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读兴安界首镇《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

蓝晓飞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析读兴安界首镇《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

蓝晓飞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界首骑楼碑刻以石存史，史学流传。通过对兴安县界首镇《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内容的析读，分析碑刻蕴含的内涵，从中窥探康乾盛世时期界首镇的交通情况、经济发展环境、民众需求、社会力量的运用以及城镇建设与边疆开发状态等，并从中挖掘民间历史文献的独特价值。

界首；碑刻；经济重镇；史料价值

界首是桂北地区较为重要的经济重镇，湘桂航运的必经之地，交通便利。解放前，界首镇分为上界首，属兴安，称界首乡；下界首属全州，称新建乡，由兴、全两县共同管辖，故有界首“乃千家之市，南半属兴安，东半属全州”①之记载，两县以此为界，故名界首。界首不但是桂北地区全州、兴安、灌阳和资源四县的商品集散和贸易地带，也是湘桂两省商品流通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边疆地区通往中原的一条重要通道，有“桂北四县乡镇第一街”“桂北版清明上河图”之称，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目前，界首镇骑楼古街（又名老街）的五通庙内墙尚存一块石碑，名曰《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全文以楷书为主，行书为辅，较为遗憾的是此碑并未提到具体撰碑时间，只能根据碑中“李时沛”（1730年生，1807年卒）一人可判断撰碑时间约为清朝乾嘉时期②。本文以记事碑为主，虽仅500余字，却蕴藏着非常珍贵的历史信息，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史和商业史都具有借鉴价值。在此笔者以碑为鉴，并辅以有关资料，透视康乾盛世时期界首镇的交通和经济发展环境、国力与民力之间的关系以及边疆开发的状况。

一、界首麻泉泣渡桥碑记原文

《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见图1），碑宽约0.68米，高约1.1米③，全文如下：

麻泉泣者，全、兴之要道，往来所必经者也。其源自山曰：以下汇谷山溪，行数十里注于湘江。旧有石梁，因水性不循，故道变为陆地，仅存废址，后人就其形势，架木为桥，聊免濡轨褰裳之病。至春夏之交，雨水骤发，风撼浪漂，即不能以暂立，虽好善有人，随宜修补，或未能坚固无虞，或未能及时完备。薄寒则履霜可畏，异涨则唤渡无人，行者趑趄，过者惆怅。首事海等目击心恻，邀集同人，广为劝募，共劝美举。闻者莫不踊跃，惟是众流归壑之时，深浅不一，或忧厉揭，则于桥宜，若其泛滥横溢，岸阔云奔，其势几与湘流相埒，则又非舟不可，是不得不权其缓急，度其情形，两者兼筹，庶可经久？爰以公捐之项，置买良田，慎其之入，以为经费。舟则舣待，□烦踯躅咏仰，须桥必坚，完不畏枝撑声窸窣，撤桥则舟行，停舟则桥建，因地之宜，随时而就。后之人循是而行之，其为利益岂不远哉！夫好善人之同心也，而能捐其所有以公，于人则往往难之。又况各凭胸臆，或不尽概于众心者乎。今斯举也，经理者不闻逞私见，捐货者不闻有异辞，事在于济人功归于灵，久有为善之心，无沽名之意，庶几哉，可以消吝情，可以厚风俗矣。余故乐为之记，以为积福好善者劝。

敕授文林郎前知江南淮安府盐城县事壬午科两江同考试官李时沛撰

二、碑刻析读

（一）界首交通问题凸显，阻碍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德国人文地理学家F.拉采尔曾指出“交通是城市形成的力”，是连接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重要纽带，可以说，一个地区交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附近城镇商品的交流，还可以促进周围商业的发展。纵观古今，许多实例包括《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捐款修桥的内容都可以证明交通对一个城镇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1 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

这通碑刻开篇即有“全、兴之要道，往来所必经者也”，界首处在全州和兴安的交界地带，也是全州通往兴安的唯一交通要道，更是古时地方作为通往中原的一条道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附近有麻泉“汇谷山溪，行数十里注于湘江”，有江河的地方就可能有水运，水运又是古代较大规模货物运输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界首民众依托湘江运输货物进行商品交流无疑是不二的选择。但“旧有石梁，因水性不循，故道变为陆地，仅存废址，后人就其形势，架木为桥，聊免濡轨褰裳之病”，因水性不循导致河道变为陆地，成为废址，交通不便，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地理环境的变迁易使当地民众患上疾病，虽有后人简单地“架木为桥”，缓解交通一时的压力，但每年“雨水骤发”，桥亦不能坚固完好，威胁人们出行安全。“虽好善有人，随宜修补”，但经过多年风吹雨打，“未能坚固无虞”，出现各种问题，一旦暴雨亲临，洪流奔腾，“唤渡无人”，“行者趑趄，过者惆怅”，极大地影响人们的出行。界首镇修桥并非贸然所需，而是长时段的道路不通所导致，民众出行不便被迫对桥进行小修小补，但都无济于事，最终唤起了众人的力量，“首事海④等目击心恻，邀集同人”，唐仁海和李时沛等人牵头修桥，“广为劝募，共劝美举”，加冕后人。

按理来说，交通是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决定着城镇的兴衰，界首镇作为兴、全两县的交通要道，湘桂贸易的走廊以及边疆地区通往中原的主要通道，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界首镇的商贸业理应繁荣昌盛，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事实令人有些失望。碑文中并没有提到太多的为了当地经济发展而给商业提供任何便利的措施，只能说明当时界首镇还是相对封闭，骑楼古街的存在并不能很好地改善当地经济环境，甚至连保障人们出行的桥和舟都未能及时完备。在本应经济高速发展的康乾盛世时期，却因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力度不足，导致处在西部边疆地区的界首镇相对闭塞，发展受限，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基本的交通建设，给民众的生活出行带来极大的影响。反言之，碑文中提到的交通状况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恰恰证实了当时交通不便成为制约界首镇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聚合，共谋界首交通改善

此碑刻的撰文者，乃李时沛，其何许人也？“敕授文林郎前知江南淮安府盐城县事壬午科两江同考试官”，也就是说，当时募集资金修建桥的主导者是具有官员身份的李时沛。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基层大致是由官吏、乡绅和乡民三个部分组成，而乡绅即为“居乡之士”，是“一群特殊的会读书的人物”⑤，活跃在地方社会中一个十分重要且势力较为强大的社会阶层，而“士绅”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⑥，在清朝时使用最广，故李时沛属于地方较有名望和号召力的“士绅”，被广大乡民所崇拜。明清时期，边疆地区官少民多，伴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增长，社会管理越发困难，因此李时沛一类的士绅阶层在地方管理和影响力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兴安周边县的碑刻民间文献资料中记载，具有官员身份的士绅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事务，如《恭城协天祠碑记》⑦中记载明万历三十六年仲冬月谷旦修建恭城协天祠（今恭城武庙）之缘由始末、官员士绅主持及民众捐资的情况，“监生周刚正助银伍钱”“生员周养正助银壹两”；《龙胜县平等乡广南村“永远碑记”》⑧中记述清嘉庆年间地方第一把手即官员士绅阶层主持修建兴隆桥之缘由、经过及捐资情形，“地方为首人等募化善男信女，俾作阴功，广修福田，各捐货分”；《临桂县六塘镇周公山村“重建济湘桥记”》⑨中的济湘桥（原名灌桥），始建于明成化五年即公元1469年，清嘉庆十九年即公元1814年重建，属于地方官员士绅倡导，民众出力修建的桥；《灵川县大圩镇上桥村“修改通省大路捐资碑记”》⑩中记述官员士绅组织灵川县大圩镇上桥村修建通省大道及部分村庄民众捐资情况，“前清举人·江西新昌县知县·李毓崧撰”“前清廩贡生·熊赞元敬书”；《灵川县大圩镇上桥村关帝庙“创建合江关龙桥勒捐资名碑”》（11）现存灵川县大圩镇上桥村关帝庙内墙，碑文记录创建上桥关龙桥时官员和民众的捐资情况，“特授山东曹州府知城武县录县事·议叙加三级·记录四次·李若杏捐钱十千文”等等，以上种种例子足以说明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首事海等目击心恻，邀集同人，广为劝募”，同样，界首镇捐款修桥这一公共事务由李时沛等这一类社会阶层群体牵头动员，“共劝美举”，立碑扬善，“闻者莫不踊跃”，积极响应。

为何地方士绅能够呼吁带动广大乡民纷纷捐款出力建桥？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社会需求。康乾盛世时期，中央、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都在快速增长，而边疆地区官员较少，乡民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非常困难，只能依靠士绅和家族长老在地方社会的权威才能带动和治理。而士绅地位贴近基层社会，地方势力强大，是沟通官民的中介与桥梁，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社会威望和号召力，在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稳定运行中充当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士绅本身乐忠于交通、教育、治安、慈善等公共事务，交通是与民生最为密切和需要的事业，特别是在自然灾难肆虐过后，交通的完善成为一种社会公共责任，当属社会所需，士绅顺应民意，带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款修桥，“捐货者不闻有异辞”，“夫好善人之同心也，而能捐其所有以公，于人则往往难之。又况各凭胸臆，或不尽概于众心者乎”。再者，地方士绅属有识之士，其社会地位和品行颇受乡民尊敬，“今斯举也，经理者不闻逞私见”，在捐款修桥过程中未见为了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的现象，深得民众信任，“可以消吝情，可以厚风俗矣”。社会需要公正廉洁、不徇私舞弊的士绅来推动地方公共事业的发展，聚合社会力量，弘扬社会善行，“以为积福好善者劝”，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二，民众需求。边疆地区的自然和社会条件都远不及内地，本是“全、兴之要道，往来所必经”之地，却因洪水无渡，“行者趑趄，过者惆怅”，交通不便，故界首当地民众急需建桥修舟方便过者往来。建设桥梁需有大量资金支持，而政府资助往往有限，只能依靠具有社会威望的李时沛这一类士绅阶层群体牵头带动。为更好地聚合民间力量，士绅阶层立碑扬善，加之界首民众历来乐善好施，此举迅速地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捐款修桥的行列之中。当然，“捐货者不闻有异辞”，民众积极参与，慷慨解囊，以自己微薄之力捐款捐物捐力，毫无怨言，“事在于济人功归于灵，久有为善之心，无沽名之意，庶几哉，可以消吝情，可以厚风俗矣”，这是社会聚合善行力量的体现，而这种民间力量的出现，除了民心所向之外，还取决于康乾盛世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同时当地交通环境的改善能促进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民众经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体现康乾盛世时期国力与民力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它的影响。

（三）新交通网促进商业墟镇繁荣

界首骑楼古街（1934年11月后又称红军街，见图2），是广西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骑楼古街之一，其位于湘江（界首段）西岸，路基宽度约为4.9米，路面结构均由青石板铺制而成，总长约1000米，共200余间骑楼商铺，上千个廊柱沿湘江“一”字排开，“摩肩杂沓互追踪，曲直长廊路路通”，骑楼的长廊将整条街连成一片，有共同的通道，坊间在上，市铺在下，建筑风格各异。其特有的排水系统暗藏在红砖廊柱的排水陶管里，暴雨亲临，排水系统自动将雨水分流而下排入湘江，“绝好出门无碍雨，不须登履学坡翁”，商贾行人出行免于雨水淋湿，便于民众交易，盛极一时。骑楼古街曾分有五排、四排、青龙、黄龙、红龙五条街，其中五排聚集的是挑夫、打铁、杀猪之类的劳动者；四排有豆腐坊、松烛坊、裁缝铺、药铺等手工作坊，青龙、黄龙、红龙三条街有湖南、江西等会馆及“裕昌隆”“公信行”“志源祥”等老商号，主要从事商贸交易，“人口汇聚，商贾云集，烟火稠密，繁荣昌盛”就是其真实写照，这些无疑都反映了当时界首镇相对开放的市场环境。目前，许多骑楼上依然能看到当年一些著名商号的标志以及布满岁月痕迹的雕花门窗，虽然这些老建筑历经沧桑、几易其主，但无一不在印证着界首百年来的繁荣印记，保存了一段珍贵的商业记忆。

图2 保存完好的界首骑楼古街

骑楼古街沿湘江而建，短短1000米的距离就有9个面积大小不一的古码头，最大的约为60平方米（见图3），功能齐全，可见当时乘船来此贸易的人流量之大，湘江运输能力之强，界首镇的商业地位之重。据笔者采访，界首处在全州、兴安、灌阳和资源四县的交界地带，同时也是湘桂的走廊，昔日周边民众挑着货物翻山越岭到此进行商品交流，而湘江通桂江及长江，更有湖南等外地商人民众乘船沿湘江而下到此贸易，骑楼古街9个码头成了界首对外贸易的一大出口。如今，站在码头边俨然可以看到纤夫繁忙的身影，他们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臂膀，不顾汗水模糊了双眼，为了生活辛苦忙碌，这都是骑楼古街曾经繁荣的历史见证。

图3 骑楼古街最大的码头

曾经，界首是盛极一时的商业经济重镇，可《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中的内容并未提到任何措施给界首商业提供一丝便利，可随着社会各界捐款修建桥梁工程的完成，便利的交通环境更有利于民众往来行商，界首墟镇的骑楼商业街逐渐兴旺起来。而商业的兴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使得界首墟镇也获得了更快的发展，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相辅相成。可以说，桥梁的建成对界首墟镇的经济建设、商品交换和城镇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造就了一个新的商业墟镇。那么，除了桥梁的落成这一直接因素促使处在边疆地区的界首墟镇迎来了商品集散贸易和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还有其他哪些因素？笔者认为，首先，是当时处于康乾盛世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力聚合，国家实施西南边疆经济开发政策，一时间边疆开发热潮不断涌现，中央和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强，实行惠商政策更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城乡经济的繁荣。其次，当时广西处在西南边疆地区，地广人稀，此时移民运动兴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大批外省客商和移民入桂，其中就有湘籍和赣籍的客商驻留湖南会馆和江西会馆并进行商业贸易，这不仅充盈了当地的人口数量，而且扩大了墟镇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最后，人口的增加必然促使骑楼古街周围的街道、桥梁、码头、公路和商铺等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起来，这恰恰给墟镇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公共设施基础。清朝乾嘉时期后，界首墟镇逐步成为桂北边疆地区的重要商埠，桂北四县民众在此进行商品交换，湘桂两省的主要货物由此中转集散，借道湘江转运他处。此时界首墟镇的商贸呈鼎盛之势，成为广西较为繁荣的商业市镇之一，在商业贸易交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透视点。

三、民间历史文献的独特价值

民间历史文献是指直接产生并保存在民间的文献，是民众生活的记录，更能从细节处真实地反映民众历史原貌，其产生是一个漫长及复杂的过程且具有不可替代性。近年来，散存于民间的历史文献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碑刻民间文献资料，其存史的方式更为特别与“原生态”，史学功能和价值已超乎其学术价值，呈现给后人的是那片良辰美景的精髓，以“国宝”誉之毫不为过。

（一）补史之阙，完善新志

碑刻，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独特的民间历史文献。治史的依据在于史料，古有“川渠有时而改流，城郭有时而徙置，故籍有时而散逸，其可以永久而不易毁者庶几？其金石乎”（12）的认识，说明古人对于碑刻具有强烈“历史记忆”的认同。与其他史料作比，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详细地记录了底层社会运行的基本细节，如记载了界首捐款修建桥梁的原因和聚合社会力量弘扬善行的历史，并得以长期安全地保存下来。多年来，学术界不遗余力地对民间碑刻历史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和解读，从碑文中挖掘出一些不被注意的生动精微细节资料，尽力使更多的民间碑刻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以丰满历史记忆，更是一种“重回历史现场”的过程，唤醒沉睡的历史。同时以小见大，努力弥补官方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被称作是正史之外对历史的叙述，即“补史之阙”。由于界首骑楼古街在解放后至今已逐步丧失它的原始的社会经济功能，民众捐款修建的桥也被其他桥梁公路所取代，因而，在兴安县以往的官方典籍文献中很难找到关于士绅带领大家捐款修桥、弘扬善行的历史记载，最多只能从一些考察访问中找到只言片语的资料，而整个事件的缘起经过全都纪录在《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这一民间文献中，以小见大，从小事件小历史反映出当时界首社会宏观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而认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力量对捐款修桥的巨大作用，体现民众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甚至更多的生活细节。如李时沛等士绅阶层倡导民众捐款修桥，“闻者莫不踊跃”，倘若当时民众自身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谁还会有余钱去捐款呢？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当时界首镇虽然相对封闭，但是民众自给自足的能力还是有的，再者也从侧面突出了界首民众“乐善好施”的品质。官方史料的不足，对界首捐款修桥、弘扬善行这一史实的记录难免存在缺记、误记或浅记，而碑刻民间文献资料恰好可以弥补这些缺憾与不足，填补宏观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空洞”，再现界首当时社会捐款修桥的来龙去脉，同时骑楼古街商业的变化发展历程也会具体生动起来。而民间文献开发与利用的有效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志书的质量（13），这类资料的价值多出现在地方文化研究类的丛书中，这不是“碎化”和切片式的历史，而是在重视这些珍贵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更注重碑刻民间文献资料的运用，实现对界首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史整体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史学工作者如能充分利用这些碑刻民间文献资料，将会使新志增添许多新的内容。

（二）以石存史，文化传承，教化社会

在碑刻民间文献资料中，蕴藏着一个国家和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广泛而翔实地记录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细节处还原面貌，看到中国基层社会的历史。《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的篆刻时间约为清朝乾嘉时期，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碑刻上的字迹依旧清晰流畅，丹刻精美，从史学理论角度看，碑刻能保存这么长时间而不被损坏，说明“以石存史”这种特殊的存史方式使得这段历史记忆被很好地保存下来，最大限度地还原界首当地民族生存发展史、经济发展和民风淳朴的情况，成为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碑刻民间文献资料存世数量较大，且其存史方式更为“原生态”，刻在石碑上的字难以修改删节，使得彼时彼刻最底层社会生活的面貌被一一记录下来。较于谱牒、文书等民间文献资料，未经过粉饰和删节的碑刻文献资料，它记载的历史过程更原始、丰富、具体和生动，其学科价值不容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入提供重要的支撑。石碑笨拙厚重，且碑上的文献资料字数仅有500余字，边缘和底部的文字因年代久远风化和人为因素导致部分字体模糊不清，不能传递丰富多彩的海量信息，更不能提供经世致用、高深莫测的学问，但是它朴实无华、真实可靠，记载的信息带给后人思想上的冲击远比历史教科书苍白无力的介绍更显得鲜活、生动和详细。界首镇民众捐款修桥，官民合力，为建设美丽家园奉献自己绵薄之力。为何如此？其缘由不过“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本性彰显，而这种本性无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碑刻资料民间文献的史学功能和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学术领域，成为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真实记载和民间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后人现实生活和选择做出积极的引导，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导向作用。

图4 已被废弃的五通庙

《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现存骑楼古街的五通庙内墙（目前五通庙处在修复状态，图4），为何此碑能立于庙宇神堂内并能长久完好地保存下来？“朝廷有社稷，黎庶有神堂”（14），通常庙宇神堂是用来供奉神灵的公共场所，是整个村子最为神圣的地方，往来者居多，立碑于此是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对社会起着告知、提醒与警示的作用。碑文中提倡“弘扬善举”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希望这种美德被民众铭记于心，以垂永久，这是利用神灵的力量对道德风气进行的一种昭示，是民众的一种民间信仰及社会生活的另类表达方式，是当地民众进行自我教育的生动课本，更是教化社会的有力武器，对我国未来特别是广西的未来研究基层的社会史、经济史和史学史都有巨大帮助。

四、结语

碑刻是民间习惯的一种历史表达，《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碑》中详细记述了此次捐款修建桥梁的缘由经过，从中可以看到，交通不畅一直是界首镇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官民对此怨声载道，修桥已然是众望所归，而立此碑的目的在于“弘善行、消吝情、厚风俗”。桥修建后，界首镇的交通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利用好这地缘优势，发挥其商品集散和贸易的中转功能，带动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商业经济繁荣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透视点。除此之外，界首镇商贾民众往来商贸，与外界商贾民众的经济文化交流愈发频繁，这不仅促进各民族感情的升温，更推进了地方民族经济融合的建设。

注释：

①（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②兴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安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656.

③均为笔者在2016年6月24日实地调研所得.

④即唐仁海，会首，见于《设立桥渡两岸鼎新行人方便过者欢欣聚善踊跃捐助碑》，现立于界首骑楼古街五通庙内，高1.1米，宽2.72米，楷体.

⑤费孝通，惠海鸣译.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1.

⑥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⑦此碑为2015年11月笔者实地调查所得.

⑧唐凌，熊昌锟.广西商业会馆系统碑刻资料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86.

⑨同⑧：280.

⑩同⑧：228.

（11）同⑧：223.

（12）胡德琳.东昌府志（卷22）.金石［M］.清乾隆四十年刻本，1777.

（13）唐凌.民间历史文献在地方志编写中的开发利用——以商业会馆资料为例［J］.广西地方志，2015（5）.

（14）同⑧：264.Analysis of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Tablet for Building the Bridge at Jieshou Town，Xing'an County

Lan Xiaofei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1，China）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tablet for building the Bridge at Jieshou Town，Xing'an County，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transportation situation，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the people's demand，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trength as well as the town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areas at Jieshou Town in its prosperous times，and excavates the unique value in the folk historical document.

Jieshou；inscriptions；important town in economy；the val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K29

A

1001-7070（2016）05-0011-05

（责任编辑：韦国友）

2016-08-23

蓝晓飞（1991-），女（壮族），广西河池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西地方史、区域民族经济等。