会的文化导向符号。理解这种习俗的由来，对石刻用途的认识就比较深刻了。又如，凡是宫殿府式的建筑，两旁道路上的护栏，多有类似祥云的石雕，各石柱的顶端，要么为毛笔状，要么为官帽状。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青云直上”的寓意。在封建社会里，宫殿两旁的台阶只有官员才能走，而护栏的“青云直上”寓意，其实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无形激励，相当于现代的环境教育因素。再如，“寿”字碑通常立于山麓的南面，目的是要契合“寿比南山”的寓意。蝙蝠等石刻出现在祠堂建筑中，所表现的是家族对“福”的追求等。石刻蕴藏着大量的文化习俗，联系这些习俗进行解读，就会感受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脉动。

第三，把石刻资料与文化制度结合起来解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许多文化制度，这些制度对石刻不能不产生影响。例如，唐代的碑刻文字之所以有大量的缺笔现象，就是避讳制度所导致的结果。陵园里的石刻雕像及其数量，主要取决于墓葬制度的规定。将石刻资料与文化制度结合起来解读，就能理解石刻与文化制度存在历史的逻辑关系。

第四，把石刻资料与时代特征联系起来解读。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人的各种行动，往往都打上很深的时代烙印。记载人的活动的石刻，也往往带有这种烙印。例如，兴安县灵渠的劣政碑，一反歌功颂德之旧制，以简明扼要之词斥责县官吕德慎“浮加赋税，冒功累民”，表达了民众心声，为后世为官者之鉴。此碑立于民国五年即1916年，正是民主共和制刚刚确立，民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之际。若当权者违逆民意，阻止劣政碑的竖立，必然会引起公愤。所以，从民国初年的社会形势，才能找到劣政碑保存至今的原因。矗立在桂林市王城独秀峰旁的中山纪念碑有3面，寓意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台阶有5级，寓意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和“五权宪法”；18根柱子环绕碑座，寓意全国人民对中山先生的怀念（当时全国只有18个省）。每个部分都蕴藏着深刻的非文本信息，理解了当时人们的真实意图，该纪念碑的历史价值才能真正被认识。

很早以来，中华民族就注意到石刻文化在存史、教化方面的独特作用，因此，有意识地或自发地设立碑林，集中展示石刻精髓。要加强“观石读史”能力，就必须把探究的目光，由书本转向碑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碑林资料利用网络平台越来越多地向社会进行推送，其中桂林的桂海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都在网站上设立石刻文化学习与研究专栏。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资料库中，也存有大量的石刻资料，供人们进行专业研究。石刻是一本特殊的大书。在现代科学技术支撑下，学会读懂这本大书，对历史工作者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注释：

①白耀天：《<六合坚固大宅颂>、<智城碑>通译》，《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②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czghyjs/201307/ t20130705_214236.html。

［1］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3］毛远明.碑刻文献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千讯（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中国石雕石刻行业发展研究报告［R］.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VF5hDbMbfo Sk4tE4HwqiW_EwpQqA4XYqK9le_5q3dlxuRDkmH7V4Ba8Ir lWp0IVEIgDGGTfk2m35tXzx6Ks19TmBG4nGhP8Th0gmuFos 5m

On Observing the Carved Stone and Studying the History

Tang Li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1，China）

The carved stone is a kind of precious and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The enhancement of observing the carved stone and studying the history，can improve one's specialized ability of history，realize the innovation，protect and develop the cultural heritage，inheri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agre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quirement.Revolving around the ability of observing the carved stone and studying the history，one must develop his new knowledge，explain the related historical information，and contribute its wisdom and wealth to the society.

observing the carved stone and studying the history；the training of specialized ability；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K063

A

1001-7070（2016）05-0001-06

（责任编辑：韦国友）

2016-08-10

唐凌（1955-），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林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